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 盟

（云南艺术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垤施村彝族“乐作”音乐研究述评*

严 盟

（云南艺术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对半个世纪彝族“乐作舞”研究现状梳理总结，研究呈现出音乐以“横向”形态研究为主，研究视角不够全面、深入的特点，对其多声复音织体研究是探究彝族歌舞文化内涵的关键突破口。

彝族；乐作舞；研究述评

“乐作舞”是云南红河县阿扎河乡垤施、洛孟村彝族流行的一种传统艺术形式，它集歌、舞、乐三者于一体，是一种集体性歌舞活动，传统“乐作舞”一般在玩场中进行，大家一边吃火草烟，一边唱跳歌舞，在歌舞中抒发情感，交流感情，现在“乐作舞”主要在阿扎河乡民间传统“长街歌舞节中”表演。

上世纪50年代起，垤施、洛孟彝族音乐研究在对少数民族多声部音乐的陆续发掘、整理、研究的大背景下兴起，“乐作舞”作为当地最具特色的歌舞艺术形式，引起众多学者注意，并从本体视角对其展开相应的研究，从1965年云南音乐舞蹈家协会编著的《垤施彝族人(尼苏人)歌舞曲》中收集了11首“乐作舞”乐曲起，广大学者对“乐作舞”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

以1965年至2016年为限，笔者共搜集到内容以彝族“乐作舞”为研究对象的文献10篇，从体裁角度观察，这些文献音乐形态分析7篇、传承发展2篇、美学研究1篇，另外，在专著《垤施彝族人歌舞曲》、《彝族舞蹈》、《云南原生态民族音乐》中也涉及相关内容研究。从整体看来，前40年“乐作舞”研究以音乐形态研究为主，后10年，在音乐形态分析基础上，从多视角出发研究，在美学思想、社会功能、传承保护方面有所涉猎。本文主要从研究现状和研究特点两方面对“乐作舞”音乐研究进行评述。

一、垤施彝族乐作舞研究现状

（一）“乐作舞”研究第一阶段

“乐作舞”是由歌、舞、乐三位一体构成的传统民间歌舞艺术，歌因乐而起，乐为舞伴奏，三者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不同的舞蹈动作搭配不同的伴奏歌乐，曲调织体丰富多变。

第一研究阶段，“乐作舞”研究主要对乐曲的唱腔曲调和舞蹈的动作、步法进行介绍，如张国升《滇南彝族尼苏“乐作舞”剖释》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对“乐作舞”的起源、舞蹈套路、音乐唱腔、基本步法进行分类介绍，并首次提出歌舞音乐为多声部结构；张寿元《独具特色的云南红河垤施彝族民间歌舞组曲简介》以“局内人”的视角对“乐作舞”歌舞组曲的五首核心曲调记谱分析，另外，该时期还出版了相应的舞曲乐谱，为今后的形态分析奠定了研究基础。

（二）“乐作舞”研究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研究在云南民族音乐学家张兴荣教授新成果中拉开序幕，他在《云南原生态民族音乐》中对“乐作舞”的歌舞套曲名称、乐器构造、调式音乐作了详细记录，并认为其调式为带中立音的五声调式，还进一步提出其音乐为复音织体结构，大大强调了“乐作舞”音乐在云南少数民族音乐中的独特性。此阶段以形态研究为主，如余敏的《垤施彝族音乐丰富的织体及节奏特征探析》、《“垤施”彝族歌词分析》、《论“垤施”彝族音乐风格之独特》均从形态的角度对“乐作舞”的音乐风格分析阐释。

除形态研究外，也不乏从独特研究视角重新认识“乐作舞”的优秀论文。曾冬林《论歌舞街乐作的“乐和”美》从美学角度对“乐作舞”予以关照，将其放在传统歌舞街活动中进行论述，揭示出其中“乐和”的美学特征；曾庆圆《论王里亮“乐作”传承》以口述的形式记载了“乐作”传承人王里亮的艺术人生，从侧面反映了“乐作舞”的传承现状，严乐《彝族乐作舞的社会文化功能与传承研究》介绍了“乐作舞”的传承现状，并提出三点传承建议。

二、垤施彝族乐作舞研究特点

（一）音乐以“横向”形态研究为主

垤施彝族“乐作舞”研究以形态研究为主，音乐研究侧重于节奏、音列、调式等“横向”形态研究，较为典型的是余敏《垤施村彝族音乐风格论析》记谱分析了部分歌舞音乐，并从调式、织体、节奏、旋法、衬词方面剖释其音乐风格，未将音乐放入复音织体结构中对比分析，明显呈现出音乐分析“横向”性占主导地位，不能体现“乐作舞”的多声复音性，导致很难将音乐本体研究与文化阐释结合起来。

要了解“乐作舞”深层文化内涵，必须先对其音乐形态进行全面分析。“乐作舞”音乐是一种多声性的复音音乐，织体结构层次丰富，对其研究不仅要注意其音乐的“横向”发展，更要关注各声部旋律、节奏的纵向结合，分析其横向织体结构、和声对位，才能全面把握其音乐内在的运行规律，为研究从音乐走向文化提供可能。

（二）研究视角不够深入、全面

上半个世纪“乐作舞”研究多为音乐现象阐释，以文化解释文化，以音乐分析音乐，如曾冬林《论歌舞街乐作的“乐和”美》以“乐和”的文学解释来解释音乐的意境，还有曾庆圆《垤施彝族音乐调式辨析》以中国传统音乐中“宫音常在”审美原理来解释其调式构成均将文化与音乐分离，使音乐现象与现象背后的文化缺乏联系。

美国解释人类学家格尔茨的文化学理论中提出了“深描”概念，他用“深描”理论来解释现象，民族音乐学理论引进了这一概念来揭示音乐现象的本质和内涵。从以上研究来看，研究大多停留于现象分析，忽略了对现象更深层内涵的解释，不是说现象解释不重要，重要的是现象分析应更全面，将现象放入适当语境中分析，通过音乐现象揭示其背后存在的文化内涵，而不是脱离音乐谈文化，也不是以文化解释文化，要在音乐现象中寻找其文化脉络，以音乐解释文化。

三、结语

综上所述，垤施彝族“乐作舞”研究以形态研究为主，研究视角较单一，音乐研究侧重于节奏、音列、调式等“横向”形态研究，对音乐“纵向”形态研究力度不够，缺乏从音乐本体出发探讨其文化深层内涵，因此，对其多声复音织体研究是探究彝族歌舞文化内涵的关键突破口，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同时也是“乐作舞”研究空白地所在。■

[1] 张兴荣.云南原生态民族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1.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云南红河垤施彝族尼苏支系歌舞套曲的多声织体研究》研究成果（2017YJS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