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莹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的统一
——《哲学的贫困》对价值的二律背反的批判

何 莹

价值；二律背反；矛盾；历史唯物主义

《哲学的贫困》中有关价值的二律背反的批判，最为突出并具体地呈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应用。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贯穿于二律背反的批判；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相统一的立场。因此，理解马克思对蒲鲁东价值的二律背反的批判就具有了双重意义：一是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之最初应用的钥匙；二是探究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何以具有统一的基础。由此，理解马克思对价值的二律背反的批判就引出了三个对象：蒲鲁东的思想体系、国民经济学家的价值理论以及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前者是要试图达到后两者的合题，而后两者站在了相同的形而上学立场，马克思批判的任务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为基础，实现对三者的彻底的批判。

《哲学的贫困》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内容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法的七个说明，其重要性与功绩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确立起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二是继《巴黎手稿》后再次论证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的一致性。如果说这一关于方法的说明是文本的核心骨架，那么文本第一章中对蒲鲁东的“科学的发现”——即构成价值——的批判就构成了全部的血肉。对构成价值的批判正是确立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最初应用，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的“第二次”统一。

构成价值既是蒲鲁东政治经济学大厦的基础，是蒲鲁东解决价值的二律背反的方案；同时它也是蒲鲁东调和政治经济学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的初步尝试。因此，批判构成价值就势必意味着批判价值的二律背反理论，并重新面对政治经济学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并不

是两个毫无关联的批判战场，马克思始终试图调和二者，达成二者批判立场的统一。其中第一次是在《巴黎手稿》时期，主要体现为国民经济学的前提批判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第二次出现在《哲学的贫困》中，以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体系的批判为主要形式；第三次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从正面立场阐述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融合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原则。因此，《哲学的贫困》中的批判方法与批判内容就不仅仅是针对蒲鲁东之特定文本的，它同时是马克思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方法的重要环节，从中不仅能够看到马克思在处理国民经济学与黑格尔哲学这两个对象时所采取的历史原则是与蒲鲁东的方法原则根本不同的，而且也可以凸显出马克思是如何将这一时期初步确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批判原则应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之中的。

一、问题的提出：价值与价值的二律背反

蒲鲁东将价值确立为其经济大厦的地基，马克思也在其批判中首先抓住了价值范畴，价值何以能够成为二者建立体系与批判体系的基点？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即价值问题的合法性。价值范畴在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常常被确立为基石，然而价值范畴本身具有复杂的发展环节。价值是在商品社会中通过全面交换实现的，而且确立了自身在资本运动中的地位与形式，它有着经验的历史基础，其实现条件与诸环节的展开都经历了历史的积淀，这一复杂性就决定了价值理论的多样性。早在古希腊时期，“值”的范畴就被用来诠释产品的客观品质或属性，也就是后来的使用价值。人们早期追求的是值与价格的相符合，符合就意味着公正。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货币范畴将货币作为值的体现，作为商品交换比例的计量尺度。西欧封建时期，重商主义者进一步将货币看作社会财富的基本形态，他们要求价格的公平，并试图在国际贸易的流通领域来寻找财富的来源。早期古典经济学家们开始用劳动时间来衡量商品的价值，劳动价值论在亚当·斯密与李嘉图时期基本成型，正式确立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基本原则，并且有意识地区分了使用价值与价值，政治经济学基本建立起了成熟的体系。由此可见，价值所具有的基础性地位是合法的，理解价值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们要首先面对的问题，对价值理论的研究还成为了政治经济学是否成熟，是否形成科学体系的标志。

