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忠

（浙江师范大学语文教育研究中心；桐乡市高级中学，浙江桐乡314500）

再论宋江的招安思想

杨大忠

（浙江师范大学语文教育研究中心；桐乡市高级中学，浙江桐乡314500）

传统观点认为，招安思想是宋江一贯的、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是由他的阶级出身决定的。然而，从小说的情节看，宋江对朝廷“尽忠”的举动有一个逐渐明晰，即由模糊逐渐过渡到深刻的过程。宋江的招安思想并非像前人所说一贯就如此坚定，而是有一个由萌芽、发展直至成型并最终成为他终身恪守的价值观的过程。

宋江；招安；根深蒂固；模糊；确立

一、传统观点及其缺陷

宋江是梁山第三代首领，也是《水浒传》中最主要的人物。他广结天下好汉，仗义疏财，被江湖好汉称为“及时雨”、“呼保义”。他力主招安，最终却葬送了梁山大业。前人说到宋江，都认为招安思想是他一贯的、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是由他的阶级出身决定的。如游国恩先生云：“宋江出身地主家庭，本身原是‘刀笔小吏’，他有浓厚的正统观念和忠君思想，一开始加入革命队伍就存在严重的动摇性，妥协性。”［1］39袁行霈先生也云：“宋江作为小说中的第一主角，就是忠义的化身。他的性格在既矛盾又统一的忠和义的主导下曲折地发展。他作为一个县衙小吏，能‘仗义疏财，济困扶危’，结交天下豪杰，但又有忠君孝亲、安于现状的习性。”［2］48按照游、袁二先生的观点，宋江的正统观念和忠君思想以及由此引发的“招安”思想是与生俱来的，是由其出身决定的。此论被当今一些学者所继承，如：“宋江出身中小地主，本郓城县一名押司小吏。他虽重江湖义气，爱结交江湖英雄好汉，但他在对皇权的妥协性方面是根深蒂固的。宋江没上梁山就注定了他血液中的招安意识倾向。”“《水浒传》中的宋江一开始就有招安之心，至于宋江两次打败童贯，又三败高俅，可谓大快人心；但宋江偏偏又要大设筵席，款待高俅，以求招安，应是施耐庵的有意安排。”［3］“《水浒》所描绘的艺术形象宋江，是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文化教育的产物。就其一生思想行为，集中起来，其本质特征，可以概括成为这样一句话：宋江是出生于地主家庭，具有封建传统思想观念的出类拔萃的孝子忠臣。‘孝子忠臣’，是宋江这一人物形象的核心本质。在《水浒》中，宋江自始自终，从头到尾都是个实实在在的封建孝子忠臣，至死忠心未变。”［4］130

的确，宋江出身中小地主家庭，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是免不了的。但笔者以为，如果仅根据宋江的地主身份、成长环境与所受教育来判断其招安思想的必然性，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原因有二：一是《水浒》中的蔡京、梁中书、蔡九、慕容彦达之流在发迹前都曾饱读圣贤之书，但在书中都是以奸贼的形象示人的。他们虽然在朝中或地方为官，但与“忠义”丝毫无涉。故仅仅从书中人物的出身来判断一个人的思想是不能让人完全信服的，对宋江同样如此；二是前人从宋江的出身来判断宋江具有招安的忠义思想，证据仅是书中的这样几句话，说宋江“吏道纯熟，刀笔精通”，并曾在郓城当押司，此外再没有过硬的证据，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实际上，儒家思想包括忠、孝、节、义等多个范畴，从《水浒传》中宋江的行事表现来看，儒家思想的各个因素对宋江的影响却是不同步的，呈现出此消彼长、强弱不均的特征。招安思想说的是对朝廷的“尽忠”，这是儒家思想最主要的因素。然而，宋江对朝廷“尽忠”的举动在小说中有一个逐渐明晰，即由模糊逐渐过渡到深刻的过程。如果详细剖析《水浒传》，可以看出宋江的招安思想并非像前人所说一贯就如此坚定，而是有一个由萌芽、发展直至成型并最终成为他终身恪守的价值观的过程。

二、招安思想的模糊期

宋江本是山东郓城县的押司，他在《水浒传》中的初次亮相出现于第十八回《美髯公智稳插翅虎，宋公明私放晁天王》。对宋江的首次亮相，施耐庵有一段描写：“这宋江自在郓城县做押司。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如似土。人问他求钱财，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困，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宋江广施钱财、救人之困，要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以后的招安打基础，明显说不过去。因为此时的宋江焉能想到他日后能成为梁山之主；同时，他救助的对象也不仅仅是江湖好汉，还有身边的下层民众，如他对阎婆母女的资助、对卖汤药的王公的棺材钱的赠与、在江州酒楼对素不相识的卖唱父女无偿赠送二十两纹银等等，这些人对他将来的招安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所以说，宋江的乐善好施并非怀有目的性，仅仅是他本人优良品质的体现而已。宋江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此时的宋江，集中体现在他身上的品质既有“义”，即对江湖好汉扶危济困，对下层民众倾力相帮，更有“孝”，这主要体现在他对父亲宋太公的孝敬上。宋江一出场，施耐庵即用一首《临江仙》赞宋江好处：

