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 今 宋培宪

（聊城大学文学院，山东聊城252000）

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是“路痴”吗
——也说古典小说中的地理问题*

古 今 宋培宪

（聊城大学文学院，山东聊城252000）

以史书的眼光考察四大奇书，当然都有地理问题。古代小说地理差错的成因有三：一是出于艺术构思的需要；二是误书误刻；三是受成书过程的影响。评价四大奇书地理问题的关键在于四大奇书是小说，不是历史书。

四大奇书；地理问题；小说；史书

一、问题的提出

近日，读到了一篇由《读书文摘》2015年9期转载于《博览群书》2015年5期署名“杨早”、题为“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你们这帮路痴”的文章（以下简称杨文，不再另注），乍一看题目，就很吸人眼球，乃至翻阅了全文，也确乎提出了一个被绝大多数读者在阅读古代小说名著时所常常容易忽略了的问题，这也就是所谓的“地理”问题。然则，矫枉未必过正，则往往过正！本来应该好好去说的一件事儿，却又说得不怎么算好！这其中，不但是指说的言辞有些刻薄、内容不太正确、更由于作者未能够真正厘清问题的本质与要义。因此，关于四大奇书中的地理问题，也便成为了一个我们今天不得不说道说道的问题。

二、问题的表象与本质

杨文的整体论断是：在四大奇书中，《金瓶梅》好像“没什么地理问题”，“其它三部，《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那都是问题大大的”。而支撑以上论断的理由是：关羽“过五关斩六将走的路是不是最短路程？”“宋江在江西题反诗，戴宗送文书上河南，为什么会经过山东的梁山？”“为什么不管什么人，干什么，都会经过梁山？梁山是在全中国的中心点吗？”这一连串的反问，其意显然都是对原书中所写相关“地理问题”之正确性的一种否定。即便是像“唐僧西行走的是新藏线、青藏线、川藏线、还是滇藏线？”这样的疑问句式，杨早先生所要表达的当然也显而易见地是对原著中有关“地理问题”的一种质疑甚至否定之态度。且毋论讨论四大名著，他们“不去讨论四大名著的艺术价值，不去研究写作时代与人物索隐，不去纠结文学史地位与小说技巧”——绕开了这些个根本绕不开的话题是否恰当，也不说他们用“人物索隐”来喻指对人物形象的分析、用“纠结”来指代对具体名著小说史地位与小说技巧的描述是不是合适。反正“他们认死了‘地理’这个问题”，并且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一锄锄深挖细掘，史料传说实地考察，一起上阵，用一个个的细细分疏的问题无比雄辩地证明了：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你们这帮路痴”——对于他们所谓的“一锄锄深挖细掘，史料传说实地考察”我们自然无从认定，其“证明”是否真的如他们信誓旦旦地所说是“无比雄辩”，当然就更应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其最终的结论却是明明白白地摆在那儿：“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你们这帮路痴！”

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接下来让我们不妨顺着杨文的行文思路，先从具体问题入手，来看看其中的具体情状：

（一）先说《金瓶梅》

就四大奇书的相关差谬而言，杨文认定《金瓶梅》好像“没什么地理问题”，而实际情况如何呢？一般而言，同为“地理问题”也当有小大之分，小到一村一寨，大到行政区划。若准此立论，则故事发生的大的地理背景当属大问题无疑。而恰恰是在大的地理背景的安排上，《金瓶梅》就不仅不是“没有什么地理问题”，而且是“问题大大的”。

小说借宋喻明，其主角西门庆则是从《水浒传》一书中直接拿来。但此西门而非彼西门，而是二者的身份大不相同了：由普通的一个破落户地主、流氓恶霸，上升为集土豪恶霸、巨贾富商、贪官污吏于一身的典型。因而，原故事发生地的小小的阳谷县，已容纳不下这位“泼天富贵的大财主”兼金吾卫千户衔山东提刑所五品理刑官，于是，《金瓶梅》的作者便不得不把他安置到武大郎的老家河北清河县。清河在明代虽是小县，在北宋却是州——恩州，汉代又曾是郡地，于是招宣府、皇庄、主事、左右卫、提刑等较高一级官职、官府就可以设置在这上等的县城里了。故事背景地由阳谷至清河的迁移，这是问题之一；之二，小说中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北京至扬州的大运河沿线，而清河却不在运河沿岸，西门庆是大富商，来来往往的商业运营颇多，出于情节的需要，作者又把清河县移到了运河边，凡北上的商船经山东临清的钞关就到了清河，原来两地相距七十里，一下子就缩短成了“近在咫尺”，此其问题二；而且作者又让它移到卫河南，与阳谷县相邻，成为东平府的属县，所以武松在景阳冈打虎后，便可立即迎回清河，此谓问题之三；不仅如此，为了让西门庆便于结交权豪势要，六黄太尉、曾巡按等由京都南下时，先要经东昌府，再过东平府，才能进入清河县，如此，清河县的地理位置便又被搬移到了东平之南。试问：这样的清河，在地图上能找得到吗？此可谓问题之四。

