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利朝 刘佩芝



新史料 新视角 新议题 新方法
——“纪念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9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戴利朝 刘佩芝

一

今年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90周年。4月21-2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饶师范学院共同主办了“纪念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90周年”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11个省(市)的专家、学者和党史工作者，以及新华社、江西日报社、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心等新闻媒体和期刊界代表共8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收到论文50余篇。

会议主办方领导分别致辞。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主任孙丽萍研究员指出，井冈山革命道路的形成对中国革命的探索与实践具有开创性的伟大意义；贯穿了实事求是的思想，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态度；是对革命理想信念的锤炼、检验和升华，展示了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吴永明教授指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史上极为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形成的思想、制度、原则和精神弥足珍贵。这次研讨会，目的是搭建一个高端学术交流平台，努力推出优秀的研究成果，弘扬新时期的井冈山精神，助推学术研究的深入和苏区老区的振兴，以优异成绩喜迎党的十九大召开。他还表示，我们将努力把《苏区研究》办成国内外知名的学术阵地。上饶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朱寅健指出，由方志敏领导的弋横暴动与八一起义遥相呼应。学校2011年就成立了方志敏研究中心，致力于打造方志敏与赣东北苏区研究的科研中心、资料中心和数据库基地、方志敏精神宣传中心。上饶师范学院校长詹世友教授在主持大会时强调：我们要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道路，从发展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的道路，从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落实共产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高度，来探讨这三个历史事件的伟大意义。

正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原主任、华南师范大学蒋建农教授在会议总结时所指出的，三个事件90周年的纪念，是今年的一个大事。此次会议，可能是开得最早、规模最大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全国性会议，将有利于我们从探索中国式革命道路过程中汲取智慧和营养，更加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二

研讨会上，与会者主要围绕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方志敏与赣东北苏区，苏区史研究的学术回顾、史料整理与方法论等议题展开讨论。与会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展示了开阔的研究视野、丰富的研究内容和前沿的历史认识。从内容看，与会56篇文章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直接研究三大事件的，有23篇；第二类是以上饶方志敏研究中心为主，研究赣东北(闽浙赣)、苏区革命或方志敏、黄道等人物的有13篇；第三类有20篇，专门探讨三大事件之后的影响和发展、实践及经验、遭遇的曲折和获得的教益。

20多年前，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提出一个问题：在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交接处，当时中国共产党着重提出反对“左”倾盲动主义，不久又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怎样对这两个方面作出统一的解释和说明？《对创建赣南闽西苏区的思考》这篇5万字的长文，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先生对该问题长期思考的结晶。金先生认为，从国共双方力量的全局对比来看，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来临，共产党准备不足。共产党诞生才只有6年，领导人大多还很年轻，社会经验和政治经验都不足，还处在不成熟的幼年时代。“星星之火”能发展成“燎原”大火，靠的是正确的领导以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坚强有力的武装力量；第二，充分地发动并依靠群众，使这支军队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得到群众的全力支持，并从群众中不断得到补充；第三，在条件许可时建立起工农兵自己的、能为工农兵谋利益的政权；第四，要在敌人力量相对薄弱、地形和经济条件有利的区域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并且随着自身力量的发展，采取“傍着发展”的方式，像滚雪球那样不断扩大这种根据地；第五，所有这一切都要依靠党的领导，而党为了实行正确的领导，必须把思想建设放在极重要的地位，时刻注意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正是在实践的探索中逐步形成的。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实践和探索，就是这个过程在初期阶段的真实记录。

