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楚楠

摘要：近年来，中国高铁出口发展态势迅猛，与俄罗斯、泰国、印度、伊朗、巴西、墨西哥等国家建立了高铁合作项目，中国高铁出口是国际高铁供需稳态的结果，也是全球化形势下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需求。一带一路下中国高铁出口的原因，有一带一路国家的需求与我国高铁自身的优势，以及对世界系统的影响，中国高铁要把握机遇，稳健快速走向世界。

关键词：一带一路；高铁出口；贸易依存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7）01-0012-02

一、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在陈安娜（2014）的一文中，认为铁路运输由于其成本、能耗以及运力优势，对于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经济带国家和地区联系、密切区域经贸往来意义重大。我国高铁出口所必须考虑的需求问题同“一带一路”概念息息相关。玛雅（2015）认为“一带一路”概念的提出，促进了高铁及核电等大项的出口，将装备工业同劳务出口两大领域有效结合，再加上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资本输出优势，使高铁国际化形成了全方位的竞争能力。同样的，李前（2014）认为高铁输出为“一带一路”带来相关基础设施、劳务等合同，对中国获取资源及货物出口、巩固与别国经济联系更具战略意义。因此高铁输出和“一带一路”之间互为因果，两者的结合才能实现双赢。

中国高铁在国际上也具备独特的竞争优势。范亚舟（2014）认为中国高铁优势主要在于技术最全、集成能力最强，低成本和建设高效率，并指出政府主导，使得中国高铁建设能够最大程度地掌握全面资源，获得价格优势。4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高速度，以及令别国望其项背的运营里程也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优势之一；庞大的外汇储备也能够为资金短缺的国家提供有力的支持，这对于高铁建设的东道国来讲无疑是极具诱惑力的。目前，中国高铁的技术体系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中，列车“大脑”技术获得国际认可，轴承国际化也取得了新的突破。

二、一带一路国家的需求

一带一路国家对高铁的需求是中国高铁国际贸易能够成功开展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国与俄罗斯、泰国、印度、伊朗、巴西、墨西哥等国家建立了高铁项目合作，这些国家对高铁具有战略性需求，对高铁需求的原因体现在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对高铁技术的需求与对中国的贸易依存。

首先，一带一路国家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重大需求，新古典經济增长理论认为，交通基础设施作为一个系统，能够在交通通信与分配领域影响交易、搜索、装载、运输货物的效率，在相应领域中会产生内部收益，能够促进技术与信息的扩散与人力资本的提升，在长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在于结构效应、环境效应、成本效应等方面。结构效应指通过加速产业内部的结构升级能够带动其他产业的结构升级，实现整体经济效益的提升。高铁基础设施的建设会带来产业链的拓展，通过基础设施的完善，当地投资环境与设施条件也会随之提高，最终通过产业链的延伸与整合，会形成以高铁为中心的商业娱乐产业集群，带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环境效应指基础设施的建设会以保障社会经济生活与生态环境为目的实现环境的改善。根据破窗理论，在缺乏有效监管的基础设施不完备地区，人们反而会破坏周边环境，造成恶性循环的负外部效应。而高铁基础设施的兴建将有效缓解这一状况。成本效应指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改善工作环境，降低交易成本。对于一些东南亚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是很完善，缺乏高速高效率的货运客运手段，高铁能够高速安全构建当地交通网络，充分发挥成本效应，在长期降低交易成本与运营费用。资本吸引效应指基础设施投人会对资本投入起杠杆效应，基础设施越完备，吸引当地资本投资的能力就越强。一带一路国家的高铁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充分引发资本吸引效应，随着资金投入，制造业一服务业产业链会日趋完善，以高铁为中心的商贸业与旅游业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以高铁线路为中心的产业集群，在边际成本递减，边际生产力递增的集群效应下，又会形成更大的资本吸引，形成一种螺旋耦合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综上所述，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冲击使各国经济发展疲软，一带一路国家急需新的经济增长点，高铁的建设正能够缓解这一问题，因此国际对高铁的需求呈逐年上升态势。

其次，一带一路国家对高铁技术具有重大需求。中国对外出口高铁不是只对高铁车组的出口，而是涉及到基础铁路建设、基础车站设施建设、高铁技术出口、后续维护服务等方面，对高铁技术的出口在中国高铁出口中占有重要一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铁技术普遍较为落后，对高铁技术有迫切需求。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将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量引入到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通过要素报酬不变、干中学与知识外溢、人力资本的积累、研究开发（R&D）消除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规模报酬递减。一带一路国家对高铁技术的引进也会发挥技术的内生效应，促进当地经济增长。一方面，高铁技术的引进会发挥干中学的知识外溢效应，在技术引进学习的过程中，增加物质资本的企业能够通过技术的学习不断积累经验，实现生产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干中学会形成知识外溢效应，一个生产者的学习会通过知识外溢传递给另一个生产者，提高行业生产率。一带一路国家通过对高铁技术的学习与知识外溢过程在长期能够实现自身铁路交通网络的更新换代，通过发挥技术的内生效用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提高整体经济增长效率，促进国家产业升级。综上所述，由于意识到高铁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与带动作用，近年来一带一路国家对高铁的需求较大。

最后，一带一路国家对中国的贸易依存促进了其对高铁的需求。现代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主要通过收入效应、替代效应等影响经济增长。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的东亚与中亚国家如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伊朗等与中国的能源资源与矿产贸易将为本国带来大量贸易收益，提高国民收入。东南亚国家低人力资本的低端制造业产品的大量出口可以发挥国际贸易的替代效应，提高国内核心制造业的投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诸多促进作用，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对能源资源、制造业产品的需求较高，同时作为世界工厂又有价格低廉的制造产品，因此一带一路各国与中国都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贸易依存，高铁的运营能极大提高交通运输效率，提高贸易规模，进一步强化各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实现国际贸易的共赢作用。综上所述，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贸易依存关系扩大了对高铁的需求。