起自花村刀笔吏，英灵上应天星，疏财仗义更多能。事亲行孝敬，待士有声名。济弱扶倾心慷慨，高名水月双清。及时甘雨四方称，山东呼保义，豪杰宋公明。

此段《临江仙》，重点是突出宋江“事亲行孝敬，待士有声名”，一“孝”一“义”，而没有“忠”。

何谓“忠”？“上思利民，忠也。”（《左传·桓公六年》）“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左传·僖公九年》）“无私，忠也。”（《左传·成公九年》）“临患不忘国，忠也。”（《左传·昭公元年》）显然，这些“忠”都是对统治者执政的要求，要求统治者尽心为民，使民获益。对于个人来说，忠就是中正，“忠，德之正也。”（《孔子家语·弟子行》）能做到忠，即凡事考虑到利国利民，道德就纯正了。“而《水浒》的‘忠’只集中于一姓一家一人，因而带有十足的奴性。他们‘忠’的具体行动是‘反贪官不反皇帝’，阮小五劫生辰纲时所唱的‘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是从贴身利益出发的一种错觉，是缺乏理性思考、囿于感性生存意识的盲目顺从。”［5］宋江的出场，施耐庵并没有写到他的“忠”，一再突出的，是宋江的“孝”和“义”。

由于宋江在郓城县口碑较好，当他杀死阎婆惜后，满县之人，没有不想尽力为他开脱的。阎婆来告状，遭到知县相公的搪塞，阎婆哭着说：“相公，谁不知道他叫做孝义黑三郎？这执凭是个假的，只是相公做主则个！”由“孝义黑三郎”的名号，可知宋江是出了名的孝子。要说此时宋江身上有对朝廷 “尽忠”的思想，大概就是他不顾父亲的反对，到县衙为吏，致力于为公家办事了。但《水浒传》中宋江为吏前，事先和父亲做了忤逆的执凭，也是为了将来一旦自身遭到祸事，怕连累老父的正当举动，体现更多的还是宋江的“孝”。事实也确实如此，如果宋江此时真有对朝廷“尽忠”的思想，他焉能给劫持了生辰纲的晁盖通风报信？

宋江首次劝人招安，所劝的对象是武松，但招安的思想还是武松先提出来的，出现于《水浒传》第三十二回《武行者醉打孔亮，锦毛虎义释宋江》。宋江因杀阎婆惜，犯了命案，只好投奔沧州“小旋风”柴进庄上，在那里结识了武松；后与武松惜别，投奔白虎山孔明、孔亮兄弟处，又遇见做了行者的武松。宋江送别武松，武松自去投二龙山鲁智深处、宋江要去投清风寨“小李广”花荣处。武松对宋江辞别：“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不迟。”宋江说：“兄弟既有此心归顺朝廷，皇天必佑。”又说：“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早早的到了彼处。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在送别武松之前，宋江结识的已成为或将来成为梁山好汉的人物有：晁盖、朱仝、雷横、刘唐、柴进以及孔明、孔亮二兄弟；生辰纲事发后，宋江为救晁盖，去东溪村给晁盖通风报信，因事态紧急，在晁盖庄上仅仅与吴用、公孙胜等人匆匆见了一面，尚算不上与之“结识”。宋江与这些好汉在交往或见面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提起过招安的事情。此番送别武松，是宋江第一次对兄弟进行招安的说教。但因为话头是武松先提起来的，说宋江做个顺水人情也未尝不可。若以此段说教作为宋江此时已有招安思想的证据，似乎还不足为据。

