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鹤　刘喜凤

入滇之前对云南民族团结的思考

1949年6月，宋任穷受命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团长。在南京组建西南服务团时，他努力学习西南少数民族知识，并请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给大家作报告，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同时，他积极组织力量为西南服务团编写西南各省有关情况的资料和相关政策汇编，以便为服务西南，特别是搞好民族团结做好知识储备。9月3日，宋任穷在南京主持召开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干部大会。他指出，要加强与少数民族的沟通，加强民族团结，反对急性病。他说：“西南少数民族很多，如犯急性病，几天之内就可能搞乱，搞乱了，几十年都可能翻不过来。对少数民族地区要少派干部，只派一两个能掌握政策的同志就可以了，要他们自己的人当干部。我们要和他们联络感情，利用一切关系，不能急于求成，不要企图几天、几个月、一两年就什么都能搞好。”

9月29日，他为云南支队作《到云南去的几个问题》报告，反复强调了加强云南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云南支队在长沙学习整训期间，他又邀请邓小平到服务团作报告，开展民族团结教育。10月26日，宋任穷召集云南支队班以上干部进行动员。他着重联系云南地处边疆、民族众多等实际情况，强调了要防范急性病，加强民族团结。12月29日，他在贵阳主持召开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并在其所作《关于进军云南的方针与任务》的报告中强调，“云南处在中国西南边界上，与缅、印、越等国家接壤，属于边防地区。这地方有相当多的少数民族，由于历史上的反动统治，民族间很不团结”。因此，“绝不能在少数民族区域内犯急性病。要十分谨慎小心，首先搞民族团结，经过宣传政策，行动上的影响，求得逐渐消除民族间的隔阂”。为团结少数民族，他还提出“对少数民族武装，绝不要马马虎虎去处理，不收其枪支，现在不收，半年后还不收，将来也不收。将少数民族群众发动起来了，枪支在少数民族手里是非常巩固的，将来少数民族组织，可在政府中成立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吸收其进步分子领袖，能在政府中发言代表他们利益，甚至有地位”。12月30日，在云南支队组织的学习会上，宋任穷邀请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到会作报告，宋任穷也作了报告，强调要做好民族工作，加强民族团结。次日，他邀请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苏振华向云南支队的同志介绍新区接管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的初步经验。宋任穷也就当时的形势和少数民族工作、统战工作等问题作了报告。

主政云南期间对民族团结的贡献

1950年2月初，中共云南省委在贵州安龙成立，宋任穷担任第一书记。2月20日，宋任穷、陈赓率部进驻昆明。之后，组织召开了为期9天的少数民族专题工作会议，经过实地调研和听取汇报，他发现云南边防与民族问题关系密切，感到“云南的民族问题是关系全局的突出问题”。他指出：“云南是一个多民族、而且是地处边疆的省份，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1、积极组建民族事务机构，推动民族地区建政工作，加强民族团结

宋任穷认为，要加强民族团结，就必须努力提高各民族的地位，使各民族群众真正感受到民族平等，而要让各民族群众真正感受到民族平等，就必须设立有助于提高各民族地位的政权机关和相应机构。1950年7月，一个高规格的、以云南少数民族为主的民族事务机构——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出生于云南白族家庭的周保中担任主任委员，土生土长的彝族干部张冲和回族干部赵钟奇任副主任委员，委员共20人。这为加强云南民族团结，推动云南民族工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51年1月，云南省民族事務委员会内部办事机构正式设立，在秘书长下设人事、建设、宣教、行政四科和一个调研室。为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指导，同年初，宋任穷指示设立省委民族工作党组，并确定张冲（彝族）、王连芳（回族）、陈方、侯方岳、马曜（白族）为委员，在省委直接领导下开展民族工作和边疆工作。同年8月，经宋任穷同意，云南省委批准成立中共云南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王连芳任组长。党组在省委领导下，负责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中央、省委对民族工作的决定、指示，团结党员和非党群众完成省委、省政府交办的各项任务。在此前后，云南省各级各类民族事务机构纷纷成立，这不仅大大促进了云南民族工作的开展，也极大地加强了云南的民族团结。

为防止少数民族和汉族在政权建设时出现冲突，推进民族团结，1950年7月，宋任穷提出：“杂居地区，政权按汉人与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分配，汉人多少数民族少者汉人任正职，少数民族任副职。反之，少数民族任正职，汉人任副职。纯少数民族地区，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实行区域自治。”同年12月，在云南省委召开的少数民族工作会议上，宋任穷全面部署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建政工作：“为更好的团结各族人民必须：甲、民族杂居区的专、县、区、乡均组织民族联合政府，根据各民族的人口状况吸收各族代表组成政府委员会，并使参加一定的政府工作（如政府正副县长、科长、局长等），真正有职有权。各地必须在各民族中物色与培养其代表人物，有计划的在一定时期内，实现多种民族联合政府的组织。至于杂居区之单一民族聚居乡或村，或以某一种民族为主体之聚居乡或村，其乡或村的政府即实际上为民族的区域自治。有些地方是单一民族的聚居区，或某一民族占大多数的民族区，地委应考虑区域自治，提出意见，报省委研究决定。鉴于省内各地民族杂居状况异常错综，在划定行政单位时，一般仍以习惯上的区域为宜，不必勉强以民族区分。专署政府委员会尚未成立之前，专署民族事务委员会暂不取消，以加强政府与各民族的联系。有的县条件不足时，亦可先组织民族事务委员会。乙、有土司制度的地区，多为边沿区，仍保留土司制度。土司制度下已建立了行政委员会者，在土司同意下，我可派工作团进入谨慎工作。已取消土司制度者不恢复。丙、为联系各族人民，解决各民族内部和各民族的问题，必须经常召开民族代表会议，指导各族人民消除纠纷隔阂，加强团结、互助、友爱、合作的原则，商量办理他们的事情。参加代表会议的代表，在开始时，就是只有上层人物土司头人等参加也是好的，这对团结各民族只有好处而无坏处的。”

