穆良平，姬振天

(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成都 611130)

中国抢占智能经济发展先机的战略要素及重点领域

穆良平，姬振天

(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成都 611130)

在全球以大数据为主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产业革命交汇时期，智能经济结合了人工智能的最新科学技术以及互联网等新型交易模式，必将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新焦点。我国应顺时抓住机遇，大力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金融等智能经济的重点领域，并充分利用大数据等信息供应链以及人工智能科研平台和团队等核心战略要素，积极布局智能经济试点区以及发展联盟，在全球发展浪潮中打造“中国智造”“智慧中国”等标志，以此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

智能经济；战略要素；智慧城市；人工智能

一、引言

2016年，谷歌人工智能团队创造的阿尔法围棋(AlphaGo)打败了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使得人工智能及智能化迅速成为舆论的风口以及学术与实务界研究和开发的重点目标。因此，也有人将2016年称为人工智能的元年。随着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大范围覆盖，2017年将进一步实现人工智能的大爆发。在此种背景下，智能手机、智能家居、智能可穿戴设备等智能制造得到了迅速发展，且机器人等替代传统劳动力的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快速起步和发展，这均使得未来全球经济将向智能经济为核心的经济模式发展。“智能经济”已成为全球各国争先引领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为最大化地享受人工智能这一“饕餮盛宴”，全球各国纷纷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本国人工智能及智能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及政策规定。例如，美国不仅决定2017年投资120亿—150亿美元的研发预算，还及时发布了相关技术应用的制度和政策支撑(2016年10月，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了题为《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和《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规划》)。在国家重要报告的支持下，微软、苹果、脸书和英特尔等巨头纷纷加入“人工智能优先”战略，同时美国还将“智慧地球”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旨在进一步引领人工智能和智能经济的应用与研发。相较于美国，其他国家也不甘落后，英国在国家层面提出了数字国家的框架建设，日本也连续发布了“U-JAPAN”等长远国家人工智能战略规划[1]。

在过去的三次产业革命中，我国均没及时参与到全球进程中，以至于我国在诸多方面落后于欧美国家几十年。当前，在全球各国争夺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大幅建设人工智能公司和创新智能应用的发展黄金期，以及在全球面临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难题的背景下，我国必须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和应对人工智能及智能经济的到来。目前，我国也相应地提出了“制造强国”以及“中国制造2025”等以体现我国产业经济智能化和创新化的国家战略目标。在国家战略下，全国多个地区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建设智能经济发展示范区，不断优化政策服务和要素保障体系，努力培育创新转型发展的新动能，创造出诸如“智慧北京”“宁波智造”“成都人工智能试验点”等典型试点及案例[2]。

目前，人工智能经济只能称之为崭露头角，但从银行的智能客服到机器人参与国际赛事等都已足见人工智能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因此，在全球各国积极网罗顶端人才、加大投资力度的形式下，我国如何在相应领域发力，并聚合相关战略要素对我国参与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程度至关重要。

二、21世纪智能经济的发展先机

“人工智能”并不是一个全新的产物，早在20世纪50年代科学技术革新浪潮中，科学家就已研究、开发出模拟、拓展人类智能的相关技术、理论及应用。之后，由于人工智能应用的广泛性及其巨大的研究开发潜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投入人工智能的研究中。20世纪90年代后，人工智能发展迅速，不但在计算机硬件、运行速度、存储量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而且不断与大数据、互联网等领域结合，产生了覆盖社会经济全领域的智能化效果。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现代高技术领域的核心部分之一。未来随着人工智能领域中模糊处理、神经网络和机器情感等技术方面的进一步发展，人工智能必将大规模、广范围地影响经济发展形态，实现爆发性扩张和发展。