与武松分别后，宋江去了清风寨，途经清风山，与“锦毛虎”燕顺、“矮脚虎”王英、“白面郎君”郑天寿三位好汉结识。在清风寨与花荣情如股肱，后因遭刘高陷害，花荣、宋江不得不反上清风山。“霹雳火”秦明征剿清风山，全军覆没，又因众好汉设计，断了秦明后路，秦明不得已也落草为寇，并把其徒弟黄信也拉入了伙。众好汉聚会清风山商量后路，宋江说：“自这南方有个去处，地名唤做梁山泊，方圆八百里，中间宛子城、蓼儿洼；晁天王聚集着三五千军马，把住着水泊，官兵捕盗，不敢正眼觑他。我等何不收拾起人马，去那里入伙？”此处是宋江主动邀众好汉去梁山泊入伙，并且为了打消众好汉的疑虑，他还说起自己曾经救过梁山首领晁盖的事实，使众人安心上梁山。沿途经过对影山，又撺掇“小温侯”吕方、“赛仁贵”郭盛一起去梁山入伙。一行九位好汉，以宋江为首，浩浩荡荡，向梁山泊进发。若不是在路上酒店内遇见石勇，说起宋太公病故的事，此时的宋江就会直接去梁山入伙去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此时的宋江是不是已经无路可走而被迫上梁山的呢？答案是否定的。毫无疑问，杀死刘高夫妇以及青州官兵，宋江等人的确是犯了弥天大罪。之前宋江在清风寨观灯，遭刘高老婆诬陷，被刘高捉住后，怕杀阎婆惜之事暴露，不得已招作郓城张三；后被花荣所救，为不连累花荣，宋江连夜投奔清风山，半路又被刘高所捉，打入囚车，囚车上写“清风山贼首郓城虎张三”。此时在众人眼里，宋江的身份是郓城匪徒张三，他的真实身份除了身边的好汉外，是没有人知晓的。后黄信与刘高设计捉了花荣，连同宋江一道解往青州。清风山好汉半路劫囚，黄信逃走，宋江、花荣得救。秦明归顺后，去清风寨招降徒弟黄信，对黄信说起郓城虎张三就是名满江湖的及时雨宋公明，“黄信听了，跌脚道：‘若是小弟得知是宋公明时，路上也自放了他。一时见不到处，只听了刘高一面之词，险不坏了他性命。’”连押解宋江的黄信都不知宋江的真实身份，遑论他人？可见宋江此时虽犯大罪，但他的真实身份除了众位好汉外，朝廷与各地方官员尚无人知晓，也就是说，在外人看来，宋江此时所犯的罪行仍旧是杀惜这一桩，否则宋太公要他回家领罪恐怕就不是发配江州那么简单了。宋江此时带领众好汉上梁山显然有为众人前途考虑的打算，但除了武松，他没有对任何好汉说起过将来有招安的打算。即使对武松说过招安的好处，也并非他主动提起，而是武松本有招安的思想（当然，梁山泊108将大聚义后，武松对招安思想又是极力抵制的），宋江只不过是做个口头上的顺水人情，迎合武松的心理而已。宋江虽曾担任过郓城县的刀笔小吏，精通为官之道，心里也应当知道入伙为寇非人生之正途，但从《水浒传》的第十八回宋江首次出场直至三十五回《石将军村店寄书，小李广梁山射雁》，我们不仅看不出宋江有什么招安思想，而且他在明知道自己的罪行可以对官府瞒天过海的情况下，仍旧身先士卒上梁山，没有任何心理上的犹豫，而是积极主动，完全没有不安心理。说此时宋江在思想上对招安存在着模糊性，或者说此时他根本尚无将来招安的打算，当无疑义。

从故事发展的源流来说，《水浒》经历了一个由民间口头传说至形成文字记载，最终由文人删改增订直至完全成书的过程。从现存文字的记载来看，《大宋宣和遗事》可谓是《水浒》故事最早的可考资料了。南宋人罗烨《醉翁谈录》记载当时的“说话”故事中，就有《石头孙立》、《花和尚》、《武行者》、《青面兽》等名目，可见在南宋时就有了水浒英雄的单篇故事。时至元代，杂剧、元曲里出现了许多水浒戏。就剧本来说，现在可以看到的《水浒》剧全文的有五种，保存在臧晋叔的《元曲选》里，其中仅存剧目、剧文已佚的二十二种，可以明确与《水浒》有关的九种。“可知元朝的水浒戏与水浒故事是非常盛行的，但是写宋江故事的并不太多，宋江及其他的梁山英雄身上还没有‘忠’的观念，更没有投降的思想。”［6］元代水浒剧本在思想上对《水浒》成书有着重要的影响，表现之一就是在《水浒》的前半部分中，梁山领袖宋江身上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忠君”概念。这是《水浒》对之前广为流传的水浒故事中梁山好汉共性的继承。当然，《水浒》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不仅对前贤的思想兼收并蓄，更在于它能够推陈出新。一个形象更为丰富、思想更加深邃的宋江，在施耐庵的笔下，呼之欲出成为必然。

三、招安思想的初步确定及破灭

在带领众好汉投奔梁山的过程中，在路上的酒店内，宋江遇见“石将军”石勇，捎来弟弟宋清关于老父身亡的书信。身为大孝子的宋江，几乎哭得发晕，不顾众弟兄的劝解，执意回家奔丧，到家中才知道老父宋太公未亡。宋太公对宋江解释说：“我儿不要焦躁，这个不干你兄弟之事。是我每日思量，要见你一面，因此教四郎只写道我殁了，你便归得快。我又听得人说，白虎山地面多有强人，又怕你一时被人撺掇，落草去了。做个不忠不孝的人。为此急急寄书去，唤你回家。”宋太公的意思很明白，怕宋江落草而落得不忠不孝的名声。宋太公之言，对宋江的影响立竿见影：因宋江之前曾杀阎婆惜，属于在逃案犯，当郓城县赵能、赵得两都头来捉拿宋江时，宋太公哭道：“是我苦了孩儿。”宋江却安慰老父：“父亲休烦恼，官司见了，倒是有幸；明日孩儿躲在江湖上，撞着一班儿杀人放火的弟兄们，打在网里，如何能够见父亲面？便断配在他州外府，也须有程限，日后归来，也得早晚服侍父亲终身。”

