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长珍



中国现代性与个体生存重构①

□付长珍

面对后圣贤时代的价值真空，个体如何安顿自身的价值和灵魂？如何确立自我的国民身份认同、情感认同和社会价值认同？随着现代性的推进和市场关系的深化，如何在实践中培育个体的价值？如何更好地促进个体精神发育和自由人格？这些价值焦虑指向了中国现代性建构中的另一幅图景：在资本与劳动的二维结构中，“我”，如何“在”？

中国现代性；个体；德性；劳动；资本

现代性的高歌猛进，摧毁了传统生活的田园牧歌，也瓦解了传统社会的价值基础。德性的完满，不再是安身立命的基石。面对后圣贤时代的价值真空，个体如何安顿自身的价值和灵魂？种种价值焦虑，都指向了“现代性中人的生存重构”这个深刻的哲学命题。基于此，笔者把关注的基本视域和中心问题聚焦为“中国的现代性与个体的生存重构”，也就是在反思中国现代性成长的复杂历程与艰难蜕变中，讨论个体价值的生成发育问题。

一、何种“我”，如何“在”

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的质的规定性，现代性的本质规定是主体性。中国的现代性和西方现代性有着巨大的差异性，西方现代性是原发性、内生性的，中国的现代性是后发性、建构性的，是在西方强势现代性的背景下求索自身的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学习型的现代性。中国现代性有着自身发展的线索和逻辑，呈现出杂糅性的特征。既走出了独特的现代性追寻与反思之路，又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负担，有着浓烈的前现代遗迹，现代性的成长始终难以摆脱现代性焦虑的纠缠。在中国现代性的语境中，个体的生存重构展现为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之“在”迥然不同的问题关怀。在人的“在世”中，有没有一个应该如何“在”的问题？对此存在哲学的回答是消极的。上帝死后，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物可以构成对“在”的限制。个体的“在”是被抛，是孤独、虚无与荒诞。与之相较，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在”，更多指向的是“伦理的在”，个体的“在”是意义充盈的在世感、家园感。即在与他人、与社会“共在”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凸显个体的生命指向和价值维度？

“我”，如何“在”？是何种“我”？又如何“在”？首先要澄清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何种意义上的“我”？大家马上会联想到笛卡尔的经典命题：我思，故我在。这里的“我”(ego)，是指能动的、思维的主体，纯粹的思维对自己存在的确认是一切认识活动的阿基米德点[1]22。该命题开启了一个“用头立地”的时代，各种被称作“现代化”的成就和被称作“现代性”的问题，都跟该命题表达的精神有关[2]*该文采用一种新的哲学方法——语用调查法，通过对笛卡尔著作文本的查证和分析，对“我”这个概念做了仔细分疏，对重新理解笛卡尔哲学具有基础性启发意义。。与笛卡尔的“纯精神性的实体”之“我”不同，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我”，立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视域，无论是精神主体的“我”还是作为实践主体的“我”，指向的是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格。德性人格如何塑造、如何践履？也就是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从德性人格到法权人格再到自由人格，自由人格就是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冯契先生指出，趋向自由的劳动是合理价值体系的基石。整全性的劳动观念是身份制时代的产物，曾经支撑起了一个时代的价值坐标。但是随着主体性的觉醒和权利意识的增长，价值认同发生了急剧分化，尤其是全面市场化的来临，劳动和资本的紧张对峙使个体的生存境遇面临新的挑战，在资本和市场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情势下，个体该如何安放并培育自身的价值？

为此，我们的讨论将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第一，随着天道秩序的崩溃和圣贤人格的退隐，德性的完满不再是安身立命的基石。我们首先要追问的，便是后圣贤时代德性自我如何挺立？笔者将以德性自证这个命题来展开。第二，当天朝礼制秩序中的臣民、子民变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新国民，如何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来确立自我的国民身份认同、情感认同和社会价值认同？国民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的基础在哪里？如何来建构这个认同？第三，随着现代性的推进和市场关系的深化，知识资本强势崛起，在市场时代资本和劳动的二维结构、二元博弈中，现代社会价值认同的基础也悄然发生着变化。面对后圣贤时代的价值真空，个体如何安放自身的价值和灵魂？如何在实践中培育个体的价值？第四，“我”，如何“在”？这一问题最终指向的是自由个性如何可能的问题。

