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武生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 北京 100029)

毛泽东毕生读苏轼

涂武生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 北京 100029)

毛泽东毕生读苏轼、谈苏轼、评苏轼。他与文化界名流会见，时时谈论苏轼；他巡视大江南北，劝说基层干部读苏轼；他将苏轼诗词印成文件，在党的会议上散发，让大家研究讨论；他闲时吟诵、书写苏轼诗词，作为工作之余的“休息脑筋”。

苏轼诗词；品读；毛泽东

世纪巨人毛泽东，既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理论家，也是伟大的文学家、书法家和诗人。他自幼便博览群书，对中国传统文化古籍爱不释手。据中南海毛泽东图书管理小组工作人员的统计，在毛泽东阅读过的藏书上，仅圈画批注点评过的诗词曲赋就有1590首，其中诗1180首，词378阙，曲12首，赋20篇，诗人共429位。包括苏轼在内的历代名人优秀诗词曲赋，都是他喜欢的。正像电视片《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所说：“作为诗人，毛泽东是政治家诗人。作为政治家，毛泽东是诗人政治家。是一个会写诗的红色领袖。”他称“苏东坡是宋代大文豪”， 劝说基层干部读苏轼，他圈点过苏轼的《题西林壁》和《惠崇春江晚景二首》等，亲笔书写过《念奴娇·赤壁怀古》《湖上初雨》《惠崇春江晚景二首》《题西林壁》等诗词。

一、毛泽东对苏轼的品读、运用和取舍

根据目前已发现的史料，早在1912年毛泽东19岁在长沙一中读书时，就模仿过苏轼的文笔，写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他的语文老师柳潜阅后大为赞赏：“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并写下点评：“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逆折而入，笔力挺拔。”春秋时代的商鞅变法，使原本弱小的秦国一跃成为战国强国之一，最终为统一六国奠定基础。王安石变法的政治反对者苏轼，在《商鞅论》中对商鞅是否定的。他认为，商鞅的改革成效，“皆战国之游士邪说诡论”， 商鞅之术，“用于世者，灭国残民，覆族亡躯者，相踵也。而世主(历代帝王)独甘心焉，何哉？乐其言之便己也”。其实，苏轼不过是想以商鞅为例，借古讽今，来反对王安石的变法罢了。而青年毛泽东则表示：“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他学苏轼之文，并未囫囵吞枣、全盘照搬，而是取其精华，为我所用。这条原则，贯穿于毛泽东毕生读苏轼的始终。

毛泽东南征北战、戎马倥偬，无论是在紧张的战斗中，还是开会的间隙，都没有忘却苏轼。1927年9月的一天，他在湘赣边界的上庄，亲自布置攻打白沙镇的战斗任务。当他摊开军事地图，从容指挥作战时，一边手指地图，一边口中连连说道：“派一营为左翼，从濠溪出发，经泉坑——水坳——黄家嘴——家槽——屙屎坳……”在紧张严肃的气氛中，却引来一片笑声。毛泽东皱着眉头，不禁自言自语： “好难听的名字。”众人笑得更欢了。见此，在场的团长苏先骏板起脸，对大家说：“笑什么？严肃点！”毛泽东见他过于认真，拍拍他的肩膀，劝说道：“也不要太作古正经呢，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嘛！”毛泽东巧妙引用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中的名句，在肃穆激烈的战斗氛围中让人轻松愉快起来。毛泽东信手拈来、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苏轼的词，显示了他胸有成竹、胜券在握，乐观向上、藐视敌人的宏大气魄。

