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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戌本《石头记》中“甲午八日”脂批新考

2017-02-05黄一农

关键词:干支文渊阁石头记

黄一农

(“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台湾新竹300113)

甲戌本《石头记》中“甲午八日”脂批新考

黄一农

(“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台湾新竹300113)

甲戌本《石头记》第一回有“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之著名眉批,并系于引发诸多争议的“甲午八日”。先前学界尝改字以求解,然始终无法得到共识。透过“e考据”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发现此类纪日法在古代诗文中并不罕见。进而推判“甲午八日”可为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岁正月初八日(第八日)或八月初八日(重八日)的缩写。

甲午八日;脂批;曹雪芹;冥诞

一、红学界以往对“甲午八日”之认知

甲戌本《石头记》第一回有“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本[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日泪笔”之著名眉批(图1),因提及曹雪芹与脂砚斋,故颇受红学界重视。然因其末署之系年方式被认为迥异于一般用法,且在诸脂批中仅见,胡适遂以“八日”为“八月”之误,亦有学者谓此应出校成形近的“人日”①古俗至迟在南朝即于新春正月以阴晴占六畜之丰耗,一日为鸡日、二日为狗日、三日为羊日、四日为猪日、五日为牛日、六日为马日、七日为人日,后且有以初八日为谷日的说法,而人日多会登高赋诗。参见宗懔《荆楚岁时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6页;谢肇淛《五杂组》卷2(《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明代刊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71页。[1],然皆无法获得共识。又,传靖藏本中此批被系作“甲申八月”,惟因该本从不曾公诸于世,更让此事众说纷纭。

(图1) 甲戌本《石头记》第一回上的眉批

崔川荣先生则因发现《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有“绍兴六年丙辰岁五月甲午八日乙亥”之用例②金石文献中亦可见类似用法,如“太平兴国三年十一月丁亥八日甲午建立”、“政和元年辛卯岁六月壬辰八日己亥”等,但细探后发现此乃“太平兴国二年十一月丁亥朔八日甲午建立”、“政和元年辛卯岁六月壬辰朔八日己亥”之讹误,知以干支表月的情形确实罕见。参见汤毓倬修、孙星衍纂《偃师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乾隆五十三年刊本)卷28,台湾成文出版社1976年版,第1477页;陈之骥编《靖远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民国十四年铅字重印本,初刊于道光十三年)卷6,台湾成文出版社1976年版,第507页。,遂以“甲午”为五月(五月之地支必为午,而甲午月只能见于丙、辛年[2)]之干支,主张“甲午八日”可用来指“甲午月初八日”[3]。此因中国古代历法对年、月、日、时皆系以干支,也就是一般所谓的“八字”,前引之例即具体点出绍兴六年(1136)五月初八日的年、月、日干支分别为丙辰、甲午、乙亥。但古人除了算命之外,通常只有在描述年或日才用干支。事实上,爬梳“中国基本古籍库”的大量文献,尚未见在前无年号或年、月叙述的情形下,径将“干支○日”中之干支用来记月者。

近读兰良永先生的《曹雪芹卒年材料考释两则》,则指出“甲午八日”应即乾隆三十九年(1774)甲午岁的第八日(正月初八日),因其于清代诗文集中见到三则“干支缀日”之例,此谓在干支之后径接日序(从一日至九日)的情形①笔者在各种数据库中尚未见有在干支之后立接“十日”之纪日方式。,而他认为这些干支皆代表岁次,日序则均系于正月[4]。兰氏所提首例是王闿运的《乙酉四日行东城作》[5]289,该诗收入《湘绮楼诗集》中,兰氏从该诗集前后编年排序之规律判断乙酉当为年份,又从该诗“新年人意喜,……歌管催春易”之用语,以及其后一诗《七日连阴率尔有作》之“欢心望春来,静居冥画阴。开岁未及游,朝曦已七临”等语,判断此应为乙酉岁正月初四日。

次例是吴绮《高山流水·戊申二日登学士山,次辰六》之词题[6]739,因起句为“春城昨夜到东风”,故兰氏认为“戊申”不可能指七月,而应为年之干支。他并进一步称“这一年春事早,正月初七已是‘雨水’,‘春城昨夜到东风’宜于正月初二日”,然因节候在此并无法提供明确之判断,若我们再考虑下一首《沁园春》中的“春深”一词,亦顶多可推估“戊申二日”为春季之纪日。