二、德性自我的挺立与突破

作为个体意义上的“自我”意识，与中国现代性意识具有共生性。虽然中国传统思想中，历来不乏重视“自我”的理论资源。早在孔子那里，即有“为仁由己”“意必固我”的观念，但传统儒家所强调的主要是德性自我的挺立。从龚自珍提出：“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圣人也者，与众人对立，与众人无尽，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3]12“自我”上升为第一原理，到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新民说”，再到五四运动时期对独立人格的推崇，都表明了中国现代性成长中个体性意识的萌动与觉醒。

为了更深入地把握德性之“我”背后的古今之辨，笔者以冯契的“德性自证”命题来讨论精神自我如何挺立、个体精神如何发育的问题[4]。冯契是20世纪后半叶为数不多地创立了自己原创性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他非常敏锐地洞察到，如何促进个体精神的发育，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忽视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至今依然困扰着我们，那就是应该如何认识自我。在冯契看来，“自我”主要是指精神自我，这个精神自我就是人性精神结构的理性、情感、意志的发育所形成的意识，精神自我是知、情、意的统一。作为精神主体的我，是思想、情感、意志、行动活动的主宰者，一个人只有有了这种自我的意识，才有行为的同一性。这种绵延的同一性使得人成为自主选择、自作主宰、自我塑造、自我发展的人。冯契批判继承了王船山的“我者德之主，性情之所持也”的说法，“我”是德性的主体，“我”接受了道使性日生日成，使人格得到锻炼。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个性，要发挥意志和主观力量的作用，针对自己性情的差异和特点来具体培养自己的人格，使各自的才能获得充分自由的发展。所谓德性自证，就是“主体对自己具有的德性能作反思和验证。如人饮水，冷暖自知”[5]441。自证是主体的自觉活动。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交互过程中，不断化天性为德性，凝道成德，显性弘道。正是这样一种人格的境界才能体验到一种当下即永恒的自由，其中充满了丰富的创造性。从一定意义上说，其中“德”的内涵与特性，可以“德者，道之舍”名之(《管子·心术上》第三十六章)。因为道虚无所寄托，那么德性就是道的寓所，这个舍又有寓所、家园的意味，所以德为道之舍，就是说我们要通过修德来达到与道合一。这个命题其实就在提示我们，要以德为修道之舍，为修道之径。“德者，道之舍”这个命题赋予了中国哲学中的德性以本体论的意义。

德性自证意味着理性的自明、意志的自主和情感的自得。作为具体的个体的人，不仅有理性也有非理性，有意欲也有情感，是融合了理性、意欲和情感的人。自由个体总是个性化的，同时要求知、情、意全面发展。冯契特别强调意志的自主和自愿原则，除了理性的自觉，更重要的是要强调自愿。行为出于我的内在意愿，只有自觉和自愿的统一才有情感的自得。真正自由的德性是知、情、意的统一。我们要培养的这种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就是一个知、情、意统一的人格主体，德性自证指向的正是一个自由的人格。近代很多哲学家都讨论过关于自由人格平民化的问题，这种人格是和圣贤人格相对的，圣贤人格讲究的是全知全能、至上纯粹，平民化人格强调的是人的多样性、具体性、创造性，每一个普通的人都有自身的特点和价值，人人都有缺点，都会犯错误，所以要求走向自由、走向自由劳动是人的本质，趋向自由的劳动是合理价值体系的基石。