1951年3月，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宁洱成立了云南第一个专区级民族民主联合政府。4月，宋任穷指示云南省委在该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成立总结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各专区、各县根据民族杂居或聚居的具体情况，尽快地有准备地组成联合政府或区域自治，是当前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同月，宋任穷签发了《关于目前少数民族工作问题的指示》，要求尽快在民族杂居区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在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5月11日，云南省委发出《关于成立民族区域自治的指示》，要求将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和民族区域自治政权作为当时全省少数民族的主要工作。5月12日，云南省第一个民族自治地方——峨山彝族自治区成立。次日，宋任穷指示《云南日报》发表《新平、峨山少数民族区建政的高潮》一文，介绍两地建政工作的情况，认为建政是少数民族群众最迫切的要求，是他们得到真正民族解放的关键，是发动少数民族群众的最好的组织形式，也是团结少数民族的重要环节。

然而，民族地区建政工作并不顺利，特别是一些军队老干部发表了一些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言论。针对这一情况，宋任穷指示说：“告诉同志们要看到党的、国家的、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要忍耐一些不公平。”他委婉地规劝老干部要从民族团结的大局出发。通过教育，这些干部认识到民族团结高于个人利益，从而纠正了错误思想。

在宋任穷的亲自过问下，在民族地区秩序初步稳定、疏通了民族关系的基础上，民族杂居区建立起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在民族聚居区成功推行民族区域自治。

2、积极支持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第二分团开展工作并组建云南各种访问团和民族工作队，加强民族团结

为消除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工作，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组织了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8月20日，宋任穷主持召开了盛大的欢迎大会并讲话，还派熟悉情况的少数民族高级干部、省政府副主席张冲全程陪同访问团开展工作。在讲话中，宋任穷向访问团介绍了云南民族团结的可喜变化，并指出了妨碍民族团结的不利因素：“第一是对民族关系的看法问题”，“第二是我们已经做过的少数民族工作几乎都出过一些毛病”。他要求“各地同志对中央访问团二分团应该尽力帮助，包括吃饭、供给材料等等，供给材料要全面，不要隐恶扬善。其次是全省的少数民族工作都要接受中央访问团的领导，包括政策上的各种问题。如有争端，包括政策、方针、办法及其他种种，仍然应该服从中央访问团二分团的意见”。在宋任穷的全力支持和周到安排下，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第二分团在云南的工作开展顺利，大大地促进了云南的民族团结。

在支持民族访问团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宋任穷也认识到把少数民族干部群众送出去考察学习对于加强民族团结意义重大，因此，他高度重视组建各种参观访问团。1950年9月，在宋任穷的努力下，云南派出53名代表加入西南代表团赴京参加国庆节庆典活动。当时，全国共有7个代表团的158位代表参加这次庆典活动。其中，西南代表团阵营最为庞大，为64人，而云南代表占西南代表团总人数的82.8%，占全国代表总数的33.5%。云南代表出省和返回云南时，宋任穷都亲自前往送迎并参加联欢。在他的倡导下，云南多次组织民族访问团外出学习考察。这大大地密切了党和政府与各族人民的联系，增强了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加强了民族团结。

派民族工作团去民族地区“做好事，交朋友”也是宋任穷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在他的关怀下，1952年初，省委、省政府决定以云南民族学院政治训练班第一期毕业的部分学员和政策研究乙班第二期学员为主，并从省民委、云南民族学院及省级机关抽调部分干部，组成民族工作队（包括医疗队和电影队）。宋任穷接见工作队全体人员时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加强民族团结，这就是我们到边疆去做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也就是边疆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他谈了自己的体会：“我个人认为从少数民族内部来讲，应该多提正面的，多提民族团结这方面。”而要加强民族团结，“在民族内部就不能反对这个，反对那个，如像反对土司，反对风俗习惯等。”随后，这支工作队合编成两个大队，第一大队到潞西县，第二大队到陇川县，分布到该两县123个村、4300多户、2万余人的地区。工作队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疏通民族关系，帮助发展民族经济和文教卫生事业，加强了民族团结。

此外，宋任穷还积极主张通过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教育、医疗卫生等改善民生的方式来改善民族关系，夯实民族团结的基础。他不仅正面倡导并践行民族团结，还严厉批评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言行和思想。他多次批评《云南日报》过早地在少数民族中宣传“阶级仇恨”是很危险的，“目前对少数民族都不能进行这种宣传，应该坚决执行宣传少数民族友爱团结合作，不得有任何违反此原则的宣传”。针对当时民族工作中存在的急性病，他多次强调“宜缓不宜急，讲团结不讲斗争，反‘左不反右”。因此，自建国初就一直在云南工作的王连芳称赞道：“在云南的历任省委书记中，我最佩服的是宋任穷同志。他是一位开创性的人物，是政治家层次的领导干部”，“他对云南民族工作的很多独到见解和提出的很多大政方针，不是当时一般的‘封疆大吏们敢于或者能够提出来的。”

新中国建立初期，云南民族团结之花盛开。1951年元旦，普洱红场召开数千人的盛会，48位土司、头人、少数民族代表和党政军领导共同立下“民族团结誓词碑”。当时，云南各族人民團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各兄弟民族就都抢交头粮以换得一张毛主席的图片”。显然，这些情况的出现，与宋任穷加强云南民族团结的努力密不可分。

（作者分别系凯里学院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凯里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责编 兴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