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文

20世纪80年代，文坛复苏，新人辈出，文学创作开始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就在这时，文坛巨星茅盾先生却不幸于1981年3月27日逝世，后辈作家们情不自禁地尊称德高望重的茅公为“文坛长老”。

“从提纲看，这三篇都好”

1979年2月6日至13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文艺战线尽管已冲破禁锢，但由于极“左”思潮的长期肆虐，思想理论方面仍然存在着极大的混乱，出版社的编辑和作家们也都面临着许多难解的问题，比如，“文革”如何描写，反面人物如何揭露，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四化建设与揭批“四人帮”的关系如何把握，文学创作有没有禁区等。为了帮助作家们迅速提高认识，解除疑虑，推动文学创作的发展，使中、长篇小说在半年以至两三年内有大的突破，严文井、韦君宜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组织召开了这次座谈会。王蒙、陆文夫、宗璞、高缨、冯骥才、王祖铃（竹林）、孙颙、敖德斯尔、蒋子龙、高晓声、刘心武等约40位中青年作家出席，周扬、冯牧、陈荒煤、严文井、韦君宜都有讲话，中宣部部长胡耀邦作了报告。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根据冯骥才、王祖铃、孙颙三位年轻作家的构思或小说初稿，写出了他们正在写作或修改的三部中、长篇小说的故事概要，特别提请年高德劭的茅盾给予具体指导。这三部小说都涉及到社会现实，甚至直接反映“文革”生活、知青生活及其他一些当时人们认识还不一致的重大社会问题，对这些问题从文艺界到编辑部，都曾产生过巨大分歧和尖锐争论。因此，大家怀着急迫的心情，期待茅盾在会上给大家指点迷津。

茅盾果然不负众望。他很仔细地看了小说提纲并在会上直接询问作者后，以他的胆识和睿智明确指出：在题材的问题上，应该是什么都可以写，实事求是地反映生活，相信群众的眼力。写人物也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什么人都可以写，只要写得深刻。现在应该解放思想，打破禁区。他对这三份小说提纲均进行了具体指导和说明，最后充分肯定地说：“从提纲看，这三篇都好。”

茅盾的讲话给与会的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解除了顾虑，使他们明確了方向，放开了笔墨，畅达了文思。很快他们的作品写成了，并且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这就是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竹林的《生活的路》和孙颙的《冬》。这几部小说与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等作品成为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先声。

座谈会前一年的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出版了由茅盾自己选编的《茅盾评论文集》，它是茅盾1949年以后所写文艺评论的合集。正如后来胡耀邦在茅盾的追悼会上评价的：“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从事文化事业和文学艺术的组织领导工作，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特别一贯以极大的精力帮助青年文学工作者的成长，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茅盾作为青年文学工作者的良师益友，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影响、艺术上的指导、创作上的支持是无比巨大的，《茅盾评论文集》便是最好的见证之一。

1958年的一段文坛佳话

1958年，《文艺报》是各类文艺信息最多的地方，当时，人们正传颂着茅盾慧眼识茹志鹃的故事。

茹志鹃起先不知名，她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先后投给两家刊物均被退稿，原因大体是说作品调子较低沉，不能给人鼓舞的力量云云。作者当时真有些心灰意冷了，但毕竟是花了很大心血写成的东西，内心难免有点怜惜，便决定投到陕西的《延河》再试一试。没想到，《延河》在1958年3月号上登了出来，而且很快让茅盾读到了。茅盾不禁一阵惊喜：《百合花》，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可以说是在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是最富于节奏感的，几乎没有闲笔，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人物描写、故事叙述、细节安排等都有特点，且6000多字的短篇具有它独特的风格。他在9000多字的《谈最近的小说》中，花了近1/3的篇幅剖析《百合花》的种种优异之处，仍感觉意犹未尽，表示“还可以说许多”。茅盾此文发表在《人民文学》1958年6月号上，该期同时转载了《百合花》。

后来，人们才知道，茅盾的这篇文章，不仅扶植起一位优秀的中国女作家，而且挽救了一位在“危险的边缘”的人。1958年，茹志鹃正面临人生道路上一场空前的厄运：她的丈夫王啸平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军籍；她自己也被迫离开了部队。正是在生活和创作都面临深渊时，茅盾及时而热情的鼓励，使这株“已蔫倒头的‘百合花，重新滋润生长，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又重新获得了勇气、希望”。

其实，由此而奋力成长起来的又何止茹志鹃一人！得知茅盾逝世的消息，茹志鹃夜不能寐，埋藏23年的心里话奔涌而出，汇成一篇动人的悼念文章发表在茅盾逝世5天后，即4月1日的《文汇报》上。在这篇文章里，她饱含深情地说：从危险边缘“站立起来的还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我身边的儿女，我明确意识到，他们的前途也系在我的肩上。先生，您的力量支持了我的一家、一串人哪！”如今，茹志鹃的女儿王安忆是相当多产的女作家，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其子王安桅也活跃在影视界。