在孝心与江湖弟兄之间，宋江毅然选择了前者。后宋江发配江州，老父千叮万嘱：“你如今此去，正从梁山泊过，倘或他们下山来劫夺你入伙，切不可依随他，教人骂做不忠不孝。此一节，牢记于心。”宋太公身为断识名理之人，决不希望儿子做强盗背受骂名。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宋太公的思想是完全正常的。别说他是农村大户的一家之主，就是村野陋妇，也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儿子落草为寇的。如大闹江州以后，李逵下山接老娘，进了家门，看见瞎眼的老娘后，李逵寻思：“我若说在梁山落草，娘定不肯去，我只假说便了。”于是谎说自己在外做了官；梁山招安后，李逵在梦中见到老娘，大哭着说：“铁牛今日受了招安，真个做了官。宋哥哥大军见屯扎城中，铁牛背娘到城中去。”连李逵老母这样的农村老妪都以儿子落草为寇为耻，何况宋太公？宋江作为一个孝子，当然也明白父亲的思想，这也是他杀惜后宁愿去投奔柴进而没有直接上梁山的重要原因。但在逃难的过程中，宋江与众兄弟交往，被他们的义气所感动，深感他们重情重义，于是宋江又坚定了和他们同上梁山的想法。此时，在宋江心中，义气又压倒了封建伦理。此番被赚回家来，宋太公正式对宋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不得与强人为伍。身为孝子，宋江焉能不听？孝心又压倒了江湖义气。那么，宋江在以后多灾多难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宋太公的这些话对他又有着多大的影响呢？宋江是不是从骨子里铭记老父之言并将其作为终身恪守的人生信条呢？

身为孝子，宋江谨记父训。去江州要经过梁山，宋江对二位押解公人说道：“实不瞒你两个说，我们今日此去，正从梁山泊边过。山寨上有几个好汉，闻我的名字，怕他下山来夺我，枉惊了你们，我和你两个明日早起些，只拣小路里过去，宁可多走几里不妨。”此时宋江将老父之训牢记于心，宁愿绕行也不愿落草梁山泊。但最终还是被梁山好汉刘唐撞见，要杀公人，宋江以死相逼：“这个不是你们弟兄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若是如此来挟我，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随后吴用、花荣前来相请，邀宋江上山与晁盖及众弟兄相见。席间，晁盖力邀宋江入伙，宋江道：“兄长这话休题。这等不是抬举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家中上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曾孝敬一日，如何敢违了他的教训，负累了他？前者一时乘兴，与众位来相投，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里撞见在下，指引回家。父亲说出这个缘故，情愿教小可明吃了官司，急断配出来，又频频嘱咐。临行之时，又千叮万嘱，教我休为快乐，苦害家中，免累老父仓惶惊恐。因此父亲明明训教宋江，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如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众位手里乞死。”言罢，宋江泪如雨下。话既已说到这种程度，晁盖自当不能强求，只能赠送银两盘缠，让宋江去江州。晁盖邀宋江上山，他却认为“上逆天理，下违父教”。这是他“义”服从“忠孝”的明证。宋江一席话，一再强调自己不能辜负老父之训，至于自己对落草的态度打心眼里是赞同还是反对，没有向众弟兄作出明确的说明。在宋江的潜意识里，他本人对入伙梁山泊究竟是什么态度呢？

宋江到了江州，结识了戴宗、李逵与张顺。后酒醉浔阳楼，袒露心迹，在墙壁上题下一篇《西江月》词和一手七言绝句。《西江月》词曰：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这篇《西江月》，按照黄文炳的解读，有以下四层意思：一、自负不浅；二、作者是个不依本分的人；三、作者不是个高尚其志的人，看来是个配军；四、要在江州生事。

如果说这篇《西江月》对剖析宋江的思想尚较为隐晦的话，那首七言绝句可算是惊世骇俗了：

心在山东身在吴，漂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这可真是彻头彻尾的反诗了，竟然要超过黄巢，做出一番推翻朝廷的大事业。真是酒后露真言，宋江的野心昭然若揭。这种心迹，这种思想，哪有一点愿意招安的成分在里面？有些学者认为宋江在浔阳楼酒醉所题的诗词，“这不是黄文炳所污蔑的造反宣言，而是要狠狠打击贪官污吏，改变现存社会秩序的政治憧憬。”［7］140或“宋江在浔阳楼醉酒后题的诗并没有造反的意思，相反是要在封建王权的体制内拯时救世。”［8］事实是否如此？我们不妨看看《水浒传》中的情节：

