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毅

统观毛泽东一生的诗词创作，可以断定他属于集多种角色于一身的大诗人；如把他的一生分期观察，又会发现每一历史阶段总会凸显一种诗人角色特征。红军长征期间，他进入诗词创作的巅峰。读长征诗词系列不难发现诗人的诗兴并不是发自具体的战役、战斗，那么长征路上的诗人毛泽东又应属何种角色的诗人呢？一位哲学家说：“哲学的蒸发，必定是诗；诗的凝固，必定是哲学。这原本是不奇怪的，因为两者同构不同态……”一位外国哲学家甚至说：“毛的诗甚至比他的辩证法、认识论更是毛的哲学的核心。”据此可以把长征期间的诗人毛泽东认定为思想家诗人。为什么毛泽东长征期间能写出这些优秀诗词？这些诗词是怎样表现诗人思想的？表现得怎么样？本文将一一阐述。

一、创作条件分析

万里长征路上，成千上万红军倒下，应该说这也是毛泽东一生度过的最艰难的时期。而他却能创作出一批上乘诗词。这可以从主客观两方面去分析。

先看诗人所处的客观条件，应该是诗人身在多种包围之中。然而细加分析，这些包围有些对于每个长征参与者都构成现实的切身的威胁，有些则只有领袖毛泽东才能深刻地感受到。为突破蒋介石军队的围追堵截，长征选择的是人迹罕至的道路，自然条件极其恶劣，一批批红军战士倒在雪山上、草地里。反动派军队的围堵与自然条件的险恶对每个长征的参与者来说，都是最直接的围困。长征伊始，本是执行“左”倾路线的领导者在反第五次“围剿”遭到惨败后的溃逃行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发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我党应以“反对日本”作为动员群众的口号，这就赋予长征“北上抗日”的崇高意义，实现了长征从初期的消极逃跑到积极的战略转移。毛泽东有此战略眼光应该是出自多年来对中日关系史的洞察。他早在1916年7月《致萧子升信》中就指出：“日人诚我国劲敌……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恰巧20年后，1935年12月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说：“我们有权利称我们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 这就意味着将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重任放在中共肩上，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又担负着领导全民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责任。在中共领导层内他又面临“左”右倾机会主义领导的困扰，这是一般红军指战员感受不到的。他是一个极富国际视野的领袖。他在1920年下半年读到《共产党宣言》等书后，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将中国的前途放在世界范围内观察。1921年元旦他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发言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张，并说“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在那篇《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他把“目前的全中国抗日高潮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放在一起论述。这样他又把在国际范围内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重任放在自己肩上，且终其一生未曾卸下。总之，这些共同组成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客观条件，有的出现在长征路上，有的则远离长征之外；前一方面容易看到，后一方面则容易忽视。

再看诗人所具备的主观条件。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长征路上毛泽东那种既敢于挑战又善于超越的人格特质得到了超常的表现。陈晋曾说：“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罕见的挑战者。”我们也可以说，这种罕见的挑战人格的出现，也是因遭遇到罕见的恶势力激励而成。德国哲学家泡尔生在《伦理学原理》中曾阐述抵抗恶势力对成就人格的作用，青年毛泽东批注道：“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势力而成者也。”外国一位学者曾说，“毛在长征的路上真正地发现了自己”，准确地说是在长征路上找到了充分实现自我的舞台，而此“舞台”又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他敢于挑战的个性得到充分表现。而这也根于他多方面的自信：已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开辟井冈山道路的自信；有反四次大“围剿”的成功经历及对自己军事才能的自信；有对中华民族自信力的坚信。长征路上他个性世界中超越情怀的一面也得到空前表现。对长征路上的毛泽东来说，这种情怀表现为藐视眼前一切困难，总把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作为奋斗的目标，这就是他在突破重围中充满浪漫主义激情的根源所在。诗词创作无疑成为表现超越情怀的一种方式，长征路上毛诗词创作的数量、质量让人叹为观止，原因就在这里。人格表现在诗词中是诗格词格，是意境的创造。