再者,兰氏引梁恭辰为长洲毛鼎亨父琢轩所撰之《毛封翁》一文,此因其中有云:“吏部(农按:指毛鼎亨)在官,因无昆弟,急欲迎养,祈签正阳门外关帝庙,亦得第九签。翁悟签旨,允迎养,于壬申六日抵京。”[4]然而,即使我们可论证“壬申”为岁次干支,该“六日”所系之月也很难考实。

兰氏接着又举《湖山便览》中所载樊良枢《乙酉八日邀张鲁叟、聂纯中游法相》诗题与周必大《游记》“壬午三日入寿圣寺”文②参见翟灏辑、王维瀚重订《湖山便览》(《中国方志丛书》影印光绪元年刊本)卷8、卷9,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635页、第704页。,以及钱谦益《牧斋有学集》所收《新安汪然明合葬墓志铭》“然明生万历丁丑八日,卒乙未七月,年七十有九”句[7]169~171,说明古代确有以岁次干支缀日者。然经详考之后,发现此三例很巧合地竟多可归为鲁鱼亥豕之讹。

如《湖山便览》所收樊良枢之前诗,在仔细比对同书中其他“八”及“人”字之刻法后,即可发现“乙酉人日”应为“乙酉八日”之误,而《武林梵志》所收同一诗则书此四字为“己酉人日”。再从樊氏之生平以及该诗中的“空由清寂迥藏春”、“登高此日又逢人”句,知此应吟咏于人日(所谓“此日又逢人”)登高之际,且为仁和县县令樊良枢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己酉岁正月初七日(即人日)邀友人游当地的法相寺时所赋③参见吴之鲸《武林梵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3,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3页;赵世安修、顾豹文等纂《仁和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康熙二十六年刊本)卷4,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第92页。。

此外,因周必大《文忠集》的《记西湖登览》一文,清楚载:“壬午三月己亥,晴,与芮国器、程泰之、蒋子礼出暗门,上风篁岭,酌龙井,入寿圣寺。”[8]64而绍兴三十二年(1162)壬午岁的三月己亥日又恰为初三,故可判断兰氏所引《游记》之“壬午三日入寿圣寺”句,或为“壬午三月入寿圣寺”之形误,惟此亦可能无误,而是壬午岁三月初三日的缩写(见后文)。

另据汪汝谦(字然明)《西湖韵事》一书末附的钱谦益同一篇汪氏墓志铭④由于乾隆朝在纂修《四库全书》时,曾大量销毁钱谦益的著述,且谕旨称“勿令遗留片简”,故《西湖韵事》中所收钱谦益撰的汪氏墓志铭,或因此改系作者为“蒙叟”。又因《西湖韵事》一书乃经汪汝谦后人纂辑入《丛睦汪氏遗书》家集之中,故其内容或较正确。,知其生于万历五年丁丑岁八月[9]25,亦即,在钱谦益《牧斋有学集》所收汪氏墓志铭中的“生万历丁丑八日”应为“生万历丁丑八月”之形误[7]169~171。尤其,该文在记汪汝谦的出生时间之后,接着称“卒乙未七月”,亦未言及日序。

综前所论,兰氏所举六例似仅王闿运《乙酉四日行东城作》一例可系为正月四日,余者反而印证了古书中有误“月”为“日”或误“人日”为“八日”之情形!此令“干支缀日”之传统是否存在一事,蒙上了重大阴影。

二、文献中“甲午八日”式之纪日法

惟笔者近在翻阅刚购得的《陈鹏年集》时,发现其中的两、三千篇诗文至少出现三处符合“干支缀日”之用例:如《秣陵集》卷一有《癸未九日,江练亭登高,即事三首》,从前后诗之编年以及此诗中“座上题糕同觅句”之用典①此用唐朝诗人刘禹锡之典,因其曾于重阳节与友人登高畅聚,本想以桌上之糕作诗,却因《五经》中无“糕”字而不敢用。,知应作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癸未岁)的九月(壬戌月)初九日(壬子日),尤其,前一首就是《重九前三日,雨中即事》[10]253~254;卷二又有《重九前一日,次讱斋韵,因订登高之游》以及《甲申九日,诸子同集饮仙道院,予以他故不得与,怅然有作,用前韵》连续两诗[10]264~265,其中的“甲申九日”及“用前韵”等字,亦明显指为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岁)九月初九日;再者,《喝月词》卷二有《清平乐·壬申二日舟中作》,从其中的“两日新年春渐妩”句[10]380,亦知应系于康熙三十一年(岁次壬申)正月初二日(干支壬子)。

