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火生



政治学的学科传统之争与中国政治学的未来

谈火生

欧洲传统; 美国传统; 量化研究; 质性研究; 方法论多元主义

现代政治学自诞生之初内部就存在不同学科传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竞争。从19世纪末到二战之前，政治学在美国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从欧洲传统中受益良多，并逐步发展出自身的研究传统；二战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科学传统开始反过来影响欧洲，并引发了以欧洲各国为代表的人文研究传统的抵抗；进入21世纪，美国政治学界内部出现了欧洲传统的回归和两个传统走向平衡的诉求。欧洲传统和美国传统之间的分合与竞争对未来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必须防止政治学学科的“美国化”，保持学科内部不同分支学科、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平衡，促进学科的健康发展。

众所周知，尽管政治学研究很早就有，在西方可以一直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中间经过了古典政治学、中世纪的神学政治学和近代政治学的发展历程，但是，作为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的现代政治学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产物。19世纪后半叶，随着整个社会科学的独立和分化，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开始摆脱伦理学、法学、历史学的阴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按照华勒斯坦的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的学科系统分化形成了三条明确的分界线：(1)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东方学)之间的分界线；(2)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史学)与现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三门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分界线；(3)在探求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的分界线*这一学科分化的过程可以参考：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第一章，刘锋译，三联书店，1997年。关于政治学在19世纪的转型，可以参考：Stefan Collini, Donald Winch,John Burrow, That Noble Science of Politics: A Study in Nineteenth Century Intellectu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在100多年的学科发展历史中，政治学学科内部存在着不同学科传统之间的相互竞争。有人从分支学科的角度将其分为两个主要的模块，即政治哲学传统和政治科学传统；有人从研究方法上将其划分为方法导向的政治学研究传统和问题导向的政治学研究传统。本文拟从历史脉络将政治学的学科传统划分为欧洲传统和美国传统。之所以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进行梳理，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政治学学科的发展确实扎根于各自的历史脉络和社会情境之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一分类能更好地解释二战以来政治学学科内部的互动，以及其对政治学自身发展的影响。

在进入讨论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政治学学科的欧洲传统和美国传统作一点说明。本文理解的政治学的美国传统，主要指以美国为代表的科学传统，具体言之，就是行为主义传统以及与之配套的量化研究方法；政治学的欧洲传统，主要指以欧洲为代表的人文主义传统，它强调哲学、法学、历史学在政治研究中的重要性，强调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尤其是质性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强调政治科学和政治理论之间的平衡。在过去的100多年中，这两个传统相互竞争，各自都希望保持自身的研究传统，努力不为对方所俘获。从实际的效果而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传统一度大获全胜，欧洲传统受到排挤。尽管政治学早已进入后行为主义时代，但量化研究方法仍独步天下，其他研究方法的空间日益狭窄。最近10多年，美国政治学界出现了欧洲传统复归的趋势。系统梳理两大研究传统之间的竞争与分合，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未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方向。

一、选择性吸收成就美国政治学

我们在追溯现代政治学的源头时，故事通常是从美国讲起的，一般会将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政治学院作为政治学学科建立的标志。詹姆斯·法尔为《剑桥科技史》第七卷“现代社会科学”所撰写的“政治学”一章就指出，政治学的学科体制首先是在美国建立起来的，这一学科的绝大部分是美国的发明，而且这一状况一直保持到今天。在欧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学科才取得了重大的发展，而且，当时是在美国的影响之下才发展起来的。[1](P266)按照这个判断，似乎政治学的产生和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和欧洲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不然，法尔紧接着又说“这一学科的伟大理论几乎总是欧洲的，因为它以国家理论为开端”。[1](P266)这句话透露了两个信息：其一，欧洲及其研究传统在政治学中非常重要，因为它贡献了这一学科中几乎所有的伟大理论。其二，欧洲传统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它对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界定，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研究方法。在欧洲传统中，政治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是国家，而不是个体行为。与之相关，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是哲学的(对政治价值和理想政体的规范性研究)、历史的(国家形态的演变及其机理)和法学的(国家的制度安排)。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认真梳理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就会发现，一方面，尽管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在欧洲建立非常晚，但政治学研究在欧洲却是起源很早，而且法脉一直未绝；另一方面，尽管作为独立学科的政治学首先是在美国诞生，但是，其在诞生过程中从欧洲受益良多。因此，我们还是需要回到学科诞生的源头来考察政治学学科不同学术传统的分合。