智能经济的出现紧紧依托人工智能的发展，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随着人类知识的拓展以及信息网络的出现，逐渐出现了利用技术替代人类劳动和传统资源的模式。因此，“智能经济”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紧密相连，也有不少学者将其等同。本文借鉴朱厚泽(1998)、赵珀璋(1998)等学者的观点，认为“智能经济”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并不完全等同。具体而言，“知识经济”是指以不断创新的知识为基础，并加以利用构建创造性应用为核心而发展起来的经济模式，而智能经济开发利用的资源包括知识资源在内的多种资源，旨在提高人们分析、处理、控制的能力等，合理分配和利用资源，以产生最合理化的经济效益。相对而言，智能经济的提法更适用于各行各业，且过分强调知识经济，容易引起高科技经济的泡沫现象。相应地，信息经济的提法也不如智能经济，但无可否认的是，智能经济必须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前提，但不同于信息经济的是，智能经济的概念更广泛，不仅局限于信息技术领域，还可以与各个领域产生化学反应，提高原有行业的供给效率和质量。

目前，智能经济仅作为后工业经济时代的替代概念被提出，并未呈现出其最终状态。智能经济在全球的发展仅是刚刚开始，将呈现出不断演进和提升的态势，但我们仍可以总结当前智能经济的主要特征，具体如下。

(一)智能经济以人类智力为核心，以高知识附加值为产出

智能经济是相对于体能经济而言的，区别于传统模式中依赖劳动力和体力创造的劳动密集型、简单重复性的经济运行模式，智能经济主要通过利用人类智力、借助机器人等人工智能设备，充分发挥体力与知识的结合，产出高知识附加值和高知识密度的产品或服务。因此，传统体能经济是将人看作成本，而智能经济是把人看作资本，通过智能技术将知识转化为资本并转化为生产力。另外，传统体能经济主要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为基础，而智能经济主要以可复制、再生、重复使用的信息资源为核心。因此，传统体能经济更注重的是有形资产，而智能经济下，有形资产与智力等无形资产有效结合，相互转换，从而实现协同效应最大化。智能经济无论是从形态、范围及要素相互协助关系来看，均是传统依靠劳动力体力的经济模式的升级，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必然会略胜一筹。

(二)智能经济更容易实现规模化、集体化、个性化的经济产出

智能经济对传统体能经济的晋级，不仅体现为人工智能解放了传统劳动力，能实现经济发展的规模化和集体化，而且智能经济还能高效地实现个性化的经济产出，使得消费模式从“生产什么就消费什么”到“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的转变。这使得竞争从生产要素向客户市场转变，且传统以成本竞争和价格竞争为主的恶性竞争模式逐步向弱化同业竞争、强化联合和创新的模式发展转变。因此，智能经济打破了传统体能经济的局域性以及分散性和大众化弊端。在智能经济模式下，更容易实现规模化、集体化、个性化的经济产出，且由于智能经济以互联网、智能技术等为基础，凡是能运用智能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领域都会成为智能经济的组成部分，服务于社会经济等领域。

(三)智能经济不具有排他性，更容易促进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和转化

传统经济模式依赖于自然资源等实体经济投入，而智能经济主要以发明和创新为基础，主要的投入是知识和信息等无形资源。智能经济在某一领域一旦形成，便会迅速被其他领域采用，是一种知识密集型、智慧型的新经济形式。不同于传统的土地和矿藏等资源，不断创新的知识和信息不具备唯一性和排他性，因此，智能经济中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和转化速度极快，一项技术创新后便会迅速取代旧的，以占领市场。另外，智能经济更容易促进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和转化也有智能经济融合能力强的因素作用。传统体能经济中的要素难以被替代或替代成本较高，而智能经济是智能技术与各种经济要素的融合，可以说，只要有技术发展的足够支撑，智能经济就能通过融合将技术实体化，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互联互通和兼容发展，并促进多种技术的集成应用和多个领域的跨界创新。

三、中国构建智能经济的战略要素及布局

随着全球经济及产业科技创新变革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我国必须积极主动把握经济发展主脉，迎合创新与变革。为高效构建智能经济发展，我国应积极把握和布局一些重要的战略要素，聚合核心资源。