(一)井冈山道路与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教授余伯流认为，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春节前夕视察井冈山时提出：“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之作，从这里革命才走向成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新论断，一个富于重要内涵的新的理论概括，值得认真研究。余伯流提出，南昌起义创建了一支人民军队，秋收起义走出了一个伟大领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树起了一面革命大旗。这“三位一体”的结晶，就是伟大的井冈山道路。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蒋伯英教授在点评中指出，井冈山开辟了革命道路，但并不等于已经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理论。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夏远生研究员提出，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广大红军指战员，为党和人民熔铸锤炼的井冈之魂，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重要的动力作用和指导意义；毛泽东倡导支部建在连上，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意义深远，使党的领导和组织工作扎到了最基层。这一重大措施，经过战争考验，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法律研究所薛金慧博士比较了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传统意识的改造。她认为：作为中国人数最多的农民阶级，在近代如何认同革命，中国共产党又如何把革命意识带入农村，是党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党在局部执政的条件下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农民传统意识，满足农民的经济利益以实现对农民实用心理的改造；强化阶级意识以实现对农民宗法观念的改造；运用马克思主义实现对农民封闭保守意识的改造；用通俗易懂的宣传方式实现对农民思想观念的改造。这些举措有效激发了农民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最终使农民不仅成为红军队伍的主要来源、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还成为根据地建设的主力军。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吸引了学者的目光。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游海华教授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科技事业创建于何时？判定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关于这两个问题，目前学界的研究没有明确答案。他发现，从首创和系统性两个角度看，井冈山时期在科技思想和政策、科研机构、科技应用、科研成果、科技队伍、科技教育、科技传播等方面的诸多举措和成绩，标志着党领导下科技事业的系统初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科技事业，不仅在当年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而且为后来中共科技事业的发展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杨文试图回答“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上山”的问题，并得出：1927年毛泽东作出引兵井冈的决策不是偶然的，有个逐步演变的过程。其源头：一是始于毛泽东上山思想的提出，这是他寻求地方壮大革命力量的最初的想法；二是秋收起义后的部队状况，迫使毛泽东寻找有利于部队生存和发展的落脚之地；三是江西省委的信嘱，井冈山才真正进入他的视野；四是对井冈山开展革命斗争的客观基础等各方面情况的了解。这些包括主观愿望、客观情势、上级指示、现实基础等在内的各方面因素叠加，对毛泽东的决策起了重要影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庞振宇重新探讨后发现：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袁王之死被认为是错杀，是因为他们对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有功的。但是，如果把袁王被错杀事件放入当时革命发展的大环境中来考察，他们的所作所为又决定着其被“错杀”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在当时条件下，扩大红军并且实行统一指挥，成为革命走向成功的重要条件，而袁王的“地方主义和保守观念”以及“不听指挥”，在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下，就使其有了“反水”的嫌疑。袁文才、王佐与解决袁王问题的人之间可能存在着矛盾，但这一冤案的主要原因绝对不是个人恩怨。

(二)南昌起义研究

有关南昌起义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苏区研究》主编何友良研究员指出：八一起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对军事、军队领导的新阶段新模式，在中共历史上，推进了军事斗争由边缘到中心、与军队关系由从属到主导的转变。既有研究比较关注中共与军队关系的变化，但如何全面认识南昌起义时的党军关系，更为宏观、准确地解读当时中共党军关系的新变化，仍然具有仔细分析的必要和较大的认识空间。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曾成贵研究员在《张国焘讲说的南昌暴动》一文中提出：张国焘是亲历者、领导者之一。他的讲述涉及到五个问题：(1)南昌暴动的性质(纯军事行动)，(2)南昌暴动的酝酿，(3)不承认自己在决定南昌暴动的问题上发生动摇(他的行动是共产国际的指示)，(4)关于南昌起义之后的去向问题，(5)关于暴动的指挥问题。他进一步认为，运用好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叶挺等当事人在八一起义后的回忆、报告、讲话等，包括苏联顾问在回国之初就南昌暴动的相关报告，非常有意义，可以丰富我们对南昌暴动的认识。

多位学者在研究中肯定了南昌起义的重大意义。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杨会清教授撰文《八一起义与中国革命道路》指出，八一起义的启示在于：走中国革命道路，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行，单纯的军事斗争不行，没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不行，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不行。南昌大学唐志全、陈学明教授提出，“八一精神”的内涵可以用以下四句话来表述，即：“紧跟党走、敢于革命、勇于探索、开拓创新”。“八一精神”的灵魂和时代价值为“勇于探索，开拓创新”。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八一精神研究中心叶桉教授等撰文指出：人民军队区别于旧式军队的根本标志是有自己鲜明的军魂，即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人民军队以“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为天职和使命。军魂的核心本质是“党指挥枪”的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经历了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三湾改编、赣南三整、古田会议直至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漫长探索。军魂铸造的历史过程，既是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光辉历程，又是八一精神形成和发展的不朽经历。