蒲鲁东的出发点基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传统：首先是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即斯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蒲鲁东也肯定劳动是价值的依据和财富的源泉，并且试图确定价值的规律与比例，以此来超越政治经济学。蒲鲁东试图超越斯密和李嘉图，他肯定了二者的积极意义，斯密模糊地直觉地看到了价值的综合概念，他用“物品的劳动支配权”、“一种商品所能购得的另一个商品的量”等标准来补充作为商品交换价值尺度的劳动，以此来衡量不同性质的、不同程度的劳动量的比例。[1](P25-26)而李嘉图则是在地租理论中提供了一个测定价值的出色范例，蒲鲁东的任务就是在此基础上确立科学的构成价值概念。同时蒲鲁东的价值理论深受法国政治经济学与启蒙传统的影响。重农学派是法国政治经济学的重镇，并被马克思视为“近代经济学的真正创始人”。[2](P11)重农主义者把对价值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了生产领域，提出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是生产的，他们对于价值的确定是和土地、自然联系在一起的，价值更多地体现为使用价值。重农学派尤其关注使用价值的量，强调地租是唯一的剩余价值形式。[2](P13-14)萨伊发展了斯密的价值的二律背反理论，但其问题是没能超出斯密的范围。此外，蒲鲁东对萨伊的批评以及其价值理论的确立还受到了启蒙传统的影响，他最终要解决的是社会的贫困问题，要实现带有启蒙价值的公平、博爱的社会理想。

蒲鲁东的价值理论问题的核心是价值的二律背反，这一问题并不是蒲鲁东的伟大的、独特的发现，不是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家们都没能意识到的问题。价值的二律背反是以往经济学家们早已提出的问题，尤其是斯密和李嘉图，不仅提出了问题，还给出了问题的解答，即劳动价值理论，也就是说，这一问题并不构成蒲鲁东的特殊发现。价值的二律背反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价值是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最为基础的概念和环节，是每一位想要建立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家都必须首先进行澄清的概念。而价值又在商品社会中呈现出双重属性：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这二者的差别与变动造成了价值的不确定，因此，确定价值或者说寻找决定价值的因素和规律才能使得价值发挥积极的、稳定的作用，这也正是政治经济学家们的目标与任务。马克思同样承认价值的二律背反问题，但价值的二律背反既不是斯密、李嘉图给出的抽象的公式，也不是蒲鲁东的范畴的二律背反，这一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呈现出两个维度：一是价值概念是经验的与历史的，它不是被抛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先天范畴，价值不是抽象的范畴，其构成不像政治经济学家以经济事实为基础建立的公式一般，但是蒲鲁东企图直接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运动来抽象出价值的构成。第二个维度是价值的二律背反意味着价值的内在矛盾，这并非是康德哲学意义下，人类知性与理性认识的冲突幻想，而是黑格尔哲学意义下属于事物自身的内在矛盾本性。

简言之，价值的二律背反是蒲鲁东与马克思共同面对的问题，蒲鲁东想要调和政治经济学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马克思则要确立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的统一。二者解决问题的基本立场与途径是有着根本区别的，蒲鲁东的方法是一种拙劣的、赝品的黑格尔式的辩证法，而马克思的方法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原则；最后的结果是蒲鲁东寻找到了一个先验的、抽象的范畴——构成价值，而马克思则试图揭示出价值的内在矛盾，即价值的二律背反意味着国民经济学的二律背反，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呈现的正是劳动的分裂以及商品的二重性。

二、政治经济学与黑格尔形而 上学的和解——构成价值

蒲鲁东解决价值的二律背反的“积极成果”就是构成价值，这一概念体现了蒲鲁东调和政治经济学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的努力。这种调和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价值的二律背反的论述；二是构成价值的含义。价值的二律背反的最大意义是提供了希望，它不是思想上的错觉，或实践上的谬误。“它和事物的本性密切相关，而且是作为思想的一种普遍形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范畴强加于理性的”。[3](P82)以价值作为起点的政治经济学也正是将二律背反看作是价值自身的特性，价值的二律背反既是政治经济学的“死刑判决”，又是它的“辩护词”。