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讲欧洲传统时，其实是有大而化之之嫌的，因为在欧洲内部，不同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最粗略的意义上讲，存在着欧陆传统和盎格鲁—萨克森传统的差别；从国别上讲，英国的政治学研究是哲学取向、历史取向和科学取向的混合，德国的政治学研究思辨色彩更重，法国的政治学研究则主要沿着行政法的脉络展开。

美国政治学早期的发展受欧洲的影响非常大，而且，欧陆传统和盎格鲁—萨克森传统分别对美国政治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研究内容上，美国政治学主要受德国传统的影响。现在西方政治学界一般将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政治学院作为政治学学科建立的标志，当时的功臣约翰·伯吉斯(John W. Burges)也因此被尊为美国政治科学之父。尽管伯吉斯是美国政治科学之父，但他常常强调政治学的德国根源。美国内战后，社会学界和政治学界的很多领军人物纷纷赴德学习，伯吉斯是其中最有能力的一批人之一。他们学成回国之后，在美国从事政治学专业研究，逐渐在美国建立最早的政治学科。如果我们看看哥伦比亚大学早期的课程表就会发现，在这个课程体系中尚未形成美国自己的研究特色；相反，德国国家学的痕迹非常重。按照伯吉斯的解释，课程是围绕着国家概念来组织的。低年级主要学习国家的起源和发展，考察政治组织发展的几个阶段，一直到现代宪政国家；随后，学习现存的国家的实际状况和法律关系，最后，学习政治哲学的原则，通过比较，避免单纯经验主义的危险。[2](P41-71)政治科学关心的是与国家相关的各种问题：政府及其功能。当然，正如威尔逊所观察到的，对国家的系统研究并没有在美国扎下根来，美国人在输入德国和法国的国家理论时对其进行了重大的修正，从原来的宏大叙事转化为中观层次的问题，使之具有研究上的可操作性。[3](P8-11)这也是美国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上有别于欧洲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研究方法上，美国政治学则主要受盎格鲁—萨克森传统的影响。一个世纪以来，欧洲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一直存在争论，基本分为两派：一派主张社会科学可以采取自然科学的模式来进行研究；另一派则认为，社会科学应该采取人文学科的模式来进行研究，也就是通过历史学、解释学的方式，将其作为社会探究的概念基础。前者主要以英国为代表，后者则以法德为代表。社会科学在美国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与欧洲不同的是，美国没有陷入持久的争论之中，因此，尽管欧洲的这两个传统都传入了美国，并在美国不同的大学中扎下根来(人文传统的主要据点在美国政治学的开山鼻祖哥伦比亚大学，自然科学传统的主要据点则在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但是，美国人很快就表现出对自然科学模式的青睐，自然科学模式在19世纪末即在美国取得了统治地位。[4](P2-3)具体到政治学的发展来说，尽管欧洲的两个政治研究传统在美国早期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竞争，但在一战期间，两个传统之间的冲突得到了解决，伯吉斯代表的德国传统虽然确立了美国政治学研究的内容，但他在方法论上没有确立起领导地位。在方法论上，美国政治学选择了盎格鲁—萨克森的科学传统，并一直延续至今。[5](P85-100)

20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政治学的中心已经从哥伦比亚大学转移到芝加哥大学，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Merriam)成为这一时期的领军人物，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政治学的基本品格。1921年，梅里亚姆发表《政治学研究的现状》一文，正式提出把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地理人种学、统计学的技术和成果应用于政治学之中，这一年被视为政治科学运动开始的标志。[6](P230)正是通过经验转向，二战之前的美国政治科学才得以彻底摆脱德国和法国的阴影，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3](P13)美国政治学研究重心已经从对国家法律制度的静态研究转向对政治过程和行为的动态研究，大量引进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的研究方法，强调对政治现象进行量化分析，[6](209、219)这一趋势在20世纪50年代的行为主义那里表现尤为突出。

