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中的国家形象研究：现状与问题＊

2017-03-07张海欣

河北传媒研究 2017年6期

张海欣

（商丘师范学院，河南商丘476000）

随着中国在全球化语境中的身份自觉，国家形象成为近年来政治学、文化学、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已经出版的代表性著作有：管文虎《国家形象论》（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周宁《想象中国：从“孔教乌托邦”到“红色圣地”》（中华书局001年版），刘继南、周积华等《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2年版），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 2003年版），张昆《国家形象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李正国国家形象构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段鹏《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传播策略》（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吴友富《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胡晓明国家形象》（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李涛《动画符号与国家形象》（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徐蓉核心价值与国家形象建设》（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李彦冰《政治传播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孔新苗《境遇·镜像：中国美术与“国家形象”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等。另外在中国知网输入主题词“国家形象”，共检索到5，049篇论文。同时包含主题词“电影”，共找到214条结果。

关于国家形象的定义，主流观点认为：“国家形象”作为反映在媒介和人们心理中的对于一个国家及其民众的历史、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的综合印象，“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其中既包含着对于国家的认识，同时也包含着理性评价和感性态度，“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体现。”[1]

另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而国家的文化形象则是国家文化传统、文化创造、文化实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精神风貌的显著表征，也是一个国家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尺度。良好的文化形象，是一个国家宝贵的无形资产，是加强国际交流与对话、提升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2]。

更概括地说，国家形象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实际力量、真实水平及通过媒体的塑造和传播，反映在人们心目中的综合印象。它包括国际公众和国内公众对国家行为、国家各项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对于一个国家在国际活动中能够产生的影响力、凝聚力和吸引力，有着巨大的作用[3]。

对中国电影里塑造中国形象的历史与现状、成功与不足研究，同样是当前中国电影理论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之一。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国力显著提升，在国际舞台所发挥的作用日益重大。中国电影如何适应当下全球语境和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更好地建构和传播国家形象，成为电影界理论关注和创作实践常议常新的热点话题。

一、三个阶段及主要成就

按照中国电影中国家形象研究的时间维度，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2006年-2008年:理论初步探索

2006年始，倪震的《中国电影与国家形象》①较早地关注了中国电影与国家形象这一问题。随后贾磊磊在《中国主流电影中的国家形象及其表述策略》②一文中分析了主流文化的体系建构与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出应当作为一种文化的自我建构战略来实施。

2008年，倪震、尹鸿、饶曙光、张颐武、王一川等人曾就“文化软实力与中国电影”的问题展开过较为系统的论述，中国电影与国家形象的论题则在这一基础上深入研究。该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刊登于《当代电影》2008年第2期，包括倪震《软实力和中国电影》，尹鸿、唐建英《走得出去才能站得起来——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电影软实力》，饶曙光《感染的力量——文化软实力与电影》，张颐武《电影与21世纪中国新的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展开及其意义》，王一川《电影软实力及其效果层面》等文。其中倪震通过中国电影对内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传统和成就、对外传播方面的进步与不足，及欧美、亚洲国家借助电影传播增强国家软实力状况的分析，提出中国电影生产力应该如何在未来时期里增强自己的创造力和影响力，以适应将要面临的更加剧烈的国际软实力竞争。张颐武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舒湮的《中国电影的本质问题》一文的读解，提出了关于当下中国电影和国家发展联系的命题，并对其在文化软实力展现中的作用进行了论述。