以上四个方面的“错误”，单纯地归罪于作者对地理的不熟悉怕是讲不通的。而更趋合理的解释当是：此乃有意而为之，是为了给典型人物创造一个典型环境，以便使他可以在这样一个虚构的环境里大展身手。就“小说技巧”层面而言，这是《金瓶梅》艺术创造的一大成就；而就“地理问题”方面着眼，则又显然是一种乖张、错乱，可谓是“问题大大的”。

（二）次说《西游记》

唐僧玄奘西行取经，历史上实有其人其事。但《西游记》既不是游记，也非报告文学，而是降魔擒妖的神魔小说。它的地理背景纵然是有一些唐僧西天取经的历史影子，但多数属于子虚乌有，只有一小部分在地图上可以找得到。有的在西北，如流沙河当指现在的新疆白龙堆沙漠地带，通天河在青海玉树地区，火焰山在新疆吐鲁番盆地，西梁国应是甘肃西凉；有的在西南，如乌斯藏国，即是别称前藏、卫藏的西藏，金平府在今云南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南部。按今天的地理位置，唐僧的行踪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如第13回写他出了巩州到河州卫，前地在今四川珙县，后地则在甘肃临夏；第18回南进乌斯藏国，第22回又转流沙河；第47回抵达通天河，第54回又返回西梁国；第59回北上火焰山，91回忽又绕到云南的金平府。有人质疑“唐僧西行走的是新藏线、青藏线，还是滇藏线？”我们只能如此作答：按《西游记》，当是三线并举。但因为它毕竟是小说，地理问题真真假假，因此便不必坐实，也极难落实。据说，有人考证出“在今天甘肃省张掖市附近”“有个大佛寺”，“这个地方和猪八戒的故事似乎有着某种联系”，更有甚者，“在离甘肃有着万里之遥的云南省保山市”，“这一地方的人们认为，猪八戒与高老庄的传说是真实地发生在了他们那里”。［1］呜呼，读小说读到这种份儿上，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了！——用心、刻苦，还是走火入魔？

（三）再说《水浒传》

在明代四大奇书中，《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一样均属“世代累积型”作品，这种特殊的成书过程，也就势必会影响到书中的相关地理问题。

《水浒传》是一部英雄史诗，而有关宋江起义的史料却只有零星简略的记载。若追溯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则大约自北宋末年开始，民间已有宋江三十六人横行齐魏、河朔、淮南反抗官军的故事传说，自南宋、元代至明初，有关水浒英雄的讲史、话本、杂剧、南戏、曲艺、绘画，以及诗文、野史、杂记不断涌现，日渐丰富。这样，经过四百多年的演变，经过不断地融合、修改和反反复复的再创造，才最后形成了一部长篇巨著。

据何心《水浒研究》［2］考查，小说中的地名约有260多处，分布在15个省，其中三分之二为北宋所有，此外三分之一的一半是后代所有，另一半则无从考查，有的则极可能就是作者所杜撰的。在这一点上，恰如杨文所说：其地理方面的问题确实是“大大的”！然则，即便是如此也未可一概而论，换言之，不能统统都记到作者的帐上。这其中尚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因素不得不予以考虑：一是属于误书或误刻。如，将洮西误作姚西，寿张误作寿春，冠州误作寇州，等等。