事实总是那么耐人寻味。茹志鹃在1998年10月去世后，现为作协副主席的著名作家邓友梅，在他那篇感人肺腑的悼文《阿姐志鹃》里，非常动情地说：“在半个多世纪里，不论是我的事业还是我的生活，志鹃阿姐一直在默默地关照着。”1957年，“我被划入另册”，是志鹃阿姐给我鼓励和关心；后来， “也是志鹃姐最先伸出手把我拉回文学天地中来的”。这是爱的传递。

茹志鹃和《百合花》只是较典型一例，仅茅盾恩泽的就有一大批人。1921年冰心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超人》是茅盾写的按语；夏征农的首篇小说《禾场上》发表于茅盾主编的《文学》上，茅盾还特意写短论加以推荐；沙汀的首本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出版，是茅盾及时地写了评论，肯定“这是一本好书”；艾芜的《人生哲学的一课》，是根据茅盾的意见修改后问世且得以成名的；1933年，还是青岛大学中文系学生的臧克家自费出版诗集《烙印》，茅盾给予热情鼓励；还有王西彦、骆宾基等许多青年作者都曾得到过茅盾的帮助。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扶植的作家就更多了。那些年他每年都要翻阅近百篇经人推荐的各报刊发表的优秀短篇小说，并先后写成一二十篇长短不同的《读书杂记》陆续发表出来，其中涉及到杜鹏程、李准、王汶石、峻青、管桦、林斤澜、马烽、韦君宜、敖德斯尔、玛拉沁夫、沙汀、赵树理、草明、胡万春、唐克新、万国儒、杨苏等几十位各民族的老中青作家。

据著名编辑胡德培回忆，当年他所在的《文艺报》编辑部也为茅盾送过一批短篇小说。1961年初，为请茅盾写作《一九六零年短篇小说漫评》，《文艺报》编辑部从全国各地报刊挑选一批优秀短篇小说，派胡德培等二人送到文化部后院茅公的家里。茅盾很亲切地接待了他们，仔细地询问那些小说的有关情况，还不时将身体微微前倾，很虚心诚恳地倾听他们的介绍和意见。胡德培二人走后，茅盾偶有不太了解的情况，又亲自打电话向他们询问。茅盾花了两三个月时间陆续阅读并写成这篇《漫评》，《文艺报》于1961年4、5、6期连续刊载，共计3万多字。胡德培去取稿时，茅盾亲自把稿件交到他手上，对他仔细说明了有关事情，方才送他至家门口道别。

1980年春天，茅盾已是84岁高龄，年老多病，正紧张地叙述、修改他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一些稿子常常靠儿媳陈小曼帮助记录整理。胡德培这时正准备出版第一本评论集《〈李自成〉艺术谈》，姚雪垠提议请茅盾题写书名：“茅公对《李自成》很熟悉，一直非常支持和肯定《李自成》，请他写字最合适。”姚雪垠亲自给茅盾写了一封信。不几天，陈小曼就把茅公的亲笔题签横写、竖写各一份送到胡德培手上。遗憾的是，此书出版时，茅盾已经去世。

受益于茅盾的不是一人两人，而是一串人，一批人，一代又一代的人。

茅盾文学奖：

恩泽后世的中国文学最高奖项

1981年3月14日，多次出现的病危状态，已使茅盾意识到来日无多。他一边重重地喘息着，一边让儿子韦韬笔录下他的两封信：一封是这位终生追求革命的无产阶级战士给中共中央的信，请求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另一封是这位新文学巨匠给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信。他在后一封信里写道：

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致最崇高的敬禮！

信末他用颤抖的手亲笔签上“茅盾”二字。同时，他嘱咐儿子：“这两份遗嘱在我身后才交给组织。”那时，人们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几十元，25万元是笔不菲的基金。

中国作家协会根据茅盾遗愿，于1981年10月设立了“茅盾文学奖”，每4年评选一次。迄今已评选了9届，共有41部长篇小说、41位作家获得了此项殊荣，其中70%是中青年作家。正如报刊上在评论“茅盾文学奖”时所公认的：文坛泰斗茅盾先生寄托着无限希望的中国新一代作家，在茅盾精神和品格的感召下，在他众多优秀作品艺术魅力的影响下，在以他名字命名的中国文学最高荣誉奖项的激励下，正充满信心和情怀热烈地去拥抱时代、拥抱生活，定将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来，使我国文学自豪地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走向更加繁荣昌盛的新世纪。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