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学经历了一场真正的革命，这场革命的余波至今仍未平息，今日政治学界的诸多争论仍是在与半个世纪前的这场革命对话。20世纪50年代，政治学所使用的术语完全变了，此前作为政治学核心词汇的“国家”甚至几乎从政治学的词汇表中消失了(除了国际关系领域)，以至于到了20世纪80年代需要呼吁“重新将国家带回来”。行为主义的出现可以说重新设定了政治学这个学科的研究议程。那么，行为主义的革命性到底体现在哪里？答案是：它有选择地将政治学学科早已存在的某些趋势激进化。其结果是，尽管“制度”并没有被人们忘记，但行为确实占据了舞台的中心，并使制度黯然失色。[7](P487-492)这一时期，政治学研究围绕着政治系统的稳定问题、政治社会化和合法性等议题展开，其重心是以决策为核心来阐释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国家概念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系统；作为政治科学核心的权力概念也碎片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权威和影响力。在研究方法上，它强调的是量化、测量、理论建构和价值中立的研究。[5](P85-100)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政治学的地位达到了顶峰。从1880年开始，美国政治科学花了约70年的时间，一步步媳妇熬成了婆，从小学生变成了大先生。

从以上的梳理中可以发现，美国政治学在诞生之初从欧洲传统中受益良多，在此过程中，早期主要是德国传统和法国传统占据优势，但最终是英国传统(而且是英国传统中的科学传统)占据了美国政治学的主流并被不断强化，最终被打造成为政治学的美国传统。

二、美国传统的影响与欧洲传统的抵抗

如果说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之前，政治学学科的发展主要是美国受益于欧洲，那么，20世纪50年代之后则主要是美国反过来影响欧洲。行为主义作为政治科学被介绍到欧洲，欧洲开始关注从美国传过来的新的政治学议题：压力集团、投票研究，并追求精确性。美国政治学开始为欧洲政治学设定研究议程。[5]同时，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也让美国的政治学家们野心勃勃，芝加哥大学的伦纳德·怀特(Leo￣nard D. White)将美国政治学者的使命感表露无遗：“我们具有一个以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美国政府的精神对全世界进行教育，并以它的形象进行改造的实际的使命。”[1](P277)尽管在二战前，很多工业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已经有一些学者从事政治学研究，但是，只有美国建立了制度化的政治学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学与社会学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美国的社会科学。[8](P10)

正是在美国的影响之下，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才在欧洲各国陆续建立起来。在西德，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发展是在1948年之后，而且是为了配合美国在西德的民主重建工作而建立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西德只有很少的大学设有政治学讲席，而且，这些讲席教授们觉得自己非常孤单。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德国才完成了政治学学科的制度化工作。[9](P108-109、118)在英国，其智识传统对政治的“科学化”持怀疑态度，直到二战后，英国人仍认为，精英的博雅教育应该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师，学习关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政治制度的历史知识。1950年英国的政治学会(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成立时，学会的创办者有意不用“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这个字眼。因此，其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所需要的制度化工作完成得很晚，政治科学在英国的真正发展是在20世纪60年代。[10](P93-107)法国政治学的发展则更晚，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努力争取独立出来，此前则一直是附属于法学之中。[11](P155)因此，毫不奇怪，当1949年国际政治学会成立之时，全世界只有四个国家(美国、加拿大、芬兰和印度)已经有了自己的政治学会，并加入刚成立的国际政治学会*David Easton, John Gunnell and Luigi Graziano,(eds.),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A Comparative Survey, Routledge, 1991, Introduction,p.1. 这个说法可能遗漏了一个事实，即中国早在1932年已成立中国政治学会，但是，可能由于当时正值时局变化的关键节点，中国政治学会可能无暇他顾。具体的历史情形如何，笔者尚未查阅相关资料，此一问题待考。。不仅如此，从学科从业人员的规模上讲，美国也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位，据统计，截止1982年，美国有15 000到16 000人从事政治学研究，占全世界的75%—80%。[5](P85-100)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各国并没有唯美国的马首是瞻，而是力图保持自身的研究传统。这一时期，欧洲传统对美国传统表现出很强的抗拒心理和反抗的行动。欧洲传统对美国传统的反抗在两个战场上展开，主战场当然是在欧洲，欧洲各国在政治学学科的建立过程中努力维护自身传统，抵制行为主义和量化研究的入侵；第二战场则是在美国政治学界内部，欧洲裔的美国政治学者对行为主义展开了猛烈的批评。

