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明

正如所有新生事物一出台，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规范，接着便是主张立法一样，如何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料也一定会按这个程序来。用標准格式来说，就是要把企业行为、个人行为、民间行为纳入到体制中。

纳入到体制中来管理，就一定会有效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吗？

先岔开话题，讲一个看似不相干，但逻辑上很相似的旧闻。

央视文艺板块曾有一个栏目叫“激情广场”，其前身是一些北京老人在公园自发举行的演唱活动，当年很有名。这个活动被央视发现后，派出人马接手。刚开始，节目办得还可以，央民互动，挺有收视率，后来，民间意味渐渐淡了，官方意识渐渐浓了。现在，这个栏目已不知所踪。

简单结论是：民间行为纳入体制内管理，未必产生正效益。

再来看《劳动合同法》。为数不少的国内外立法专家指出，现行《劳动合同法》限制了资方和劳方劳动缔约的自由，看似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也给用人单位带来了禁锢，最后反倒会整体影响劳动者的利益。

拉回来说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政府既然想介入，不规范是不行的；规范要有据，不立法是不行的。但是，如果规范甚至立法带来的是类似“激情广场”这样的结果，那所谓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就很难得到正效益。

以《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的经验和教训看，对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规范和立法，既要考虑到政府的依法管理，更要顾及相关老年人及用人单位的切身利益，即，开发的主体毕竟是老年人及用人单位，政府规范应该是创造良好的开发环境，给相关人员和单位以宽松的选择空间。

现在看，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基本有这样几个关注点：一是工作时间，老年劳动者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工作特点，在坐班制、非坐班制、弹性工作制中选择劳资双方都能接受的一种方式。二就是工资、福利和其他待遇，劳资双方要考虑得尽可能细致、周全，并在契约中有详细列序。三是工伤，可参照《工伤保险条例》。四是解约，老年劳动者的精力、体力，甚至视力毕竟不如青壮年劳动力，立法一定要对老年劳动者有所倾斜。

事实上，在这方面早就存在的企业行为和个人行为，已经形成了一定秩序，取得了很大的正效益，政府进一步规范时，既要打破旧框，也要少立新框，少一些统，多一些放；少一些约束，多一些服务；少一些干预，多一些理解；多一些补贴，少一些征费，只要有利于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就放手让基层去试、去闯、去干。历史证明，让基层享受创造和创新的自由——包括用人方式上的创造和创新，他们一准会干出彩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