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贵

作为一名军转干部，65年的人生历程让我感慨良多，而在新疆马兰基地20年的从军生涯，成为我最为深刻的人生记忆。因为在这里，我亲身经历了我国核试验中为数极少的一次核试验事故。

这次事故发生于1979年9月13日，当时马兰基地7号场区进行的是代号为“21-715”的百万吨级的氢弹试验，事故发生后，作为马兰基地工兵一二四团一营四连连长，我亲身参与并组织了放射性元素钚泄露后严重污染场地的善后处置工作。

马兰基地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工委第21训练基地的俗称，位于天山南麓，罗布泊西端，有10多万平方公里。马兰这极富诗意的名字，据说是20世纪50年代末由主持核试验工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著名诗人张爱萍将军起的。这个地处大漠腹地，上无飞鸟、下无寸草，在地图上找不到的袖珍小城，成为托起中華民族尊严的神圣热土。作为我国唯一的核武器试验场，自1964年10月16日首枚原子弹春雷般响过到1996年7月29日最后一次核试验结束，成功进行40多次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试验。一次次惊天动地的巨响，震惊了世界，铸造了共和国的和平盾牌，更为我国赢得了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大国地位。

既然是试验基地，就存在风险。也正因为如此，成功与失败相互交织，而失败如同磨刀巨石砥砺出尖锋利刃，孕育出国防科技工作者“热爱祖国、忠诚使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集力创新、勇攀高峰”的马兰精神。而对于我，能在“21-715”核事故发生后亲身参与善后处置工作，切身感受马兰基地参试部队官兵为国防事业舍生忘死的马兰精神，不能不说是我人生的一段不平凡经历。我为自己能成为马兰精神的见证者、培育者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

1979年7月中旬，我从一二四团司令部军务股升任一营四连连长，政治指导员是1968年2月入伍的张保忠（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人），副连长是1971年1月入伍的岳洪海（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人），副政治指导员是1968年2月入伍的张恒全（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人）。因为大家互相并不陌生，很快就相处融洽，齐心工作了。

在我调任四连连长之前，我所在的四连已于4月初奉命进场驻扎在“黄羊沟”，执行试验测试和各军兵种试验效应的工程保障任务。连队有130多人，编为3个排，12个战斗班外加1个炊事班。我接任连长后，各项前期工程在全连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于8月底基本就绪。中央军委最终敲定试爆时间后，我四连被试验总指挥部指定为“零”（核爆炸时为零时，此前为零时前，此后为零时后）后回收排险应急分队，随即连队转入防护训练，主要训练任务是强化身着防护服、头戴防毒面具从事施工作业的适应能力。

核试验，作为一项大规模综合性科学试验，对气象条件要求极为苛刻，时间的确定尤其慎重。先由基地下属的气象总站报出符合条件、可供选择的理想天气，再由军委总参首长、基地首长和核物理学家组成的核试验总指挥部研究决定并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批准。根据当时的气象条件，中央军委从9月12日至15日中，最终确定9月13日北京时间12时为核试验“零时”。

在紧张的防化训练和无限期待中，终于迎来了9月13日。记得那天天灰蒙蒙的，还有点刮风和扬尘，能见度不是太好。早7时，连队提前起床吃早饭，然后全连干部战士身着防护服，携带铁锹、十字镐、钢钎、大锤等工具，乘车于10点前到达距爆心几十公里的“白云岗”参观场指定区域。参观场上人头攒动，有试验总指挥部及基地的首长和机关工作人员；有基地所属单位驻场的试验保障人员；有各军兵种参试效应大队的科研工作技术人员；还有千余名由总参组织的全军师以上单位的高级将领。在参观人群中还有不少身着便装的长者，据说是全国中等以上城市分管人防工作的地方首长。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前所未有。参观场架设有高音喇叭，不时播放着歌曲和注意事项。

“零”前30分钟，众人按广播里的提示戴上了高倍密封护目镜，翘首向马兰基地7号场区爆心方向的天空望去，在兴奋、紧张中等待那一伟大瞬间的到来。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终于进入倒计时，广播员开始报数：10、9、8、7、6、5……激动人心的一刻就要到了，可万万没想到，广播员的报数数到“5”却突然停止了。

时间又过去了十几分钟，众人屏住呼吸等待着，但爆心上空并没有出现期待和想象中的强烈闪光和巨大火球，更没有听到响彻云霄的巨大爆炸声。现场一片寂静，人们顿时懵了。约半个小时过去了，只见公路上有数辆北京吉普车向爆心方向驶去，随后又有一架直升机从头上飞过……种种迹象表明，试验意外失败了。1小时后，我们乘车离开参观场。一路上，战士们的心情十分沮丧和沉重，因为亲临现场参观核试验，并不是所有“马兰人”都会有的机遇，这极有可能会给他们留下终生遗憾。

两天后，也就是9月15日的下午，团指挥所范春副团长亲自到连队驻地来跟我说：试验失败的原因已经弄清，是由于限制核弹下降速度的降落伞没能打开，致使核弹直接掉下来，发生了“化爆”。现场因钚泄漏引起的核辐射浓度很高，如不及时处理，将威胁到整个试验场区，后果不堪设想。为此，他向我下达了实验指挥部要求我们四连尽快奔赴现场开展善后处置工作的命令。

