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 强

江苏师范大学敬文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晋商在徐州地区立足的因缘探析*

昝 强*

江苏师范大学敬文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山西与徐州，从古至今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徐州交通便利，是五省通衢之地，为晋商来徐发展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现象更是促进了两地的融合。山西人诚信礼让、勤俭豪爽；徐州人仗义忠信、勇敢无畏，相似的民风民俗也为晋商在徐州生根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该文通过文献查找和实地调查的方式对于晋商能够在徐州地区立足的因缘进行初步探析，旨在突破目前晋商研究的瓶颈，将晋商的研究普及到对于具体区域的层面上来。

晋商；徐州；立足；交通便利；移民

“徐州”一词最早出现在《竹书纪年》：“梁惠王三十一年，邳迁于薛，改名徐州。”[1]

而今天意义上的徐州，古称彭城。“彭城自古列九州，龙争虎斗几千秋。”由此可以看出徐州历史悠久。明清时期，晋商迅速崛起之后很快便称霸中国商界。自此之后，晋商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徐州作为五省通衢之地，拥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因此，更是有许多晋商来徐发展，同时促进了徐州地区的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根据今徐州云龙山山西会馆碑文记载，历史上在徐州活跃过的晋商数目众多：“恒源号”、“长盛号”、“恒泰茂”、“张万顺”、“德和顺”……同时，晋商善于经营，根据《创修五灵尊神碑记》记载：乾隆十九年，十家盐号公议捐资七十二千，存贮公所。经二十余年营运，共得本利六百一十六千七百三十文。到乾隆三十六年重修会馆，用钱仅八十三钱。晋商经营的能力由此可见一斑。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外关于晋商研究的文章及著作汗牛充栋。从晋商精神文化到山西会馆的研究，均有涉及。但绝大多数的研究基本上都停留在就晋商而论晋商的层面，关于晋商在某一地区的产生或者发展研究却鲜有涉及，由此也造成了学术研究上的空白。目前关于晋商与徐州的文章只有赵杰先生2004年在山西日报上发表的《晋商在徐州的家》一文。徐州作为五省通衢，交通便利，且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与山西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和相似的民俗风貌。

《彭门记》云：“殷之贤臣彭祖，颛顼之玄孙，至殷末，寿七百六十七岁，今墓犹存，故邑号大彭焉。”[2]由此可见，彭城一词源于大彭氏国，因元代撤并彭城县以后，徐州的名称就取代了彭城。

徐州自古以来优越的地理位置为晋商来徐发展提供了方便。徐州一直是水路和陆路的交通枢纽。古获水(汴水)、泗水、沂水、沭水、淮河均从此流过。陆上交通亦是四通八达：古代徐州周围有许多驿站，如房山驿，夹沟驿、桃山驿、利国驿、彭城驿等。元时，徐州更成为大运河南北要塞。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徐州升为徐州路，在徐州市区的百步洪和吕梁洪两处设立专门人员管理漕运。明代重新疏通运河，海运、陆运被废止，运河更成为南北运输的首选，徐州成了国家重要的交通和物资的转运点。每年仅经由徐州上北的运输粮食的船就有大约12000余艘。而此时的晋商刚刚兴起，徐州这样一个具有极大商业发展潜力对象的城市，自然成为晋商的首选。