1949 年 3月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一位女代表名叫向隅，本应该坐在靠前面一些的座位上，可是因为她丈夫是老革命，牺牲了，她心情不好，独自坐在一隅。毛泽东环视会场没有看见她，便关心地问起她来了没有？有人告诉毛泽东，她坐在后面的一个角落里。毛泽东看到后笑着对她说：“一人向隅，举座不安啊！苏轼《立春日……请成伯主会二首》之一有：‘老子从来兴不浅，向隅谁肯满堂欢？’还是请你到前面就座吧。”毛泽东亲切温暧、轻松自如，亦庄亦谐、恰如其分，用幽默的语言，巧用苏东坡诗句，使人在轻松愉快中乐于接受他的意见。不仅化解和消除了向隅的郁闷情绪，还使会场的气氛立即变得轻松和活跃。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面加紧准备内战，一面伪装和平，数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1945年8月，毛泽东以民族大义为重，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与国民党和谈。在重庆期间，他拜访了许多民主党派和爱国进步人士，其中有著名的柳亚子先生。柳先生向毛泽东索句，毛泽东两次手书1936年2月在陕北写成的《沁园春·雪》相赠，并向柳亚子说明：“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柳亚子接读这首词后，极为感动， 盛赞它为“千古绝唱”，并称“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柳亚子击节叹赏之余，精心构思，又和韵回赠一词，其中下阙为：“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秾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其中的“稼轩居士”，是指南宋词家辛弃疾，而“黄州太守”，便是指北宋词人苏轼(编者按：苏轼在黄州并不是太守，只是不得签书公事的贬官——团练副使)，这两位词人，都是毛泽东喜爱的。柳亚子夸奖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词，既有辛弃疾、苏轼这样的豪放词风，又超越“千古词人”并有雄浑新意。北平解放后，1949年的5月5日，是孙中山就职广州非常大总统的纪念日 “双五节”，毛泽东约同柳亚子到香山孙中山衣冠冢拜谒，并合影留念。随后，毛泽东请柳亚子夫妇到家中共进午餐，作陪的有朱德和田家英。他们纵论时局，“对酒当歌”，畅谈历代名家名篇名句。柳亚子拿出随身带来的《羿楼纪念册》，要毛泽东和朱德题词。毛泽东便将他们席间刚刚谈论过的南北朝时期的谢灵运、隋朝的薛道衡和苏轼的名句联为一首诗，挥毫题写：“池塘生春草，空粱落燕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书以为念 毛泽东”。两位“政治诗人”，心心相印，心领神会。

毛泽东与许多文化名流会见和交谈，时时涉及苏东坡的话题。上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为答谢画家齐白石赠送他两枚印章，特邀请画家前往中南海赴宴，并让郭沫若作陪。席间，白石老人请毛泽东和郭沫若在他的一幅画上题字。郭沫若递过毛笔，要毛主席先写。毛泽东接过笔来，浑毫书写：“丹青意造本无法”7个大字。郭沫若知道这是借用苏东坡《石苍舒醉墨堂》中的诗句“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来高度评价齐白石的绘画。于是，他略一思忖，接着也写了：“画家胸中常有诗”。这是借用陆游“此老胸中常有诗”。白石老人喜出望外、欢欣鼓舞，一直珍藏着这幅画。冒广生是我国近代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是明末清初“四公子”之一冒辟疆的后人。毛泽东曾经评价说：“明末四公子中，真正具有民族气节的要算冒辟疆，清兵入关后他就隐居山林，不事清朝，全节而终。”

冒广生历任中山大学教授、南京国史馆纂修；新中国成立后，陈毅市长特地聘任他为上海市文管会特约顾问。1957年6月，他从上海来京探亲期间，全党正在开展整风运动，应陈毅之约撰写了《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在《人民日报》发表。随后《人民日报》记者又专程到他住所采访，写了一篇《八五老人一席话——访冒广生先生》，此文也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两篇文章在海内外多家报纸上转载。毛泽东读后委托周恩来，转告冒广生在北京多住几天，想当面与他交谈。果然，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冒广生被邀请到中南海。见面后，他将自己的四大本著作《疚斋词论》《宋曲章句》《四声钩沉》《倾杯考》赠送给了毛泽东，俩人便畅论诗词。毛泽东谦虚地说：关于诗词的历史演变，“愿闻高见。”冒广生侃侃而答：“诗变为词，小令衍为长调，不外增、减、摊、破四法。蜀后主孟昶的《玉楼春》《冰雕入骨》是两首七绝，经苏轼的增字、增韵而成形为《调仙歌》。诗词贵简练含蓄，孟昶原作本意已足，东坡好事，未免文字游戏。”毛泽东听后风趣地说：“东坡是大家啊，所以论者不以蹈袭前人为非，如果是别人，后人就指他是文抄公了。” 毛泽东还说：“你们过去提倡革新，我们后来号召革命，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是一条道路上的人。”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苏轼这位“大家”的权威，似乎是公认而无法怀疑的。