在实证研究方面，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宏卿副教授提交了《“八一”建军节形塑的历史考察(1927-1934)》一文。他认为：“八一”建军节的形成、模式与实践对共产党人其他的纪念性节日与活动，具有较典型的示范效用。苏维埃年代，从南昌起义到八一建军节塑造的历史进程，与共产党领导的近代革命态势息息相关，模式的形塑则与苏区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传统习俗等紧密结合。可以说，八一红军成立日的塑造，开创了共产党自身历史事件节日性与纪念性表达的先河，为其他近代史上重大事件的纪念活动奠定了模式。毋庸讳言，不管是革命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所有纪念节日仪式的背后都存在一个利益诉求或精神寄托。应该说，能够把节日仪式、政党意志与民众利益、时代需求结合在一起，这种纪念活动的功效才更为明显与持久。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翁梯敏指出：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和国共合作的破裂，南昌起义揭开了中共独立领导统战工作的序幕，并在政治和军事上呈现出统战新策略。因此，探寻南昌起义统战工作发展的历史轨迹，具有重要意义。赣州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凌步机则明确主张，不应忽略南昌起义军余部在赣南“信丰整纪”。1927年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朱德、陈毅领导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赣南，进行了著名的“赣南四整”，“信丰整纪”列于其中。“信丰整纪”与南昌起义军余部在赣南的“天心整军”、“大余整编”、“上堡整训”同样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龙岩市委党史办主任苏俊才在《南昌起义军入闽及其对闽西革命的深刻影响》一文中指出：龙岩后田、平和、上杭蛟洋、永定农民暴动这闽西“四大暴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在南昌起义军入闽的直接影响下爆发的，是党领导闽西人民武装夺取政权、建立工农民主政府和进行土地革命的一次初步实践，为后来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也为党探索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特别是如何进行土地革命这一重大课题，提供了新鲜而又宝贵的实践经验。

与上述研究不同，有学者采取了较宏观的视野，或展开比较研究。西华师范大学副校长李健教授在报告中认为，三大起义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真正具有全国意义，都是在中共中央实际安排、部署、直接指挥的起义。他提出，三大起义在爆发前后都和川陕地区有联系：第一，顺泸起义爆发前，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朱德和刘伯承都曾任委员；第二，三大起义爆发后，对川陕地区的革命运动和根据地建设有深远的指导意义，鼓舞了川陕地区的革命斗志，1929-1931年起义很多，创建的人民军队，成为川陕苏区革命根据地的模式；开创了革命根据地的原则，成为日后的遵循。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易凤林副研究员撰文《蒋介石对共产党三大武装暴动的回应》认为：针对共产党发动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国民党方面极力贬低共产党的武装暴动，以维护革命正统。清党反共的先锋和领导者——蒋介石作为共产党的敌对者，他对共产党的三大武装暴动进行了回应和解读。因革命立场、理念和政治利益的不同，蒋介石大肆攻击共产党的武装暴动，并基于清党反共的惯性思维和对国民党力量的自信，轻视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对共产党和军队的最终消灭抱有绝对的信心。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朱华教授等比较了“赣南三整”与“三湾改编”的差异，结果发现：与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同时，朱德等人领导的“赣南三整”对军队进行了整顿，但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事实上，“赣南三整”和“三湾改编”对人民军队的创建、巩固和发展都有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

(三)秋收起义研究

相比而言，秋收起义的研究较为冷清。此次会议只有3篇相关论文。赣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和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曾耀荣教授等撰文提出：秋收起义前，中共中央一再强调，农民是秋收起义的主力。当时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批评秋收起义过于依靠军队力量，而忽视了农民的主体力量。而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认为，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批评是错误的，湘赣边秋收的主力不是军队，而是广大的农民群众。但研究发现，在秋收起义中农民参与程度低，这固然跟湖南党组织的宣传动员不到位有关，也跟农民阶级属性有很大的关系。农民不可能成为革命依靠的主要力量。先组建军队，进而通过军队来动员农民，才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中共湖南省株洲市委党史办王启才等认为：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从起义方案的决策及起义的准备，到暴动纲领的提出，以至暴动命令的下达、长沙暴动计划的停止乃至暴动的失败，无一不与湖南省委密切相关。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湖南省委具体领导的秋收起义，就没有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吴志平也指出：株洲地区秋收暴动是中共中央、湖南省委决定和毛泽东亲自部署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醴陵县城和株洲镇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重要战场；株洲是秋收起义时期，党领导建立红色政权伟大尝试的试验地、探索地；株洲炎陵水口是毛泽东做出分兵上井冈山，保存留下中国革命的精英，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抉择地；一批株洲健儿从秋收起义走出，历经革命锤炼并成为开国将军和党史著名人物。

(四)方志敏与赣东北苏区研究

正如蒋建农所指出的，赣东北、闽浙赣及方志敏研究在上饶师院是得天独厚；而在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中，方志敏是个完人，既有农民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又建立了一方政权，是党早期非常宝贵的财富。近年来，方志敏研究中心搞文库、电子文档，抓资料这一最基础的建设，挖掘方志敏的思想，实现了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是从思想引领的高度，看方志敏思想在共产党精神价值中有何地位；一是从史料基础研究方志敏革命。中心提交了9篇文章，反映出他们扎实的功底、瞩目的研究。会上，以上饶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刘国云教授为首，集体展示了9篇论文。

