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 瑞

（菏泽学院文学与传播系，山东菏泽274000）

新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安全
——从媒介素养教育谈起*

邵 瑞

（菏泽学院文学与传播系，山东菏泽274000）

媒介与意识形态有着天然的联系，而意识形态一直是不同时代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和实践的动机。在新媒体时代，全新的媒体环境和国内国外局势挑战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这同时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新的课题、视角和内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从提升全民族的媒介素养出发，探寻提升领导干部、媒体专业人员和普通民众的媒介素养的教育路径，从而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传播力和吸引力，为意识形态安全奠定组织保障、技术保障和群众基础，进而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防火墙。

媒介素养；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安全；新媒体

2016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新媒体文化的繁荣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媒体成为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正常运转的“神经系统”，其为人类带来福祉、便利的同时也成为霸权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入侵的重要工具。意识形态安全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以核心价值体系为标志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能否长期保持稳定，自身能否阻挡外来冲击、避免内部思想混乱的状态和能力。”［1］意识形态安全不仅仅只是存在于人的精神意识之中的安全，同时也会引发重大的社会安全事件，而这些事件在传播过程中，多次出现的谣言、舆论危机和民众情绪受到操控转为对政府的不满，如若处理不当，很有可能会引发重大的政治危机甚至引发国家安全问题。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在总体稳定的大前提下，受到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影响，其面临着西方国家文化霸权、网络信息舆论多元传播、宗教渗透等多种严峻挑战，因此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重要而紧迫。

一、媒介、文化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指研究观念生成及发展的科学，最初由法国理性主义哲学家德思蒂·德特拉西提出。马克思认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的观念表现，意识形态通过特殊引导或代替普遍实现“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2］99

（一）媒介是意识形态形成的重要场域

媒介生产与传输象征形式，人们通过被媒介描述、定义过的现实世界来理解社会、参与社会。媒介作为一种表意的工具，传播、建构、塑造和巩固意识形态并进行文化霸权的争夺，大众媒介与意识形态形成同谋关系，媒体成为各个阶级展开意识形态、观点较量的竞技场。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认为，媒体通过对统治阶级思想进行传播以及对统治阶级形象进行包装，达到意识形态一致化和思想规范化的社会控制的最终目的，既定意识形态的权威得到个人和社会的承认，并在思想和言行上自愿接受和服从于这种意识形态的精神控制。媒介对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作用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充分重视，他们充分发掘大众媒介作为意识形态对抗阵地的积极作用，在共产主义实践中积极利用媒介来进行政治宣传与对抗，并在丰富的媒介实践中形成了媒介与意识形态的重要理论。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创办《德法年鉴》《新莱茵报》，列宁创办《火星报》，李大钊、陈独秀等先后创办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构建、传播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列宁将报纸视为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过程中，也将媒介视为“党和群众的喉舌”。

（二）媒介文化是意识形态统治的有力武器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随着政治意识形态的不断消解，文化和日常生活日益成为了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重要形式，媒介文化越来越成为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维持其统治和霸权地位的重要武器。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论认为，统治阶级通过控制大众传媒，以霸权手段塑造社会大众的思想意识，劝诱被统治阶级“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阶级的世界观，从而确保其社会和文化上的领导地位。文化霸权的实质就是意识形态霸权。上述观点在网络媒体时代得到了更多的印证，大规模被复制、传播的商品化的、享乐主义的网络文化产品欺骗麻醉大众，进而行使意识形态的统治功能；网络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意识形态作用的发挥，如民族主义借助网络媒体进行加强和集聚。

（三）新媒体是意识形态国际化的助推器

在传统媒体时代，由于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受到来自技术方面的限制，因此意识形态更多体现在国内不同群体之间的抗争之中。而网络媒体的发展，使得我们进入了一个全球传播、地球村的时代，信息的跨国传播和全球传播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意识形态传播的国内、国外界限模糊。网络成为人类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外交等诸多维度的社会活动开展的新空间。网络为人类带来福祉、便利的同时也成为霸权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入侵的重要工具。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工业文化、消费文化等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渗透和消解，剥夺和钳制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进而形成意识形态的殖民主义。中国作为全球新媒体第一大国和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同样面临严峻的国际入侵的挑战。

二、意识形态：媒介素养教育的动机

媒介素养教育的概念最初由英国学者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认为：“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3］澳大利亚、英国、瑞典等国已将媒介素养教育设为全国或国内部分地区中、小学的正规教育内容。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也从一开始的由少数教育工作者推动的草根运动逐渐成为由国家教育机构、国际组织倡导的正规教育活动和面向社会的公民教育和民主运动。

意识形态保护和消除学生错误信仰思想是许多国家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动机。从媒介素养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可以将媒介素养教育分为四个历史阶段：意识形态保护动机与培养甄辨能力阶段、意识形态文化研究动机与培养大众文化赏析能力阶段、意识形态解密动机与培养解码洞察能力阶段、意识形态共建动机与赋权公民阶段。无论哪个阶段都以意识形态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和教育目的。