此一阅读经验令笔者感觉确有必要利用日益成熟的大数据环境,重新深入探讨兰良永先生所提假说的正确与否。遂以“中国基本古籍库”进行主要的采样,搜寻干支之后紧接“○日”两字之用例,其中“○”为从一至九之数词②实际操作时是搜寻“△○日”,其中“△”是地支(从子到亥),“○”是日序(从一到九),共得输入108次,每次从中筛选适合分析的案例。理论上,数据库应可设计成“△”和“○”乃两个关键词之集合,用户只要输入“{子、丑、寅、……、亥}{一、二、三、……、九}日”,即可一次搜出所有符合之个案,但目前坊间所有中文数据库的功能均颇阳春。,再逐条分析可否判断其发生的具体月份。

几经努力,终于找出415个可试作分析之案例(表1),其中“干支○日”的干支皆为纪年,至于系月的部分,除3例不太能明确判断外,有3例应为“日”与“月”或“八”与“人”之形误(其中1例是数据库辨识错误),19例的“○日”意谓“正月初○日”,410例(约占96%)的“○日”则为月序与日序相同时(所谓之“重○日”)的简称,如一月一日(元旦;3例)、三月三日(春褉;4例)、五月五日(端午;23例)、七月七日(七夕;1例)、八月八日(1例)、九月九日(重阳;378例)等。其中用在九月初九日重阳节以及五月初五日端午节的例子尤多,而相应诗中的内容亦常会出现节令的相关用语,如重阳节之诗则见重九、登高、茱萸、题糕、赏菊等词,端午节之诗常用端阳、屈原、龙舟、竞渡、九歌、粽子等词。

(表1) “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干支缀日”用例意义之统计

从表1的统计数字以及表2的个案分析,我们可清楚发现,“干支○日”之表达最常用于重五的端午节以及重九的重阳节,其余事例不论是系于“正月”或“○月”者均顶多三、四个,甚至挂零。“干支八日”的情形尤其特别,经爬梳“中国基本古籍库”后,只能找到六例:其中有一例之“八日”被证实为“八月”之误;一例之“人日”在数据库中被误识成“八日”;另有两例虽无法判断“八日”是否为“八月”之误,但可确知应非指正月初八日③如萧麟德题壁诗有“癸酉八日奉母入都”之自注,而从“中元四日别吾庐,屈指中秋达帝都”诗句,可知萧氏于七月十五日中元节之后四日离河南西华老家,预计中秋节抵京,“癸酉八日”不知是癸酉岁的八月初八日抑或只是“八月”之误?又,《金硕人陈氏墓志铭》有“嘉靖丁亥八日”句,因陈氏卒于嘉靖丁亥岁五月二十八日,不知“丁亥八日”有无可能误“丁亥八月”为“丁亥八日”?参见李嘉乐《仿潜斋诗钞》(《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光绪十五年刊本)卷1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嘉靖刊本)卷37,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838页。。

至于曾畹的《壬辰八日偕友人饮北固僧舍花下觅潘江如不值》,因诗中有“条风暄谷日,好鸟乱春山”句,而前一首《祀灶》有“残年祀灶神”句,知为十二月二十四日祀灶神时所赋,故《壬辰八日偕友人饮北固僧舍花下觅潘江如不值》应系于壬辰岁正月初八日(谷日)。

(表2) 古代诗文中类似“甲午八日”之用例及其意涵

(续表)

(续表)

(续表)

另一可较确定的是蔡献臣《清白堂稿》中的《丙寅八日同张尚宰过牛皮山僧舍》诗题,此因前一首《丙寅秋老母诞辰,王春和兄有歌为寿云多得吕仙之助》有“月到中秋几望时”句,知蔡母应生于中秋前不久,而王春和乃提前以歌祝寿。再从《丙寅八日同张尚宰过牛皮山僧舍》一诗中的“秋深重扣老休居”句,知应系于天启六年(1626)丙寅岁的八月初八日①因天启六年乃闰六月,八月初八日已是秋分之后六天,故有深秋之凉意,蔡献臣遂称“秋深重扣老休居”。。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虽亦尝试爬梳“中国方志库”、“中国谱牒库”或“读秀”等数据库,却罕见“干支八日”之例②倒是因这几个数据库大多采用文字辨识技术先将古书之影像转化成文字,而在校对欠缺或不佳的情形下,屡见“八月”或“人日”被误成形近之“八日”。。

