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亚维

（河北传媒学院，河北石家庄 051430）

儒家思想书写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长卷，不但塑造了我国文化特性和民族性格，而且渗入到大洋彼岸的美国文学之中。明清时期，天主教徒将儒家文化思想传播至西方，尤其是16世纪中后期，在我国生活多年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将 《论语》等儒家经典译为拉丁语，之后儒家思想以多种语言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至18世纪，儒家思想开始步入美国社会。自此，儒家文化在美国文学界历经各个时期，在与美国文化的碰撞中渐渐占据一席之地，为美国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儒家思想引入美国时期：18世纪

18世纪的美国作为新兴国家，面临着一个异常严峻而又突出的问题，即如何才能摆脱前宗主国殖民文化对本土文化和文学的束缚，构建属于美国本土的文学特性。美国文学家们立足于北美印第安文化的基础，汲取了大量文学营养；同时也将眼光扩展至遥远而古老的东方文化，从儒家思想中发现和汲取文化元素。

作为美国文学萌芽阶段的代表人物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对东方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涉猎，尤其是对儒家思想中的孔子学说青睐有加，常常予以溢美之词，如他将儒家哲学奉为“大智慧”［1］。富兰克林不仅对儒家哲学思想极为重视，他还身体力行地以儒家思想来净化和教诲当时尚未从战火中平复的美国民众。富兰克林认为儒家思想从三个方面对美国文化及社会有着重要的启迪。 首先，民众必须规范自身行为，提高修养。其次，文学家、思想家应该对普通民众予以引导和教育。最后，普通个体应该从善如流。除此之外，富兰克林还创造性地将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归纳为美国社会所需要的道德品质，即性情、慎言、决心、秩序、勤奋、真诚、节俭、公正、宁静、朴实、谦恭、洁净、节制。儒家思想在富兰克林的实践和提炼下，以文学的形式步入美国的社会生活中，对后世文学及社会发展都起到了重要启蒙作用，可以说富兰克林是在美国文学界引入儒家思想的先驱。

二、儒家思想在美国繁荣时期:19世纪

在富兰克林对儒家文化的介绍引进后，到19世纪中叶，美国文学逐渐与儒家思想相互契合。此阶段的代表人物就是爱默生和梭罗，他们都对儒家思想进行了积极地吸纳和融合，促进了美国文学的发展和民族特性的构建。

（一）爱默生以儒家思想标示美国文化

1837年，爱默生的《论美国学者》宣告了美国文学已脱离英国文学而独立，他号召“超越自己的习俗和环境……引用孔子……”［2］，这标志着儒家思想开始真正与美国文学融合。

19世纪中叶，美国新英格兰文化正处于逐渐复苏时期，急需不同国度或者领域的文化元素来壮大这种文化的星星之火。于是在新英格兰地区，对于遥远东方宗教与哲学的探索也就应运而生。而美国文化先锋派的翘楚爱默生在这种文化复苏中建立了超验主义俱乐部，旨在倾诉其对于社会进步及思想解放的强烈渴求，这也使其成为宣扬东方哲学思想的第一人，并被后世称为美国文化史上的“孔子”。

爱默生身上流淌着新英格兰宗教精神的血液，但是在哈佛的求学经历及其学术气氛使得爱默生对加尔文教的教义产生怀疑和思考，进而摒弃了“人类无法自救”等消极宗教思想，开始接受全新的、更积极的、蕴含逻辑及哲理的基督教派的唯一神教相关教义，例如“人类自身的拯救”“人类自身进步的能力”。这对爱默生来说是其思想的巨大进步，他开始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看待以往的宿命论，但是唯一神教的过于理性及逻辑性对爱默生浪漫主义精神有着极大的束缚，于是他在中国古代儒家哲学思想和欧洲文化影响下，成立了更具浪漫主义特点的超验主义俱乐部，并宣扬“人可以凭直觉认识真理……人就是上帝”。这种看似大逆不道的思想打破了神学及宗教教义的思想束缚，为美国注入了新的民族文化，并为美国的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提供了思想基础。