三、中国高铁自身优势

对于国际对高铁的高需求，高铁的供给也是影响高铁出口的重要因素，中国高铁作为后起之秀，在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加拿大庞巴迪、日本川崎重工等众多老牌巨头的竞争下与许多国家建立了高铁合作项目，必然有其自身优势。中国高铁自身优势主要包括人力资本优势、制造成本优势及技术优势。

首先，中国高铁具有人力资本优势。人力资本包含两方面，高铁制造业劳动力与高铁技术工程人员。一方面，中国高铁人力资本具有广度优势，高铁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较低，在高铁车组与零件制造过程中使用的劳动力成本远远低于日本、德国高铁制造商，能够在高铁出口上取得价格优势。另一方面，中国高铁具有大量高技术工程人员和高级服务管理人员，在人力资本深度上占据优势。高铁具有较高技术要求，在铁路线路改进、车组车型设计、安全性能、通信与控制系统等领域的技术要求较高，对人力资本的素质要求较高，中国经过近年来的学习与培养已拥有大批具有较高素质的高铁技术工程师，高等教育的发展为高铁人才的输送提供了重要保障。高铁作为一种中高端、现代化运输工具，需要大量的乘务服务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中国在乘务人员的培养上也累积了大量人力资本，乘务人员的素质得到了大幅提高，在人力资本的深度上得到了延伸。综上所述，中国在人力资本的广度与深度即人力资本成本与素质上具有优势。

其次，中国高铁具有制造成本优势。中国高铁造价相当于国际业内高铁造价的1/2到2/3，取得如此价格优势的原因在于中国大批量生产的边际成本递减和产业链的集中。一方面，中国高铁在大批量生产的成熟技术下实现了规模效应，边际成本递减。截至2015年末，中国高铁运营里程达到1.9万公里，居世界第一，实现了规模经济。另一方面，中国高铁造价的低成本也归功于产业链的集中。高铁建设作为一个系统，涉及铁路道桥建设、铁路站点基础设施建设、车组通讯信息、车组车体制造与零件分工、高铁维护等多个产业，需要完整的产业链支持，中国高铁网已覆盖大部分城市，产业链已经高度整合，形成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集群内部的规模效应实现信息人员技术的共享，大大降低了边际成本。综上所述，中国高鐵经过近年来的发展依托规模效应的标准化制造与合理的产业链整合具有制造成本优势。

最后，中国高铁具有技术优势。中国高铁经过早先对德国与日本高铁技术的引进，不断学习，实现了技术的发展与创新，在运行速度上得到大幅提升，超越了其他国家的高铁技术，其中CRH380A型电力动车组持续运营时速达350公里，是中国高铁引进、吸收、再创新的杰作。另外，中国目前已经成功拥有世界先进的高铁集施工、装备制造和运营管理技术，具备组团出海的实力，对于不同地况的道桥工程技术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目前世界上具有实际高海拔和高桥隧比例施工经验的高铁承建商只有中国，同时项目不到四年的勘察、设计、施工周期，目前也只有中国承建商可以做到。因此在高铁出口的施工技术方面，中国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综上所述，中国具有高铁车组与线路施工建设上的技术优势，因此在国际高铁市场中处于有利地位。

四、经济系统性因素

中国高铁出口不仅是一带一路国家需求与中国高铁供给优势的结果，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要求，世界经济作为一个系统，运行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系统内部要素的变化，通过国际贸易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技术扩散效应及区域经济发展，世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国高铁的出口。

首先，中国高铁出口是经济全球化下国际贸易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世界进入后工业时代，资本、信息、商品、人员的流动速度加快，对交通运输方式提出了高层次的需求。拉纳德的运输和贸易的平方法则认为，随着运输工具速度与运输质量的不断提高，若运费减少一半，供货距离就可增大一倍，市场范围可增大四倍。因此随着贸易领域的全球化，对交通工具的速度要求与成本要求日益提高，高铁的发展正顺应这一趋势。综上所述，中国高铁出口是贸易全球化下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必然需求。

其次，中国高铁出口是技术扩散的结果。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品生命作为在市场的营销生命，要经历形成、成长、成熟、衰退这样的周期。就产品而言，也就是要经历一个开发、引进、成长、成熟、衰退的阶段。高铁作为一种高技术集成的系统性产品，目前处于产品成长期阶段，这一阶段需求量与销售量上升快，生产成本下降幅度大，因此利润水平增长快，同时高铁产品的技术会通过贸易等方式外溢，技术的扩散效应越来越强。因此，中国高铁出口是高铁产品生命周期的必然过程，技术外溢与扩散趋势已势不可挡。

最后，中国高铁出口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深入，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区域经济的发展指在生产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生产资源在一定区域优化配置和组合以获得最大产出。根据点轴开发理论，一带一路沿线下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间社会经济联系紧密，沿线具有许多基础设施完备、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因此高铁的发展起到了由点连线的的作用，形成了沿交通干线的正外部性效应，区域经济因此得到发展。综上所述，中国高铁的出口兴建是东南亚、中亚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需求。

一带一路国家对高铁的需求体现在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对高铁技术的需求与对中国的贸易依存上；中国高铁自身优势体现在人力资本优势、制造成本优势及技术优势上；世界经济发展通过国际贸易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技术扩散效应及区域经济发展对中国高铁出口发展提供了要求。只有正确把握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中国高铁才能稳健快速的走向世界。

[责任编辑：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