在笔者所取样的这429例当中(“干支一日”既可归于a类,亦可归于b类),即使有少数之系月可能无法获得读者们的完整共识,但因已发现的事证不少,最早可追溯至宋代,如陆游即有《壬子九日登山小酌》,知古代诗文中确实存在“干支缀日”的小传统,而其特色是以此一略称来描述“重○日”或该干支年的最前八天(从鸡日到谷日)。

查宋代王楙(1151—1213)《野客丛书》中的“重三”条有云:“今言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九日曰重九,仆谓三月三日亦宜曰重三。观张说文集《三月三日诗》‘暮春三月日重三’此可据也。”[11]640由此可知“重○日”原本只用于重五的端午节和重九的重阳节,后来才加入重三的春褉节。再查索“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和“中国基本古籍库”,可以发现元、明之后亦出现重二(或四、六、七、八)日之用例,如清代翁心存《药王观世音象歌》有“二年二月重二日,丁连母病祈鸿术”句,清代童槐《闰重四诗答箫楼用谢山先生原韵》有“重四日学使按试鄞县童生”小注,清代黎元宽《重新高桥碑记》有“岁丙午重六日记”之纪日,明代殷奎《初度》有“年年重六日,是我始生朝”句,明代杨慎《闰七夕》有“闰月新秋重七日”句,明代石珤《秋日寄宋侍御》有“况逢重七日,儿女试针线”句,元代萧《重八日入城复礼文振季正留饮过申得别次韦曲已暮》有“愁阴初霁月初弦,满意秋风洒静便”句①参见翁心存《知止斋诗集》(《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光绪三年刊本)卷1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28页;萧《勤斋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8,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49页;黎元宽《进贤堂稿》(《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康熙刊本)卷13,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243-245页;殷奎《强斋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7,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77页;杨慎《升庵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36,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49页;石珤《熊峰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1,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98页;童槐《今白华堂诗录补》(《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光绪三年刊本)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83页。。但总数仅约十例左右。

“干支○日”之纪日若为“重○日”,有时即会因年份已见于前或作者认为不重要,而常出现省略岁次干支的情形,如东晋刘裕于义熙十四年(418)重九日在戏马台送孔靖时,谢瞻即作《九日从宋公戏马台诗》,谢灵运亦赋《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送孔令诗》[12]218。陶渊明在《九日闲居》一诗的序中,也谓:“余闲居爱重九之名。”[13]479~480可知,至迟东晋已开始有用“九日”省称“九月九日”了。此外,在唐代欧阳询的《艺文类聚》中,也可见以三月三日为“三日”,五月五日为“五日”,九月九日为“九日”之例②至于尚未见有以“七日”表示七月初七日者,此应是因重七日的应节活动都在晚上,故称“七夕”即可。[12]201~220。此等用法至清代仍常见,如笔者在王士禛的诗集中,即很容易找到十几例之诗题有“九日”字样但无月份者,而从诗中的描述皆可印证是赋于重九;又从其《五日龙溪作》诗中的“夏五如凛冬”句,亦知为重五[14]157。这些另类的用例应可显示出“干支缀日”纪历方法的滥觞。

三、小结

综前所论,脂批中“甲午八日”的描述并非不文,我们或不必然得透过改字之方式以求解。从迄今所能找到的两个能判断月序之“干支八日”案例,我们可推判“甲午八日”可指甲午岁的正月初八日(第八日;谷日)或八月初八日(重八)。惟因文献中也的确发现有误“干支八月”或“干支人日”为“干支八日”者,若不排除此等因形近而误抄的可能,则亦可指正月初七日(“甲午人日”)或八月。由于表2中所发现之各种有关“甲午八日”的解释几乎均是孤例,故我们很难辨别何种可能性较高,但不论何者,前述讨论应可确认“甲午”必为其岁次干支。而若前论之“甲午八日”眉批确书于乾隆五十六年前《红楼梦》程甲本摆印之前,则只能是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岁。