二是连缀时方位发生矛盾和错误。如第23回，写武松从沧州回清河老家看望哥哥，沧州和清河都在卫河之北，无需过河到西南方向的阳谷，而景阳冈又更在阳谷县城之东南。但元人杂剧已有红字李二的《折担儿武松打虎》［3］，可见武松打虎的故事由来已久。而至明初又有无名氏杂剧《双献头武松大报仇》［4］（已经失传），应是演武松寻兄杀嫂的故事。后来将打虎与寻兄两故事合在一起时，地理方位就出现了误差。因景阳冈打虎早已家喻户晓，不好更改，只能将错就错，沿袭至今；又如第5回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后，长老命他去东京相国寺讨个职事僧做。按方位，只需向南直下就能抵达，小说却让他朝东南前进，在青州（今山东益都）大闹桃花村，兜了一个圈子才到开封。这又是为什么呢？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可知，宋人话本已有《花和尚》名目［5］，龚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6］和《大宋宣和遗事》［7］的鲁智深绰号都叫花和尚；《宣和遗事》没有记载他的事迹，仅云“那时有僧人鲁智深反叛，来投奔宋江”，是三十六人中最后一名上梁山的。元康进之杂剧《李逵负荆》第三折中，李逵对鲁智深说：“谁不知你是镇关西，离五台山才落草。”［8］这句话透露出一个信息：鲁智深离开五台山后，并非是到开封，应是直接去山东。宋方勺《泊宅编》云：“京东盗宋江出青、齐、单、濮间，”［9］可见青州也是宋江一伙的出没之处。因之，鲁智深是为了投靠宋江而到青州的。鲁智深的故事在《宣和遗事》中比较靠后，到了今本《水浒传》被提前在第三回，并与林冲故事衔接，所以改成到开封。但为什么还要到青州呢？因为青州是他的根据地，让他先去转一圈实是为后来的“三山聚义打青州，众虎同心归水泊”预作铺垫。

此外，针对杨文中“宋江在江西题反诗，戴宗送文书上河南，为什么会经过山东梁山”以及“看了《水浒全传》那么多遍，”“为什么不管什么人，干什么，都会经过梁山？梁山是在全中国的中心点吗”对《水浒传》的质疑，在这里，我们也有必要说道几句。

先不妨举三个具体的“事例”：一是早于《水浒传》成书的《宣和遗事》中押送生辰纲的不是杨志，从北京（今河北大名）到东京，路线应是南行。而今本《水浒》为拉近与梁山的距离，押送者改成杨志，路线也变为绕道东行青州二龙山、桃花山等地，被劫地点则安置在济州的黄泥岗（今郓城县的黄堆集，北距梁山六十里许）；劫纲的晁盖、阮氏三雄等又均居住在郓城的东溪村、石碣村等处，后来官府要追捕他们，他们也便顺势就上了梁山。试想：如果梁山离劫纲之地和他们的住所路途迢迢，那么上梁山怎会如此便捷？二是《水浒传》第36回，宋江因杀惜由郓城发配到江州，本该南行，却绕道水泊，并得与众好汉一聚，从而在实际上已是拉开了宋江最终会被逼上梁山的序幕。三是小说第39回，宋江在江州题反诗，戴宗送文书至京都，本来，从江州至汴梁，正常是没理由多跑冤枉路去到梁山的，但作者却又让戴宗去绕道东北方向的梁山，从而引发出众英雄劫法场，完成了宋江最终上梁山的历史过程。也正因此，梁山泊虽然在地理坐标上不是“全国的中心点”，但因为《水浒传》全书所要重点描写的正是众好汉的“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所以，作者才要着意地设置条条道路通梁山的地理格局，在这种意义上，梁山也就自然而然地要成为“中心”了！

（四）最后说《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历史题材的小说，既为历史演义，则必然要在相关史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虚构，因为只有虚实结合才能给人以真切的历史感。地理背景的安排也是如此。如刘备到东吴招亲，吴国太在甘露寺相亲，甘露寺在镇江，真实无疑。然而，建成的年代则在孙权之子孙皓做皇帝时，提早了五十年；虎牢关刘关张三战吕布，故事是虚构的，而地点却是真实的，用险峻的雄关，衬托群英鏖战，则愈显鏖战之激烈、壮观。

