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东

（西南大学，重庆 400715）

民国机制与“左翼电影”的边界

李永东

（西南大学，重庆 400715）

左翼电影的边界问题，需要进入1930年代的民国机制，进入租界化上海的文化场域，才能作出符合历史的解答。“借鸡生蛋”的方式决定了左翼电影的边界不能完全由编剧或导演的左翼身份来确定，相当一部分左翼电影的编剧和导演并不是左翼人士。“反帝”“反资”“反封建”的主题是1930年代国产电影的时代话语，不为左翼电影所专擅。以电影检查制度和左右翼对立的逻辑来确定左翼电影的性质，同样面临挑战。实际上，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左翼电影”，“新兴电影”的称呼更为妥当；“左翼电影运动”概念也只能在“左翼的电影运动”的意义上使用，而不能理解为“左翼电影的运动”。

左翼电影；新兴电影；民国机制；租界化上海

引论

讨论左翼文学，其对象相对明确。文学创作属于个人的精神活动，只要作家愿意遵照左翼观念来创作，问题就不大。电影与文学不同，不属于“一个人”的事业。左翼①“没有资本，没有机器设备”[1]5，没有自己的电影公司，左翼编剧和导演只能依靠“借鸡生蛋”的方式制作影片，这样生产出来的影片是否可以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左翼电影”？参与影片生产的左翼与非左翼人士，在何种情形下、在什么程度上能够达成共识？决定影片思想风貌的内外因素有哪些？当我们进入这些问题的历史情境时，“左翼电影”的边界就变成了一个需要重新考量的问题。

哪些国产影片可以纳入左翼电影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