古代徐州是西去中原、南到吴越的必经之地。元以前，因许多国家都曾建都于西安，洛阳、开封，故通往东方的重要驿站都经过这里。到了明代，徐州更是位于北京和南京之间的交通要道处，是南北辐射的中心。同时，徐州处于汴水、泗水之交，京杭大运河开通以后，徐州成了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五省通衢。徐州居南北水陆之要，所有江淮以来之供赋以及四方之物皆由此通过，千艘万舸，昼夜罔息。由此，徐州成了从西北与中原之间以及南北之间交通运输的中轴点以及西北物资供应的主要转运点。明洪武三年(1370年)，明政府实行“开中法”制度，施行招商运输。眼光独到而深远的山西商人迅速抓住了这个机遇，包揽了当时国家运粮的主要业务。弘治五年(1492年)，政府改革，变开中制为折色制，以盐卖银，以银济边，晋商又利用这个机会掌控了国内的盐业。[3]明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政府在徐州设立管理漕运的徐州户部分司，即徐州广运仓。徐州广运仓担负着西北粮食的供应，徐州盐业担负着西北及外贸盐务的运营，是西北生命线的重要穴位。而这些粮食以及盐业的运输，又主要由晋商来执行。清朝时，徐州所管辖的丰县与直隶省东明县仅有100公里的路程。从东明到山西又有陆路可通。[4]因此，可以说是徐州在历史上特殊而重要的地理位置，是晋商得以迅速在徐州立足并发展。至于晋商在徐州的产业，最著名的要数入驻徐州窑湾的晋商巨富曹家了。根据《太谷曹氏家族》、《太谷曹家商业资本兴衰记》等书籍记载：太谷曹家，是明、清之际声势显赫的晋商巨富，从明末清初第一代创业人曹三喜到民国二十年后衰落，近三百年间，曹家商号遍及大半个中国，并远至蒙、俄、德、法、日、朝等国家。有640余座铺面，雇员多达3万余人，经营项目有银钱业、绸缎、布匹、颜料、药材、毛皮、杂货、洋货、酿酒、粮油等等，资金积累到1200万两白银。清嘉庆到咸丰年间，曹氏家族在徐州设锦丰庆(当铺)、锦丰典(钱庄)，(窑湾)丰冶通(钱庄)、宝丰粹(当铺)，锦丰焕(邳州官湖钱庄)、焕记油坊”等大型商号。清嘉庆八年(1803年)，被曹家众兄弟公推而组建的曹氏商业总经营管理机构——“六德公”正式向社会尤其向商界打出了招牌。曹士义(—1815年)为首任专东，主持商务，曹家开始向徐州、窑湾、邳州等地创建商业网点.[5]

历史上山西地区与徐州地区所发上的移民现象有效地促进了两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加快了两地的民风融合，为晋商来徐州地区发展提供了温床。根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73年—前572年，曾经爆发了以晋军为首的诸侯军队收复宋邑彭城(今江苏徐州)的战争。《左传·襄公元年》记载：“元年春己亥围宋彭城。”[6]晋楚彭城之战客观上促进了晋、徐两地的交流与融合。此外，元明时大规模移民也是造成晋、徐两地交流的一个重要因素。元朝末年，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激化，加之水灾、旱灾、蝗灾、瘟疫接连不断，黄淮地区多次决口，使得中原地区民不聊生。根据《中国通史》记载：“脱脱破徐州，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7]根据赵明奇教授《徐州自然灾害史》记载，从公元1365年到公元1430年这65年的时间里，徐州就发生了大小12次水灾、6次旱灾、1次蝗灾和一次瘟疫。[8]可以看出，此刻徐州地区的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口不断地迁移、流动是中国历史发展、中华民族大融合的趋势。而山西处于内陆，位于黄河中游东岸，在太行山之西，内蒙之南。根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盖语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沟住、燕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9]所以，山西往往成为难民的庇护所。从客观上讲，此时定有徐州居民前往山西避难，由此更进一步促进了两地的交流。

在山西与徐州两地的移民历史中，对于晋商来徐州地区发展带来直接影响的要数山西移民史上曾出现过的非常著名的大规模洪洞移民现象。“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山西洪洞槐树的移民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在张青主编的《洪洞大槐树移民志》中，有明确记载洪洞地区人民迁徙到徐州地区的资料。比如沛县的《孙氏家谱》，邳州《曹氏族谱》、《孙氏家谱》，丰县《刘氏家谱》，萧县《孙兴公墓志》等都记载了其始祖是洪武、永乐年间从山西洪洞迁徙而来的。明朝大槐树移民在皖、苏、鄂、湘地区分布的61个县市中，徐州就是其中之一。[10]此外，现今徐州的大姓张姓和王姓，据考证也是分别起源于山西解邑张城(今山西临猗县西)和山西太原。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张正明教授撰写的《晋商兴衰史》可以知道，张氏、王氏、曹氏等都是明清时期晋商的名门望族。[11]“开中制”是洪武三年开始实行的，晋商兴起的时间也大抵相同。由此可以推断，这一时期徐州地区从山西迁徙而来的晋人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晋商或者是来到徐州之后开始经商。在今天江苏徐州新沂窑湾，仍然留下了当年晋商的诸多痕迹：山西会馆、《曹氏家谱》等。