三、主体分化与权利意识的觉醒

1978年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主体性的觉醒和权利意识的增长，劳动者这样一个整体性的身份标识逐渐被打破，价值界开始发生了分化。主体性觉醒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封化名潘晓的读者来信，在这封信中她非常真挚地书写了自己的困惑：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立即掀起了一场关于个体人生观、价值观的大讨论，被称为“一代中国青年人的思想初恋”。潘晓是一个半虚拟的人物，是两个人名字的合称。一个叫黄晓菊，她出生于1955年，这个女青年是北京羊毛衫厂的一名纺织女工；另一个是北京经济学院数学系二年级的学生叫潘祎，正是这两个人名字当中各取了一个字。潘晓的来信获得了当时读者的广泛热捧，竟然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收到了6万封读者的来信。个体意识的觉醒是一个时代精神的折射，“文革”中被耽误的一代中国人开始思考国家的未来，开始思考自我存在的意义和出路。除了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之外，还有就是“萨特热”，唤起的是个人对自我价值和选择权的强烈诉求，人应该如何进行自我选择、自我谋划、自我造就？在当时“萨特热”的背景下掀起了一场西方存在主义在中国的对话。第三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关于主体性问题的争论。主体性问题在当时学术界争论异常激烈，一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李泽厚。他在“关于主体性的论纲”中指出，西方的存在主义强调的是个体的主体性，而他强调的是类的主体性，就是我们如何在类的主体性、群体的主体性的情况下来谈个体的主体性。李泽厚是1980年代的思想旗手，正是一代学人关于主体性问题的争论开启了关于权利、价值这些现代观念的追逐。伴随1992年市场经济的全面启动，个体诉求又转向了市场价值，这不纯粹是关于自我选择、自我实现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经济利益的合法化，个人的经济动机要合法，由此个体的诉求就变成了自主、成功，对成功的格外重视，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刺激下的产物。各种与经济相关的属性，成为成功人士的身份标签，出现了所谓经济学的繁荣、经济学帝国主义。关于市场经济的伦理变化、市场道德与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都直接引出了一个现代性的观念——权利意识的增长。随着主体性的觉醒，权利观念这个关乎社会公正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特别是市场经济启动后，整个社会开始关注贫富差距问题，包括和谐、正义等现代价值都与社会市场的发育密切相关。以劳动为基础的身份认同危机是伴随着市场的深化和资本势力的崛起而来的，资本的迅速推进首先导致了价值认同上的多元，进而是身份认同上的焦虑。这个问题与一个时代主流价值观念的衰落，也就是劳动观念的式微直接相关。市场依靠的是资本驱动，资本作为一个衡量的尺度使得不同身份的人可以被度量，那么资本能不能承担起价值认同的使命呢？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劳动观念曾经承载起一个时代的价值认同基础，现在资本崛起了，资本能不能代替劳动承担一个社会的价值基础？在笔者看来，资本在属人的本性之外，只具有工具性的手段意义，这种工具性某种程度上撕裂了社会价值认同的情感纽带，因而资本难以成为一个社会价值认同的基石。

如今，资本与劳动的对抗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市场时代劳动与资本的博弈，突出表现为资本的强势崛起和劳动观念的式微。在这次美国大选中，本无执政经验、口无遮拦的特朗普取得了胜利，之前几乎所有的媒体、各种民调都显示特朗普胜选的希望渺茫，难道真的是天兆吗？天将降大任于特朗普吗？首先，本次美国大选呈现了新的趋势，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期间还伴随着驴象之争、族裔之争、性别之争和文化之争，选民之间的对峙也是空前的激烈，暴力冲突时有耳闻。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的当选表明，人们追求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好处，那种空谈大话与宏观趋势对普通人的吸引力越来越下降，人们更关心的是个体存在的可能空间。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华人的表现。华裔是一贯很少参与美国政治的群体，但这次华裔也纷纷投身大选，他们不仅上街拉票，还有的人租用私人飞机拉着标语力挺特朗普，那么这种所谓的族裔之争、性别之争和文化之争掩盖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资本与劳动之争，也就是劳动对资本的反抗。正是这些普通的劳动者，正是中产阶级开始对资本发起了强烈的攻击，是被资本异化了的劳动个体对资本的反抗。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认为，在从食利者社会转向经理人社会的过程中，经理人凭借自己对知识的垄断参与到了资本的盛宴当中。“我们的社会从数量稀少的食利者变成数量众多的小型食利者组成的社会。”[6]433当今还出现了一批超级经理人，像各路明星都成了资本的获利者，他们凭着对资金的垄断参与到了资本的狂欢。皮凯蒂深刻揭示了资本、资金与劳动的博弈，正是资本和劳动的对抗导致了世界性的贫富差距。“未来的世界可能糅合了过去世界的两大弊端：一方面存在巨大的由继承财富造成道德不公；另一方面又存在以能力和效率为理由的因薪酬造成的巨大贫富差距，如明星经理人靠的就是他的能力和效率获得的薪酬造成了贫富差距，导致了极端精英主义这种高管和食利者之间的赛跑，最终受损者则是旁观赛的普通大众。”[6]430“资本市场和金融中介的日益发达使得所有权和管理权日渐分离，因此纯粹资本所得与劳动所得之间的鸿沟实际上是扩大了。”[6]437这就是今天劳动者实际的状况，到底依靠资本还是依靠劳动，成了个体生存中的艰难选择。