(一)加强信息供应链的发展和完善

信息和知识仍是智能经济的核心要素，通过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与现代制造业等领域的集合，以释放出传统行业领域前所未有的能量。因此，信息供应链的发展是各国发展智能经济争夺的关键。目前，各大主要发达国家均已制定了相关智能技术发展的国家战略，旨在抢先在新出现的技术和空间领域构建先导性优势，从而持续保持其世界领先的文明优势。我国要抢占智能经济的先机，必然要大力发展和完善信息供应链的相关环节。

为此，我国主要在以下方面进行战略部署：首先，我国提出的“互联网+”行动计划，是对信息领域智能化最好的指导和认可。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应充分发挥互联网的创新驱动作用，重点建设互联网+创业创新、互联网+协同制造、互联网+现代农业、互联网+智慧能源、互联网+普惠金融、互联网+益民服务、互联网+高效物流、互联网+电子商务、互联网+便捷交通、互联网+绿色生态、互联网+人工智能十一大发展领域。其中就包含了人工智能，旨在依托互联网平台提供人工智能公共创新服务，并加快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突破，促进人工智能在诸多领域的推广应用。其次，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出的机器人革命，将为智能系统和智能经济的发展提供诸多应用经验。机器人革命或将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切入点，被称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国家科技创新和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杆。在习近平主席的指示下，我国机器人制造商和国家相关部门正积极布局，未来我国或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机器人市场，这必然为下一阶段我国的技术和制造能力升级提供发展思路。

(二)聚合和创新智能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

除了发展智能经济依托的技术以外，另外一条重要路径就是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做大做强智能经济。目前，全球都在进行产业升级和回归制造业，我国就产业调整和国有企业发展等内容的改革进程从未停止过。过去，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人口红利，大量依靠体能劳动的农业和工业占比居高。近几年，我国正逐步缓解这一问题，不仅提出工业物联网、工业大数据等推动工业转型升级的策略，还在全年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改革路径，旨在实现经济供给侧的整体性改革。我国在基础产业调整和行业改革中，就已注重增加智能运作的成本，充分利用知识和信息技术，将人工智能与其他行业和产业的成果进一步嫁接、渗透、组合和创新。

(三)搭建和培养智能经济所需的平台和人员

智能经济的发展必须由国家牵头，聚合高端人才，并建立多研发平台，多主体产业和领域参与，以及国家制度和新机制支撑的总体格局。智能经济的起步期必须构建一支基础厚实、结构合理、实力突出的人才梯队，引进或创建一批市场前景好、带动性强的智能经济项目。目前，我国已选取宁波、成都等地作为人工智能经济的实验点，利用全国的信息技术应用研究院以及智能制造产业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建设了多个智能经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和技术中心，以推动智能经济的发展。另外，全国多个地区和城市已建立了智能经济集聚区，机器人小镇、智能装备小镇、智能汽车小镇等智能经济特色小镇，众创空间以及孵化器等智能经济新空间。另外，国家也相应地推动了管理体制和人才机制的配套设施，建设了“3315计划”“领军拔尖人才培养”等重大工程，引进一批智能经济高层次人才和团队。举办了多次国内外智能经济发展交流大会，如2015年深圳举办的“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智能系统：城市、信息与机器人”以及2016年第11届宁波人才科技周期间的国家智能制造宁波论坛，从而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智能制造行业顶尖专家、学者与企业家创新集聚[3]。

四、中国构建智能经济的重点领域及应用

人工智能是一个跨学科概念，其并非局限于任何一个行业，而是可以与各个行业产生化学反应。目前，人工智能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在某些程度上解放了传统劳动力，并极大地便利了人类日常生活。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目前全球的人工智能开发及应用仍属于初级阶段。美国在近几年提出其人工智能发展的三大领域分别是：其一，促进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经济发展；其二，改善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与生活质量；其三，增强国家和国土安全。本文结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重点分析我国目前正在着手构建或试点的利用人工智能发展经济的重点领域[4]。