（一）意识形态保护动机与培养甄辨能力阶段

学界普遍认为，媒介素养教育可以追溯到1933年利维斯和他的学生桑普森出版《文化和环境：培养批判意识》。这个时期的媒介素养教育动机是文化保护，通过培养学生“甄辨与抵制”能力来保持本国价值观、文化传统、语言、民族精神等的纯正和健康。这个时期媒介素养教育帮助教师学会批判大众文化的欺骗性、虚伪性和麻痹作用，进而引导学生自觉追求符合主流价值观和传统精神的美德，对于大众传媒的错误影响和腐蚀具备免疫能力。

（二）意识形态文化研究动机与培养大众文化赏析能力阶段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媒介素养教育的动机转为对意识形态的文化研究，强调对大众文化的欣赏分析能力。媒介素养教育对意识形态的审视更多是站在文化和日常生活化的角度，承认文化表达的多元性性，既有高雅、贵族式的文化，日常生活化的、大众化形式的文化也得到认可和重视。由于年轻教师具有与学生大体相近的日常文化体验，他们可以依据自己和学生的媒介体验开展教学，从而提升学生的文化赏析能力。

（三）意识形态解密动机与培养解码洞察能力阶段

70年代至80年代，媒介素养教育的动机为破解意识形态密码，借用符号学的分析方法，语言、意识形态和再现是其关注的核心问题。要求学生们以客观的态度抛弃个体的主观好恶，通过对媒体文本系统化的分析来发现文本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达到将学生从媒介文本的意识形态影响中解放出来的目的。鲍德里亚认为，意识形态的过程是一个将象征性物质载体还原为、抽象为一种形式的过程，他将这一过程称为是“形式的狡计”或“符码的狡计”，“形式将自身不断地掩盖在内容之下，这是形式的狡计。符码的狡计在于将自身掩盖在价值之下，或者通过价值而生产自身。正是在内容的‘物质性’之中，形式消解了自身的抽象，并将自身再生产为一种形式”。［4］因此，文化的意识形态化过程其实就是对作为文化符号的物质载体的操控过程。媒介素养教育要想寻求媒介文化背后的意识形态密码，就必须培养学生的解码能力和洞察能力，通过运用符号学冷静、科学、系统的分析方法，查找到文化符号是如何受到操控的。

（四）意识形态共建动机和赋权公民阶段

网络媒体产生以来，媒介素养教育的动机转为意识形态共建和民众赋权。在新媒体时代，对公民素养提出新的要求和内容，除原有的法律、道德、责任意识之外更多强调民主参与能力等。新媒体具有较强的信息权力、话语权力、政治参与权力等政治赋权功能，从而赋予普通民众建构意识形态的能力和权力，新媒体挑战精英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塑造能力，这也与马克思认为的意识形态的人民性是相符合的。通过媒介赋权，提升民众的信息生产能力、网络交往能力、社会协作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促进参与式的社区行动并培育健康的媒介社区。

三、提升媒介素养，构建意识形态安全的防火墙

意识形态引导者的信任危机、他构的威胁以及多元化的局面都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威胁。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不在于从不受到来自敌对势力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攻击，而是通过提升领导干部、媒体人员、公众的媒介素养，增强自身抵抗能力和建构能力，从而保持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安全和健康。因此，如何提升领导干部、媒体人员、公众的媒介素养，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新的课题。

（一）提升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力，为意识形态安全奠定组织保障

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98通过国家通过对社会思潮的规范和整合形成主流意识形态。在长期的历史阶段党和政府重视媒体的作用，将媒体视为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对媒体建设形成了一系列有效的操作模式，拥有一套成功调控媒体、引导舆论、塑造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式方法。在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新闻记者，精英阶层作为控制社会信息流通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精英阶层若是想重新夺回原有的意识形态塑造能力，就必须从原来控制封锁信息源转变为对传播技巧传播能力方面的提升。因此，媒介素养已经成为党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领导干部通过提升媒介素养，既能够增强判断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能力，又能运用传播技巧和规律，制定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战略，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能力。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意识形态传播内容进行顶层设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这个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顶层设计，它成为国家的价值内核、社会的共同理想、民众的精神家园。其次，制定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媒介战略。在国内主流价值观宣传与维系上，我国政府通过新浪、网易、腾讯、搜狐、中国政府网等门户网站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对外价值观宣扬上，中国政府主要通过设立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中国日报网（China Daily）等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再次，树立尊重法律、尊重事实、尊重规律的传播理念。在重大事件发生时，进行及时、客观、公正报道，争取时间优势、信息优势并赢得信任，从而掌握事件的主动权，为以后的舆论引导以及长期意识形态形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要建立较完备的法律保护体系保护本国的信息系统不受到他国的侵犯，维护国家信息主权。

（二）提升媒体人员的媒介素养，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和传播效果，为意识形态安全奠定技术保障