杨文提出赤壁之战中曹操败退下来“不走华容道行不行？”关羽寻兄“过五关斩六将走的是不是最短的路程？”藉此证明罗贯中实在就是一个“路痴”！

殊不知，曹操败走华容道是个“规定动作”。《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本传虽对此没有记载，但裴松之注引《山阳公载记》则写得很清楚：“（曹）公船舰为（刘）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军既得出，公大喜。诸将问之，公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备寻亦放火而无所及。”［10］历史上曾有两个华容，只要查一下《辞海》［11］就会明白：一个是三国时的华容，西汉所置，治所在今湖北潜江市西南。曹操兵败赤壁，孙刘联军在乌林（即今湖北蒲圻市西北赤壁对岸洪湖市东北的邬林矶）追击，曹操只得取道华容北退，这个华容，南朝梁时已废止。另一个华容在今湖南北部，洞庭湖畔，三国吴所置，原名南安，南朝宋改名安南，隋朝更定华容，沿袭至今。而作者既要渲染曹操的溃败情状，并写出他败而不馁的个性，则当然不会舍弃这一绝佳素材。

至于说关羽过五关斩六将则于史无据。但《三国演义》的蓝本《三国志平话》中则已有关羽千里独行，只是写得很简略，没有写过关斩将。不过，关汉卿《单刀会》已提到“千里独行，五关斩将”，只是无具体情节而已［12］。此外，尚有元无名氏杂剧《关云长千里独行》、元明间无名氏杂剧《寿亭侯五关斩将》（现均已失传）［13］说明此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三国志平话》写关羽降曹时，曹操始终在长安，没有迁都，所以说关羽辞曹寻兄的路线必须东行。《三国演义》按照史实，曹操已挟持献帝迁都许昌。为了塑造关羽“义薄云天”的光辉形象，保留了“千里独行”的精彩情节，仍让关羽在灞陵桥辞曹，闯过东岭、洛阳、沂（汜）水关、荥阳、滑州等关隘和黄河渡口，抵达河北，在古城与刘备、张飞相会。观众的兴趣在于人物和故事，并不在意地理上的错位，也就大多认同了这个无中生有的情节。

三、也说古典小说中的地理问题

上面，我们循着杨早先生《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你们这帮路痴》里的质疑思路，有针对性地爬梳了一下《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书中的所谓“地理问题”。通过蜻蜓点水式的梳理我们发现：在明代的四大奇书中，于事涉城镇、地名及方位、座标方面确确实实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这些个方方面面的问题，却又具有着各种各样的成因，绝不是什么用一个所谓的“路痴”就可定性和概括的。

谈到形成“地理”方面差错的成因，具体而言之，大约有以下三端：一为出于艺术构思的需要，如，以梁山为中心展开故事，无论是宋江杀惜由郓城刺配去江州的本该南行却要绕道水泊，还是戴宗自江州送文书至京城偏要经由梁山，这实际上都是构建“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故事大格局艺术构思上的需要；二是小说中有些地名的错误，如将洮西误作姚西，寿张误作寿春，冠州误作寇州等等，则是在印刷和传播过程中的误书或误刻所致；三为受成书过程的影响，这其中，我们一方面举到了《金瓶梅》的例子，《金瓶梅》由《水浒传》脱胎、演化而出，而在《水浒传》中西门庆原是阳谷县的一个破落户财主，但到了《金瓶梅》中却成为清河县人士，而为了容纳下这个集土豪恶霸、巨贾富商、贪官污吏于一身的“泼天富贵的大财主”，又不得不把清河“搬移”到大运河边，以作为成书过程中有承继更有创造的例证。另一方面，我们还举到了《三国演义》中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例子，关羽“过五关斩六将”于史无据，但在元代关汉卿的《单刀会》杂剧中已提到“千里独行，过关斩将”，至元明间无名氏杂剧更有《寿亭侯五关斩将》之名，这足以说明此故事在民间流传已久，于是罗贯中据以将此写进《三国演义》中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至于这五关分别在什么具体的方位，比起展现关二爷的超群神勇来讲，那也实在算不得什么了。