爱默生从儒家文化中积极汲取营养元素，倡导超验主义的理念证明儒家思想的重要性。据资料统计，自1836年起，爱默生先后引用和摘录孔子、孟子等儒家学说数百次，并曾经以散文诗的风格形容他对于儒家思想的推崇:“它蕴含着诗意而高尚心灵的宗教情绪……伟大的伦理、永恒的需求。”所以爱默生尊崇孔子为“东方圣人”就不足为奇了。儒家思想与爱默生文学作品的融合，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爱默生认同并接纳了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儒家学说认为“天人合一”即为天地万物之规则，而如何实现“天人合一”在《论语》中曾有所解答。孔子在《论语》中并不认同知识是“天人合一”的基础，而认为“予一以贯之”，认为知识贯彻于自然活动之中才是实现“天人合一”最重要的方法。对此，爱默生在其代表作《精神法则》中予以极大的认同。他认为:“熟知道德、透悉知识和品性的人只是学究而已，而自然、朴素在于其无穷尽。”［3］爱默生还在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上提出“师法天地”的理念，认为个体可以“从天地自然中获益”，并认为“如果忽略人与自然的一致性，那么科学就不具备人类性”。只不过由于历史、文化、社会等因素的迥异和影响，爱默生将孔子思想中“天”的认识转变为“上帝”，同时也不同于儒家认为“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忽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爱默生继承了西方文化中的个体本位思想，强调人的自我价值和无限发展可能性，这与东方文化有所不同，但是总体而言其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儒、道两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

其次，爱默生强调了儒家思想的道德准则。爱默生将其视为文学创作的思想素材，他将儒家所推崇的“以德服人”及“厚德载物”理解为“道德统治世界”以及“道德修养感召作用”。众所周知，“仁”作为儒家道德的核心，在儒家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如在《论语·颜渊》中孔子曾曰“天下归仁焉”。另一儒家代表人物孟子也曾在《孟子·尽心下》中将“仁”定义为人性:“仁也者，人也。”而爱默生对人性之“仁”极为重视，在其大量作品中都引用了孔孟学说，如在《性格》一文中，爱默生将孟子的“仁善”予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将此理解为“纯洁的意志如水一样……是不可抗拒的”。同时爱默生也重视儒家另一种道德思想及伦理规范“礼”。孔子曾在《论语》中谈及“礼”，“恭而无礼则劳……直而无礼则绞。”而爱默生则做了更加形象的解释:“优雅的外形优于娇美容颜，而得体举止优于优雅的外形……礼仪是艺术中的艺术”［4］。他认为礼仪是人们行为举止最重要的社会规范，认为“淑女恬静、绅士少言”，这与孔子儒家所推崇的“谨于行，慎于言”有异曲同工之妙。

最后，爱默生信奉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中庸”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方法论，是“仁”“礼”思想实现的重要手段。在《论语》中孔子用“过犹不及”论证中庸之道的重要性。而爱默生同样将中庸之道与 《圣经》中耶稣的“金玉良言”相媲美，并认为“孔子500年前就对耶稣所谓的金玉良言进行过论述，在中庸之道中体现了孔子独特的见解及精准的洞察力”。

可以说，爱默生的许多文学作品及其创作历程都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了关键的文化思想素材，并将这一现代人的思维及语言展示给后世，悄无声息地铸就了美国人特殊的民众特性，儒家思想可谓“润物细无声”般地影响了美国社会的发展。

（二）梭罗以儒家哲学影响美国生活方式

爱默生之后，对美国文学界产生过极大震动的文学家就是梭罗，其代表作《瓦尔登湖》高居“美国人十大性格形成书籍”之榜首。在爱默生的影响下，梭罗也渐渐接受了中国儒家哲学思想。19世纪30年代，作为爱默生的得力助手，梭罗开始接触中国古代哲学典籍。40年代，梭罗在爱默生主编的杂志《日晷》中开始介绍孔子及其著作。这些经历都为梭罗的代表作《瓦尔登湖》的成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在书中他将美国文学与儒家文化融合得天衣无缝，多次引用了《大学》《论语》等儒家典籍中的相关语录，充分吸纳了中国儒家哲学的精华，并以“知”和“行”的方式构建美国社会的生活方式。