这一阶段是理论的探索阶段，主要是对电影如何塑造国家形象及国家“软实力”关系的研究，注重研究中国电影如何具体地表现国家形象，如何更好地构建中国国家形象。

（二）2009年：理论集中构建

2009年第1期的《当代电影》杂志上，登出了由其主办的第8期“电影学博士论坛”——“国家形象何以在影像中建构”的一系列论文。论坛对“‘国家形象’：电影的商业美学与影像诗学”“域外电影对我国‘国家形象’的表述”“我国国家形象的影像表述及其流变”三个议题进行了探讨和争论。其中潘国美《前新时期银幕知识分子与国家形象——以谢芳主演的影片为例》、褚亚南《试论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中的国家形象构建》等文章对电影中国家形象的研究提供了新颖、具体的视角。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当代电影》杂志特别组织了业内数位专家就“国家形象与中国电影”问题进行专题讨论（见《当代电影》2009年第2期）。倪震《我们将为世界银幕生产什么?——再论中国电影和国家形象》提出中国电影塑造国家形象需要强化现代性和国际性意识，亦需关注多元化、综合化的艺术表现，才能适应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真实效果和竞争形势；饶曙光《国家形象与电影的文化自觉》认为应当加强电影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文化自觉和责任感；尹鸿《中国电影与国家“软形象”》在肯定国家形象的塑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国家利益具有重要作用的同时，提出承担国家文化“软形象”的电影必须借助市场力量和产业整合，掌握更大的市场话语权，获得国家形象塑造的主动权；王一川《国家硬形象、软形象及其交融态——兼谈中国电影的影像政治修辞》就“国家形象与中国电影”问题进行专题讨论。这些研究成果将前期的中国电影国家形象塑造与国家“软实力”的关系问题研究推向深入，并在中国电影塑造国家形象的得失、国家形象与电影的文化自觉方面提出颇有价值的观点。

2009年10月，“社会变迁与国家形象——新中国电影60年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议题相当广泛，包括电影历史、电影理论与文化、电影创作、电影体制改革与产业发展、电影技术、电影音乐等，特别是新中国电影60年来对于国家形象的塑造问题，进行了更为集中深入的论述。

“社会变迁与国家形象”研究特别在电影中国家形象变迁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方面有所建树，一些学者提出从主流电影对国家意识形态传达、精神文明建设、道德规范等层面，探讨主流电影的作用和意义。陈旭光《国家形象的崭新建构——看〈建国大业〉有感》③，从献礼片《建国大业》呈现的国家形象着眼，分析了影片对中国国家形象正面、新颖的塑造及其意义。李道新在《国家电影网与中国电影的国家构建》④中，从全球化语境中的国家概念、电影网内涵与电影的国家构建问题出发，分析新中国建立60年国家电影网中的国家职能转换及其经验教训，总结了作为文化软实力的中国电影所呈现的国家力量强弱及其演变历程。

（三）2010年至今：理论研究多样化发展

2009年以后，对中国电影中的国家形象研究趋向多样化，学者们或关注当前国产大片中对中国国家形象历史的艺术化、奇幻化展示，或从新世纪以来内地、香港、台湾合拍影片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方面展开，又或从当代华语功夫电影的国家形象建构及有效认同、明星符号与国家形象的建构等方面拓展研究。

陈旭光《中国电影大片的海外市场推广及其策略》⑤，从海外接受中国电影的标准与国内对国家形象创作之间的矛盾入手，提出如何达到相互间的接轨，坚持主流价值传播的建议；陈林侠《“南京大屠杀”的跨文化叙述与国家形象建构》⑥，研究了新世纪主旋律大片对国家形象建构的新视角和新形式；程波《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与国家形象的积极建构——论近年中国电影市场化趋势中的主旋律电影》⑦，论述主旋律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特有类型，具有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和国家形象建构的功能，近年来主旋律电影的变化体现在民族化、平民化、类型化、商业大片化等向度，在国家形象的建构上也出现了泛意识形态化（革命性与普世性统一）、去概念化（全民性与亲民性的统一）和具体化（个体性与公民性的统一）的变化。

2012年6月，“国家形象的影像建构与传播”国际高峰论坛在浙江大学举行。论坛由6个不同单元组成，包括电影媒介与国家形象塑造、域外电影中的中国形象、全球语境下的中国主流电影与中国形象、中外电影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比较研究、影视传播与民族想象共同体、世界电影节中国获奖电影中的中国形象等。本次论坛的论文结集出版为范志忠、熊颖俐、徐辉主编的《国家形象的影像建构与传播》⑧，荟萃了参加论坛的知名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与论述，分别从跨国语境、媒介融合等不同视角，通过对中国电影的全景分析与影视作品的个案解读，阐释在全球语境下国家形象的影像建构与传播的特征与趋势。