就前者而言，二战后，随着欧洲政治学的逐渐发展，欧洲政治学界有意识地在抵制政治学的“美国化”*波特，罗斯：《剑桥科学史·现代社会科学》，第278、281页，大象出版社，2008年。更详细的情况可以参见David Easton, John Gunnell and Luigi Graziano,(eds.,1991)一书的相关章节。。在这一点上，英国最为典型，因此，我们以英国为例来略窥管豹*相对而言，德国最不典型，因为当时的西德成为美国的托管区，它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主性。为了配合民主重建的工作，必须对学校的教师和学生进行政治教育，让他们学习新的政治分析方法和新的政治术语。为了实现这一计划，西德的大学开设了各种社会政治议题的讲座和必修课程。同时，为了教学的需要，必须在现有的大学中增设政治学的讲席，西德第一代的政治科学家就这样诞生了。加上实证主义此前已经在德国的政治研究中有一定根基，社会民主党又积极推动，因此，在此过程中，美国式的政治科学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批判性省察就被接受下来。Hans Kastendiek,“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 West Germany”,in David Easton,John Gunnell and Luigi Graziano,(eds.),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A Comparative Survey,Routledge,1991, pp.109-110、116-119.。曾任英国政治研究会副主席和《政治研究》(PoliticalStudies)杂志主编的杰克·海沃德(Jack Hayward)为《20世纪英国的政治学研究》一书所写的导论就直接命名为“政治学的英国路径”(british approaches)，其背后的假设就是英国的路径不同于美国路径，甚至不同于法国路径。在他看来，英国的政治学研究具有综合性特点，它源于传统的历史研究、法学研究和哲学研究，而且，从来没有完全中断与这些研究传统的联系。政治学与这些研究传统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否定(repudiate)，还不如说是调适(adapt)。[12](P2)海沃德认为，英国对美国政治科学的反应是一种典型的“灵活的保守主义”，能改的尽量改，但基本框架保持不变。[12](P31)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英国政治学的领军人物，如恩内斯特·巴克(Ernest Barker)、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桑迪·林德塞(Sandie Lindsay)等人，一直在努力弥合人文研究和社会科学、政治思想研究和政治行为研究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12](P8-9)巴克就一直强调，政治理论不能变成“一种纯粹描述性的政治学”，“它最终必须提升为一种政治价值的哲学和关于社会如何组织的终极目的的信条。一句话，它必须具备规范性品格”。对政治“科学化”的怀疑深深地植根于英国的智识传统之中，这一点在牛津表现得最为明显。牛津大学的第一任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科尔(G. D. H. Cole)就强烈反对狭隘的实证主义和量化政治科学，1954年，他宣称“谁要说我是‘社会科学家’，那是对我最大的侮辱”。1950年英国政治学会成立时，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拉斯基提议用“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来命名，但是，遭到了当时在牛津任教的科尔的极力反对，主张用包容性更强的“研究”(studies)一词，因为政治研究依赖历史学为其提供事实，依赖哲学为其提供理论。英国政治学会最终采纳了科尔的建议。后来，又有人提议将英国政治学会的名字更名为“政治科学”，再一次遭到了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科班(Alfred Cobban)的反对，当时的学界大牛们，如巴克、科尔、林德塞、奥克肖特等，都支持科班，更名一事遂告流产*Jack Hayward, Brian Barry and Achie Brown,The British Study of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pp.18-20. 在英国，对“科学化”的质疑不限于政治学，而是整个社会科学界的共识，1965年，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成立，1983年，保守党政府上台后，尽管未能撤销这一部门，但将其更名为“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刻意回避“科学”这一字眼。Jack Hayward,“Cultural and Contextual Constraints upon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Great Britain”,in David Easton,John Gunnell and Luigi Graziano,(eds.),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A Comparative Survey,Routledge,1991, p.98.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1951年，德国政治学会成立时，使用的名称就是“Science of Politics”，后来更名为“German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Science”，并没有刻意回避“Science”。 Hans Kastendiek, 1991, p.117.。

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在1959年出版的《美国的政治科学》一书中甚至写道，在西方知识史上，今日美国的政治学研究无论在其规模、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是一个异数。1962年，他在《捍卫政治学》一书中强调，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始于亚里士多德，最终也必须回到亚里士多德。在该书的后记中，他强烈反对美国式政治科学对英国政治学研究的影响，“近些年来，大学中的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种愈演愈烈的趋势，衡量研究的标准不是其政治上的重要性，而是方法上是否完善”。[13](P21-23、171、190)