然而，像对待一切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一样，毛泽东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指导思想，看待古代文化艺术，既不全盘否定，又不盲目崇拜、囫囵吞枣。毛泽东读苏轼，同样贯穿着这种“吸收其精华”、“排泄其糟粕”，而“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的精神的。他在《新唐书·马周传》中批写：“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这里很明显地贬抑苏东坡而褒扬“马周才德，迥乎远矣。”他对苏轼作品的阅读，也确实经过精心地筛选、分析、鉴别、取舍。毛泽东曾经批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因此，从他阅读、谈论和圈点过的苏轼作品来看，词多诗少，也就不难理解。

二、毛泽东从读苏轼引伸“读史可以明今”

毛泽东以历史主义的观点分析和评价古人古事，肯定苏轼的“奋发有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几乎每年都要抽出一定时间，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1952年10月29日，他来到江苏徐州后便去放鹤亭。毛泽东向随同的当地负责人侃侃而谈：这个亭子与苏轼以及他的《放鹤亭记》是分不开的。1077年，苏轼出任徐州知州，当时刚过不惑之年，奋发有为，政绩卓著，给徐州百姓做过一些好事。在他离任时，当地百姓成群结队为他送行，有的人挽住苏轼的马头，献花献酒，依依惜别，甚至放声大哭。苏轼与张山人是好友。苏轼常与别的朋友登门赋诗、饮酒。这位张山人驯养了两只鹤，并在云龙山顶修建了一座草亭，名为“放鹤亭”。苏轼为此写了一篇《放鹤亭记》，文情并美，成为流传千古的著名散文。毛泽东背诵了《放鹤亭记》，还看了乾隆题诗的石碑，并说：“乾隆这个人好题诗。”(参见：2005年11月9日人民网)

同年11月，毛泽东到河北古城定州视察，这里又有不少关于苏东坡的名胜古迹。北宋元佑八年(1093年)，苏东坡被贬到定州任知府。毛泽东在当地干部陪同下，兴致勃勃地来到“众春园”，然后直奔“雪浪斋”。他仔细地观看着石盆上的石刻“雪浪铭”，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轻轻读着铭文，并让旁边陪同的当地干部都来读一读。这段文字没有标点，字字相连密密麻麻，毛泽东连问了几个人，都没有读下来。毛泽东便指着上面的首句和末句给他们看：“尽水之变蜀两孙，与不传者归九原。异哉驳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飞空漱其根。东坡作铭岂多言，四月辛酉绍圣元。”接着，毛泽东又借此机会娓娓动听地说：“我们不仅打下了江山，我们还要管好江山，党的基层干部都是国家建设的骨干，不但要有社会知识，还要懂点历史，读史可以正身，读史可以明今，读史对我们开展工作大有好处。在我们的基层干部中，有许多是从血与火的战斗中走过来的同志，其中有许多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但你们现在是一个地方的领导，肩负着带领一方群众发展生产的重任，如果不加紧学习是不行的，工作是干不好的，党的干部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毛泽东以苏轼的《雪浪铭》为教材，教育基层干部要努力学习，多读历史，多学科学知识，联系实际，干好本职工作。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毛泽东在南方各地作调查，从广州来到长沙。他要再次畅游湘江，为在武汉游长江作准备。毛泽东登上湘江的一艘汽轮，小汽轮划破江面，溅起一路水花，阳光谱成彩练，分外美观。毛泽东触景生情，吟诵出苏东坡《前赤壁赋》：“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接着，他兴致盎然地评论道：“苏东坡是宋代的大文豪，长于词赋，有许多独创，‘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如《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千古绝唱。然而此人政治上坎坷不平，宦海中升降沉浮，风云莫测。因此常寄诗清风明月、扁舟壶酒以消情。”[1]

