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都市研究刍议

□吕德文，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都市社会是一种生活形态[1]142-153。在城乡一体化的今天，即便是农村，也叫都市社会，这是因为，社会运转的发动机在城市。比如新农村建设，需要依靠城市的政治权力和资本力量来加以推动，而由权力和资本所推动的“新农村”，事实上是由城市视角所支配的，这便是我们常看到的新农村往往是千篇一律的原因。更为根本的是，甚至于农民自身对“新农村”的想象，也是源于对都市生活的学习和向往。2007年左右，笔者曾经去大别山区的一个村子进行关于面子竞争的调研，结果发现，第一家盖新房子有最新的样式，第二家马上超过他。有一家的主人是在广州搞建筑的，在村里盖了一栋说是从广州学来的欧式别墅风格的新房，从此以后，村民盖房都按此标准更新，并且还不断创新。这已经不单单是为着生活更方便，主要还是心态——村民觉得城市里的一定是最好的、是最先进的。实际上，老房子不一定不方便。

当前知识界和政策界对农村的想象，存在一些误区。比如说，“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以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就是美丽乡村了，殊不知，山、水等自然景观已不是农村的特殊景观，像“花园城市”之类的城市设计理念，早就把乡村搬到了城市；而“乡愁”是典型的都市社会的产物。没有人口流动、没有城市化，何来“乡愁”？传统社会里，那些士子们有乡愁，捆绑在土地上的农民就不会有乡愁。这些年来，“返乡体”盛行，还主要得益于快速城市化和人口素质整体提高，大多数人都有了离乡经历，也有能力体验“乡愁”。故而，在今天的中国谈论“乡愁”，与其在田园牧歌的想象中理解，还不如到都市社会的特质里去重新阐释。孤独是现代性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都市生活的产物。在乡土社会里，人的孤独感是很难找到的，因为，乡土社会是一个共同体，人们之间彼此熟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集体情感。个体在其中是依附于集体的，人的感情寄托可以轻易找到现实载体。但都市生活，人与人之间彼此疏离，激情与孤独并存。建立在共同体生活基础上的乡愁，自然而然就成为了消解孤独的精神粮食。

笔者过去长期从事乡村研究，近几年则从事城市研究，对两者之间的差异有一些想法。其一，城市问题的核心很可能是空间问题。在乡村研究中，理解乡村的主要线索是“时间”。在整个20世纪，中国农村经历了革命和运动洗礼，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些关键的社会问题诸如社会结构、村庄权力、婚姻家庭乃至宗教信仰，都与这些社会变革有关。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伴随着历史罕见的快速城市化，农村或许在经历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应该说，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去理解乡村，是比较合适的。即便是站在农民本位的视角，他们对“变”与“不变”也深有感触。并不是说乡村研究中的空间视角不重要，而是说在各种乡村议题中，空间往往是各种“事件”的背景，而“事件”发生、发展的序列则是由时间排列而来的。但城市研究则相反，很可能是空间议题主导了时间问题。在芝加哥学派那里，城市社会学研究被视为“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关心社会行为是在什么样的城市环境中呈现出来的[2]？比如，为什么内城区最终会变成穷人住的地方，富人都跑到郊区去居住？这很显然和城市的空间规划有关。内城区的蜕化过程当然是个时间议题，但更本质的是空间政治问题[3]39。不同人群在城市中争夺空间，乃至于空间形态将城市阶级、阶层分化固化下来。一旦特定人群与特定空间形成匹配，城市治理的焦点就变成为空间正义问题。公共资源投放在何处，公共空间如何分配，意味着公共政策向哪一个群体倾斜。去年，“开放式街区”突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应该很是让决策者感到意外。从政策上说，推动“开放式街区”的本意很可能只是从技术上考虑，如疏导城市交通，让更多的城市空间回归公共性，但社会反响那么大，多少应该和住在封闭式小区里的那些中产阶层主张私人空间及隐私权有关。试想，居住在城中村的居民、农民工、蚁族，甚至于长期居住在老旧单位制小区里的底层工人，怎么会反对开放式小区？故而，城市研究中也有很多“事件”，但绝大多数城市事件的主角是空间，而非时间。比如，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在社会治安、征地拆迁、城管执法、业主维权等领域持续发生暴力冲突，可谓是城市暴力大事件[4]。仔细审视，这个城市暴力大事件显然与快速城市化进程有关，但其本质却是空间议题：人口流动打破了相对清晰、静态的空间布局，使得习惯了熟人社会治理的国家机器突然之间要应对陌生人社会的治理，显得束手无策。