黄文炳在浔阳楼看见宋江所题之诗，大惊：“这厮无礼，他却要赛过黄巢，不谋反待怎地？”等到见了蔡九知府，知府云：“家尊写来书上分付道：‘近日太史院司天监奏道，夜观天象，罡星照临吴楚，敢有作耗之人，随即体察剿除。更兼街市小儿谣言四句道：‘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因此嘱付下官，紧守地方。”市井小儿之谣言乃蕴含“宋江造反在山东”之意，这与《水浒传》中未卜先知的偈语性质一致，属于事前预兆；待到黄文炳将宋江所题之诗词提交给蔡九知府时，知府也说：“这个反诗，通判那里得来。”由此可知，宋江浔阳楼所题之诗，确属反诗无疑也。宋江本怀有王图霸业的壮志，他在《水浒传》中本是以一代枭雄的形象出现的：“眼如丹风，眉似卧蚕。滴溜溜两耳悬珠，明皎皎双睛点漆。唇方口正，髭须地阁轻盈；额阔顶平，皮肉天仓饱满。坐定时浑如虎相，走动时有若狼形。年及三旬，有养济万人之度量；身躯六尺，怀扫除四海之心机。”此番醉酒吐心声，提及黄巢，其实“宋江无意中拿黄巢与自己作比较，把自己和黄巢归为一类，视作同列，且自认比黄巢更有抱负，更有才干，正是其潜意识的流露。同类事物才可比较，宋江事实上已经不自觉地站到了造反的行列。无论宋江如何为自己辩解，都不能掩盖住这句诗中流露出的明显的反抗心理”［9］。大闹江州后，宋江曾对晁盖说：“自从刺配江州，多感晁头领并众豪杰苦苦相留，宋江因见老父严训，不曾肯住。”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推论：宋江本有造反之心，骨子里根本没有效忠王朝的想法；他不愿意上梁山入伙，并非他内心不情愿，而是作为一个孝子，碍于父训，不得不压制内心的理想，以求获得“忠孝两全”的名声，不仅为自己，更是为家庭。这种外在压力，使得宋江的招安思想很不稳固，一旦处于危险或急难的境地，他往往会怨天尤人，后悔不迭。如他在揭阳镇，因资助了“病大虫”薛永而得罪了当地恶霸“小遮拦”穆春，晚上投宿于穆家，无意中发现了穆春和其兄穆弘要追拿自己，逃出庄子后路遇大江挡路，走投无路之际，宋江仰天叹曰：“早知如此的苦，权且在梁山泊也罢。谁想直断送在这里！”宋江本为小吏，父训加上正统的封建纲常思想的浸润，他也明白：落草为寇者的最佳人生途径就是获得朝廷的承认，招安就是最好的摆脱贼名声的方式。但由于内心深处尚有“反骨”，这就决定了宋江的招安思想肯定有着不确定性。

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梁山好汉劫江州法场，救出宋江、戴宗，又活剐了黄文炳，与晁盖等人共上梁山。于路宋江对晁盖说：“小弟来江湖上走了这几遭，虽是受了些惊恐，却也结识得许多好汉。今日同哥哥上山去，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生同死。”宋江对晁盖所云这回上梁山乃“死心塌地”，究竟是不是真心话呢？

答案应当是肯定的。晁盖与宋江乃肝胆相照的好弟兄。生辰纲事发后，宋江来给晁盖报信。此时宋江只知道劫持生辰纲的人中乃晁盖为首，其他七人（包括白胜应是八人）宋江则根本不知。晁盖出于感激，云：“贤弟大恩难报。”又推心置腹地说：“七个人：三个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已得了财，自回石碣村去了；后面有三个在这里，贤弟且见他一面。”并且让吴用、公孙胜、刘唐与宋江相见。设想一下，如果不把宋江当做真心朋友，晁盖又怎么能把宋江并不知道的其他人等一一说与宋江知道并且还向宋江引见了他们。晁盖死后，宋江为救卢俊义，发兵攻打大名府，命中注定有百日血光之灾，此时晁盖已死，但出于对宋江的关心，晁盖的阴魂仍旧托梦给宋江，说明只有江南地灵星（即神医安道全）可以治疗。同样，宋江对待梁山上的众位弟兄，也是披肝沥胆，毫无保留，在梁山众兄弟中威信极高，即使他死后，李逵、吴用和花荣都心甘情愿追随其于地下。若宋江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焉能被众弟兄如此爱戴？宋江对梁山众兄弟从未有欺心的表现。宋江此番对晁盖说“死心塌地”归顺梁山，一方面的确是因为在江州犯下滔天大罪，再不上梁山已经无路可走；另一方面，思想深处的“反骨”此时与传统正统思想相比，也已经占了上风。那么。此时的宋太公对宋江未来是否招安还有影响吗？