以上分析仅仅是对长征诗词系列产生的主客观条件作静态的观察，而意境的创造是一个新鲜生动的过程，下面我们将步入诗人创造的一个个意境中去。

二、赋比兴义发微

赋、比、兴三法本来是古代学者总结《诗经》创作经验而来，后发展成为诗学的重要理论。毛泽东在一封与陈毅谈诗的信里强调比兴的使用，虽对赋法有些轻视，仍不失为一家之言。我们采用这个老办法“引入”毛泽东长征诗词的意境中去，探求诗人怎样运用这些方法创作并求其中的“微言大义”。自古以来对赋法理解无大的歧义，而对比兴使用存在不同理解，从汉儒经学大师解说《诗经》起就出现了几近对立的两种意见：其一强调比兴与具体物象的联系，另一则强调与政治教化的联系。前者突出艺术手法功能，后者强调思想意义；前者着眼于形式，后者强调内容。毛泽东以形象思维论比兴，显然他赞同第一种见解。其实造成这种歧异的原因，是由比喻的两种作用造成的：其一是修辞作用，可使形象鲜明；其二是有些比喻使用本身具有褒贬（美刺）作用，传达了人的爱憎思想倾向。因此这两种意见不可偏废，这也是我们在下面解读毛泽东长征诗词时所持的态度。

根据诗人生前认可与排定顺序，长征诗词系列包括：《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沁园春·雪》。1986年《毛泽东诗词选》的编者把《十六字令三首》调整到《娄山关》前，好处是遵循编年惯例，但未必符合作者本意。根据我们对《十六字令三首》的研读，其分别写于长征初、中、晚期，所以写作顺序是《十六字令》第一首列《娄山关》前，第二首列《娄山關》后，第三首列《六盘山》后。

1、《十六字令三首》（之一）。写的是1934年12月上旬过老山界（越城岭）的感受。老山界是红一方面军离开江西苏区后走过的第一座高山，山在词中是自然险阻的一个符号，表现的是人征服自然的精神，写出了比山高的精神境界。全词用赋法写出，在形象塑造上极为成功。

2、《忆秦娥·娄山关》。1935年2月28日二次攻占娄山关战斗，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取得军事指挥权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然而词中对此却只字不提，这是为了“从直观感相的模写进入高层次的活跃生命传达”，所以“事”的成分变得可以略而不提。词中只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算是用赋法写出，其余全属比兴，给读者留下极大的想象空间。词的上片以写景起，纯属兴的使用，“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雄关”二句实为“引起”的议论，却是全词中心所在，有了它前边才有了落足点，后边的才能借此发挥出去。由于遵义会议历史意义重大，“雄关”两句可作多种解读，可看作毛泽东个人复出的标志，又可看作中共从大败中走向胜利的转折，还可看作中华民族走向崛起之路的预兆。这两句由于蕴含深刻的哲理而成为传诵的名句，似乎也具有了比义，所以也可以把这两句看作是“赋而比也”。最后两句是诗人“自以为颇为成功的”，确实是写景妙句。然而细想这两句话，“苍山如海”岂不就是前边“雄关”向远处一一排开吗？“残阳如血”岂不就是对上片凌晨行军悲壮气氛的进一步渲染吗？若从全词字面而论，仍是继续发挥前边《十六字令三首》第一首的主题，即对自然险阻的征服。

3、《十六字令三首》（之二）。作者将《十六字令三首》排在《娄山关》之后，虽然具体创作时间难以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奔腾急，万马战犹酣”这些意象的获得与他指挥作战取得成功有关。我初步推测这首词应创作在四渡赤水之战（3月22日）完成之后。主要理由是这一首是他重掌指挥权后情感的进一步抒发；又因他有连续使用意象的习惯（如井冈山时期“红旗”的使用，晚年反修时期“梅花”的使用），这首词中的“倒海翻江卷巨澜”是《娄山关》中“苍山如海”的扩大化。词全用比法写出，“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实为创造性的使用，应该说这些诗句让人不得不与他创造性的兵家思想联系起来。

4、《七律·长征》。1935年10月，毛泽东率红军过了岷山，心情变得豁然开朗，诗兴大发，进入诗词创作的黄金时段。过了岷山就临近他率领的中央红军长征结束，于是提前写出了这首具有总结意义的史诗。长征本就是一首悲壮的史诗，而这首诗却写成了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凯歌，诗的特色正在于此。史诗以反映重大历史事件为宗旨，所以这首七律在赋法使用上最值得称道。首联用千山万水概括长征，接着选取具有代表意义的山水，写出红军征服它们的感受。整体上赋中有比，如颈联以“细浪”写五岭，以“泥丸”写乌蒙，这显然不完全追求形象鲜明，而是在比喻中显示对困难的藐视。需强调的是，这首七律在作者长征诗词系列中处于节点上，此前3首表现的是征服自然的精神，往后4首则转为表现改造社会的理想了。