其二，如何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快速城市化进程？无论是在乡村研究领域还是在城市研究领域，都存在一股浪漫情怀，总觉得田园牧歌才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但权力和资本却剥夺了这一美好，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是被动的、是利益受损者。深入研究却发现，这个浪漫情怀离现实太远。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并不是简单的政府或资本主导的，它不是单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种力量磨合发生的“不可预期”的结果。为什么这样说？笔者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十多年前是个郊区，商业性的光谷步行街于2007年开放，短短十年间，它俨然已成为武汉的城市中心之一，或许，连决策者也未曾想过，都市化运动来得如此之猛烈、如此之快速。这其中的核心动力当然是资本在起作用。在市政当局的眼中，20世纪90年代提出光谷这个概念之时，它本应是类似硅谷的创新中心，可是，对普通市民而言，光谷这个概念，要是没有步行街这个商业中心，很可能是难以理解的。简言之，光谷的形成过程具有多个面向，而最为人们所熟悉的很可能是房地产运动，而这显然出乎很多人的意外。在这个都市运动中，农民并不如知识分子所想象的那样，将“家园”视作安身立命之所，将权力和资本视作天敌。事实上，人们无不在欢欣鼓舞地等待着征地拆迁到来的那一天，期待着从农民变为市民，或许更期待成为手握重金、拥有几套房的食利者。他们的城市化动力一点也不亚于权力和资本力量！只有真正深入农民的心理体验，才可以理解为何中国的城市化是不可逆的，也才可以解释，虽然城市暴力此起彼伏，但中国的城市化总体上还是平稳而快速地推进着的。

其三、如何认识中国城市性质？今天看来，城市生活总体上在吸引着多数国人，乃至于最底层的民众也将城市视作家庭希望之所在。笔者一直在思考，为何所有人，哪怕是我们想象的最底层的民众，都可以在城市里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这可能与我们的城市性质有关。20世纪90年代，全国各个城市掀起了创文、创卫活动。当时市场经济刚刚起步，主要是行政主导的城市化运动。奇怪的是，其城市理念和西方新自由主义极为相似，都有一种想象的现代性，在实践中造就了一场具有鲜明空间排斥特征的城市运动。比如，纽约市政府要把街头流浪人员、小贩等全部“清除”，打造成曼哈顿那种光鲜亮丽的中央商务区。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与20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城市空间排斥却要少得多。这些年，笔者的研究重点在街头治理这一领域、和一线工作人员、街头营生的各色人等接触多了，才会深切地体会到，我们的城市空间实际是很有包容性的。从理论上看，市政当局只能使用规划、法律等“策略”控制城市空间，而那些街头营生者总会有足够多的“战术”来制造自主空间，如打时间差、利用交叉地带等[5]175。更重要的是，在长期的街头实践过程中，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还形成了一种均衡，他们之间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冲突。笔者所接触到的一线工作人员中，几乎所有人都有过帮助被治理者摆脱生活困境的经历。这些做法很可能是处于无奈，必须采取“疏堵结合”的措施，但谁又能否认，正是这种特殊主义的逻辑，避免了大规模的、针对特定群体的“城市复仇主义”的上演。

我国已经步入了都市社会，都市研究既要回应城市化进程的一般规律，也要细致把握我国城市化过程及城市治理的复杂机理。从笔者的研究体会看，我们的城市空间是充满希望的。权力、资本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在城市化进程中，它们是具体而可视的，其面貌甚为复杂，至少不像多数人想象的那么“恶”。这也就决定了，城市空间的公共性是可以定义的，也是需要在经验中具体把握的。笔者愿意把城市治理实践视作多个社会行动互动的意外后果，站在任何一个预设的立场，很可能都偏离事实。

[1](美)路易·沃思：《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载汪民安等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美)罗伯特·E.帕克等著：《城市：有关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建议》，杭苏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3]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4]吕德文：《灰色治理与城市暴力再生产——鲁磨路“城管”实践的机制分析》，载《开放时代》2015年第4期。

[5](法)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