尽管如此，英国的政治科学仍然在这种怀疑的氛围中逐步发展起来，尤其是在1961—1974年这15年间，政治科学在英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部分原因在于大学的扩张，新的大学和科系为了与老牌大学竞争，热衷于引进美国的政治科学，实现弯道超车。

欧洲传统反抗美国传统的第二战场是在美国，欧洲裔的美国政治学者对行为主义进行了猛烈批评。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政治学进入后行为主义阶段*约翰·德雷泽克认为，在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美国的政治学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不断对其学科的基本品格进行重新定位。其中，五次变动是非常重要的：早期的学科专业化发展阶段、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初期开始的多元主义阶段、行为主义阶段、新政治科学阶段、近期的改革。但是，严格来讲，只有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努力成功了，其成功的标志在于，它们成功地重新设置了学科的议程。第一阶段的努力使政治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并将国家作为其研究对象；第三阶段的努力则将行为主义作为其方法论。John S.Dryzek,“Revolutions without Enemies:Key Transforma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0,No.4,2006.，其主要的特征就是对行为主义进行批判，批判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规范性政治理论，一个方向则是经验研究阵营内部。值得注意的是，来自规范性政治理论对行为主义进行批评的学者大多有欧洲学术背景。早在行为主义尚未如日中天之时，曾在牛津大学学习的威廉·埃利奥特(William Y. Elliott)就批评政治学已经变成了“实证主义的、行为主义的、描述的，而在道德上却是盲目的”，而且，这种道德上的盲目性已经容纳和帮助了墨索里尼这类法西斯分子。[1](P273)在20世纪30年代，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知识分子为了逃避纳粹的迫害移民美国，他们对美国的政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中的少数几个(如卡尔·多伊奇)带来了对科学方法的精确理解和对作为科学哲学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正确评价。他们中大多数在历史学、哲学和法学方面受过训练的人——如卡尔·弗里德里希、列奥·施特劳斯、埃里克·沃格林、汉娜·阿伦特——则对行为主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沃格林的《新政治科学》、施特劳斯学派的《论政治科学研究》是其中的代表*1953年，弗朗茨·诺伊曼对“德国的流亡者”进行了反思：“他们在尊重理论和历史的氛围中长大成人，而且蔑视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可是，这些德国流亡者进入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思想氛围：乐观主义的、以经验为导向的，非历史的氛围”。John G. Gunnell,The Descent of Political Theory: The Genealogy of an American Voc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186.。尽管这些批评在当时并没有阻挡住行为主义如日中天的势头，但确实为后来的“后行为主义”时代开辟了道路。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政治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逐渐确立下来。20世纪80年代，来自意大利的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猛烈批评美国的政治科学，认为美国的政治科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萎缩为纯粹的研究设计，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的政治科学已经走入了一条他既不愿也不能接受的不归路，过分专业化同时也过分狭隘的模式、过度的量化，以及由此导致的脱离政治现实，思想极度贫乏。[12](P27)

来自经验研究阵营内部的批评自20世纪60年代末即已开始，到了70年代，反对行为主义的人开始形成自己的组织，创办《新政治科学》杂志，尽管该杂志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这一次所谓的革命也并没有能够重新设定学科的研究议程，但是，在后行为主义时代，政治学这个学科还是发生了很多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被重新请了回来，新制度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到了90年代，理性选择理论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无论是新国家学派、新制度主义、理性选择理论，还是受欧洲影响的文化分析方法，它们都没有带来政治科学的整体性革命，它们最多也就是和行为主义并驾齐驱。[7]可以说，随着行为主义的相对衰落，政治科学进入了一个激进多元主义的时代，没有霸主，只有几个占霸权地位的竞争者。[4](P3-4)

三、欧洲传统的回归与两个传统的平衡

2007年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很值得深思。这一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系准备取消作为分支学科的政治理论，只保留政治学方法论、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四个分支学科，据此，该系计划裁撤博士生的政治理论课程。2007年10月8日，美国政治学会的政治理论分会召开工作会议，全体一致同意授权分会主席给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写信，请他们重新考虑裁撤政治理论作为博士生课程的决定，此信有85人签名。12日，又有一封55人签名的联名信，警告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系，如果他们执意废除政治理论课程，所有签名者将不会向宾夕法尼亚大学推荐研究生，也不会接受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系的博士生来他们所在的学校就职。[14](P655-673)

