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佳婷

摘 要：帝国叙事作为英国文学传统的线索之一，处于世纪之交的康拉德其笔下的帝国叙事既有英国传统中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又具有自身无法避免的边缘性叙事的矛盾性。本文以其代表《黑暗的心》为本，试图勘察新旧世纪英国文化思潮观照下康拉德多重文化身份的内在矛盾和康拉德所处时代帝国叙事话语的多元生发性。

关键词：康拉德；帝国叙事；英国；边缘性；双重性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3--01

约瑟夫·康拉德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重要的英国作家，出生在波兰，冒险于马赛，亲历到远东，他工作和生活的年代也正是英帝国发展最鼎盛的时期。“他的小说体现了帝国主义世界观，从中我们看到了康拉德是如何再生产出那个时代的帝国意识形态。”[1]P173所谓的帝国叙事就是指在传统叙事观照下文化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文本中输送欧洲中心、白人优越、西方先进等观点的一种叙事策略。一者出于对英帝国文化的认同康拉德在历经20多年的航海生涯后的创作或多或少的展现了对英帝国意识的礼赞，二者上世纪之交英国帝国主义话语本身的不确定性、康拉德流放者身份的边缘性这些都造成了其帝国叙事中的矛盾性。处在英国十字路口的康拉德，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前者是狄更斯、哈代这样的传统作家，后者则是乔伊斯、劳伦斯和伍尔夫这样的现代派作家，他的存在为英国小说的帝国叙事断层提供了一个过渡。其笔下的帝国叙事尤其是其代表作《黑暗的心》既有英国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又具有自身无法避免的边缘性叙事的矛盾性。

一方面，康拉德作品中的东方冒险、海外征途、异国风情等都是对19世纪末英国现实主义小说连续性帝国叙事的重要文化体认。康拉德热衷于海外冒险，这些冒险的经历成为他后期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源泉，不论是在冒险还是在进行创作中他都或多或少了延续了帝国叙事的传统策略，“帝国超人”就是这种叙事策略的产物。在作者笔下，有一系列具有所谓冒险精神和开拓勇气的“帝国超人”，比如《黑暗的心》的库尔兹、《文明路上先锋站上》的两个贸易先驱凯亦兹和卡利尔、《吉姆爷》中的老吉姆等，这些“帝国超人”是欧洲先进文明的代表，只身前往非西方世界为黑暗地方的人带来“光明”。在《黑暗的心》中，库尔兹作为西方世界的文明代表为黑暗的非洲世界带来新的视野，西方人的征服和拯救成为东方世界得以立足的重要契机，这便是康拉德笔下“帝国超人”和白色神话的本质。康拉德内心深处的优越秉性和对英国文化的认同使得他觉得非西方的黑暗世界被教化和征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黑暗的心》随处被提起的文明任务、帝国空间表征的汽船铁路以及这永无止境的黑暗历程似乎都可以在“帝国超人”仁慈而残酷的文明计划中得以消解，这种与生俱来般的使命救赎感也恰好成为帝国建构政治版图和文本再现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康拉德笔下的帝国叙事又具有超越性，体现在其现代主义意识的觉醒和艺术手法的创新这两个层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在经历了维多利亚时代短暂的安静祥和之后相伴而來的便是政治、经济、人文精神和社会道德的危机，海外殖民扩张的不正当性、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情绪以及一味追求物质财富而失去精神信仰后的孤独感充斥着当时的英国社会，英帝国的叙事策略随之出现一种不确定性和双重性。《黑暗的心》中康拉德刻意将故事主人公库尔兹视为19世纪整个欧洲世界时代精神和精英意识的代表，他自身所标榜的责任意识即为非洲带来先进和文明探索的宏图最终也沦落为从事象牙贸易的黑暗交易，非洲大陆的黑暗激起了失去信仰的库尔兹内心深处的欲望，这也恰恰是当时执迷于殖民扩张的欧洲人的内心写照，这种弱肉强食的帝国伦理实际上是人性堕落、道德腐败的温床。库尔兹这一空心人形象不仅体现了处于西方传统道德危机时代白人人性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也是充满伦理矛盾的康拉德对西方文明进程中道德堕落的忧思，这种充满道德反思的人性关怀也成为其帝国叙事的一种独特书写。其次，不同于热衷于帝国叙事的传统作家，康拉德流散身份的边缘性使得他始终将自己视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并坚称：“从本质上说，我的作品揭示的是一种观察到、感觉到并且以我的真实情感来揭示的行为。”[2]P8这种强调观察和感觉的真实体验实际上是于世纪交替之际在欧洲唯美主义和自然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印象主义的表现，它对瞬间印象的捕捉和光影声色感知的重视正是当下人们支离破碎观念的体现。比如在《黑暗的心》中，康拉德对色彩的精妙运用，光代表圣洁和恩典，黑暗代表死亡和邪恶；文明是光明的，丛林是黑暗的。在康拉德现代性的帝国叙事书写中，黑与白、光与暗的鲜明对照实际上成为生与死、善与恶的鲜明对照。这种用视觉形象激发读者想象和联想的叙述手法使得人们将现实与梦幻结合在一起从而察觉到西方文明堕落和精神危机的荼毒。

总体来看，康拉德《黑暗的心》充分体现了其帝国叙事的双重性、矛盾性。帝国叙事这种带有征服性的野性思维在英帝国海外扩张运动的观照下从传统作家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开始便成为英国特有的一种连续性的叙事行为，处于世纪之交的康拉德其笔下的帝国叙事既有英国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又具有自身无法避免的边缘性叙事的矛盾性。出于对上世纪交替时期英国人信仰缺失和道德匮乏的感知，其作品中既有对“帝国超人”式的白色神话的认同，又使得其笔下欧洲“空心人”的道德救赎和英国现代主义意识得以现身。这种意识的超越性不仅为日后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也深刻地体现了康拉德作为一名流散作家的矛盾性和双重性。

参考文献

[1]爱德华·W·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M].谢少波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约瑟夫·康拉德.文学与人生札记[M].金筑云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