2003年以来，北京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水资源短缺、水污染问题凸现。水土保持工作如何适应新形势，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北京市水务局转变观念，针对发展中的突出问题确立了以水源保护为中心，构筑“生态修复、生态治理、生态保护”三道防线的工作思路和理念，实施污水、垃圾、厕所、河道、环境“五同步”治理，采取21项措施，扎实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成效显著。

1960年3月，毛泽东到湖南郴州视察， 接见了当地的领导干部。交谈中，他两次问到苏仙岭风景区“三绝碑”的保护情况，并讲解了秦观作词的历史背景和该词的艺术价值。他说：古时候，郴州这个地方是一个蛮荒之地，是一个谁都不愿意来的地方。宋朝有个秦少游，很有才华。经苏轼推荐，应召进京，当过秘书省正字和国史编修官。后来，因为新旧党争的牵连，屡遭贬谪，最后削官去职，于绍圣三年流放到郴州当老百姓。秦少游因怀才不遇，含冤被贬，满腹牢骚。后来，他就写了一首词，叫《踏莎行·郴州旅舍》。这首词写得很好，写出了他被削职后那种凄楚难言的隐衷，把那些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冲突中，有才华有抱负的爱国知识分子报国无门、不堪排挤打击的情怀，描写得淋漓尽致，所以很有名。接着，毛泽东琅琅有韵地背诵了《踏莎行·郴州旅舍》。接着又说：这首词在文学艺术上是很有价值的，苏东坡很喜欢，特别喜欢最后两句：“郴江本是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把它写在扇子上，天天看它读它。秦少游死后，苏东坡非常悲痛，在扇面秦观词的后面， 写下了“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的跋语。后来，著名书法家米芾把秦词、苏跋书写下来传到郴州。郴州人为了纪念秦少游，把秦词、苏跋、米书刻在碑上，这就是今人所看到的“三绝碑”。毛泽东再次谈论苏东坡，让干部多了解、熟悉历史，增长知识，加深“读史可以正身，读史可以明今，读史对我们开展工作大有好处” 的意识。

毛泽东还多次在党的会议上谈论苏东坡。1958年3月，他首次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一到这个蜀汉古都，毛泽东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阅读。以后，又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籍，还在书上批、划、圈、点。会议期间，他亲自挑选唐、宋两代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15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47首，明代杨基、杨慎等12人写的18首，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在这次中共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毛泽东在这份《意见》草稿上批了8个字：“积极准备，充分可靠。”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他同有关人员一道，乘“江峡”客轮东下，不远千里，亲自到三峡工程坝区，进行实地考察。毛泽东将成都会议印发的诗词赠送给当地陪同人员，并亲切地对一位干部说：“这些诗词是我们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80多首诗词中，有30多首都是描写长江三峡的，请你和同志们好好读读，这是很有价值的。”江轮离开万县港，乘风破浪向三峡驶去。驶入夔门前，一位当导游的干部轻声吟诵杜甫的诗：“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毛泽东十分感慨地说：“为人民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总会使后世人面对留下的遗址遗迹，吟诵和评说他们的得与失。苏轼不是也曾吟咏‘唯余八阵图，千古壮夔峡’嘛！”

同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向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当时赢得全场掌声雷动，一片沸腾。会议间隙，他问身边的两位工作人员：“你们说，是天上好还是人间好？”两位工作人员望着一脸兴奋的毛泽东，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毛泽东喜笑颜开，随口便吟诵苏轼在密州时写出的代表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毛泽东认为苏东坡“长于词赋。有许多独创”这是他不断欣赏和赞美苏轼的根本因由。

也许不少人都知，毛泽东在1957年8月1日抄写了范仲淹的两首词，即《苏幕遮》与《渔家傲》，然后写了一段评论：“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2]他自称“偏于豪放，不废婉约”，而且一直坚持自己的爱好。 1963年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有人提出，轻音乐是抒情的，重音乐是战斗的。毛泽东当即插话：“那战士就没有抒情？诗词也是一样，在同一朝代，如宋朝，有柳永、李清照一派，也有苏东坡、陆游一派。柳、李的作品只讲爱情。”[3]毛泽东赞赏苏轼的词“气势磅礴，豪迈奔放，一扫晚唐五代词家柔靡纤弱的气息。”他喜爱读苏东坡、辛弃疾，但他并不以个人的偏爱、偏护而导致偏颇和偏废，全盘否定宋诗和婉约派。毛泽东认为，文学艺术现象和读者的欣赏趣味，都是相当复杂的，要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主义的观点全面地看待和评价。有偏爱而不偏废，对立而又统一，在某种条件下还会转化，这是重要的文学艺术创作观和欣赏论。