具体而言，蒲鲁东的价值的二律背反是政治经济学领域下的价值与康德、黑格尔意义上的二律背反简单相加的结果，价值生来就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双重属性，这是整个国民经济学的前提，蒲鲁东拒绝这种毫无批判的前提，但其质疑的方式是先验的、非批判的。价值在蒲鲁东看来是如何产生的呢？产生的起点是匮乏，人们所需要的物品往往是有限的，为了满足生存，就必须要从事生产，但仅仅依靠个人的生产是不能够满足社会多样的需求的，于是人们产生了交换的需求，交换的前提是双方都要有剩余产品，这表明产品的数量要多于彼此所要消费的数量。该经济活动的最初行为中就包含着价值的两面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不可分离的，物品能够维持人类生存的性能就是使用价值，具有交换性能就是交换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回事情，交换价值只是给使用价值加上了交换的概念。价值的二律背反的理想解决方式就是找出一种能够使一切使用价值都同时具有交换价值，反过来一切交换价值也同时具有使用价值的办法来消除二者的矛盾，这里的矛盾被蒲鲁东理解为一种原始事实。原始事实要言之就是劳动的必要性与它的实际结果之间存在着矛盾，人们为了维持生活一定要依靠劳动和交换，于是人们就设法生产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以便实现更多的交换。这样，使用价值的增多与价格的降低就构成了矛盾之所在，这一矛盾作为原始事实是无法自我解释的，但这一原始事实可以被用来解释其他事实。于是，原始事实本质上就成为了一切二元关系的“避难所”，无论是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还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都通过原始事实被赋予了现实性和必然性。因此，既然人们有需要，需要的实现又需要劳动，劳动就必然产生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任何才智，任何神的意志或人的意志，都不能阻止这个矛盾的出现”。[4](P80)

这里有必要进一步区分蒲鲁东的二律背反与矛盾，在早期的蒲鲁东的著作中，尤其是在《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蒲鲁东的方法论主要还是康德立场上的，即一种主观主义的方法，当时蒲鲁东所能了解的形而上学主要来自康德。而到了《贫困的哲学》时期，他由于通过马克思接触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于是，试图在黑格尔的方法中解决价值的二律背反。康德的二律背反与黑格尔的矛盾是有着本质差别的，黑格尔的思想中始终存在着对康德的主观主义立场的批判。康德的四组二律背反最为典型地诠释了二律背反的含义，这四组二律背反都是理性越界的结果，理性和感性世界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如果我们把那些只能应用于感性直观的范畴应用去规定无限者，那么我们就会纠缠在错误的推论(背谬论证Paralogismen)和矛盾(widersprüche)(二律背反antinomien)之中。这是康德哲学中重要的一面，即指出只要通过范畴去规定无限者，这个规定就会陷于矛盾”。[4](P276)这个矛盾是必然的，解决的唯一途径是为理性划界。而黑格尔的矛盾是内在的、本质性的，二律背反不仅能够克服，并且是通过两端的自行运动来完成的，是理性自我克服的过程，同时也就是理性(绝对精神)通过中介(否定)实现自身的过程。康德的二律背反在黑格尔的矛盾中获得了希望与生命力，在康德的二元论哲学中绝对形式的各个环节外在于彼此，知性与自在的存在处于对立之中，它没有中介和否定的环节；而黑格尔的矛盾恰恰意味着否定与中介，也只有不断的中介和否定，才能呈现出辩证法的灵魂。也就是说，辩证法“不仅在于产出界限和相反东西的规定，而且在于产出并把握这种规定的肯定内容和成果。只有这样，辩证法才是发展和内在的进展。这种辩证法不是主观思维的外部活动，而是内容固有的灵魂”。[4](P38)

蒲鲁东的二律背反本质上是属于康德的主观主义立场的，但他借用了黑格尔的词句与外壳，试图伪装成辩证法，却走向了辩证法的反面。二律背反(antinomy)被蒲鲁东直译为反律，通常由正题和反题构成，这两方处于不可或缺但又彼此对立、斗争的关系中。然而二律背反与矛盾并不相同：矛盾代表一种谬误，而二律背反则是“表示一种事实，它无可抗拒地强加给我们的思想”。[3](P83)它能够通过正题和反题的结合产生出概念，从而为真理提供材料，使二律背反归于消失。也就是说，价值的二律背反是可以协调的、可以确定的，协调的方式就是正题和反题的调和，那么问题就是要找出正题与反题，并在对二者的清除中找到合题。但蒲鲁东对于二律背反的一切调和与确定都是在观念中进行的，他未从物品自身的特性来理解价值的可变性，而是认为人们的观念产生了价值的可变性，问题产生并消解于观念之中。然而，真正的历史现实是：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往往是通过不断的争议从而发现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然后进一步测定价值、寻找规律，这样才能够实现和保障社会的公平有序。于是，蒲鲁东的价值的二律背反不仅来源于观念，只是在观念中获得了和解的力量，而社会经济现实始终远离蒲鲁东的视域，或者说，蒲鲁东只是在论证观念的历史时偶尔需要社会经济现实出场与作证，以此论证其观念历史的合理性。