5、《念奴娇·昆仑》。因为红军所过岷山是昆仑山的一个支脉，所以诗人就有了以“昆仑”为题填词的好题目。作者留有一件手迹题目作“登岷山”，但只有“昆仑”才能引发作者诗情。原来诗人心中有个昆仑情结：一是与中华民族有关，传说始祖黄帝就是从昆仑山上走下来的。二是与作者对屈原的崇拜有关，他后来曾对费德林说，“我们就是他（屈原）生命长存的见证人”，屈原在《离骚》中两次写到远游都是围着昆仑山转悠。因而一旦来到昆仑的支脉岷山，这固有的情结便得到释放。这首词全篇采用比兴即寄托手法，于是作者早年确立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张便在词的上下片中分别表现出来。昆仑在词中成了寄托对象，上片评说山的“功罪”，下片以幻笔写裁山以赠欧、美、日，这都是诗化的“改造”方式，昆仑虽字面上是自然之物，然而寄托的特点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故作者说这首词的“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而反帝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共产主义社会。很多研究者认为这首词体现了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恐非是，我赞同“世界梦”的提法。至此笔者产生了一个想法，可把这首词看成是毛泽东用诗写成的中国版的《共产党宣言》。

6、《清平乐·六盘山》。六盘山是红军走过的最后一座高山，1935年10月7日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主力登上此山而作此词。词上下片以兴句开端，而引出后边的议论，即以兴句引出赋的内容。上片兴句写天高气爽，看出作者心情特别开朗。接下来的“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实在是对长征已是胜券在握的一种自信心的流露。词作中的“长城”，一般认为是指陕西北部的明长城，然而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初步判定毛泽东在陕北时期并没有亲临过明长城下。军事科学院的兰书臣曾发文指出：“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主力，不仅翻越了著名的六盘山，而且经过了秦长城固原段所穿行的西吉、原州、彭阳等区县。红军翻越六盘山，取的是由西向东的路线，正好穿经这段长城遗迹。如同望见天上的雁一样，地下的秦长城当也在作者视野之内。可惜这一点，未见资料直接显示。”此文启发我们对“不到长城非好汉”作出重新理解，这应该是一个否定之否定句式，是肯定已来到长城，产生了“红军是英雄好汉”的感觉。下片写出了对未来战斗的展望。兴句仍写眼前实景，诗人从山上看举着红旗的队伍恰似红飘带漫卷，于是以长缨“缚苍龙”的畅想就出现了。

7、《十六字令三首》（之三）。把这首词排在《六盘山》后，是从词内蕴含的政治理念得出的判断。连用两个比句写出，一喻刺破青天的长剑，一喻顶住天的柱子，显然不仅仅写山的峭拔而已，而是有很深的褒贬义在内。顾随在20世纪50年代末指出，在这两个比喻中，“读者就此可以得到有破有立的概念”。顾随的见解是深刻的，他启发我们判定词中两个“天”也具有比兴义，前一个“天”喻指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后一个“天”喻指面临危险的祖国，正赖共产党人支撑危局。既然《六盘山》中已把“苍龙”比做革命的对象——蒋介石，那么把这首小令排在《六盘山》后就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8、《沁园春·雪》。这首词写于1936年2月东征途中。它实在是历史造成的机遇，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哲学，这些可从两个月前他所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去寻找。他在谈到完成长征的意义时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在谈到全国抗日形势时说：“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在谈到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时提出：“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紧接着又设“人民共和国”专节论述这个国家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并谈到“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些阐述可看作是对民族复兴中国梦的理论说明，而《雪》词的出现则当然就是对中国梦的最佳艺术概括。首先看标题“雪”。由于词的下片与雪无关，故不能以咏物题材视之。一场大雪固然是引发诗兴的契机，但作者着力处又不在雪上，而是雪中的北国大地与雪后的壮丽河山。为了表现深远的意义，在比兴手法的运用上也与一般用法不同。之前的诗词比兴所用材料，均是眼前景物，而这首词所写都是从想象中来，显然是刻意为之。当然这些意象也不是晚上坐在窑洞的空想而来，而是从长征直到东征的一路经验中来。雪中“山舞”“原驰”“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争斗气势让人不能不联想到全国出现的抗日大好形势，是改造社会巨大力量的显示，读者可以从这些诸多意象构成的意境中去“意会”。若前边营造的是壮美（崇高）境界，而“须晴日”3句则是对优美（美）境界的追求，一首词内出现两种境界也是艺术的突破。词的下片全用赋法，先以議论的方式对5个帝王级英雄人物进行委婉的批评，“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又以同样方式肯定今天无产阶级开创的历史新局面，定能创造出超越古人的事业来。这也是对前面《十六字令三首》（之三）有破有立的思想的飞跃性突破。这首词将改造社会的思想发挥到极致，在以后很长时间内作者将从事“批判的武器”锻造或从事“武器的批判”行动，都是为了完成无产阶级今日承担的反封建的任务。

