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慈

（江苏警官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2）

随着网络社会向纵深发展，网络非法行为日益增多，违法手段花样翻新且层出不穷，严重危害到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秩序。为回应民意的需求，中国政府秉承“坚持依法打击网络犯罪，坚定维护网络安全”的宗旨，通过修改刑法典、制定网络安全法、发布刑事司法解释等方式，形成了由侵犯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网络犯罪、网络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犯罪、网络诈骗、网络盗窃、网络赌博等定罪量刑的网络刑法体系。刑罚措施的实施，对网络秩序的治理起到了非常明显的整顿效果。据报道，2016年全国公安机关侦破黑客攻击案件82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88名；侦破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案件18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261名；打掉网络诈骗、网络盗窃等涉网违法犯罪团伙744个，抓获犯罪嫌疑人6755名。[1]然而，如果国家或公众过分强调刑罚的预防犯罪功能，过分迷信刑罚的强制惩戒功能，将刑罚看作是打击网络非法行为的灵丹妙药，势必会导致“刑罚泛化”。“刑罚泛化”表现为“刑法没有恪守与其他法律规范、社会规范之界限，超出其合理功能之范围。”[2]（p47）“刑罚泛化”意味着一种过度犯罪化的存在，其危险在于，网络非法行为入罪应当遵守的刑法谦抑性原则被废弃。正如有学者所感叹：“刑事立法对诸多新罪的增设采用强拉硬拽式的犯罪化做法，刑事司法呈现盲目扩张的张扬态势，刑法谦抑性正在悄无声息中被搁浅。”[3]（p181-192）因此，只有全面系统、客观辩证地审视刑罚的功能，才能扭转“刑罚万能主义”的错误倾向，防范“刑罚泛化”现象的发生，促进网络社会理性治理与有效治理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