四、资本扩张时代，个体价值如何培育

在一个资本日益崛起的时代，“我”如何“在”？草根民众如何应对资本强势的扩张？新一代的普通劳动者如何在实践中来培育个体的价值，如何通过劳动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艾德蒙·菲尔普斯在《大繁荣》一书中，以历史的厚重感和哲学的思辨性，深刻阐发了一个深邃的时代问题：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创新不仅是经济大繁荣和社会持续进步的动力，而且应上升为社会普遍崇尚的价值观[7]。这个见解对思考资本强势扩张下劳动者被边缘化的境况，非常有启发性。那就是强调能力本位之外，要培养判断力，要有开创自己事业的动力，要通过创新去寻找生活的意义，正是创新可以给“个体”以价值，在社会实践当中找到合适的立足点。现代价值观的培育要靠创造性、好奇心和生命力。创新作为自我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就在于可以造就个体的多样性、创造性，我们所提倡的平民化自由人格，首要的特点就是创造。平民化自由人格，抛却了终极意义上的价值标准，具有丰富、多元的创造精神。每个普通人都要认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坚持自我的独特性、同一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大繁荣》一再提醒我们，普通人也可以有创新，创新不能简单等同于技术创新，创新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是一个社会背后最具智慧性的动力性源泉。“个体”应该发扬韦伯意义上的志业精神，志业能够增加生命的赋值。面对资本技术的强势挤压，个体劳动者如何焕发自身的这种职业精神，如何在实践中培育个体的价值理念。当今劳动者普遍存在着一种精神方向的迷失。个体追求越来越陷入扁平化和单向度，缺少创造的活力和激情。因此，需要格外强调精神的自我发育，草根阶层如何靠开发自己与众不同的个性和信仰驱动来与现实生活的平庸对抗，培育丰富生动的个性化现代价值观。面对强大的现代技术和大机器生产，普通的劳动者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和空间？狄德罗等人在《百科全书》中特别提倡工匠精神，书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匠人的劳动是启蒙时代的象征，强调的是人应该许可自己的局限性。面对大机器的时代，人可以用自己的个体性来对抗机器和技术的优越性。个体性赋予我们以特色，个体应开发自己的特长，展现自身的无可替代性。在大工业时代，匠人可以依靠他的独特性来赋予他特色，来开发自己的价值空间。这种工匠精神，对改善市场和资本碾压下底层劳动者的精神状况，焕发个体创造活力，尤其是对当下的中国别具意义。《百科全书》中特别指出，无聊其实是最具有腐蚀性的，无聊会侵蚀人们的意志，希望人们仰慕而不是可怜平凡的工人，要努力激发他们的个性和活力。当前，对那些被资本抛弃、又难以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人，我们往往以“弱势群体”视之，采取的是“送温暖”和直接的财物扶贫，这个群体由此变成了被同情的对象。然而，对于那些遭遇生活不幸的人来说，最需要的恰恰是鼓励并帮助他们从事简单劳动，简单的劳动正是一剂良药，既唤起了他们对生活的希望，又可以适当地改善生存境遇。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对抗自己境遇不佳的出口，关键是要提倡个体的创造精神，唤醒底层劳动者如何树立生活的信心，如何来认识并践行个体价值，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让我们回到18世纪的西方，在工业大革命转型的时候所遇到的问题，其实和我们今天的状况高度相像。比如，像密尔等工业时代的思想巨星，都是在讨论大机器、大工业背景下个体如何生存、如何培育个体价值的问题，对我们今天思考资本控制下的个体如何来实现自我、成就自我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密尔认为，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一个开放的社会，也是一个多样化的社会，一个能够让每个人充分发展自由个性、才能的空间。因此一个多样性的社会，一个多元的社会，一个包容的社会，一个给劳动者尊严和快乐、给劳动者提供发展空间的社会，才是我们应该追求、应该拥抱的良善社会。