统观长征诗词系列所表现出的征服自然、改造社会两大主题，是几千年中国诗歌史上所罕见的。因为这是毛泽东思想艺术精神的体现，而毛泽东思想则是从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他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家，青年时代曾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当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认可阶级斗争学说，并把它作为奋斗之路上的理论根据。

三、毛泽东长征诗词的意义

1、展现出20世纪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模式。自鸦片战争后，在帝国主义列强与国内各种反动势力联合打压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国人中出现了两类对立的人群，一类人是不甘沦为被奴役者，对中外反动势力作坚决抗争，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另一类人是被反动势力吓破了胆，丧失了魂魄，失去了民族自信心，甚至心甘情愿地当了投降派。中国共产党与所领导的广大人民无疑属于第一类人群，而毛泽东则是这一人群的杰出代表。在毛身上体现出的应是近代史上的理想人格模式，这在长征诗词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这个人格模式充满征服精神的崇高感。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建时他庄严地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其内涵是指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被奴役的地位，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而这种独立自主精神早在他的长征诗词中就提前显示出来了。在这些诗词中显而易见的是高山成了人征服的对象，人处在比山高的位置上；当山成为人的本质对象化之物时，山既可成为刺破青天的宝剑，又可成为顶住青天的柱子；“天公”在民间传说中是至高无上的天帝，当全民族的意志物化为“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时，竟能“欲与天公试比高”。这些人格形象与人格化的形象都很明显地显示出崇高的道德精神。自遵义会议后，长征被赋予改变民族命运的崇高意义，走的是开创民族与人类未来之路，长征诗词给人的感受总是为了未来去行动。如“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今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等等，都是呼唤人们为了明天而战斗，表现出以民族、全人类命运为己任的最高道德风范。

2、真正体现了诗歌创造新意境的要求。1899年底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首先举起“诗界革命”大旗，提出应把创造“新意境”放在首位，而创造新意境的途径则“不可不求之于欧洲”。然而梁启超毕竟是站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谈论“诗界革命”。他所提倡的新理想新意境，是进化论的哲学思想和近代一些科学知识。这些诗作当时虽能新人耳目，但骨子里却透露出改良主义气息，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评价的：“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所以思想止步在进化论层面上，是不具备开辟新意境的魄力的。但是以长征诗词为代表的毛泽东诗词的艺术特征是难以用王国维等人的“意境说”去体现的。这是因为长征诗词的思想核心属于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哲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不仅解释世界，而且“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是号召无产阶级改变世界的哲学；所以，长征诗词主题又可以“改变世界”概括之。让人感到有意思的是，在接近人的生命极限的处境中，诗人竟然爆发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强烈欲望，这应当认为是以后他在《实践论》里提出“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提前透露。面對这些诗词，再用欣赏古典诗词的眼光去看，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的“灵境”，因为它属于另一个新世界。可以说毛泽东的诗词出现，才真正实现了新意境创造，这也就与古典诗词划开了一道明显的界限，也因而成为“近现代史上‘诗界革命‘文学革命而真正取得成功的典范”。

3、以长征词为代表的毛泽东词作实现了对近代词史的超越。毛泽东在给陈毅那封信里曾说：“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谦虚之中透露出的是不无自负之意。一部近代词史告诉我们，词体发展到近代，词派林立，作品数量极可观，然而质量不高，大都“依旧徘徊在唐藩宋篱内”，“从总体上看，不具备同时诗文、小说、戏曲所有的近代转型性”。据此，毛泽东的长征词作完全打破了“唐藩宋篱”，实现了对近代词史的超越。当然，超越是一个过程，它如何发生、发展，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