蒲鲁东最终目的是要寻找到何种价值的规律与尺度，用以解决价值的二律背反，并确定构成价值的具体内涵。首先，蒲鲁东的方法论确立了两个相互对立的范畴——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然后通过二者的肯定、否定得出作为其合题的第三个范畴，即构成价值。构成价值意味着一种以劳动为基础的比较范畴，通过比较确立价值比例规律，这不仅是理论的需求，更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实现(货币与劳动产生的剩余)。其次，蒲鲁东对其价值尺度进行了澄清，价值尺度并不是价值标准，他要探索的是那种支配着产品在社会财富中的比例的规律，因为正是这一规律决定着价格的涨落。于是，他假定财富的组成元素按照应有的比例配合，各种物质的亲和力产生了内部的运动，促成了物体的组合，这种运动就是交换，每一种元素在参与组合时所依据的比例，就是价值，组合后还会有一部分废料被抛弃，这就是非价值。[3](P92)那么，从现实的财富表中就能够揭示出价值比例的规律，这种规律通过某种力量产生出来，蒲鲁东认为这个力量正是劳动。因为，只有劳动才能创造出组成财富的一切元素，并且按照某种比例规律把这些元素结合起来，同样，也是劳动使这种组合不断变动，并形成比例。在社会的某一阶段，总是存在一种比例能够给人们提供最大的福利，如果没有这种比例，就势必会有一部分劳动被抛弃，被抛弃的这部分劳动实际上就意味着贫困。最终，蒲鲁东重新诠释了劳动价值论，劳动具有价值并不等于劳动就是商品，而是假定劳动隐含着价值。“劳动的价值和资本的生产性一样不过是一种虚构。劳动从事生产，而资本获得价值，因此，人们为了简略起见，把两步并作一步，便说成劳动价值”。[3](P99)

在此基础上，蒲鲁东重新定义了价值，即价值就是生产者之间通过分工与交换形成的社会组成财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关系：“是一种以货币符号来表示这种产品在总财富中占比例的公式”。[3](P100)效用则是价值的基础，劳动是把效用与价值的关系固定下来，价格则是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这就是蒲鲁东的价值比例理论，也是他所追求的平等理论。这种作为产品比例的价值，也就是作为综合性概念的构成价值，其中既包含了效用，也包含了交换能力，但构成价值赋予这二者和谐统一的关系，并在统一中给予它们真实的意义。效用通过构成价值不再是各种物品所具有的供我们享受和观赏的消极的东西；交换能力也不再是盲目的幻想或无原则的公意，并且它的变动也不再是供求双方进行充满恶意的争辩结果。这里，蒲鲁东用了一个颇为生动的比喻：“通过价值的构成，产品就像食物被人类的养生本能所发现，经过消化器官的吸收而进入人体总的循环系统，并按一定的比例变成肌肉、骨骼和体液等等，从而赋予人体以生命、力量和美”。[3](P102)总的来说，这一过程是价值的两个概念——本质是一回事情——彼此吸收，成为一个混合体，最后形成的“更高级的”第三概念具有前两个概念的一切积极特性，并且消除了它们的消极特性。

因此，蒲鲁东的构成价值归根结底是一个先验的构造出来的无历史的、抽象的想象物，它想作为公式的合题，但这一合题既不是有着经验内容的实证范畴，也不是内在矛盾运动的逻辑结果。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遵循的实证主义道路被抛弃了，黑格尔的思辨的、抽象的、逻辑的历史运动也被抛弃了，蒲鲁东想走的第三条道路只是思维的想象的产物。而马克思要批判政治经济学的非历史性，批判黑格尔历史性中的非批判的唯心主义与非批判的实证主义，马克思的批判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要实现的不是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与形而上学的和解，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的统一。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 上学批判的第二次统一