如何抵御大众化时代集体的平庸和对个性的压制？如何克服现代性的平面化和同质化？如何培养自己的个性以对抗大众化的倾向？密尔提出了创造性个体价值的三种属性：首创性、独特性、独立性。密尔说，“首创性乃是人类事物中一个有价值的因素。永远需要有些人不但发现新的真理，不但指出过去的真理在什么时候已不是真理，而且还在人类生活中开创一些新的做法，并做出更开明的行为和更好的趣味与感会的例子。谁只要还不相信这世界在一切办法和做法上已臻尽善尽美，谁就不能很好地反驳这一点。诚然，这种惠益并非每人都能同样做得出来：在与整个人类相比之下，只有少数的人其生活实验如经他人采纳，可能会在行之有素的做法上算是一点什么改进。但是这些少数人好比是地上的盐，没有他们，人类生活就会变成一池死水。”[8]68-69这和冯契强调的平民化自由人格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特别强调个体的多样性与异质性，个人的活力来源于首创精神。

在深陷“集体平庸”的当代社会中，如何保持个体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如何努力成为你自己？每个人都要持守自身的独立性，要用自己的理性去思考，去规划和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膜拜和盲从。人类怎样才能成为一个高贵的、美丽的对象，那就是把自身当中一切被磨成一律的东西摒弃掉，还要允许他人得到有限度的有可能的发展，在许可的范围内培养发展自己的个性[9]74。人性不是一架机器，它不能按照一个模型来塑造，要把它看成一棵树。既然是一棵树，那么它就有生长性，各方面不断发展的可能性，所以要按照它可能是活的东西，按人类内在的力量去发展它[8]63。人性是一棵树，人性具有无限的创造性，具有无限的活力。因此，面对市场时代资本的强势地位，劳动者可以通过培育自己首创性、独特性、特立性，培养自己的创造活力，来拯救自我。现在社会上的人们不是欲望太多，而是欲望太小。所谓的欲望泛滥，往往表现为纵欲，是对物质利益、功名利禄的过分追逐，真正的欲望应该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欲望是人性当中的创造性活力。只有每个人的充分发展才会有社会群体的发展，只有每个人的进步才会有社会的进步，所以应该在实践当中激发、培育每个个体的创造潜能和创新活力，这是市场时代资本碾压下的个体生存处境所开出的药方。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插图非常多，对一些工艺的介绍非常详尽，通过图片的形式，将工艺过程直观地呈现出来，便于传承和模仿，展现的正是普通匠人发展自我特立性的场景和画卷，似无尽的宝藏，等待我们去探索、去发现。

在资本扩张的时代，应该如何成就具有自由个性的人格呢？我们生而现代，却无往不在传统之中。现代自我的成长，离不开传统之根的滋养。现代性对自我、对个体的最大冲击，其实是心性的失落和意义世界的迷失。在一个以平等和权利为本位的现代社会，如何重建社会的伦理秩序和心性秩序？笔者认为传统儒家，包括现代新儒家们所开出的药方，正是为救治心性失序提供了思想资源。市场时代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市场价值观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市场关系无限扩展，整个社会都成为了市场，到处弥漫着重“势荣”而轻“义荣”的风气。现代新儒家举起拯救现代性道德堕落的旗帜，尤其是在道德心性的文化层面上，确实提供了救治现代性的药方，但是笔者认为当今的制度伦理建设，恐怕才是当务之急。一个在市场时代救治社会弊病的伦理制度的安排，才是重中之重。在笔者看来，除了市场的价值观无所不在，更重要的是市场把我们每个人都卷入了它巨大的行囊之中，个体何以安放自身的价值，如何在资本面前保持独立性，这是尤其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重建市场时代的伦理秩序和心性秩序，需要重新思考和构建资本与劳动、市场与道德的新型关系。在今天我们需要对劳动观念的内涵与形态进行新的阐释，劳动已突破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界分，一些具有高度创造性的知识技术因素参与到劳动的重构中来。每一个个体都可以通过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充分培育自己的个性来抵御资本的侵蚀。