首先，梭罗推崇儒家道德精神。梭罗在其文学作品中一直坚持认为道德精神的修为才是人生活的基础，而不是物质。如在《青色豆叶》中，梭罗认为:“我要匀出精力来播种……真诚、朴实、纯真、信心等。”［5］梭罗认为道德品质远远比物质要高尚许多，他甚至还引用了儒家经典《论语》中“德不孤，必有邻”之说，说明德行之人必不孤独。同时梭罗认同德行的感召力，并在《青色豆叶》第9章中引用《论语》中的“子欲善，而民善矣”证明道德的社会榜样力量。同时梭罗还将“扬善”作为道德行为的本质，认为“善良是永不失败及被永远赞誉的胜利者”。梭罗又引用了《孟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人去之，君子存之”的观点，认为人一旦失去了善良的道德品质，就与禽兽没有任何差别。此外，他还援引《孟子·告子上》中“其日夜之所息……是岂人之情也哉”说明人的善良品行需要加以培养，如同树木需要灌溉。梭罗对于儒家道德哲学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爱默生。他不仅确立了儒家道德的规范作用，还将“扬善”的具体实践方法提出来，其影响更加深远。

其次，梭罗推崇儒家修身思想。梭罗在《瓦尔登湖》一书中多次强调，美国人的精神苦恼大都源于世俗物质，是身外之物让人无法领略生命的真谛。但是民众常常领悟不到这点，只能常常自怨自艾:“人生道路就是如此呀。”梭罗以警醒的眼光认识到了美国人对于生活的“无知”，所以他在《瓦尔登湖》的开篇中引用孔子在《论语》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观点，告诉世人什么是“知”，怎样才能认知自我和人生。梭罗在书中强调人生是一个长期求索的艰苦过程，需要锤炼才能铸就新的自我，因此在“我活在何处，我为何而活”篇章中，引用了儒家经典《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梭罗坚信“每个人都具备有意识提高自身生活的能力”，当然这也是梭罗离群索居的原因。梭罗以此告诉世人“去面对生活……检验自己能否学会生活……以免白活一场”［6］，这与儒家提倡的“学而时习之”“三省吾身”的论点极为相似。在《瓦尔登湖》最后的篇章中，梭罗甚至引用了儒家思想中的“匹夫不可夺志也”，异常坚决地展示出自己希望在浑浊世事中固守心智的渴望和信心。最后，梭罗推崇儒家简朴的生活方式。梭罗极为向往儒家思想中“一箪食，一瓢饮”那简陋但快乐的生活方式，并最终在瓦尔登湖畔居住、拓荒，实践着儒家提倡的生活方式。梭罗认为“仅需几样简单工具就能生存……”，并说“奢侈品……对人类自身发展是个障碍”。梭罗不仅向往儒家简朴的生活方式，而且更希望获得像儒家那样自由的精神世界，毫无世俗之羁绊，就像孔子在《论语》中所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还告诫美国民众“所谓发展……影响……都是身外之物”，要想觅得心灵的安宁和理想的放飞，就必须在朴实纯净的生活中摆脱世俗的物质和精神困扰。梭罗以自身实践的特殊影响，为当时美国社会提供了某种可供参考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梭罗与儒家思想中强调的“知行结合”的原则极为类似，以至于林语堂等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都认为梭罗是美国文学界最理解中国人生观及生活情趣的典范。