三、毛泽东称“苏东坡是宋代的大文豪”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在工作之余消闲“休息脑筋”，常常随意凭记忆挥毫，书写古典诗词。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叙述，毛主席热爱书法，抽出很多时间来读贴，临摹过的书法字帖有400多种，读过的有600多种，1993年中央档案馆编辑的《毛泽东手书选集》第九、十两卷，共有毛泽东书写的古诗词233首(段)、291件(某些诗词写过数遍)，还有其他一些古诗词散见于《书家毛泽东》及其他书刊。根据目前已经公开发现的文献，毛泽东圈画或手书过苏轼的词至少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洞仙歌·冰肌玉骨》《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江城子·别徐州》《行香子·丹阳寄述古》《昭君怨·送别》《采桑子·润州多景楼与孙巨源相遇》《满江红·东武南城》《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醉翁操·琅然》《哨遍·春词》《点绛唇·庚午重九》《蝶恋花·春事阑珊芳草歇》《贺新郎·夏景》等共16首；诗篇至少有《题西林壁》《惠崇春江晓景二首》《饮湖上初晴后雨》《赠刘景文》等5首。由此可见，毛泽东称“苏东坡是宋代的大文豪”有根有据，他喜爱苏东坡诗词，在他手书诗词中所书苏东坡诗词占有相当比重，不足为怪。

毛泽东晚年仍然喜读苏东坡，据1959年—1976年在毛泽东身边做过机要工作的谢静宜所著的《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年1月出版)记载，毛泽东最初劝她读唐诗。谢静宜读了两遍唐诗三百首，还背了一些唐诗，毛泽东又给她划了重点，要她再读。他说：“三李的诗，李白最好，他是诗人之冠。”谢静宜对唐诗有了一点基础之后，“主席又推荐我读《宋词》，特别介绍了陈亮、张元干、辛弃疾等人的爱国词。他老人家用粗铅笔为我书写了苏轼的一首词《念奴娇·赤壁怀古》，还为我和我丈夫作了一首诗《一半儿》。”

直到毛泽东逝世前不久患了严重的“老年性白内障”，他仍在读苏轼。1975年6月，根据中央有关部门的安排，选派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芦荻专门为毛泽东读书。据她回忆：有一次给毛泽东读李商隐诗，读错了一个字，主席立刻让她停下，并进行纠正。可见即使到了暮年，毛泽东对古典诗词还是十分热衷和熟悉。“文化大革命”后期，芦荻已回北大，突然有一天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一位医生来到她的家中。大夫奉毛泽东之命，要她查找一句苏东坡的话的出处。她当即拿出自己的一部明代版本古书，从中查出那句话，在书中夹上纸条，交给大夫带去。这足以说明，毛泽东即使在病魔緾身之际，仍然没有停止读苏轼，他对苏东坡真是情意绵绵、难舍难分啊！

毛泽东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5]毛泽东毕生品读苏轼、研究苏轼、评议苏轼，留给我们许许多多重要的历史感悟和文化启示。毛泽东称赞苏轼人品，颂苏轼诗篇，书苏轼词文。今人再读苏轼，再读毛泽东，再谈毛泽东读苏东坡，确实是永远说不完的话题。

[1]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毛泽东回湖南纪实[M].湖南出版社,1993:44-45.

[2]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27-28.

[3]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372.

[4][日]武田泰淳,竹内实.诗人毛泽东[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4.

[5]毛泽东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52:496.

[责任编辑：郭杏芳]

2017-07-01

涂武生，男，湖北武穴人，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研究方向：美学和文艺理论。

A841.3

：A

：1672-1047(2017)04-0001-05

10.3969/j.issn.1672-1047.2017.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