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治



论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突出特点

李景治

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是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国际战略的新发展。其主要特点是：积极促进中华民族复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结合，强调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一致、道路相通；以“一带一路”建设引领国内发展与国际互利合作的深度融合，强调“一带一路”建设集中体现了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赢发展的精神，实现了中国对外开放和国际互利合作的创新，有利于维护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始终坚持和平发展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协调一致，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有效维护国际安全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可靠保障；完整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指导方针，强调开展新型大国外交，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合理，统筹中国大国外交全方位整体战略布局。

国际战略思想，是一个国家对外工作总的指导思想。它包括外交思想和对外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合作与发展的思想。外交思想是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是在我国进入民族复兴关键阶段历史进程中，从新时期中国外交波澜壮阔的宏伟实践中产生，贯穿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蕴含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继承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内涵丰富、思想深邃、影响深远”，“回答了中国作为国际社会重要一员推动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构建什么样的国际关系、以及新形势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怎样办外交等重大问题，明确了现阶段对外工作的形势任务、目标原则、路径手段、战略策略、体制机制，是一个科学、系统、完备的思想体系、是新时期我国外交事业最宝贵的精神财富。”[1]借鉴这一论述概括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无疑也是科学、准确的。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突出特点是，积极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结合，积极引领中国国内发展与国际互利合作的深度融合，始终坚持中国和平发展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协调一致，完整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指导方针。

一、积极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结合

国际战略是国家战略或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总体战略。战略目标是国际战略的首要内容，决定国际战略的方向、方针政策及其实施的方式方法。国际战略的根本目标，是维护国家利益，为国家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是中国的整体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营造有利国际环境是中国国际战略的根本目标。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积极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结合。其根本原因在于：

第一，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一致。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2](P248-249)中国要将自身的发展经验和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创造条件让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顺风车”。就此而言，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目标一致、命运相连的。

中国已经确定了未来发展目标，这就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15年9月29日，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世界各国应“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年10月14日，他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首次写入联合国的有关决议。[4]由此可见，习近平的国际战略思想，是把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大战略目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是中国人民的理想和追求，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各国人民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二者最终都是为了造福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的一个整体战略思想，贯通其国内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他在谈到各民族加强团结共同为中华民族复兴奋斗时，就指出“中华民族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5]他在谈到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时，强调中国与东盟“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2](P29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这一思想的发展完善。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一致，命运相连。只有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把各国利益充分融合起来，实现和平共处、平等相待、资源共享、责任分担、合作共赢、平衡发展，从根本上化解各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对抗和战争。只有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从根本上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因此，中国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中华民族复兴也是对全人类的贡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终要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取决于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得怎样，但实现复兴是否顺利、所用时间长短，也与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的好坏密切相关。中华民族的复兴既需要和平稳定、友善安全、繁荣兴旺、互利合作的国际环境，更需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和引领这种国际环境的营造。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协调一致、相辅相成的。这既是中国特色国际战略的精髓，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伟大理想和追求。把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机结合起来，是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的鲜明特色和创新。

第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道路相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但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和平、发展、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同时，世界仍很不太平，人类仍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维护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对中国来说，当今国际形势既有机遇，又充满挑战。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走和平发展道路。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需要、也只能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走和平发展道路，才能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促进各国合作共赢，为中华民族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发展和世界和平紧密联系在一起。“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我们“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世界繁荣稳定是中国的机遇，中国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2](P246、248)中华民族复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机遇，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机遇，二者在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

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由中华民族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基本特点决定的。“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和平发展。我们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不仅造福中国而且造福世界人民。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不是动荡；是机遇，不是威胁。”[2](P57)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复兴，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各国的互利合作、世界的发展繁荣。因此，中华民族复兴必然会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和支持。这是我们营造有利国际环境的坚实基础和有利条件。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树立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习近平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6]树立和维护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支柱和崇高目标。在各国的交往中，在处理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应坚持共同价值。由于各国政治社会制度、主流价值观念、战略目标、利益关切存在巨大差距，甚至根本对立，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任重道远。然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于行动，应当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7]

二、以“一带一路”建设引领国内发展与国际互利合作的深度融合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命运已密切联系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脱离世界经济和各国的互利合作，谋求本国经济发展，难以有光明前景。把国内发展同国际合作共赢相互贯通、有机结合，是大势所趋。因此，习近平倡导要把握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以“一带一路”建设引领国内发展与国际互利合作的深度融合。其原因是：