那么如何重建市场和道德的新型关系呢？整个社会都成了市场，市场需要保护性、底线性的基本道德，既尊重他人，又维护自身，这样的德性是市场时代一种新型的德性，斯密称之为“消极的德性”。今天我们在谈论自由个性、合理价值的时候，首先应该追问什么是合理的价值，合理的价值在市场面前能否等同于利益，因此需要对市场时代的新型义利关系做出新的阐释。这个利应该是广义上的好，利和义不是相对立的，就是孟子说的“可欲之谓善”，可欲性在笔者看来是合理价值的一个重要原则；经过适度改造的利益可以成为合理价值的基石，我们应该对义利关系做出一个合理的价值定位，对更加符合市场时代道德法则和市场规则的意蕴做出新的阐发。因此，我如何与他人、与社会共在，与“我”如何“在”成为一对相依的命题。中国的现代性是一个渐次展开的过程，如何在市场和资本这样一个时代，既持守我们如何“在一起”，又成就自我的独特性？今天我们讨论 “我，如何在”的命题，其实也是对“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一个回应和补充，这个话题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讲，自有独特的意义。个体性在中国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大我“对”小我“的优先性，就是整个传统道德的一个基本走向。不管是在 “群”和“己”的关系上，还是在“理”和“欲”的问题上，始终有一个主导性的“秩序情结”和伦理序列，那就是群体对个体的优先性，以天理来统治人欲。如何扩充对个体价值的张扬，还是一个已然觉醒却未及充分展开的问题。李大钊指出：“真实的秩序，不是压服一切个性的活动，是包蓄种种不同的机会使其中的各个分子可以自由选择的安排；不是死的状态，是活的机体。”[10]579因此，要在这样的一个价值定位中，思考“我”如何“在”的问题。中国的现代性呈现为一个复杂的面相，既有对现代性进程的焦虑与期许，又有对现代性陷阱的隐忧与抗拒，因而个体的生存重构才变得格外复杂和紧迫。我们今天重思中国的现代性和个体的生存重构，它的意义就在于强调自由个性的塑造，如何更好地促进个体精神的发育，如何在实践中培育个体的价值？应该成为中国现代性图景中亟需构建的重要向度。当然，本文的讨论更多地还是在反思中诉说希冀。也许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它不仅仅提供一种批判的武器，一个反思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可以激发建设的激情，用创造性来拥抱更好的未来。总之，我们正是想表达一个希望，表达对人类、对个体生存状况和价值关怀的一个更加美好的期望。

[1]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2]徐长福：《实践之“我”与理论之“我”——笛卡尔之“我”的语用调查》，载《世界哲学》2015年第3期。

[3]《壬癸之际胎观第一》、《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版。

[4]付长珍：《论德性自证：问题与进路》，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5]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第1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法)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7](美)艾德蒙·费尔普斯：《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余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8](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9](英)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10]李大钊：《李大钊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责任编辑 吴兰丽

China’s Modernity and Individual Existential Reconstruction

FU Chang-zhen,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

In the face of the vacuum of value in the post-sage era, how do individuals settle their own values and souls? How to establish self-identity, emotional identity and social identity?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modernity and the deepening of market relations, how to cultivate the value of individual in practice? How to promote individual mental development and free personality? These values of anxiety point to another pictur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ity in China: in the two-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capital and labor, how should I exist?

Chinese modernity; individual; virtue; labor; capital

付长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

2017-01-10

B2

A

1671-7023(2017)04-0032-06

①本文原系笔者在南京大学“仲英道德讲堂”(2015年11月11日)的演讲稿，题为：“‘我’，如何‘在’”，由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田欢欢根据录音整理而成，发表时稍有增删。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