三、儒家思想在美国成熟时期:20世纪

步入20世纪后，美国文学与儒家思想的结合更加密切，而众多文学家中，庞德则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最大、最显著的作家。庞德与爱默生、梭罗接受儒家思想的方式不同，他对于儒家的接受更多源于对中国文字和古典文学的热爱，并将这种热爱发展为自己对中国思想和历史的欣赏和模仿。

20世纪初，庞德受到费诺罗萨中国文化相关手稿的影响，逐渐踏上了中国传统诗歌文化的探索之旅，翻译并模仿创作了许多中国文化主题的作品。1915年，庞德的《神州集》让其受到美国文学界的关注。他在书中整理和收录了19篇中国古代诗歌。之后，庞德又对儒家经典进行了翻译，如《大学》《中庸》《论语》，甚至在1954年将《诗经》翻译成册。

庞德在对中国诗歌、哲学等作品翻译研究过程中，被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吸引并逐渐感悟，尤其是中国古代经典诗词的简约风格及深刻思想内涵让庞德受益匪浅，并在研究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意象派的文学原则，开创了庞德意象诗风，受到后世美国诗人的追捧和效仿。除了模仿中国古典诗歌的文学形式之外，庞德作品还将中国悠久历史文化和哲学等传统思想融入其中。他认为儒家思想是理性思维，能够以“格物”的哲学方法寻求事物本质。所谓“格物”就是事物成就之根本，也就是用科学客观的方法认识事物，在儒家《礼记·大学》中曾有表述:“古之欲明明德……致知在格物。”庞德在其作品中非常认同中国古典诗歌中“格物”的认知态度，认为“中国诗歌与事物打交道……抽象概念”［7］。在《阅读入门》中，庞德认为儒家格物之法就是正确的、科学的认知方法。

在庞德看来，诗人应该如科学家一样借助万物来探索自然，以历史文化来获得人类的 “永恒之道”。庞德以诗人伟大的历史责任感，在《诗章》这一文化经典中将中国文化演绎为全人类的文化史诗，历数中国历史进程的成败兴衰，并将儒家思想奉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首要原因。在《诗章》中，庞德历数了中国从尧舜至清朝数个朝代的更替过程，并在书中强调“教民从善”这一儒家思想的重要性。儒家学说中认为“教民从善”的重点在于帝王约束自我行为，孔子曾曰“政者，正也……”［8］，之后孔子又强调仁德之风，不能施以暴政，“子欲善，而民善矣。”《诗章》客观直接地引用孔子这一伦理思想，认为“统治者应行仁者之风”［9］。 “仁德”对庞德而言，不仅是中国文化和历史经验，而且应该是西方文化的治病良方，更是美国发展的力量源泉。因此，在《诗章》结尾篇庞德呼吁“让我们君主也喊出仁慈、正义吧”［10］。

美国文学就如美国社会一样，从孕育诞生到成熟繁盛，无不体现了兼收并蓄的发展特点。而在众多文化元素中，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则是美国文学最乐于借鉴和学习的内容之一，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文学的精神向往和创新源泉。在新世纪的今天，中国文学或者文化领域应该反思东西方文化如何在文学、文化领域中更好地交融，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这一目标仍然任重而道远。

［1］Franklin Benjamin. The Autobiography ［M］.Ed.Daniel Aaron.New York:Library of America，2011:75-76.

［2］Ralph Waldo Emerson.The Essays of Ralph Waldo Emerson[M].Massachusett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1987:75-96.

［3］Barish，Evelyn.Emerson:the Roots of Prophecy［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144-145.

［4］张秦，杨敏.美国文学中的儒家思想［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5):202-205.

［5］〔美〕亨利·戴维·梭罗.梭罗集［M］.罗伯特·塞尔，编.陈凯，许崇信.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75-79.

［6］〔美〕梭罗.瓦尔登湖［M］.戴欢.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75-196.

［7］〔美〕NadelI.B.埃兹拉·庞德［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87-95.

［8］刘岩.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199-212.

［9］吴富恒，王誉公.美国作家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99-212.

［10］杨岂深，龙文佩.美国文学选读:第 2 册［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35-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