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文华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阎锡山受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推动，于1937年9月20日建立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共产党八路军代表邓小平、程子华、彭雪枫等参加了该会的领导。这是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拥有武装的、半政权半群众团体性质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它既是战争动员机关又是团结群众参加与援助抗战的组织机关和领导机关。9月25日平型关战斗结束后，10月中下旬毛泽东指示：“吕梁山脉之晋西南，虽然目前距敌尚远，亦不可不于此时作适当之部署。”经总部研究，到晋西南作“适当部署”的任务交由邓小平担负。10月12日、13日，邓小平率领傅钟、陆定一等总政宣传部、民运部的一些人员和韦国清带领的随营学校的三个队总数不过五六百人，离开主力部队单独向晋西南的汾阳、孝义一带开进。沿途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随校招生广告一贴出就有许多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报名参加八路军。与此同时，从太原撤退下来的国民党军沿着大路小路逃跑，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不日，周恩来由交城到达汾阳，对战动总会的同志说：“要想办法不让溃军骚扰百姓。阎锡山撤走他的干部，你们必须守住岗位。他撤台，我们干！和华北人民生死在一起。”他要邓小平统一部署战动总会和当地牺盟会的工作。邓小平鼓动部下说：“国民党扔掉国土扔下老百姓，抗战的责任在我们肩上，我们要当仁不让！鼓起最高的决心和勇氣，站在最前线和日寇拼命，同山西人民一起抗战到底！”

日军占领太原后，没有继续向晋西南推进，阎锡山县府的官员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从太原逃出来的阎的高官及宪兵、警卫部队都躲到了大麦郊。邓小平一行到汾阳后驻到下堡镇。此时，占领太原以南榆次县城的一股日军窜到了平遥城。平遥县长程某如惊弓之鸟，带领县府官员400余人及装满物资（主要是大烟土）的十几辆大车逃出本县逃奔大麦郊。县牺盟特派员李文炯见了邓小平。邓小平了解到上述情况后，指示李文炯带领自卫队员打游击。李文炯发愁的是县里只有几十条枪在县长手里，他若不肯回平遥，很难办。邓小平说：“你们好好劝他回去组织游击队，他当司令，你当副司令，我们帮助你们。”李文炯说县长看重的是那十几辆大车的物资。邓小平说：“太笨重了！可以把物资存在这里，由政营学校保管。在民族危急关头，反对逃亡理所应当，要理直气壮，敢于领导群众进行反逃亡斗争！”他还就斗争方式、工作步骤作了指示。

县长程某根本不听李文炯的劝告，找人催促加快修理大车。邓小平派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把李文炯和县长找来，对县长晓以民族大义，劝县长和牺盟会一起回平遥开展游击战争，否则要负“不守土抗战”之责，后果将是严重的。李文炯见县长无动于衷，表示牺盟会和自卫队可以立即回平遥，只要有枪，就和日军打游击战。县长则以不把物资送到省府不好交待为借口，反对回平遥。邓小平严厉地说：“日军打来，如果丢下老百姓逃跑，老百姓不会答应的；每条枪每粒子弹每文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不用到抗战上，老百姓有权利说话。”县长连忙表示：“可以再和同事们商议商议，卑职为难处很多。”邓小平说：“你们再好好想一想，回不回平遥由平遥人决定。”李文炯见县长仍不听劝告，便到自卫队训练班对骨干和积极分子作了动员和必要的安排。并请县长到自卫队讲话。会上，县长说要“继续往大麦郊走”，人们就喊“回平遥！”“回平遥！”最后，李文炯在保管平遥物资的收据上签字担保后，县长才勉强同意“谁回平遥把枪给谁，不愿留队的，给两元路费各自回家”。平遥县牺盟会反逃亡斗争取得了胜利。之后，邓小平回到下堡镇，李文炯也带着一支新成立的游击队精神抖擞地到了下堡镇。邓小平给他们派去几位红军干部，队伍经过短训，挺进平遥，在战斗中迅速扩大成600人的游击队。从此，党在平遥有了一支新型的人民抗日武装。

平遥游击队在下堡镇整训时，不仅孝义县、祁县等县的县长率队逃到了下堡镇，汾阳、文水、交城等县的县长也带着一些人转移到下堡镇，把下堡镇搞得人心惶惶。傅钟多次到孝义县城，告诉孝义县牺盟特派员曹诚，如果县长撤走，你们立即打开县城，首先释放政治犯，召集群众大会，动员群众参加游击战争。曹诚照此做了，说县长刘某撤退时把背不走的枪支、手榴弹扔到了井里，带着好多枪支和公款要往大麦郊逃跑。邓小平告诉他：立即和县长谈判，劝他留下坚持抗战；他实在要走，必须把枪支、公款留下给你们用。然而孝义县长非常傲慢，谈判没有成功。不久传来消息，说有人给阎锡山打电话告了牺盟会的状，阎锡山要派部队来“围剿”。邓小平下令在下堡镇实行戒严，下堡镇各路口都设了岗哨，外面的人可以进来，出去的人要进行盘查，防止各逃亡县政府的人逃跑。由于阎锡山对各县有令：日本人来了，可以撤出县城，但不能离县而去，要“守土抗战”。现在这些县长们都离开了本县。八路军一戒严，他们成了笼子里的鸟，飞不到哪里去了。于是牺盟会组织力量，部署行动带领孝义县牺盟会干部，对不听劝告的县长、警察局长分头采取措施，缴了他们的枪枝、弹药。孝义县游击队迅速壮大。邓小平给他们派了红军干部，使之成为了与平遥县游击大队并肩战斗的又一支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之后，邓小平接到省牺盟总会查询情况的电报，说是有人告发李文炯、曹诚叛变，投降了八路军。这显然是诬陷。邓小平亲自代李文炯、曹诚起草电报，向阎锡山陈述平遥、孝义等县县长擅离职守、弃城逃跑、把枪支扔到井里都不给游击队引起公愤，而被迫收缴其武器的经过，并在电报中表明牺盟会在日军侵入的日子“我们有必死之决心，无逃跑之余地”。这在当时干部群众中很快流传开来，人们盛赞“八路军干部是铁打的、钢铸的，阎锡山的官是泥捏的、木头刻的”。为了贯彻统一战线政策，邓小平在平遥县、孝义县游击队合并时，把原来定名的“八路军晋西游击支队”改为“牺盟会晋西游击支队”。后来这支游击队扩大为一个团，编入山西新军决死第二纵队。

反逃亡斗争胜利后，按照邓小平的部署，分派到各县的民运工作团纷纷建立基层动委会，动员青年参军，建立党的组织，团结各界各阶层爱国人士扩大统一战线，使开辟晋西南工作有了巩固的立足点。

1938年1月，邓小平离开晋西南到达山西辽县（今左权县）西河头村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部，接替张浩任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责编 兴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