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永生

（1.华中师范大学 语文教育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2.武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30）

乾嘉交际，清政府面临“教匪”横行、地方普遍“亏空”、吏治深度败坏三大危机。章学诚以在野学者身份辗转上奏“时务六书”，提出并举增容，广开言路；“国家大计”，“问先政治之得失”；“弭寇先须清吏治”，吏治之清在于祛“威”“权”复“礼”“义”等“治安三策”。章氏政论所述是在不变更政治顶层设计、不致社会动荡前提下解决当时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的一揽子方案。以今天的学术眼光来看，其中一些具体的举措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颇具近代政治思想色彩，堪称学者政论之典范。这对于今天的学者如何论政不无启示：学者论政应秉持立诚为公的价值向度、执两用中的理性界度，把握问题意识与系统设计的契度、批判性与建设性的平衡度，注意社情观察与学理考察相济以益于拓展的深广度。不仅如此，还应在论政的时机把控、问题选择等技术性方面作如何增加可接受度的考量。

乾嘉时期士大夫群体发生的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出现了一些无意官场、专事学问而又具有强烈政治关怀的学者，章学诚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无意官场而又具有强烈的政治关怀，常常让他们与职场官员在共同感兴趣的重大政治问题上有同时论政议政的机缘，但由于受体制之限，两者在论政议政的途径、方式、视点、立场及议论的姿态诸多方面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但取乾嘉交际时期章学诚上书论政一例，从学者论政这一角度来考察其论政的特点，为学者论政提供借鉴，也为执政者如何正确对待学者论政的书生意气取样立照作一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