(一)传统制造业：智能制造

制造业既是我国工业发展的重头戏，也是与人工智能最容易擦出火花的领域。以往的传统制造业发展主要依靠人口红利，依靠廉价劳动力获得营收，但近几年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且新生代劳动力返乡潮等致使大规模劳动力锐减，使得传统制造业的成本急剧上升，智能经济下智能化的经营生产模式无疑是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创新发展的福音。智能经济的运作对象是可以无限使用和无限复制的信息资源。智能经济下，制造业必须与以数字化、网络化为特征的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相结合，无论是汽车、轮船以及航空航天等高端化产业制造，还是纺织等日常产业制造，人工智能均能参与到整个生产的链条中，以实现数据资源共享、信息服务畅通的智能化运营模式。我国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要求制造业到2025年迈向制造强国队列，并规划了促进制造业发展的五大工程，其中便有智能制造工程。具体而言，我国要紧锣密鼓地构建关键工序智能化、关键岗位机器人化的智能化工厂或数字化车间，并搭配智能化管理及智能化服务，以及构建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和信息安全保障系统。在政策的指导下，目前制造业中利用智能技术的领域和产品已不胜枚举。本文简单介绍几个目前中国成功案例：一是“智能车灯”，能改善人对环境感知的新型车载大灯的前沿技术，可以通过镜片效应的芯片解决远光灯盲区和下雨等天气阻碍视线的情况，甚至可以通过计算机视觉程序实现无人驾驶。二是“智能设备系统”，例如，中联重科将混凝土泵车、挖掘机等产品和设备构建在同一系统数据库中，产品设备的工作时间、运行轨迹、性能等各项数据随时更新汇集，良好地实现了数据共享和资源的合理安排。此外，制造业的智能化还可通过与互联网企业或智能终端产品研发企业相合作，以应用需求为指引，加强产品智能化协同创新研发和知识、信息集成，这需要大力发展机器人产业。目前，我国的工业机器人发展还相对落后，部分核心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因此，为促进制造业进一步智能化发展，工业机器人，尤其是人机协作、全自主编程的智能工业机器人的发展非常重要。

(二)基础设施领域：智慧城市

智能制造作为智能经济发展的核心固然重要，但以此为基础的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能建筑、智能公共服务等构成的智能化城市建设也应是国家建设的重点目标。2014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我国要积极推进智能经济发展的代表城市，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的新理念和新模式，从而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目前，国内已成功试点了多个智能装备、智能产品研发生产基地和新经济发展规范的智能化城市，如宁波等。智慧城市涉及城市生活服务、城市管理、城市规划等诸多方面，本文就我国发展较为成功的几个领域予以举例[5]。

首先，智能客服为代表的公共服务智能化正在兴起。目前，在银行、医院等公共服务组织中，一种智能客户服务系统正在兴起，如AiKF在线客户服务系统等。具体而言，目前国内各大型银行纷纷开启智能机器人客服模式，顾客可以在线上通过登录银行官方网站的在线客服等Web页面和智能机器人对话，可以全天候办理电子银行、信用卡和个人金融业务的咨询及业务办理。类似于银行，医院等也已开启线上线下智能机器人客服的挂号、病情咨询等服务新模式，从而大量地解放了人工客服。此外，智能化的公共服务还有数字及智能图书馆(如可以把《红楼梦》里描述烧菜的章节自动形成红楼菜谱，并自动链接相关烹调方法和相关农业知识以及医学养生知识等书籍或数据)，智能就医系统(如可以通过医保卡系统采集的数据实现流行病预测)，智能污染监控(建立城市污染源感知网络，可以及时发现污染源)等。