政治经济学与形而上学的和解的结果是抽象的、无内容的、非历史的理念，一方面，这种抽象理念并没有达到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的原则高度，它恰恰丧失了黑格尔通过批判主观主义而实现的形式与内容、实体与主体相统一的维度，这恰好是黑格尔哲学拒斥主观主义的地方；另一方面，构成价值更没有超越斯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价值理论。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构成价值不过就是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抽象，李嘉图的功绩是确立了经验事实的科学公式，而构成价值不过是这一公式最为抽象的表达和解释。马克思对蒲鲁东的价值的二律背反的批判直接针对的正是其非批判的主观主义立场，在这一批判中马克思应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并基于此阐释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的统一。“统一”与蒲鲁东的“和解”有着本质的差别，蒲鲁东对二者的和解是机械地划分各自好的方面与坏的方面，然后做加减法来形成合题；但马克思的批判恰恰深入到了历史中去实现统一，重新表述了价值的二律背反问题，揭示了这一问题的本质。

《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第一次试图融合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国民经济学的二律背反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国民经济学的二律背反“集中于劳动价值规律和工资规律的对立”。[5](P239)国民经济学家肯定了工人按照理论应该拥有劳动的全部产品，“但是，他同时又对我们说，实际上工人得到的是产品中最小的、没有就不行的部分，也就是说，只得到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只得到不是为繁衍人类而是为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6](P12)之所以会造成二律背反，是因为国民经济学家没有理解劳动与异化劳动的区别，他们的全部前提都是建立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上的，但他们却将异化劳动看作是真正的劳动。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与国民经济学采取了相同的立场，黑格尔的劳动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过程，二者都没有理解真正的、现实的劳动。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和蒲鲁东站在不同的问题高度，前者关注到了国民经济学的前提就是矛盾的，价值的二律背反也就是国民经济学的二律背反，二律背反体现的是劳动的异化与分立，是活劳动与死劳动的对立。

《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的价值理论的批判是马克思第二次融合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此时，二者的一致性突出体现在方法之中。价值的二律背反被马克思视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关系，政治经济学批判更大程度上是对斯密、李嘉图价值理论的反思，尤其反思了实证主义方法。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是从经验事实出发的，他用劳动时间来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并努力克服斯密的矛盾，确定价值标准与价值规律的自然性与永恒性。与此相同，形而上学遵循的也正是实证主义的立场。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蒲鲁东对政治经济学与形而上学的调和，真正的调和绝对不是非批判的中间道路，蒲鲁东的二律背反最为突出地体现了主观主义与外部反思的缺陷。马克思此时确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与方法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之统一的基础。

首先，价值是一个经验的、历史的概念，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确是这一概念的两个核心内容，但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的转变以及二者的关系不是某种神秘的循环。蒲鲁东的逻辑怪圈的起点是先验的，他由一个起点出发，一系列范畴逐一出现，而对于这个先验的假定他没有给出任何的说明和论证，而这个起点却被用来说明和论证一切。以交换价值为例，交换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剩余品交换时期，一切产品的交换时期和全面交换时期，最后所实现的是三次方的交换价值。而蒲鲁东的交换的历史是从需要的先验假设开始的，他“对于交换的发生是本着18世纪唯理论的精神加以解释的；把交换说成是有意识协商的结果”。[7](P295)交换的每一次发生都仅仅是某一个人在某一个时间产生了交换的需要，提出了交换的建议，接着就不断地有人来建议二次方的交换，以至三次方的交换。蒲鲁东正是用这种先验的方式来叙述和说明历史的，通过先验的假设，可以不断地假定某个人以建议的方式来产生出范畴，并使得范畴获得发展和完成，这就是范畴的现实性与历史性。这种先验方法正是马克思与黑格尔反复批判的主观主义，它想要放之四海而皆准，于是就抛弃了所有的内容并扼杀了历史，只是带着形式的空壳到处游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正是要实现范畴的去蔽，也就是恢复现实的范畴与范畴的历史，有了历史原则的介入，范畴才能停止抽象的游荡，而真正地落到现实的土壤之中，对价值范畴的批判也是马克思经济学范畴批判的第一个环节。