在战后美国政治学的学科历史上，鼓吹行为主义的人一直试图埋葬作为分支学科的政治理论，从本文的视角来观察，我们可以将其阐释为政治学的美国传统试图消灭欧洲传统、独霸天下的企图，2007年的这个小插曲将两个传统之间的缠斗戏剧性地呈现出来。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来，政治学界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欧洲传统的回归和两个传统的平衡。

2000年10月，互联网上形成了一个由政治学学者构成的匿名网络，他们以“改革先生”(Mr. Perestroika)为名，主张政治学方法论的革新，其矛头直指美国政治学会及其杂志《美国政治科学评论》。这是一个松散的网络，其中既有研究生，也有知名学者。群体中的人目标并不是很一致，但他们都支持方法论的多元主义(methodological pluralism)，认为过分强调量化研究的结果是，研究生们对于历史研究、田野调查、质性的个案研究、解释性分析和批判分析等方法缺乏好感，而这些方法对于政治研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以量化研究为代表的主流范式会认为，单案例研究是“不科学”的，因为它无法被普遍化，不能构建起理论，因此，它对政治知识的积累是没有帮助的。结果，政治学的主流杂志甚至都不接受单案例研究的文章，老师们也不鼓励学生以之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改革先生”批评道，政治学学科的主流杂志都或多或少存在“科学”崇拜，被过分严格的科学假设所束缚，狂热地偏好量化分析、博弈论和建模，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其他研究取向的文章加起来都不到5%的比重，这完全让人无法理解。[15](P145-146)

“改革先生”运动强调，政治学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学科，它无需追求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性”，无需汲汲于证明其“科学”品格，它更多地是与有限的、情景化的、甚至是地方性的知识关联在一起，而不是普遍性的知识，这些知识可以为特定情景中的人服务。新政治科学不是要用一种方法取代另一种方法，而是鼓励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强调不同理论视角的重要性，强调以各种方式，创造性地将理论和经验研究结合起来，所有这些都要求与特定情境中的政治行为者进行对话。因此，应该用问题导向的研究取代方法导向的研究。[4](P18-20、35)

应该说，“改革先生”运动确实指出了政治学学科内部存在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方法论的霸权所导致的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严重失衡*“改革先生”运动用了一个非常负面的词来形容方法论霸权：方法论极权主义(methodological totalitarianism)。，以及与之相关的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的严重脱节，特别是政治科学(经验研究)和政治理论(规范研究)之间的相互隔绝。在理想状态下，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应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经验研究如果没有规范性内涵，它是没有意义的，只会沉迷于方法论，而不关心哪些核心的价值被遗漏，只会满足于展示娴熟的分析技术，但处理的却是无关痛痒的枝节问题；同样，规范性研究如果没有经验作为支撑，即使它在修辞学和逻辑学意义上是有说服力的，它也说明不了外部世界的任何问题。好的社会科学应该是将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既要有经验基础，又要切中人文关怀。在过去的数十年中，政治科学在方法论方面的自我意识非常清楚，现在，它应该在哲学方面也具备足够清醒的自我意识。[16](P101-133)“改革先生”运动的启示之一就是，缺少“价值”维度的政治“科学”是非常危险的，它会让政治沦为一种操纵的艺术，因此，规范理论应该重返政治研究的核心。如何重新规划政治学的研究议程，促进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的对话和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平衡，成为政治学学科面临的最紧迫的课题。

在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先生”运动提出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问题，美国的政治学者们在私下里抱怨这些问题已经很多年了，但是，由于工作难找——不仅是著名大学的好工作难找，就是普通学院或大学的教职也一席难求——很少有学者敢公开表达他们的不满。[17](P165)“改革先生”不过是将过去私下的抱怨以一种系统化方式公开表达出来，并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共鸣，有数百名学者在支持“改革先生”的请愿书上签名。在2001年的美国政治学年会上，甚至有学者——包括一些非常有名的学者——组织了一个分会场，专门讨论“改革先生”提出的批评。[17](P166)比较诡异的是，在“改革先生”运动兴起的几年时间里，受到批评的一方竟然没有人起来应战。对此，格雷格·卡斯扎(Greg J. Kasza)用“狼群的沉默”来加以形容，并用不无尖刻的语气分析其原因：大多数从事量化研究的政治科学家们从研究生时代开始就像跳上了一列飞奔的火车，他们不知道火车来自哪里，也不知道它将开往何方，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如何抵达下一站。为此，他们会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政治科学中某一领域的某个理论中，不假思索地按照方法论教科书的指示，拼命地发表一篇文章、两篇文章，直至找到工作。他们的眼睛永远盯着下一站，再下一站，从来不问自己，什么才是政治生活和政治知识中的重大问题，因此，他们不知道如何回应改革运动所提出的根本性挑战。他们的策略是置之不理，然后扔几根骨头在我们面前，也就是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给我们留出一些版面，以为这样就可以将我们打发了。[18](P232)不过，作为矛头所指的美国政治学会确实做出了反应，首先是创办了一个新的杂志《政治视野》(PerspectivesonPolitics)，以刊发其他类型的文章。其次，为了回应“改革先生”的批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苏珊尼·鲁道夫(Susanne Rudolph)或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更能代表政治学的学科品格，他们什么时候能当上美国政治学会的主席？——2002年，斯考切波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第二年是鲁道夫。[17](P166)

