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卉

在中国传统美术的批评理论中，“画品”是一个核心命题，很多有意义的思想值得我们思考讨论。随着魏晋时期品藻之风的兴起，有关文学艺术的评价标准第一次明确提出，“画品”一词应运而生。在之后的发展中，最著名的理论莫过于中晚唐时期朱景玄的“四格”说，即“神、妙、能、逸”。从此，“格法”成为中国美术批评理论中又一重要术语，后世的很多品评标准都明显地吸收了这一方法。在朱景玄的“四格”中，“逸品”虽居第四，但与前三者无优劣之别，而是指其别具特色。“四格”说的是前人重气韵和神采的一种变化，强调绘画对于内在情感的抒发，突出其超越于规范和理性的超逸精神，影响深远。其后宋代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重述“四格”，便极为推重逸品。从此，超越精神成为中国绘画的内在生命精神，表现人的气质和格调，一边是文，一边是画，关乎人的生命境界的“文人画”在北宋形成潮流，实属必然。

这之后，有关“文人画”理论的丰富，与一系列“区别性”讨论密切相关，比如，“图与画”“技与艺”“画工与画士”等。这样，何谓文人画发展的正脉，成为了元代以来画家们讨论的核心。从现存资料看，在绘画中提出“南北宗”问题是在董其昌时代才出现，董其昌的意义在于，他不是将分宗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去讨论，而是通过对两种创作途径的区别，推崇超越法度的别派，从而在明代以来有关“画工和画士”之别的讨论中，明确了超越法度的逸品绝对代表着文人画发展的正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