宋江身为孝子，上梁山后，在酒筵上对众弟兄说：“小可宋江自蒙救护上山，到此连日饮宴，甚是快乐，不知老父在家，正是何如。即目江州申奏京师，必然行移济州，着落郓城县追捕家属，比捕正犯，恐老父存亡不保。宋江想念，欲往家中搬取老父上山，以绝挂念，不知众兄弟还肯容否？”因担心老父安全，宋江决定搬取父亲同上梁山。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宋太公因儿子落草梁山、做了不忠不孝之人而不愿意上梁山的话，宋江恐怕在思想上仍有波动。但结果如何呢？最终在梁山兄弟的帮助下，宋太公安然上山，我们且看他上梁山后对宋江说的一番话：“叵耐赵能那厮兄弟两个，每日拨人来守定了我们，只待江州公文到来，便要捉取我父子二人，解送官司。听得你在庄后敲门，此时已有八九个士兵在前面草厅上，续后不见了，不知怎得赶出去了。到三更时候，又有二百余人把庄门开了，将我搭扶上轿抬了，教你兄弟四郎收拾了箱笼，放火烧了庄院。那时不由我问个缘由，径来到这里。”也就是说，因为宋江在江州犯了大罪，连累到远在郓城的宋太公，宋太公此时也害怕受缧绁之祸，在梁山众兄弟的帮助下，不得已上了梁山。在《水浒》以后的章节中，宋太公仅出现过三次：一次是宋江二打祝家庄，擒获扈三娘时，将三娘送到老父处，认为义父，后将其许配给王英；二次是梁山泊全伙招安后，宋江奉命征辽，先回梁山泊拆毁寨宅，“然后教自家庄客送老小、宋太公并家眷人口，再回郓城县宋家村，复为良民。”宋太公离开梁山；三次是宋江征方腊后回乡省视亲族，“不期宋太公已死，灵柩尚存，”宋江安葬老父。但自从上梁山后，宋太公再没有对宋江进行过招安思想的说教。看来宋太公也并非立场坚定之人，如果他像给岳飞刺上“精忠报国”的岳母一样，具有浓厚的“忠君”思想，誓死不愿上梁山而使儿子和自己蒙上不忠不孝名声的话，身为孝子的宋江也一定会对他言听计从的。当儿子犯了大罪不得已上梁山的时候，宋太公为求一家人自保，也不得不放弃了之前对儿子灌输的人生价值观教育，哪怕使自己背上教子无方的坏名声也顾忌不得了。

宋江在《水浒传》中本是以“山东及时雨”和“孝义黑三郎”的形象出现的，之所以称为“及时雨”，是突出宋江的在江湖上的“义”；“孝义黑三郎”重点突出的则是宋江的“孝”。在儒家的纲常礼教中，“忠孝节义”是有机统一在一起的。“忠”，即忠于朝廷，忠于封建社会的代言人天子。内心深处本有“反骨”的宋江，先是碍于父训，为不让自己和家庭背上“不忠不孝”的坏名声，不得已做了朝廷的顺民；后因误题反诗，闹了江州，不得已上梁山，加上对其进行说教的老父迫于形势也不得已上了梁山，想做到“忠孝”两全已经没有了社会条件，父子二人都成了封建正统观念所不容的“乱臣贼子”。王少军先生认为：“如果说在私放晁盖时还未能意识到对封建秩序的反叛，吟反诗也只是酒醉后朦胧意识的反映，那么在死里逃生后，所能做的唯一符合逻辑的选择，就只能是揭起‘义’的大纛与封建秩序分庭抗礼了。宋江思想性格中忠义的观念发生了质的倾斜，此时在对立统一的矛盾中，对立成了主导方面。”此论有一定的道理。但王先生又认为：“尽管如此，沉淀在思想深处的‘忠’的观念并未消逝，而是时隐时现地制约着‘义’的行为及其发展方向。”［10］此论则又大谬。此时的宋江，内心的招安思想已完全泯灭，“反骨”占了上风，对朝廷尽“忠”的观念已荡然无存。如果再没有人对他进行思想说教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断言，宋江将会在背离朝廷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成为彻头彻尾的江洋大盗。

四、招安思想的最终确立并一以贯之

在阐述此问题之前，先来说说《水浒传》中的唯心主义思想。《水浒传》开篇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就说到梁山一百单八位好汉乃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下界。待到一百单八位好汉梁山聚义，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则更是以天降石碣的形式，写出了一百单八人的前世乃天上各类星宿，今下凡尘世保国安民。“小说开宗明义第一回就极写道教龙虎山上清宫的庄严显赫以及嗣汉天师张真人的法力无边，而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冲天降世，则恰是一根线头，牵扯出整部大书的情节主线。这样，当小说最后以‘天罡尽已归天界，地煞还应入地中’照应开头并收束全篇时，一个试图以‘天道循环’思想笼络文心的结构框架便清清楚楚地凸显出来。”［11］这是《水浒传》在故事情节上的总体概括和大体态势。至于《水浒传》中的唯心主义表现则比比皆是：如公孙胜、樊瑞、高廉、乔道清等人的呼风唤雨，各类未卜先知的偈语，罗真人手下有一千多位腾云驾雾的黄巾力士，天罡地煞的意气相投，等等不一。从全书来看，宋江对朝廷的“尽忠”思想，即“招安”思想的最终确立，乃是受到九天玄女娘娘的启发与指导。

有学者认为，宋江本人由于存在“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注定他不可能在梁山永远做‘贼’，一旦条件有所缓和，他必然会继续走他的“忠孝”之路，圆他青史留名的富贵梦，这就不难理解宋江为何在他执掌梁山大权后急忙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了，也就不难理解宋江为何会走向招安之路了。”［12］或有人认为，宋江“‘自幼曾攻经史’，信奉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有为人生，认为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大丈夫要名满天下建功立业”［13］。以上结论皆不甚准确，因为如同上文所论，儒家“尽忠”的思想对宋江来说并非生来就有，上梁山后，对朝廷“尽忠”的思想已经完全泯灭，此时的宋江身上体现的封建德行主要是“义”和“孝”而没有“忠”。而对朝廷“尽忠”的思想则是儒家思想最主要的部分，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忠”还排在“孝”的前面。