“改革先生”运动对于政治学的健康发展是非常有益的，正如约翰·德雷泽克(John S. Dryzek)指出的，21世纪初期的改革运动促使人们对于政治学学科的性质和政治知识本身进行反思，它反对量化方法的霸权、倡导质性研究路径，并重新将紧迫的公共问题置于学科的核心。[7]伊安·夏皮罗(Ian Shapiro)呼吁按照问题域(problem areas)来对政治学学科进行重组，政治科学家们不要再以孤芳自赏的方式来从事研究，尽管不同分支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可以保持多样性，但都应该以问题为导向，从不同的角度探索政治行动者在政治世界中所面临的问题。[19]他的呼吁激起了政治学界热烈的讨论。一些学者开始尝试打破学科界限，将理论研究和经验结合起来，混合运用各种方法以尽可能有效地研究政治问题。现在，欧洲的政治学者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美国政治科学的局限性，美国的政治学者们则对欧洲学者的著作越来越感兴趣。当然，如何通过制度化的机制实现政治学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推动政治学的健康发展，这仍然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世界政治学界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什么成熟的经验可言。放眼世界，政治学学科内部不同分支学科、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分离乃至隔绝仍是一种常态现象。[1](P282)

2000年以来的这一新动向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正如谢利·里格(Shelley Rigger)所指出的，这场改革运动所引发的讨论既痛苦，又有建设性，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的政治学研究者都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它至少表明，对于政治学这个学科如何发展而言，美国模式远非完美。[17](P163)

四、学科传统之争与中国政治学的未来

梳理政治学学科中欧洲传统和美国传统的历史变迁，我们并非抱着隔岸观火的心态冷眼旁观，域外的纷争其实和我们自身当下的处境是息息相关的。政治学研究中欧洲传统从放逐到回归的历史轨迹对未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个启示是，一定要注意保持不同分支学科、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平衡，防止中国政治学的“美国化”。

尽管现在在中国说这个话好像是杞人忧天，但是，如果考虑到今日中国的学术评价机制，这种担心可能不是多余的。近些年来，美国学术系统的组织逻辑和评价系统被移植到中国，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成为评价一个学者学术水平的标准，并将其与职称、工资等待遇关联起来。这一机制对于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负面影响可能比人文学科更大，因为人文学科总体来讲是一种阐释性研究，量化研究在其中属于边缘，我们很难想象在人文学科中会出现量化研究一统天下的局面。但是，在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中，量化研究已经成为是否“科学”的一个标志。在这些学科中，一般来讲，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无论是研究经费还是产出都明显低于从事应用研究的学者。具体到政治学领域，从事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史研究的学者，论文产量肯定大大低于做量化研究的学者。但对他们的评价标准是一样的，在“数量为王”的机制作用下，就会产生“挤出效应”。如果再出现美国式的方法论歧视，政治学学科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就会朝着畸形化的方向发展。