此外还有两本著作相继问世。厉震林主编的《中国国际获奖电影的国家形象研究》⑨分析了中国国际获奖电影所展示的国家形象，以及进入21世纪以后国际获奖的中国电影对“中国元素”的展示以及冲击“奥斯卡”的实践，提出了文化发展意义上对待国际获奖的中国电影国家形象的对策和方法。陈林侠的《跨文化背景下中国电影的国家形象建构》⑩认为电影等大众叙事媒介在建构21世纪中国形象方面，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它始终处于跨文化传播与文化消费的双重语境，所建构的国家形象已广泛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以电影等大众叙事媒介的消费活动中，它已从一个宏观的政治命题变成了微观的生活状态，因而明显不同于大众新闻媒介所勾勒的国家形象，其构成素材出现“非政治性”“有限性”以及与现实错位的“差异性”等特征。

这一阶段研究的多样化首先体现在研究视野开阔、研究者身份多样两方面。研究者囊括了各类学科的学者，涉及领域丰富宽泛，这在以往的研究中是没有过的。其次，研究方法多样，既有意识形态层面的讨论，也有美学层面的延展；既有宏观的语境下建构的研究，也有微观化具象的研究；既有艺术家个人作品的梳理，也有文本个案的分析，还有不同国别作品的比较研究等。所有这些，呈现出一种丰富多元的话语形态，且相互交织、呼应和交流，进一步增强了电影中国家形象研究的丰富色彩。

总之，对于中国电影中的国家形象研究，已经涉及主题、人物、观念、传播等不同视角的细微或整体的考察。这些研究成果采取不同的理论研究角度和切入点，从历史维度、文本内涵、社会意义等领域，证明了国家形象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存在问题及相关思考

中国电影中的国家形象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就目前的研究而言，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注意和思考。

（一）针对第五代、第六代的创作，批评观重回后殖民主义批评视角

有学者对第五代电影中呈现的国家形象表现出强烈不满，认为“这些电影过多呈现了中国的旧时代、旧民俗、旧故事，甚至故意用‘家丑’外扬来讨好国外观众。”[4]还有学者认为：“第五代电影日益依赖于一再被重复的莫须有的民俗仪式，而逐渐耗尽了其内在的艺术魅力；第五代电影把民间的历史简单地处理为欲望话语，而日益丧失其应有的丰富性……”[5]

对于第六代电影中的国家形象塑造，也有学者表示失望：“贾樟柯虽然选取的是特殊的边缘人物，但在准纪录片风格的捕捉下，这种人物提升到代表普通社会民众的高度，备受赞誉的《小武》《站台》先后以朋友之情、男女之情以及父子之情的崩溃，论述了当下中国的社会失范与情感贫瘠，勾勒出当下嘈杂、喧嚣、浮躁甚至无望的国家形象。”[6]

诚然，中国电影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从张艺谋的《红高粱》到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再到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大多不是以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和成就为题材，而是或表现对于古老中国的文化反思，或表现大历史背景下小人物被抛弃的悲剧命运，更多表现了中国社会现实的贫富差异、权力悬殊、阶层对立，而影片中的中国民俗、场景、符号及元素，均带有迎合西方想象的猎奇性和夸张性。

但必须承认，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前，中国电影基本上都只能在国内观众中创造 “中国形象”，这时期的中国电影除了在少数社会主义国家被部分国外观众接触到以外，很少在其他国家传播，基本没有国际影响，因而其国家形象的国际塑造能力也基本可以忽略。在相对封闭的、国际上不是通过电影来了解国家形象的年代，这个名词也许是一个缺少实际意义的假命题。直到第五代导演的《黄土地》《红高粱》《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等影片纷纷斩获各大国际奖项，到今天中国电影越来越走向国际市场，在文化交流中愈益显得重要，海外观众通过电影银幕来认识中国的国家形象变得越来越普遍。因此，不能以国家形象的塑造来苛责第五代电影对古老国家、民族命运的追问与反思，其在电影观念、语言和手法上的革新和贡献更是独具的。而第六代电影通过非主流的机制进入国际电影节的关注视野，以小制作的方式在国际上频频获奖，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电影的影响力和国际形象。这些电影直面现实、拒绝幻象，坚持民间立场和个人化叙事，无疑是中国形象的一种丰富，也是建构完整的中国形象的一种 “有效的补充”[7]。中国电影现实主义批判性审视的优质传统及其深厚的人文关怀永远是中国电影的一面旗帜。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面对种种社会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无法回避的。中国电影只有去记录、思考这些矛盾，才是塑造了真实的中国形象。