其次，解决交通拥堵的智能交通系统正在建立。城市交通状况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方面，由于外来人口众多以及城市发展需求，交通拥堵一直是困扰各大一线城市发展的重要问题。以往，上海等地出台“外地车牌高峰时间不能进出市区、不能上高架”等规定，但这样的规定经常引起民愤。在这种情况下，智能交通在北京和广州等地均开始了试点。以广州为例，近期广州市政府采用大数据分析对城市每天不同检测系统采集的交通数据进行分析，将广州市交通车辆分为四类：一是虽为外地车牌但只在本地使用；二是晚上开车回来，白天开车离开的候鸟型；三是偶发过境的外地车辆；四是常发过境的外地车辆。通过数据分析，广州市政府发现，仅有1.3%的外地车辆(约5万辆)属于第一类外地车牌只在本地使用，仅通过限制外地车牌不仅不能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反而还会引起民众不满，于是广州根据不同类型车辆进行不同的交通管理。但是，目前智能交通成功的案例并不多，例如北京天通苑的交通问题，虽然也利用大数据进行计算如何实施错高峰上班或调整交通线路布局等，但目前仍未解决这一难题。

总体来看，智慧城市的发展需要大数据传感器网络、大数据中心等技术的支持。例如，城市每天有无数个摄像头会记录下无数的数据，如何利用这些海量数据将是未来智能城市发展的重要方面。当然智能城市的发展还需要依赖政府的决策，未来智慧城市的建设还需要国家以及各地政府的大力推进和严格把关。

(三)金融领域：人工智能金融创新变革

渗透力极强的人工智能的出现也为金融行业带来了经营和服务模式的变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各创业公司对人工智能巨额的研发资金投入，未来财富、货币以及价值观点等概念都将被重新审视和定义。目前来看，人工智能已经带动了金融行业的变革，其不仅为金融机构的客户提供服务和为员工提供技术支持，还通过支付生态系统的改革，逐步发展出来“对话商务”模式，即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系统，了解客户过去的购买系统并进行引导消费。此外，人工智能甚至可以通过机器人顾问帮助客户选择最佳投资组合，以获得最优收益，届时，大量的高薪职业者，如证券分析师等将大量失业。由于金融业属于国家重点监管的领域，金融业与人工智能的交融合作还需谨慎，目前中国人寿与百度正在寻求合作，以期创新一些基础金融工作，如线下无人化和自动化等。

(四)农业智能化：智能经济大棚

人工智能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和创新，使得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产生了巨大变化。例如，湖南益阳等地开始试验智能经济大棚，充分利用物联网技术，搭建了带有自动开合的遮阳设备、淋水通风装置、视频装备和温度和湿度控制系统等智能化技术的农业大棚。大棚只需要个别操作员通过手机、电脑对系统进行不同需求的操控，即可实现温度、湿度的控制以及自动育秧、智能喷滴灌、智能收割等不同内容。农业人工智能的应用不但改变了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而且使得农业种植更加精细化，产量和效率大大提升。目前全国智能经济大棚仍处于试点阶段，只有个别地区开始投入使用。由于该种农业发展模式需要技术和资金的支持，未来大规模地发展新型智能化农业模式，还需各地政府的支持、企业等各种资本的投入，以及对传统农民的培训等，才能不断促进创收和增收。

五、中国抢占智能经济发展先机的建议

我国过去长期以来依靠人口红利，对于技术创新的红利还未真正进入，因此，大力发展智能经济已是时不我待。我国为积极抢占智能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应努力创建有利于其发展的创新环境，将人工智能作为突出核心优势培养，聚焦战略资源。

(一)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步伐，建立智能经济的产业化保障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我国“十三五”时期深化改革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也是人工智能与基础产业结合发展的必然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并在此基础上加大创新力度，以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人工智能大范围应用的产业基础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利用，有利于将海量数据资源中的价值进行挖掘、利用和转化，从而创新出人工智能新产品[6]。另外，人工智能技术融入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表现在利用数据信息充分反映市场的供需变化，从而总结规律和预测未来发展变化趋势，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要求下，企业和公共组织会主动寻求与人工智能的结合，以高效地完成供给侧结构性转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智能经济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减少了无效和低端供给，加快了产业间的整合速度和能力，同时也改善了企业组织内部治理模式和组织管理方式，这些均将作为牵引作用为智能经济的顺利实施打下基础。