这绝非危言耸听。在美国，各个学校在录用新人和评职称时，与杂志采用文章一样，也存在方法论上的歧视，并已形成严重的后果。据《纽约时报》报道，“改革先生”的邮件寄出后，很快就有很多学者回信，反映他们的同事们因为不做定量研究而遭遇工作被拒、职称上不去、文章发不了等麻烦。在这种压力下，一部分学生退出这个学科，一部分学生被迫改变其研究方向，以适应形势，即使这种改变会牺牲其真正的研究兴趣甚至毫无现实意义也在所不惜。这种方法论的“紧箍咒”让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出现结构性的不平衡，而且让政治研究与时代所面临的紧迫政治问题脱节。[17](P165-166)在美国各大高校的政治学系中，除少数学校之外，一般只有一到两名从事政治理论研究的教员。在政治学的专业杂志中，与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相关的杂志的影响因子也远远低于以实证研究为主的杂志。例如，《政治理论》(PoliticalTheory)可以说这个领域最好的杂志了，但是，其影响因子只有0.576；在学界声誉颇好的《政治思想史》(HistoryofPoliticalThought)杂志，甚至根本就进不了SSCI。而以量化为主的杂志，随便挑一个，影响因子都是在1.0以上。例如，《公共舆论季刊》(PublicOpinionQuarterly)，影响因子1.75；《政治行为》(PoliticalBehavior)，影响因子1.691。即便是政治学领域最大牌的杂志，也无法抵挡学术评价机制所带来的压力。前些年，在“改革先生”运动的压力下，《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影响因子3.688)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在文章的发表上注意扩大政治理论和质性研究的文章比例。但是，很快其影响因子就出现了下滑现象，在学科体制的约束下，它又向回摆，压缩政治理论和质性研究文章的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保持不同学科传统之间的平衡，促进学科内部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的良性互动，谈何容易？里格就坦承，改革运动8年过去了，情况并没有什么好转。他真心地希望中国的政治学者们能找到办法，避免美国政治学曾经犯过的错误。[17](P166)

好消息是，中国目前尚未达到这种地步，在今天中国的政治学界，量化研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加强量化研究。但在加强量化研究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量化研究的局限性。幸运的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现状恰好是“改革先生”所倡导的方法论多元主义，尽管近些年有来自美国政治学的压力，但“改革先生”危机正好给中国政治学界上了一课，使政治学者们有勇气拒绝“科学化”的霸权，继续沿着方法论多元主义的道路前行，根据所研究的问题选择合适的方法。这一点在中国政治研究中尤为重要。量化研究的前提是要有数据，美国之所以量化研究极其发达就是因为定期选举和国会的投票等政治活动为量化研究提供了大量数据。但是，在中国最重要的政治过程往往是非正式的，研究者根本不可能获得任何数据。如果量化为王的话，中国政治中最重要的议题就会被排除在研究议程之外。[17](P168、172)

本文的目的也不是要否定量化研究的重要性，而是希望能未雨绸缪，借鉴欧美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充分意识到量化研究的限度以及割裂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危害，力争避免美国化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保持政治学学科的平衡、健康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什么机制来实现这一点？这是我们思考未来中国政治学如何发展时无法回避的问题。

第二个启示是，必须超越方法论崇拜，回到问题本身，以“问题驱动”(problem-driven)而非“方法驱动”或“理论驱动”来展开研究。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但人们常常忘了这些常识，忘了方法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忘了理论是从现实问题出发对经验的抽象并解释现实问题的，从而让政治学研究陷入小和尚“认指为月”的窘境，使研究毫无现实指向。这一点对于中国政治学未来的发展尤为重要，中国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大量的问题和挑战，为了回应这些挑战，需要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对之进行诊断，并提出解决方案。如果我们缺乏明确的问题驱动的意识，而是沉溺于方法的精致和理论的抽象，我们很有可能会陷入“生活在别处”的幻境中而不自觉。反过来讲，只有回到问题本身，回到中国经验本身，我们才有可能不辜负历史和时代对我们的厚爱，从中国近200年，尤其是近30多年的丰富经验中形成自己的理论，形成自己的方法，并以此回馈国际政治学界，也回馈中国的政治实践，实现从纯粹的理论消费者到理论生产者的转变，实现从旁观者到政治实践的参与者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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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蔚然]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raditions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Future of the Discipline in China

Tan Huosheng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European tradition; American tradition; quantitative research;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ical pluralism

There are different traditions in modern political science which influence each other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discipline. The political science in America learned much from the European tradition in the course of its birth and development and formed it’s own tradition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scientific model of inquiry in the middle of 20thcentury. After World War II, American tradition reversed the direction of influence and thus encountered the resistance of European tradition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humanism. There are some new trends in America in the 21thcentury which can be described as a return of European tradition and the balance of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s. W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 track of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traditions in the discipline is that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as a discipline must avoid Americanization and keep the balance of different subfields and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s in order to guarantee its vigor in the future.

谈火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北京 10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