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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雅各与高本汉的《尚书》注释比较研究

2017-03-09沈思芹

海外华文教育 2017年12期
关键词:文本

沈思芹

(徐州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中国徐州221000;扬州大学文学院,中国 扬州225009)

一、引 言

《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典籍,最初只叫做《书》,汉代称《尚书》,《孔传》解释为:“上古之书”,成为儒家经典后,又叫做《书经》。其内容汇集了上自尧舜,下自东周的十分珍贵而丰富的史料,向来被奉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钱宗武,2008)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尚书》也是最早被译介到西方的中华原典之一。自17世纪初至今,西方已有多种语言的《尚书》译本,其中著名的英译本包括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的译本,这两位汉学家的译文和注释相隔了近一个世纪,分处于西方汉学初步发展与现代化转型的不同阶段。理氏《尚书》译本(The Shoo King or The Book of Historical Documents)于1865年面世后一直被奉为经典译本,长篇评论式注释是其学术价值的重要标志;高氏著于1947~1948年的《书经注释》(Glosses on the Book of Documents)主要是对所谓《今文尚书》疑难字词的分条单独注释,在汉学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学界对理氏与高氏的《尚书》译注进行过不少探讨,如陈远止(1994,2015)、岳峰(2004)、陆振慧(2010,2012)、陈丹丹(2015)、葛厚伟(2016)等,这些研究中除了少数对其注释的单独研究,如陈远止(1994)等之外,虽对其注释有所论及,但对其单独比较研究尚显不足。对两位汉学家的《尚书》注释进行比较研究,可深化对其学术价值的认识,进一步体认西人对《尚书》等中国典籍的认知路径和规律,对汉学、翻译学、文化学等方面的研究也会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二、理注与高注的相同之处

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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