其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要恢复现实的社会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家那里，社会关系呈现为物的关系，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则是将物的关系抽象为概念与精神，但是物与精神的背后实则是人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因此，价值的二律背反及其二律背反的解决既不是概念的转换，也不是关于物的公式的确立，而是透过价值去理解其背后的本质力量——劳动。蒲鲁东的价值的二律背反就是要处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和矛盾关系，他通过小麦的例子指出使用价值的大小实际上是取决于所有者和需求者，而所有者和需求者则是根据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与社会地位来决定他们对于某物的需求，从而决定着使用价值的大小。此外，蒲鲁东所关注的生产带来贫困这一现象不是出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而是出于马克思所揭示的劳动的异化。原本生产应当意味着财富的积累，但是工人生产的越多，他就越贫穷，这一问题正是国民经济学的二律背反，不是二律背反造成了现实的矛盾。二律背反是现实的社会关系之矛盾的反映，解决二律背反问题不是在抽象的合题中，而是要深入到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

第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既然揭示出了物的背后的人的现实关系，那么就必然要重新处理范畴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在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现实矛盾面前，构成价值这一解决方案是行不通的，它并没有提供什么新的东西，它不过就是劳动价值论的不完整的表达，构成价值的核心是要通过价值的构成和比例的平衡来让价格符合价值，但这一提法正是对现实的颠倒。马克思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蒲鲁东的颠倒的逻辑：一般人都说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碰到许多散步的人，可蒲鲁东却说为了保证大家有好天气，要大家出去散步。[8](P46-47)范畴的颠倒与排列不能够改变现实，范畴是现实的反映，价值范畴内部的二律背反不是构成价值的出现可以解决的，构成价值自身也不过是基于经验事实的科学公式的表达，也就是劳动决定价值，价值在劳动中构成，这并没有给事实提供什么新的东西。因此，价值范畴的二律背反的解决是一个真正改变现实的问题，而改变现实就需要立足于人的现实活动。

《哲学的贫困》的批判思想的哲学前提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与蒲鲁东的思想论战的过程中，马克思揭示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最初成果：一是确立了范畴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性。社会关系不是永恒理性的产物，而是人们生产出来的，它的历史不是范畴的编序，社会关系的历史运动是与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它会随着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同时，人们“又按照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8](P85)因此，观念与范畴都不过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二是表述了历史运动的现实性。黑格尔以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形式建构了历史的运动，尽管其历史运动的主体实则是绝对精神；而蒲鲁东既没有给出范畴的世俗历史，也没有给出范畴的神圣历史，他只是塑造了本身矛盾的历史，历史在他那里已经终结；马克思的任务是重新确立现实的历史，现实的历史的主体是人，人是世俗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历史的发展也并不是在某些社会天才的领导下去实现天命的目的，现实的历史向我们揭示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三是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运动的关系。每一个社会阶段都具有暂时性和历史性，资产阶级同样是历史的和暂时的，它在其对抗性质中不断地发展出一个新的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四是论证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批判的统一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科学，其典型特征是批判性与革命性，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蒲鲁东进行的批判。“本质上也是对西方整个政治经济学哲学基础的批判，这种批判的核心就是对经济范畴本质的揭示和科学规定”，[9]批判的武器和基础正是历史唯物主义。

[1] 亚当·斯密. 国富论[M].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2] 马克思. 剩余价值学说史[M]. 郭大力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M].上卷. 余叔通，王雪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M]. 第4卷. 贺麟，王太庆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 吴晓明. 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逻辑发展[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7] 卢森贝. 政治经济学史 [M]. 第3卷. 北京：三联书店，1960.

[8] 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9] 余源培，付畅一. 新世界观的第一次公开问世——对《哲学的贫困》的解读[J]. 江苏社会科学，2010,(6).

[10]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张企泰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责任编辑 孔 伟]

The Unity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Metaphysics——Based on the Critique of the Antionmy of Value in thePovertyofPhilosophy

He Ying

(School of Philosophy,Shanghai Municipal Party, Shanghai 200233)

value; antinomy; contradic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PovertyofPhilosophy, the criticism of the antinomy of value is the most prominent, and present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n the one hand, the principl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carried out in the critique of the antinomy, on the other hand, it reflects the position of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metaphysics. We have three objects to understand Marx’s criticism of the antinomy of value: Critique of Proudhon’s ideology, the political economists’ value theory and Hagel’s metaphysics. The former is trying to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latter two while the latter two stand in the same position of metaphysics. Based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task of Marx’s criticism is to achieve a thorough criticism of the three.

何莹，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上海200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