石昌渝先生则认为宋江“生性孝义，精通刀笔和吏道，胸有凌云壮志，却沉郁下僚，也许他的潜意识里埋藏着反叛的因子，但他的理性却相当传统，只想在封建征途上博个功名富贵”［14］。笔者赞同石先生结论的前半部分，即宋江的“潜意识里埋藏着反叛的因子”，但要说宋江“只想在封建征途上博个功名富贵”，如同前文所论，明显证据不足。上梁山后，宋江骨子里的“反叛因子”已经完全被激活，若没有人对其加以引导，宋江必将走上与朝廷对抗的道路。

对宋江进行“尽忠”思想说教的人终于出现了，《水浒传》第四十二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说到宋江投奔梁山后，回家接老父上山，因受郓城县都头赵能、赵得兄弟的追捕，躲进还道村“玄女之庙”避难，遇见九天玄女娘娘。娘娘先是赏赐宋江仙酒三杯，仙枣三枚，又赠宋江天书三卷，娘娘法旨道：“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何为“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就是要忠于赵氏官家，保国安民；何为“去邪归正”？可不就是奉劝宋江走上招安之路嘛。

为了坚定宋江的心志，娘娘又云：“玉帝因为星主魔心未断，道行未完，暂罚下方，不久重登紫府，切不可分毫懈怠。若是他日罪下酆都，吾亦不能救汝。”这说到了宋江的前世，并且说到违背法旨的严重后果是：罪下酆都，永世不得超生。我们可以想象，宋江当时听到这段话，该是多么的诚惶诚恐，汗流浃背。其后宋江醒来，乃是南柯一梦，但“宋江把袖子里摸时，手内枣核三个，袖里帕子里包着天书。摸将出来看时，果是三卷天书，又只觉口里酒香”，这不由得宋江不信也。在这种情况下，宋江能不走上招安之路吗？否则，那可真是下地狱的事啊！所以，在以后梁山逐渐壮大的过程中，“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成了宋江的人生信条，为求招安，即使受到天大的委屈也在所不惜就不难理解了，因为招安乃是天意，不能违背的天意。

这样看来，宋江在晁盖死后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在有足够资本和赵氏王朝对抗的情况下却力主招安乃是得天之助了？按照施耐庵的说法确实如此。如四十二回在宋江接受娘娘法旨后，有《古风》一篇，单道宋江忠义得天之助：

昏朝气运将颠覆，四海英雄起微族。流光垂象在山东，天罡上应三十六。

瑞气盘旋绕郓城，此乡生降宋公明。幼年涉猎诸经史，长来为吏惜人情。

仁义礼智信皆备，兼受九天玄女经。豪杰交游满天下，逢凶化吉天生成。

他年直上梁山泊，替天行道动刀兵。

遇见九天玄女并得到其亲口教诲，是宋江一生的转折点，也是其思想的转折点。有学者看出了玄女娘娘授宋江天书这一情节在《水浒》全书中具有一定的作用：“四十一回玄女娘娘对宋江的告诫则规定了梁山事业今后的发展方向，把招安上升为天命定数，使之具有了神谕的不可抗拒性。”但又认为：“由于作者成功地塑造出人物形象思想性格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为其招安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其（笔者注：指玄女授天书一事）地位已大大下降。”［15］此论并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如同笔者在前文所言，宋江上梁山之后，在遇见玄女娘娘之前，其走上与朝廷对抗的道路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而正是由于九天玄女的出现，才使宋江的思想彻底转变。授天书的情节，成为整个《水浒》故事的转捩点：“孝义”转变为“忠义”，“反抗”转变为“招安”。“宋江到粱山的最大使命就是要扭转大局的走势，将绿林好汉的‘聚义’转变成落难臣子的‘忠义’，最终将好汉们送往朝廷。宋江的思想虽有他的主观性，但最直接的还是受了九天玄女娘娘‘法旨’的影响。”说宋江的“忠义”思想有着一贯性，如同前文所论，并不正确，“宋江的一生经历确是遵娘娘法旨而行，‘替天行道’纲领的确定、‘遇宿’、‘逢高’的委屈求和；乃至陈桥驿的隐忍不发、南征北战的无怨无悔，都是谨遵娘娘法旨的结果。娘娘的意志支配了宋江的行动，宋江的行动牵引着众好汉的行动，所以这位高居九重的玄女娘娘可算是梁山大营的最高司令员。”［16］这些都显示出九天玄女对宋江、对整个梁山事业的重大影响。