第一，“一带一路”建设集中体现了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赢发展的精神。

2013年，习近平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时，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建设“一带一路”，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实施新一轮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习近平形象地指出，“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再为我们这只大鹏插上两只翅膀，建设好了，大鹏就可以飞得更高更远”。[5](P266)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深化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就与对外开放密切联系在一起，没有对外开放就没有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仍然要坚持在开放中发展，以开放引领发展、以开放促进改革。中国的发展是“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2](P247)中国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发展，又积极实行对外开放、开展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然需要海外资金、技术、先进管理经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重要的出口贸易大国，也需要一个稳定、有序、购销两旺的海外市场。同时，中国在发展中积累了比较充裕的资金、具备强大的产能，尤其是铁路、公路、港口、大型工程、核电、风能、太阳能等方面设计、施工和管理的能力，可以为我们周边国家和世界各国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而“一带一路”建设恰恰为国内发展与国内外互利合作开辟了通道、搭建了平台。“一带一路”建设，可以“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2](P248-249)

第二，“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了中国对外开放和国际互利合作的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高度重视对外交流合作。但相对来说，这种交流合作比较分散，没有连成线、形成片。有些地区、有些领域的合作面临较多障碍，难以打开局面。要排除障碍、打开局面，就必须实现合作方式的创新。“一带一路”建设正是这种创新的产物。“一带一路”建设突出特点和贡献，是实现了中国与各国互利合作的集中化、机制化、规范化。它有整体规划、明确目标、切实可行的推进路径和方式方法。

“一带一路”建设，以一系列双边政府协定为基础，为相关合作提供了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以一系列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合作项目为龙头，以点带面、以线连片、推进全局发展；以中国和亚投行为投融资主体，构建“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以中央政府和各相关地方政府为主导，以企业合作为主体，引导互利合作向全方位、纵深发展；以中国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沿着“一带”、“一路”两大走廊集中开展互利合作，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两条繁荣兴旺的经济带，对各国经济发展发挥巨大带动作用。

习近平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在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努力使顺周期下形成的巨大产能和建设能力走出去，支持沿线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和提高基础建设水平迫切需要，以稳定世界经济形势。为了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切实加强统筹协调，坚持陆海统筹、内外统筹、政企统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同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建设是全新的合作模式，是通往共赢、共享、幸福之路。

第三，“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维护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

中国国际战略应当服务、服从于国家整体战略。“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中国国际战略的新发展，无疑也要服务、服从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建设，可以通过合作促发展，以发展稳定局势、维护和平。我们“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不断提高我国综合国力，不断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和平发展带来的利益，不断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2](P247)“一带一路”建设所涉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我国一些周边国家，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极端势力异常猖獗，恐怖袭击频发，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事实证明，单纯依靠军事打击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进行综合治理，消除贫穷落后，才能消除产生国际恐怖主义及其他极端势力的社会根源。这就要求相关国家必须加快经济发展，努力改善民生。而国际互利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完全适应这些国家的迫切需要，受到它们的热烈欢迎。

三、始终坚持和平发展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协调一致

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不称霸、不搞扩张、不干涉别国内政。但是，中国也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决不屈服任何外来压力，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颠覆别国合法政权，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动辄付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而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突出特点是，坚持中国和平发展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协调一致。他反复强调：

第一，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

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2](P265)

中国人民对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民族的深厚渊源。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崇尚和平，追求和平、和睦、和谐，坚持和为贵、睦邻友邦、天下太平的理念。“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弘扬。”[2](P265)那种认为中国会“国强必霸”、必然走霸权崛起老路的说法，是没有任何历史根据的。

中国人民对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我们坚信这一发展目标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惠及世界各国人民，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实现自身发展目标需要与各国的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而不需要、也绝不能通过其他道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我们也坚信，中国有能力同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打击各种恐怖主义和危害世界安全的活动，维护地区稳定、世界和平，确保中国和平发展。习近平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反之必然会被历史抛弃。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当今世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老路还能走得通吗？答案是否定的。不仅走不通，而且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只有和平发展道路可以走得通。所以，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2](P266)那种认为中国崛起难以规避“修昔底德陷阱”、必将同老霸权国发生对抗乃至军事冲突的看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第二，有效维护国际安全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可靠保障。

“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2](P249)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国与国之间才能和平共处，地区稳定、世界和平才能实现。但事实上，并非所有国家都愿意走和平发展道路，都愿意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问题。有些国家总想以武力或武力威胁谋取自身利益、损害其他国家利益。因此，我们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时，必须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防止其他国家和外部势力破坏我国安全。