在这里，笔者还想附带地谈一谈有关小说作者的学识问题：吴承恩是文人，出生在由仕宦世家没落为商人的家庭，家里藏书甚富，幼即饱读诗书，并喜爱志怪传奇小说。著有《射阳先生存稿》诗文集四卷。中年当长兴县丞两年小官，晚年依靠卖文为生。说这样一位学识渊博之人竟会是“路痴”，实在不可思议；至于施耐庵和罗贯中，尽管直到目前我们对他们的生平事迹所知不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两人都是大师级的“书会人才”类的下层知识分子！我们不要轻视这些富有才华、阅历丰富的下层知识分子。《醉翁谈录》卷首有篇专门论述小说家的《小说开辟》，它提出：“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须熟读《夷坚志》、《琇莹集》、《东山笑林》、《绿窗新话》等书，还应“辨草木山川之物类，分州郡县镇之程途。讲历代年载废兴，记岁月英雄文武。”结尾以“诗曰”总结云：“小说纷纷皆有之，须凭实学是根基。开天辟地通经史，博古明今历创奇。……”可见，小说家须掌握何等广博的才学和知识。所以有的学者发出：“鸿儒有不如”的感叹。

而从我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创作传统上来讲，“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实者虚之，虚者实之，娓娓乎有令人听之而忘倦矣”（清·钱彩《说岳全传序》），这是古代通俗小说作者共同遵循的创作法则。人物塑造、故事叙述是如此，地理背景设置也多是这样。根据构思要求，虚虚实实，真假杂揉，其中的奥秘，值得探索研究，而不应该轻言作者不熟悉地理，更不能无端用“路痴”来抹黑。

杨文讲：“中国人的地理传统相当薄弱”，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联系到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创作，往往主要着力于故事情节的精彩曲折和人物塑造的鲜活生动，一般来说对地理背景的安置往往关注力不够，常是随手拈来，任意安排，甚至轻描淡写地说：“闻得老郎们相传的说法，不知得何州甚县。”在这一点上，倒跟从前活跃在乡野的说书艺人讲故事时所云“话说很久很久以前”的有意模糊时代界限的情形差相近似。但若真的说到地理意识，自《史记》以降，历代专史均辟有“地理志”，且唐宋就有大型专著，如《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城志》等，详记唐宋各镇、路、府、州、县、乡之沿革与山川、道里等，这些重要的典籍都堪可为必要的地理知识之参考书。至于像杨先生所要求的“菜市在哪里，牲畜在哪里买卖，家具该去哪做，花街要怎么走……”等，只能十分抱歉地说：神人也没办法！

以上，我们围绕杨先生对“伟大的小说家们”“这帮路痴”的质问与“数落”，就有关地理问题进行了相应的讨论。而实际上，最为重要的倒不是在于地理问题，而是在于今天的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面对古代小说名著的问题，之所以说它重要，需要回归到问题的原点：四大奇书是小说，而不是历史书，当然也更非地理著作！因此，在看待古代小说中的地理问题时，既别“不当回事”，也别“太当回事”！别“不当回事”，辨析一下书中的差错与谬误，可以给广大读者以正确的地理知识，为有益；而“太当回事”，非要按图索骥、一一坐实，则又无疑是过于“执着”了！艺术创作不等于真实历史。一一较真这种方法，看似科学，实未必科学。文学作品就是文学作品，它的根本属性是艺术，而艺术需要创作和创造。而历史书也好，地理著作也罢，那是科学，而科学追求的是真实，二者是不可混为一谈的。这本来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一具体起来往往难免就会有人犯起糊涂。

［1］傅斯鸿．寻路四大名著［M］．北京：同心出版社，2015．

［2］何心．水浒研究［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3］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4］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M］．上海：上海杂志出版社，1953．

［5］宋 罗烨．醉翁谈录［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6］鲁迅．小说旧闻钞［M］／／鲁迅三十年集 鲁迅全集出版社，1947．

［7］新刊大宋宣和遗事［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1954．

［8］傅惜华，杜颖陶．水浒戏曲集［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9］方勺．泊宅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0］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12］关汉卿．关大王独赴单刀会［M］／／隋树森，元曲选外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

［13］冯梦龙．古今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W ere Shi Naian，Luo Guanzhong and W u Chengen Disoriented——On Geographical Problems in Classical Novels

GU Jin，SONG Pei－xian

（Liaocheng University，Liaocheng Shandong252000，China）

There were geographical problems in the fourmasterpieces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Three causes for the geographical errors in ancient novelswere the need for artistic conception，miswriting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editing process．A critical evaluation on geographical problems should be done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 fourmasterpieces were not history books but fiction books．

fourmasterpieces；geographical problems；fiction；history book

I207．412

：A

1673－2103（2017）01－0040－05

（责任编辑：谭淑娟）

2016－05－15

古今（1930－），男，上海人，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宋培宪（1961－），男，山东莘县人，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