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波

摘要：〖HJ0.64mm〗辩诉交易制度源于美国，为适应我国国情之需要，引进辩诉交易制度已是大势所趋，尽管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理论研究仍不完善，但是可以采取试点型地区进行尝试研究，探讨与现行刑事领域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刑事速裁制度的关系，总结经验归纳问题，从而建立我国独有的辩诉交易制度。

关键词：辩诉交易；刑事诉讼；必要性

中图分类号：D91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7）02-0233-01

一、辩诉交易的含义及其特征

辩诉交易，又称辩诉协商、有罪答辩，是起源于美国的司法认罪制度，即在法院的法官开庭审理之前，作为控方的检察官与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为检察官撤销并降低其指控或者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目的，从而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进而双方达成的让步协议。实质上就是“讨价还价”，辩诉交易在我国还未启用，但在英美法系的国家，比如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已经发展的日渐成熟，对我国引进辩诉交易制度有良好的示范作用。

二、辩诉交易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刑事速裁制度

（一）辩诉交易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系

如今我国采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颇有相似，但区别反而更多：首先，辩诉交易制度是美国等国家主要处理刑事案件的手段，美国的大部分案件都要经由辩诉交易结案，即控诉方与被告人“讨价还价”，被告人认罪并获取从轻处罚的方式；在这点上，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辩诉交易中借鉴其理念，但又有不同，认罪认罚从宽植根于我国传统司法实践基础上，推行的是刑罚的宽严相济的政策，倡导的是我国现行特色刑事司法制度。其次，辩诉交易制度适用对象较为广泛，并且主体上有包含并且适用范围也包含罪名、罪数；在这点上，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着明显的区别，认罪认罚制度则是只能是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有罪的前提下，进行让步协商从而达成协议。

（二）辩诉交易制度与刑事速裁制度的关系

2014年6月27日，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中明确了刑事速裁案件的程序和法律适用。刑事速裁案件是遵循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在部分地区先行试用简单、快捷、高效办理案件的机制。高效与公正的特点自然是与辩诉交易最大的相同点。但区别则体现在：首先，处理案件的适用范围不同，刑事速裁案件仅针对轻微的刑事案件，如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依法单处罚金或并出罚金的案件，且规定了不能适用的情形；辩诉交易的适用范围则是可以覆盖所有刑事案件，并未规定适用案件类型以及可能判处的刑罚。其次，刑事速裁案件是新时期法治探索的措施，并未有较为详细规定和理论支持；辩诉交易则不然，起源于19世纪，有数百年的历史支撑和司法实践，并且演化出相应配套的法律制度，成为美国司法制度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建立我国的辩诉交易制度

（一）辩诉交易制度的必要性

1.辩诉交易能够高效的节约司法资源，缓解办案压力。效率是诉讼中基本理念和价值要求，为了缓解案件压力，确保刑事审判制度正常运行，运用辩诉交易，可以更好地实现繁简分流，提高了办案效率，节约了司法成本。

2.辩诉交易利于减少羁押情况，保障人权。辩诉交易实质上就是通过这种鼓励机制来推动被告人主动认罪，从而减少羁押及羁押带来的问题，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而在司法实践中，被教育改造的且认罪的被告人往往人身危险性比较小，因此更容易降低处罚。

3.辩诉交易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的和解，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审判制度并不是最终目的，只是为了协调社会的矛盾。从社会角度看，充分发挥当事人作为程序主体的作用，鼓励被告人协商衡量，并将努力反映在程序和结果中，可以获得比审判还要积极地社会作用。

（二）中国式辩诉交易制度的构建

1.规定辩诉交易制度的适用前提。适用必须是被告人认罪为前提，若不认罪其他则无从谈起。

2.限制辩诉交易制度的适用范围。结合我国国情，应将适用限制在轻罪范畴之内，即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公民人身安全案件不得适用辩诉交易，将范围限定只能适用于可能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等的刑事案件。可以做到适应社会之需要，达到广泛认可，更能够体现此制度的效率作用。

3.限制辩诉交易制度的适用内容。即与美国的此制度做一区别，仅仅对案件量刑方面进行辩诉交易，不得对定罪进行。严格遵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得违背刑法基本原则之规定。

4.建立独特的辩诉交易制度的监督机构。检察院、被告人之间有着协商，此制度不免易被滥用。因此，为确保辩诉交易制度的合法运用，必须落实监督机构作用，以保证法律公正价值。

[参考文献]

[1]张智辉.辩诉交易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

[2]陈光中主编.辩诉交易在中国[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

[3]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J].中国法学，20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