这种对第五代、第六代电影中国家形象塑造的苛责与20世纪90年代的后殖民主义批评极为相似。当时以陈凯歌等为代表的许多在国际上获奖的电影被指责为是后殖民主义时期东方主义的产物，其理由是认为他们的一些电影迎合了西方人对东方的想象。但我们知道，第五代导演当初拍电影时未必想到要迎合西方人对于东方的想象，他们的根本目的是想要对国人的传统想象发起冲击。把西方人的读解看作是唯一合法的读解，而把中国人的目的看作是无足轻重的，这种读解模式本身就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批评者批评了第五代电影中的“他者的”目光，自己用以批评第五代电影的理论话语也是“他者的”[8]。如果第五代电影中的“他者的”目光应该受到质疑，那么，这种后殖民主义批评，包括今天对于第五代、第六代电影中国家形象塑造问题的某些批评中的“他者的”理论话语也应该受到质疑。

（二）较多的涉及了主旋律电影，对艺术电影、小成本电影研究较少

许多学者关注主旋律影片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并考察伴随着主流电影的产生，主旋律影片对国家形象的表现内容、方式变化和创新之处。如张阿利《中国主流大片中民族文化形象的建构与传播》⑪、陈林侠《主流政治大片的政治审美与国家形象的构建》⑫、徐刚《“中国大片十年”与电影中国家形象的重构》⑬、韩传喜《进入历史的方式与国家形象的影像建构——以〈建国大业〉为中心的考察》⑭等，不胜枚举。

主旋律电影理所当然地要表达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塑造自己的民族形象、国家形象。进入新世纪以后，主旋律电影经过不断地调整和完善，逐渐摆脱政治宣传说教、符号化的人物和模式化的情节等问题，在叙事内容上以“人性化”的主旋律基调拉近“银幕英雄”与普通观众的距离，在情节设计上借鉴国内外类型电影的成功经验，在电影的表现形式上注意加强影片的观赏性和冲击力，通过再现真实的历史场景唤起观众的民族记忆、历史记忆和情感记忆，塑造了鲜明的国家形象。如《云水谣》《梅兰芳》《集结号》《唐山大地震》等影片，艺术形象更加生动、鲜活，塑造国家形象上更加富有人文内涵。但是，由于中国的“当代成就”在意识形态方面还不能完全被西方国家和民众所理解和认同，主旋律电影很难进入全球流通，导致其所塑造的正面国家形象难以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这也就使得主旋律电影中的国家形象塑造以及对其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伪命题。

国家形象的工程是一个综合的、宏大的工程，它不应该是由单种元素组成，不应该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概念[7]12。如前所述，在国家形象这个大工程里，电影以严肃的责任感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进行批判性审视是必不可少的。批判性审视与主流精神相互补充，才会使我们的国家形象更为真实、更为丰满、更有感染力和渗透力。对于电影而言，宽容的态度是塑造国家形象所需要的态度，因为国家形象是通过复杂的，甚至对立的、矛盾的元素建构起来的，是立体的、多面的，而不是单一的、单面的。主旋律电影、商业主流电影之外的艺术电影、独立电影，同样也不能逃避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的使命，对艺术电影中国家形象塑造问题的研究也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

新世纪以来的小成本电影，如《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二十四城记》《观音山》《夜店》《钢的琴》《人在囧途》等影片，通过介入平民生活，探索与中国主流价值观融合的策略，在愉悦的叙事中展示出当代市民层面的国家形象。通过这些电影，人们既可以看到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无奈和现实，又可以感受到中国人面对困境时的智慧与勇气，从中感受到生活的希望，由此构建出当代中国人丰富可感的社会形象。中小成本电影通过其传播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大众文化价值，使国家形象在中国电影中的建构更加真实，也更趋于立体化和多面化。相对来说，对小成本电影中的国家形象塑造研究成果较少，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三）缺乏明确的研究对象和内涵，对人的形象和跨文化研究需更加深入

电影学领域的国家形象研究，观点有重复现象，缺乏明确的研究对象与内涵，特别对中国电影中人物形象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不够深入。