虽然新媒体给予普通大众发声和传播信息的平台，但是媒体从业人员作为专业的信息传播者，他们的守门人作用非但没有减弱而是更加重要。我国现在存在两个舆论场，即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这两个舆论场的分离甚至有时的对立导致主流意识形态“自话自说”“喃喃自语”，这种无效传播会使得民众主动避免接触某些媒体，甚至媒介从业人员自觉将“主流意识形态”内容放在特定的传播渠道，主流意识形态得不到有效传播，这将极大的危及意识形态安全。可以提升媒介从业人员媒介素养，增强其对意识形态信息的判断、理解、分析能力。首先，提升意识形态信息的判断力，分辨真假正误。部分媒体从业人员受到自身专业素养所限，不能对信息真假做出正确判断，在虚假新闻、虚假信息传播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极大伤害了媒体机构的可信度，意识形态引导本身就是建立在自觉自愿基础之上，民众对媒体的信任度降低也就消弱了媒体在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力。当然，也有部分媒体从业人员只是一味追求所谓的“新闻价值”，聚焦社会的阴暗、非常态的信息，扰乱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环境。媒介从业人员要学会用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贡献力量。新闻从业人员必须树立是非观念，增强专业素养和政治素养，能够“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其次，提升意识形态信息的再加工能力。一方面要学会如何将意识形态硬信息变为软信息。不仅仅要发挥原有的树立榜样、先进事迹报道、学习会议报道等硬形式还要学会用流行文化、音乐、故事等包装，成为人们愿意接近、能够理解并容易受其影响的信息。再次，提升意识形态信息的传播力。改变以往宣传的角度和意识，从受众角度出发，多角度、多方位的进行传播，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增强意识形态信息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对不同的信息要研究采取什么样的信息形态和传播策略才能增强信息的感染力和到达率。

（三）提升民众的媒介素养，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多元性，为意识形态安全奠定群众基础

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应该一方面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另一方面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发展要求。国家和媒体只能去倡导某种意识形态从而为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创造可能，但只有某种意识形态得到多数群众的认可并能内化为他们的行动，才可以称之为主流意识形态。新媒体赋予民众一定的传播权利和能力，但同时他们又是容易受到各种意识形态影响的群体。因此，需要提升民众的媒介素养，让他们成为信息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接受者、积极建设者和有力传播者。首先，通过提升媒介素养，增强信息辨别能力和批判能力，民众将成为意识形态的理性接受者。网络信息的纷繁复杂以及网民媒介素养的欠缺容易使得民众受到有害和错误意识形态的诱导和影响，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在媒介文化制造的仪式和景观之中生存。具备一定媒介素养的民众不再对媒介信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他们有一整套自己接近、分析、评价媒介信息的方法，一方面会是主流意识形态更坚定的拥护者，同时也是破解错误意识形态的重要力量。其次，通过提升媒介素养，增强信息的创造能力，民众将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建设者。网络文化具有较强的参与性和互动性，民众的文化创造欲望和创造能力空前崛起，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和维系也必须要重视民间力量。最后，民众通过提升媒介素养，树立负有责任的传播观念，民众将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有力传播者。民众会经过理性判断之后接受正确的意识形态，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社交媒体等传播工具不断去丰富主流意识形态。民众传播伦理的提升，使得他们的传播行为在国家法律、社会公德以及他人隐私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总之，民众提升媒介素养，参与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过程，可以使得主流意识形态更加具有吸引力、感召力和多元色彩。

结语

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治安全、国家安全紧密联系，意识形态依托新媒体呈现出现出媒介化、文化化、生活化和国际化等特征，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出现意识形态引导者的信任危机、意识形态他构、意识形态多元化等新情况。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一种长期关注意识形态的教育途径，在新媒体时代，高校需要承担起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重任，提升政府、媒体和民众多方、多层面的媒介素养，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力、感染力、抵御力和建设力，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筑起国家安全的“万里长城”和“防火墙”。

［1］杨永志，张艳．论新媒体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J］．理论与现代化，2012（6）：37－4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David Considine．An Introduction to Media Literacy：The What，Why and How To’s［J］．The Journal of Media Literacy，Volume 41．

［4］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M］．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140．

On Ideological Security in the New M edia Era——On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SHAO Rui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Heze University，Heze Shandong 274000，China）

There is a natur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media and ideology，and ideology is themotive of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in different times．In the era of new media，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together with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situation has brought challenges to the ideological security of our country and some new topics，perspectives and contents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Thewor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hould enhance themedia literacy of thewhole nation and explore the path of promoting themedia literacy of leaders，media professionals and ordinary people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guiding，spreading and attractive force of themainstream ideology and establish organizational and technical support and a foundation for themasses to construct China＇s ideological security firewall．

media literacy；ideology；ideological security；the new media

D035

：A

1673－2103（2017）01－0010－05

（责任编辑：王佩）

2017－01－18

2016年山东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思想政治教育专项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研究——基于媒介素养教育的视角”（J16ZD20）

邵瑞（1979－），女，山东定陶人，讲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传播、媒介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