以遇见玄女娘娘并接受娘娘的教化为分界点，宋江对朝廷的态度前后迥异，其中最明显的是两种表现：一是对待归顺梁山的朝廷命官，二是对待李逵反朝廷的举动。前文已经说过，宋江规劝武松日后招安，因话头是武松提起来的，宋江不过做个口头上的顺水人情而已。在玄女娘娘对宋江进行说教之前，投靠梁山的朝廷命官，像花荣、秦明、黄信等人，都是宋江主动动员他们上梁山的，尤其是秦明，完全是被宋江的借刀杀人之计所害，家破人亡，按理，宋江是最应该以“招安”为号召安抚秦明的：将来招安，你秦明仍旧能够为朝廷效力，照样封妻荫子。但我们根本看不到宋江的“招安”说教；而玄女庙遇险之后，宋江对待上梁山的朝廷命官就不同了。宋江以“招安”借口，安抚的第一个对象就是朝廷大军第一次征剿梁山时被扈三娘擒获的“天目将”彭玘：“某等众兄弟也只待圣主宽恩，赦宥重罪，忘生报国，万死不辞。”此后对于呼延灼、凌振、徐宁等所有朝廷命官，宋江几乎都以“招安”作为规劝的筹码。从中可以看出九天玄女娘娘对宋江思想的重大影响。

再来看看宋江对待李逵的态度。宋江江州被救，初次上梁山，李逵大叫：“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此时的宋江，因对朝廷尽忠的思想已经完全泯灭，对李逵的大逆不道之言，并没有什么责怪的表现；而得到九天玄女的嘱托与教诲后，无论李逵在什么场合说一些与招安背道而驰的话，都遭到宋江的当头棒喝，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重阳菊花会上，宋江作《满江红》词让乐和当场演唱，当乐和唱道“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时，李逵大叫：“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提起，颠做粉碎。宋江大喝道：‘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礼！左右与我推去，斩讫报来！”并一再为招安作辩护。此后李逵元夜闹东京、扯诏骂钦差，因为对招安不利，都遭到宋江的劝阻。在玄女娘娘的影响下，对朝廷尽忠的招安思想，已经深入到宋江的灵魂深处，“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成为宋江的人生教条并一以贯之。水泊梁山最终走上招安之路，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综上所论可知，宋江由一个谨守礼法的郓城小吏成为一个力主招安的梁山首领，其“招安”思想的形成，是经过了一个由模糊到萌芽，由萌芽到破灭，由破灭再到最终形成的复杂过程，而并非如同前人所言宋江的招安思想是一以贯之的；相反，其间是有一个反复的过程的。施耐庵将宋江的招安归结为天意，听起来确实有些玄乎，是典型的唯心主义的体现，但《水浒》中就是如此阐述的；实际上，何止《水浒传》，中国古典小说都或多或少地将唯心主义作为贯穿作品的线索之一，以此来捏合组织故事情节。这种屡见不鲜的手法，构成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一大特色。“须知古往今来，无论任何作者的何等拙劣的文字，都不会是为了见笑于后人，而必有其当下不得如此的道理，更需要的是后人给予历史的考察与科学的理解。因此，这里我们先要打破一种成见，即《水浒传》是写‘农民起义’等等的所谓‘现实主义’的考量，认识到中国的几部章回名著，没有一部从总体构思上不是把“现实”问题作“天命”的问题来处理的。”九天玄女“这个人物所担当的角色，是一个居高临下为中心人物宋江以至梁山事业说法指路的人。她实际是代表作者给梁山人物、事业以指导和评价的人。研究这一人物，在一定程度上也就研究了《水浒传》作者的思想”［17］。今人研究《水浒传》，绝对不能游离本书的阐述而想当然地以唯物主义观点强行解析古人的思想，否则，缘木求鱼，就得不出客观公正的结论。

［1］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第四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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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灵芝．梁山泊的有形石碣与无形石碣［J］．东岳论丛，2006（5）：116－119．

［14］石昌渝．林冲与高俅——《水浒传》成书研究［J］．文学评论，2003（4）：58－61．

［15］宁常泰、李相东．忠与智：位移与强化——论《水浒传》文化整合思想对宋江、吴用形象的影响［J］．明清小说研究，2000（2）：172－176．

［16］盛志梅．道教文化在水浒传成书过程的作用与表现［J］．华东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46－50．

［17］杜贵晨．“九天玄女”与《水浒传》［J］．济宁师专学报，2006（5）：17－20．

Re－exploration of Song Jiang＇s Amnesty Thought

YANG Da－zhong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Research Center，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Tongxiang High School，Tongxiang Zhejiang 314500，China）

Traditionally speaking，amnesty thoughtwas Song Jiang＇s consistent and ingrained value determined by his origin．However，the plots of the novel showed that Song Jiang＇s loyalty to the government had a gradually clear process．His amnesty thoughtwas not consistently strong but a budding－developing－forming process and eventually became one of his lifelong values．

Song Jiang；amnesty thought；deeply rooted；fuzzy；establishment

I207．412

：A

1673－2103（2017）01－0031－09

（责任编辑：谭淑娟）

2016－10－10

杨大忠（1974－），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明清小说及语文教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