再者，山西与徐州都受到儒释道以及法家文化思想的深刻影响。山西人勤俭、礼让、诚信、豪爽、富有冒险精神；徐州人仗义、忠信、勇敢、善战。两地人民的性格有极大地相似度。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卷五中将“彭”解释为“鼓声也。”在朱存明、安宇等编著的《淮海文化研究》中，认为彭祖以鼓为族徽，大彭氏国是一个善于击鼓而舞的国家，击鼓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民族的战斗性。[12]可见，徐州人民骁勇善战的性格早在尧舜时期就已有基础。徐州是千古帝王之乡，刘邦、项羽、刘秀、曹丕、刘裕、朱元璋等都是徐州人。帝王之外，老子、孔子、季布、关羽、苏轼等人均对于徐州地区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道教创始人老子是河南人，河南毗邻徐州，所以徐州必然受到道教文化的影响；孔子是山东人，而山东曲阜距离徐州也就只有一百多公里，所以徐州同时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历史上著名的季子挂剑的典故也发生在徐州附近。所以“得黄金千两，不如得季布一诺”的说法在徐州深入人心，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徐州人民讲究诚信的品质。

晋商形成了独特的晋商文化。晋商家族制度是以父权制度为基础的家族制度，而父权制度又是以儒家文化为基本。晋商在晋人勤俭、礼让、诚信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晋商文化。晋商善于进取、敬业团结、不畏艰辛、坚韧不拔。同时晋商讲究义利相通。商人以牟利为第一目的这是自然，但晋商始终坚持的一个大前提就是义字当先。而且，晋商家族家规严明，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晋商文化中还有一个是非常特殊的就是慎待相与：不轻易将相信或者将自己的产业托付与对方，一旦选择相信，便义无反顾。晋商的这种做法一方面节约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非常有利于稳定自己的合作伙伴，从而稳定交易量。晋商的这一特点，也与徐州人豪爽仗义的性格相似。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培育了晋商在徐州地区发展的适宜的文化氛围，使得徐州成为晋商发展的沃土。

以上，我们简单论述了晋商在徐州地区立足的原因。当然，这些因素只是晋商得以在徐州发展的一个方面。优越的历史地理和文化条件只是为晋商在徐州地区发展铺好了温床，若想经营有道，必然离不开政府的制度政策、科学的经营理念、恰当的历史机遇等。明清晋商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地区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本文期盼通过以徐州为例，抛砖引玉，得出一定的启示，希望对于徐州地区今后经济发展能够提供微弱的帮助。

[1]张玉春，译.《竹书纪年译注》第1版.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01.

[2]刘纬毅，著.汉唐方志辑佚[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12.

[3]崔俊霞.晋商伦理初探[D].山西大学，2005.

[4]赵杰.晋商在徐州的家[N].山西日报，2004.

[5]程素仁，程雪仁，著.太谷曹氏家族[M].上海：书海出版社，2003.06.

[6]蒋冀骋点校.左传[M].长沙：岳麓书社，2006.11.

[7]白寿彝总，主编，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14第8卷 中古时代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06.

[8]赵明奇，等编著.徐州自然灾害史[M].北京：气象出版社，1994.12.

[9]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M].商务印书馆，1937.03.

[10]张青，主编.洪洞大槐树移民志[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

[11]张正明，张舒，著.晋商兴衰史[M].第3版.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0.05.

[12]朱存明，安宇，等著.淮海文化研究[M].西苑出版社，2000.

*江苏省重点项目：《明清以来晋商在徐州地区的发展以及对当地经济的影响》(项目编号：20150320025)，项目内容：晋商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领域曾发挥引领作用。徐州连接运河和丝绸之路，汇萃南北文化，晋商在此所发挥的连接作用有着特殊历史影响和地位。本项目以文献与文物为考察对象，通过调研、探访、分析、归纳晋商在徐的兴衰规律，寻求晋商之兴衰对于当代商业发展的启示。

昝强(1994-)，男，汉族，江苏徐州人，江苏师范大学敬文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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