在中国国家形象与人物形象关系的研究问题上，人物形象研究应是国家形象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口，但是从人物形象出发研究国家形象的文献并不多见。从某种意义上说，塑造好中国人，也就塑造好了中国形象。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而最直观的形象是中国人的形象。电影只有用银幕塑造真实、完整，富有个性、人性内涵、人文内涵的人的形象，才能塑造出真实、完整而富有个性的“中国形象”。而且，只有这样的“中国形象”才具有亲和力、感染力和渗透力，也才能彻底改变西方对中国、中国人固有的陈旧偏见。

据一个在美国普通民众中的调查显示，最为美国普通民众熟知的两个中国人，一个是李小龙，一个是成龙，而这显然都是因为承载他们银幕形象的电影传播的结果。北大学者张颐武甚至评价章子怡的形象感召力超过了孔子，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青春象征，发挥着波及全球的影响力。诚如倪震《我们将为世界银幕生产什么？——再论中国电影和国家形象》中所说：透过电影展现国家形象，不仅仅是电影作品本身。凭借作为偶像的电影明星、电影导演达到的公众影响力，有时超过电影作品本身。……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哺育出奥黛丽·赫本；能够锤炼成约翰·韦恩或三船敏郎，绝不是偶然的。除了艺术家个人的天赋、才华、出众的气质之外，一定是和那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人文环境有深刻的血肉相连的关系[9]。

除此以外，李安等华人电影中的国家形象呈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岸三地华语电影与国家形象塑造的动态研究，包括合拍片与国家形象塑造的深入研究，都是目前的研究中所匮乏的。在合拍片与国家形象塑造问题上，电影作品、现象已经十分丰富。无论是台湾与内地合拍的《白银帝国》，还是香港与内地合拍的《霍元甲》《叶问》《十月围城》《精武英雄·陈真》《辛亥革命》《听风者》等影片，在形象塑造和历史题材的把握上更侧重于对中国本体文化的回归与敬畏，国家形象的正面与阳光成为叙事的主流。作为港产合拍片，参与建构正面积极的国家形象，可以看到回归近20年来香港与内地在文化观念上的兼容。相对于实践领域的这些繁荣景象，对于合拍片的国家形象塑造问题研究还应更加引起重视。部分论著虽然名为“全球化”，但大都限定在民族国家的政治层面，严格意义上从跨国、跨文化角度研究中国电影的国家形象塑造的论著还十分令人期待。

三、结论

总之，中国电影中的国家形象研究在当下电影理论研究中虽然受到重视，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既需要与当前电影创作多样的国家形象塑造实践相匹配，也需要在电影史学背景下进行系统性研究，并对国家形象研究的理论问题进行必要的梳理和探讨。从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本体论研究，转向国家电影理论的建构以及国家软实力、国家形象如何在电影中呈现的研究，是重建民族理论、本土理论的一个良好契机。努力保持中国电影中国家形象研究的本土立场，在中国电影文本与西方文化资源之间寻找到最佳平衡点，或许是今后研究的关键方向。毕竟，作为一个新世纪以后才刚刚出现的新的研究领域，一切才刚刚起步。

注释：

①参见《当代电影》2006年第5期倪震撰写的《中国电影与国家形象》。

②参见《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刊载的贾磊磊《中国主流电影中的国家形象及其表述策略》。

③参见陈旭光《国家形象的崭新建构——看〈建国大业〉有感》，刊载于《法制资讯》2009年第1期。

④参见李道新《国家电影网与中国电影的国家构建》，刊载于《电影艺术》2009年第6期。

⑤参见刊载于《现代传播》2011第3期陈旭光撰写的《中国电影大片的海外市场推广及其策略》。

⑥参见《中州学刊》2012年第4期陈林侠所撰《“南京大屠杀”的跨文化叙述与国家形象建构》。

⑦参见《当代电影》2012年第12期程波撰写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与国家形象的积极建构——论近年中国电影市场化趋势中的主旋律电影》。

⑧范志忠、熊颖俐、徐辉所著《国家形象的影像建构与传播》一书，由浙江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

⑨厉震林所著《中国国际获奖电影的国家形象研究》一书，由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年出版。

⑩陈林侠所著《跨文化背景下中国电影的国家形象建构》一书，由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

⑪张阿利所撰《中国主流大片中民族文化形象的建构与传播》一文刊载于《现代传播》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