要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环境安全，必须树立新安全观。我们“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即“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2](P200-201)国家总体安全观是维护国家总体安全的指导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我们要努力构建集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信息、生态、资源、核生产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中国国际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服务服从国家总体安全，接受国家总体安全观的指导。但是，国际安全又有其特殊性，它集中维护国家的外部安全。其中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对外互利合作和经济发展安全、国家海外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防止和反对各种恐怖袭击以及破坏我国政治制度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一切活动。要维护国际安全，最根本的是不断增强国家捍卫主权及其他各种核心利益的力量，不断完善国家总体安全体系，坚决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当然，国际安全涉及世界各国、各地区，要靠各国共同维护。中国要维护自身的外部安全，还必须正确处理与各国、相关国际组织之间，特别是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真正建立起能够有效维护国际安全的体系、制度、机制、规范，打造国际安全命运共同体。要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而不是背道而驰。必须坚决抵制和消除“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陈旧战略。

习近平确立了中国国家总体安全观，完善了中国国家总体安全体系，提出了中国国际安全战略。他强调，“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 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2](P354)不言而喻，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既是中国的亚洲新安全观，也是中国的新国际安全观。中国的国际安全战略，是以中国的新安全观为指导，并推动其具体落实的战略、策略、方法、布局，其目标是构建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国际安全体系。

共同安全，是尊重和保障各国合法权益的安全。不能保障了一个国家、一些国家的安全，影响、威胁乃至损害其他国家的安全，更不能以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绝对安全。实现共同安全，应当坚持平等原则。国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和平相处，相互尊重彼此的安全利益和安全关切，都应当平等协商共同安全大计、和平处理国际事务和解决国际争端，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更不能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应相互包容彼此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道路选择，互不干涉内政，不把自己的制度和道路强加给他国。各国应当共同构建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国际安全命运共同体。综合安全，就是要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我们既要重视东北亚、东海、南海等地区局势所引发的传统安全问题，也要着力解决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并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治理。合作安全，就是要通过协商对话的合作方式维护国际安全。要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以合作实现和维护安全。可持续安全，就是实现世界的长治久安。解决国际争端，维护地区和全球安全问题，既从现实出发，着力解决当前的具体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努力建立健全国际安全体系、制度、机制和行为规则，以保障国际社会的长久安全稳定。

四、完整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指导方针

中国正在崛起，从一个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地区大国发展为世界大国。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方兴未艾，中国的经济利益及其相关的安全利益遍布全球。为了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中国应当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为全球治理贡献才智、提出中国“方案”。这就迫切需要中国开展大国外交。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习近平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指导方针，为中国开展大国外交奠定了思想基础。其主要精神是：

第一，开展新型大国外交。

外交是一个国家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该国对外交流与合作的主渠道。与一般国家的外交相比，大国外交更具影响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也更大，甚至在一些重大地区和国际问题上发挥决定性作用。大国外交及其发展动向历来备受关注。因此，大国外交难以回避。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开展与自身综合国力和影响力相适应的、能够满足自身发展和利益要求的大国外交，是与世界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相适应的，也是符合潮流和国际惯例的。但是，旧的大国外交存在明显弊端，容易造成国与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与小国之间的不平等，容易产生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少数大国把持国际组织和国际事务，以及大国“越俎代庖”决定他国事务、侵犯他国权益的问题。因此，习近平主张开展新型大国外交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其宗旨是，既承认和重视大国外交，积极参与和开展大国外交，又坚决抵制和反对陈旧、过时大国外交，坚决消除大国外交的各种弊端。

中国开展新型大国外交的基础和前提是，坚持国际公平正义和各国平等原则。也就是说，中国开展大国外交亦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与各国和平共处、平等相待。中国强大起来也不称霸，永远不称霸，不干涉别国内政，不把本国的社会制度、政治价值和发展模式强加于人。继续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充分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选择。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合作，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将继续弘扬和践行正确的义利观，坚持义利相兼、义重于利，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谋取自身利益，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这是中国外交信守的基本原则，也是开展大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和永不逾越的底线。“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超越以零和博弈、强权政治为基础的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使中国外交站在时代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道义制高点上，为新时期中国外交指明前进方向。”[1]

第二，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开展大国外交，要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旧的国际关系，包括国际制度、规则、体制、机制，都是以大国的利益和意志为中心构建起来的。因此，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盛行，时局动荡，恐怖主义猖獗，世界和平没有保障。世界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加剧，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程序依然存在。习近平指出，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他说，“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2](P273)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就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营造公道正义、共赢共享的安全格局，摈弃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新理念；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新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崇尚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6]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点和关键。习近平在谈到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时指出，双方“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国际社会也期待中美关系能够不断改善和发展。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就可以做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2](P279)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中美关系的好坏不仅关系两国的发展，而且影响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习近平提出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因为双方都有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政治愿望，两国合作具有很好的基础和长期积累，双方建立了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等900多个沟通对话平台，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机制保障，两国互利合作具有广阔的空间。但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会一帆风顺，两国需要在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发展合作、管控分歧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前行。