(二)加快建设智能经济发展示范区，组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创新联盟

2016年是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大力发展的一年，近150家企业共获得20多亿美元的投资，由此可见，人工智能产业的热度，但市场热并不代表相关技术和产品成熟。目前，我国国内并没有形成关于人工智能及其细分领域的完善的商业模式。因此，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应积极加强智能经济发展示范区的建设，并促进人工智能产学研同步发展，鼓励企业组织与科研机构合作，组建人工智能产业创新联盟，如孵化小镇等，以提高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融合能力等。目前，如宁波地区已进入全市多个智能经济发展示范产业和示范区齐头并进的局面，但其他省市仍进度缓慢。未来我国发展智能经济，应进一步由政府牵头，建设一批熟悉人工智能技术，并能保障整个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的人力资本队伍和科研平台，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人工智能领域产品企业、应用企业、投资机构、高校、科研院所等主流力量构成的人工智能发展联盟，以使人工智能经济发展模式化[7]。

(三)最小化负面效应，建立完善和严格的风险控制和惩罚机制

任何新生事物在大放异彩的同时，也必然存在安全隐患。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各行各业的新机遇，但也必须同时明白经济发展智能化以及智能机器人并不具备伦理道德、法律的判断。生产和销售智能机器人以及发展智能经济的产业主体也会受利益驱使，而忽略人工智能带来的安全和责任等负面效应。因此，在智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必须建立完善和严格的风险控制系统和处罚机制，以及相应产业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甚至修订法律，以解决人工智能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建立符合社会道德和伦理的人工智能产品和人工智能架构，明确权利和责任机制，确保智能化经济发展的公平性、透明度和信任度。增强可验证与可确认性，实现长期的人工智能安全和优化，使得人工智能的负面效应最小化。具体而言，国家应致力于开发人工智能经济发展所需的公共数据库和法律环境，开放符合公共利益的人工智能培训和测试资源，鼓励、保护并监督商业目的的人工智能产品研发，制定相关评估人工智能技术的标准和基准。

六、结语

以科技和知识为依托，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智能经济，或许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继蒸汽机、电气化和信息化之后的第四次产业和科技革命[8]。目前，智能经济的形态已初露锋芒，未来将进一步与新产业和新技术相融合，呈现出集群化、爆发式的增长。智能经济必将在未来影响社会生产，影响经济各行各业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国在前三次产业和科技革命中，已落后世界几十年的水平，面对人工智能经济发展的机遇，我国必须积极部署相关要素和产业领域，以抢占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1] 叶纯青.人工智能与金融服务的演变[J].金融科技时代,2017,(1):92-93.

[2] 余机镇.余姚智能机器人小镇:打造宁波智能经济示范区的起爆点和主引擎[J].宁波通讯,2016,(22):76-77.

[3] 张逸龙.智能经济成就发展新动力[J].宁波通讯,2016,(19):23-24.

[4] 刘树安.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及其社会影响[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2,(19):126-128.

[5] 朱祝武.人工智能发展综述[J].中国西部科技,2011,(17):8-10.

[6] 张妮,徐文尚,王文文.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及应用研究综述[J].煤矿机械,2009,(2):4-7.

[7] 赵珀璋.智能经济与科学技术[J].中国信息导报,1998,(10):7-8.

[8] 朱厚泽.智能经济与国际经济结构变动趋势[J].浙江经济,1998,(4):14-18.

〔责任编辑：惠国琴〕

F120.3

：A

：1000-8594(2017)04-0097-05

2017-05-11

穆良平(1954—)，男，四川成都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研究；姬振天(1986—)，男，云南昆明人，博士研究生，从事国际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