情势紧迫，军令如山。我不敢有丝毫耽搁，当即带领一排长齐美满（1975年入伍，安徽省安庆市枞阳县人）、二排长张凤辰（1974年入伍，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人）、三排长张显玉（1976年入伍，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人）随团工程股的邢玉佩技术员乘坐三十六团配属的解放牌运输车前去现场勘察。现场位于7号场区即大气层试验场爆心东北方向十余公里处，这里地势比较平坦，土壤呈沙土状。弹坑不是很大，直径约2米多，深约1米多，边沿有三四十厘米厚的塇土，坑内有残骸，周围散落着大小不一的碎片。围绕弹坑由东北向西南方向延伸，大体呈椭圆形，已撒有白灰线，约大半个足球场的面积，这应该是防护侦查分队用仪器测试后确认的严重污染区域。

我连的任务是在团机械营工程机械连两台推土机的配合下，将严重污染区域的几百平米、厚约40厘米的“脏土”收集起来，以弹坑为中心堆成一个大土包压实后，浇筑30厘米厚的素混凝土覆盖，以杜绝核污染扩散。说实话，这样的工程没什么技术含量，但其特殊性是在高浓度核辐射条件下施工作业，这无异于用血肉之躯堵枪眼般的悲壮。因此这需要全连战士在困难面前，始终保持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高度具备对党无限忠诚的革命精神。

为此，我们连夜召开了党员骨干会，举行军人誓师大会，以一支《谁英雄谁好汉、战场上比比看》的歌曲为开篇，进行了思想政治动员。全连干部战士深感责任重大，士气空前高涨，没有一个人考虑这一工程任务对身体可能造成的损害，争先恐后地报名，要求到第一线，要求承担最艰巨的任务。在一次翻车事故中受伤导致肠粘连、常吃病号饭的六班战士郭相志（1978年入伍，河北省围场县人），唯恐自己体质弱被淘汰，軍人大会一结束，就到连部表示了自己“死也要上”的决心。1979年入伍的新战士任素青（山西省长治市沁县人），本是留守营区的生产班战士，是“零”时前才召其进场参观的，听了动员后，坚决要求参加施工，直到任务结束才“下山”。工程总结时，他也记了三等功。

9月16日上午，全连展开了工程作业。9月的戈壁滩，时而烈日炎炎，地表温度高达三四十度；时而风沙弥漫，眼睛不辨东西。从“脏土”的收集，到沙石料的运输、作业现场的准备，再到混凝土浇筑和被覆沥青红砂，整个作业过程中，干部战士置高浓度核辐射于不顾，战酷暑、斗风沙，充分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和连续作战的工作作风。汗水加上飞扬的尘土，不长时间就把用以防护的口罩糊得透不过气来，战士们索性摘掉了口罩玩命地干。哪还顾得上什么核辐射。经过几个日夜紧张而激烈的奋战，工程圆满结束，核污染对试验场区的严重威胁解除了。任务完成后，连队受到各级首长和领导机关的高度评价，并荣立集体三等功，有70余名干部战士荣立个人三等功。

后来基地从确保安全考虑，在1980年又安排我团二营九连历时数月用钢筋混凝土对这个“大土丘”实施了加固工程，还在上边竖了一块“氢弹之墓”的墓碑。

37年过去了，每每回想起那场不平凡的“战斗”，我的心情就久久无法平静。我们到现场作业的防护手段极为简单，每次进入事故现场前，在距现场约5公里处的临时洗消站，脱下随身军装，换上防护衣、鞋，戴上配发的口罩、手套。出场时到这里的淋浴车上淋浴。换下的防护衣等均是一次性的，当场由洗消站工作人员予以深埋。使我至今不能释怀的是工程如期完成了，谁也不知道我们究竟沾染了多少放射性元素，因为通常的剂量笔在这个浓度极高的现场因无法使用而没有配发，成为我后半生难解的心结。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奇特壮美的塞外风光，让许多人为之心驰神往。但我要说，在这茫茫戈壁中，默默无闻地为祖国国防事业铸造国之利器的人们，才是这荒原大漠上更为壮丽的风景。我的那些战友，对党对国家是那么忠诚，对革命事业是那么执着，他们在危险面前表现出的甘于奉献，不怕牺牲的精神是那么感人，但在待遇和利益面前却表现得那么无欲无求。表现出崇高的革命品质和无私的奉献情怀。也正是有了这种无私无畏的伟大精神的支撑，我国成为一个创造奇迹的国度。从1964年10月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1996年宣布停试，我国共进行了40余次试验，而美国和前苏联均进行了近千次。悬殊的试验次数破解大致相同的课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奇迹！

人近暮年，思故之情越发强烈。静夜中常思念马兰基地的军旅生涯，回忆“21-715核事故”处置现场经历的生死考验，更思念我的那些可敬可爱的战友，惦念他们现在的身体和生活，但天各一方，只能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句古语来默默地祝福他们。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