第三，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合理。

长期以来，西方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旧的全球治理体系。其弊端多，危害大，受到各国的抵制。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促使这一国际治理体制逐步弱化。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彼此关系和利益已是大势所趋，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已刻不容缓。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世界发展潮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合理，是中国大国外交义不容辞的责任。

联合国宪章是全球治理体制的基础。全球治理体制之所以出现诸多问题，并不是由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一些西方大国背离了这一宗旨和原则。因此，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合理，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要维护和巩固二战胜利成果，以及战后所确立的开放性世界经济体制。

要推动全球治理体制的变革，改变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制度安排。要促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实现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建设国际经济金融领域新机制新规则，以及区域合作、周边合作的新机制新规则，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要加强国际社会应对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的能力。[3]中国开展大国外交，要勇于担当，做负责任的大国，在维护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经济发展、解决全球性问题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多贡献，但不谋求地区和国际事务的主导权。

第四，统筹中国大国外交全方位整体战略布局。

习近平以宏大的战略思维，运筹谋划中国大国外交全方位整体战略布局。即“以周边和大国为重点，以发展中国家为基础，以多边外交为舞台，以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为主要路径，以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为开拓方向，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对外合作重要渠道，实现对五大洲不同国家元首外交的全覆盖，对发展中国家整体合作机制的全覆盖”。[1]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国国家安全、发展和国际互利合作。关系好，则有利于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实现改革发展、开展国际互利合作；关系不好，则直接影响乃至损害中国国家安全、改革发展和国际互利合作。况且，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还存在领土、领海争端，也存在一些战略和利益上的分歧。这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和不断改善周边关系。其基本原则是，坚持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和平解决争端。任何争端，包括南海争端、中印争端、中日争端都不应该阻碍各国之间的互利合作。各国应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谋求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和共同点，在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中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路径。

周边外交和大国外交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是中国大国外交面临的一大难题。美国是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和霸权国。它不仅千方百计维护在全球的霸权地位，推行强权政治，而且无端把中国当作战略竞争对手，采取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方针，并针对中国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威胁不断加剧。其手法是，以美日同盟为基础，加强同中国周边国家的联合，形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态势。在亚太地区，多数针对中国的风波都与美国有关。当然，中国周边和亚太地区的不少问题也需要美国参与解决。这就使中国必须把周边外交和大国外交紧密结合起来，统筹兼顾。既要大力发展周边外交，又要不断改善中美关系，使二者相互促进，而不能相互掣肘。

坚持对话而不搞对抗，结伴而不结盟，是中国大国外交信守的原则。中国同几乎所有重要国家都建立了不同层次和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构建起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伙伴关系网络在不同程度上保障、促进了中国与相关国家关系的发展，是中国大国外交的突出特点和优势。那么，中国为什么坚持结伴而不结盟呢？结伴只涉及开展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生态环保等领域的互利合作，不涉及政治和军事结盟，相互之间约束力较小、自由度较高。结伴只发展互利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不搞对抗。而结盟，无论双边还是多边结盟，相关国家均以政治军事盟约为宗旨结成紧密同盟，对同盟承担明确的政治军事义务，同盟对成员国具有很强的硬性约束力。同盟具有明确针对性，各成员的战略目标具有明显一致性。历史证明，“不当”结盟只会激化国际矛盾与冲突，不利于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冷战后，北约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不断东扩，甚至干预国际事务，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美国日本等国结成政治军事同盟，其所作所为已威胁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中俄结成战略伙伴关系而不结盟，促进了互利合作，实现了共赢。中俄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除了协调看法和立场，各自依然独立自主地做出决定、采取措施，有利于维护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

[1] 杨洁篪.在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指引下不断开创对外工作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7-01-14.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中国外文出版社，2014.

[3] 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N].人民日报，2015-10-14.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N].人民日报，2017-02-12.

[5]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等，2016.

[6]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5-09-29.

[7]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7-01-20.

[责任编辑 刘蔚然]

On th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XI Jinping’s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Thought

Li Jingzh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Xi Jinping’s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thought; win-win cooperation; human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Xi Jinping’s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thought is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China’s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strategy, as well as the new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It mainly include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actively promoting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building of a human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emphasizing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fate objectives; tak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nstruction to lead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domestic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lways adhering to the coodination of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effectively maintain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hich is a reliable guarantee for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proposition of the guidelines for the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mphas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diplomacy between big powers; the constructing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th the achievment of win-win cooperation as the core and promoting a more fair and reasonabl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李景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