此文曾几度在笔者关于“e考据”的教学课程中被用作讨论的案例,目的是为了在当前古籍文本数位化及互联网资讯迅猛发展的时代环境中,强调大数据时代处理大量文献的特殊能力及具体操作。当学者面对历史研究过程中所出现的聚讼纷争的疑难课题时,笔者倾向于若无强有力的理由和证据,就应该尽量避免将难以解释的问题径自归于文本的错误,而应当先透过“e考据”的之方法,尝试去爬网相关文化传统中的幽微之处,看该难题有无可能是由于传统的断裂或模糊所造成的③笔者自提出“e考据”学术方法后,不断以此方法从事文史研究,寻找一些难题进行学术“探险”,并获得了不少收获。在此过程中也遭受到一些研究者出于各方面原因的质疑,值得庆幸的乃是随着古籍数位化的发达和数据库运用的日渐普及,相较于十多年前“e考据”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海峡两岸青年辈学者自觉运用到研究实践中,其中一些年轻学人还以之获得了可喜的成绩。可以说在“大数据时代”从事文史研究的学术工作者几乎无法回避“e考据”这一强劲的时代命题,有学者提出“e考据”是立体史学,是“大数据时代”的史学方法论“预流”(借用陈寅恪先生“预流”一说)。[17-19]。

本文所爬网出的大量“干支缀日”之古代用例,应会令持传统研究方法者“望洋兴叹”,因为再博闻强记之人,也很难为解决此议题,而将平日阅读之所见所闻在脑海中归类分析。此一个案应可具体显现“e考据”在面对某些文史研究议题时的优越性,其相关之方法论虽不属于“e考据”的专利,但若未能掌握“e考据”的研究工具与运作方式,则不易有机会遂行。

质言之,“e考据”的主要精神并非只着重在搜寻,而是帮助学术工作者直接且迅速地与大量原典对话,以从事深度学习。“甲午八日”纪日法之重新认识,明确地提醒我们在研究时切不可过于武断,且在面对深厚的文化传统时要常保持谦卑,而善用“e考据”之法确有机会深化我们对文史知识的掌握④类似案例颇多,笔者另有一文可供参考。参见黄一农,《“e考据”卮言:从曹寅称寅年生的仲弟为“卯君”谈起》,载《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1期(出版中)。。

[附注]此文的主要内容早已完成,原获邀发表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筹划在2015年出版的《汉学研究论文集》,惟该书稽迟至今仍渺无下文,以致一直置于案头。文章初稿完成时曾请兰良永先生指正,但没想到日前发现有修课同学竟以此议题发表文章与兰先生商榷,自己糊里糊涂竟然变成了局外人,且两人在论辩时均未言及笔者所提“甲午八日”亦可能指“甲午岁八月初八日”之说。参见兰良永《脂批署时“甲午八日”再议:兼答陈章先生》,载《曹雪芹研究》,2016年第4期。

[1]赵国栋.也谈“甲午八日”[J].红楼梦学刊,1995,(2).

[2]黄一农.敦煌本具注历日新探[J].新史学,1992,3(4).

[3]崔川荣.再谈“甲午八日”及其使用价值:关于红学研究中的几个难题[J].红楼梦学刊,2005,(2).

[4]兰良永.曹雪芹卒年材料考释两则[J].曹雪芹研究,2013,(2).

[5]王闿运.湘绮楼全集·诗:卷12[M]//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光绪三十三年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6]吴绮.林蕙堂全集:卷25[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7]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32[M]//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康熙二十四年刊本).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8]周必大.文忠集:卷183[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9]汪汝谦.西湖韵事[M]//丛书集成续编:第224册史地类.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

[10]陈鹏年.陈鹏年集[M].李鸿渊,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4.

[11]王楙.野客丛书:卷11[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2]欧阳询.艺文类聚:卷4[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3]陶潜.陶渊明集:卷2[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4]王士禛.王士禛全集:册1[M].济南:齐鲁书社,2007.

[15]刘广定.化外谈红[M].台北:大安出版社,2006.

[16]郑磊“.造化主”再辨[J].金田,2012,(10).

[17]黄一农.明末至澳门募葡兵的姜云龙小考兼答熊熊先生对“e考据”的批评[J].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8,(62).

[18]张瑞龙.e考据是“立体”史学而非“伪考据”[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09-23.

[19]马建强.计算历史学:大数据时代的历史研究[J].学术论坛,2015,(12).

[责任编辑:马建强]

I242.4;K103

A

1001-4799(2017)01-0081-09

2016-06-18

黄一农(1956-),男,台湾金门人,“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理工大学特聘访问讲座教授、清华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天文学博士,主要从事科技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明清史、红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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