刘国云《习近平三论方志敏》一文指出，2010年以来，习近平同志三次提到方志敏及其作品，分别从“清贫”、“爱国”、“理想信念”三个方面概括了方志敏精神的闪光点，比以往概括的“爱国、清贫、创造、奉献”更准确。他提出，要认真学习方志敏，坚持清正廉洁、坚守爱国主义、坚定理想信念。张志荣教授在《论方志敏的大局意识》一文中提出，方志敏是共产党人顾全大局的典范，体现有三：正确认识大局，以信仰为基石，牢牢把握前进大方向；树立正确的组织观念，正确处理地方与中央、局部与全局、个人与整体、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坚决维护大局，实现了信仰的坚定性、行动的自觉性和果敢性的高度统一。胡水华副教授指出：1927年底至1928年初的弋横暴动，是以方志敏为首组织领导的一次农民武装斗争。方志敏在组织和发动此次暴动中展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体现了他的政治敏锐性、政治洞察力和政治判断力以及政治决策力。周茶仙教授论述了方志敏对中国梦的探索问题。她指出：作为党在早期的一个杰出代表，方志敏不仅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勇敢的探索，具有突出的历史贡献；而且还依据中国的历史与国情提出了具体的革命目标，极大地坚定了人民群众为实现理想不懈奋斗的决心，对“中国梦”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方志敏对中国梦的探索，集中体现在其赓续先辈的奋斗、奋勉内心的追寻及展望未来的愿景三个方面。吴凑春副教授另辟蹊径，研究发现，方志敏与瞿秋白的狱中写作，有许多方面的不同。但是坦然面对监狱与死亡，却是他们的共同点。他们身囚心走，思想意志从没有被束缚，而是捭阖纵横，通古达今，用文字留下千古绝唱。

其他学者关注的问题更广泛。李豪认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增订本)是学习、研究中共党史的一部权威工具书，其《总论·人物》卷收录了革命先烈的相关资料，其中就包括赣东北根据地及红十军创始人吴先民。他对比了《吴先民烈士之死》《吴先民》两种传记资料，对该辞典中“吴先民”词条不合史实、不当表述、遗漏史实三个方面的问题予以了揭示及纠正。冯会明教授探讨了弋横暴动的起因。他认为：弋阳、横峰在大革命时期有良好的农民运动基础，北伐军过境，大大推动了当地的农民运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原在外地城市工作的中共党员，为躲避迫害，回到故乡，“重起炉灶，再来干”，在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引下，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利用血缘宗亲关系，借用当地传统的秘密结社方式，进行了有效的宣传、组织；而赣东北乡村存在的政权“真空”，更有利于暴动的组织发动；迅猛发展的农民革命团，成为暴动的主体，最终引爆了弋横暴动。刘佩芝教授在论文中认为：赣东北苏区是六大苏区之一，是中央苏区的东北屏障和右翼，对中央苏区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苏区中央局的指导下，方志敏带领闽浙皖赣省人民在经济上无私支援中央苏区，如通过多次提供黄金、白银，购买中央苏区的债券等措施支援后者的发展；在军事上多次击退敌人围剿，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为了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实现战略大转移，方志敏带领闽浙皖赣苏区主力红军红十军北上抗日，牵制了国民党的部分主力部队。

除了东道主上饶师院的学者外，还有一些学者关注了赣东北苏区研究。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始发教授对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律文献及相关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分门别类，逐一校对，形成史料汇编，共8大部分、31万余字。他概括了这批文献的六大特点：从形式上看，门类齐全兼有个别缺失；从内容上看，紧跟中央兼具部分创新；从法律重点上看，服务战需与保障民生并重；从法律思想上看，现代民主人权思想初显；从法律实施范围上看，四省交界的地域色彩浓厚；从性质上看，坚持党的领导与以党代法边界不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赵鉴鸿则指出：畲族是本区域少数民族中占有比例最高的少数民族，并且呈现一定的区域性民族聚居，比较有代表性。在赣东北苏区创建中，畲族的蓝长金打响了赣东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苏区的发展中，畲族的蓝广平担任过宣传部长，特委、县委书记，是苏区建设的直接参与者和执行者，对苏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横峰县楼底蓝家是畲人聚居区，在苏区创建的早期扮演了横峰地区的领导和组织的核心区域的角色。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彭月才认为，贵余万暴动是继弋横暴动后在赣东北地区爆发的又一次规模更大、时间更长、影响深远的农民武装暴动。它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弋横苏区的历次“进剿”，还使赣东北苏区扩大了方圆百余里。在贵余万暴动的辐射带动下，红色割据区域很快呈波浪式向前层层推进，为“方志敏式”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最终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华东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晓蓉教授指出：大革命时期是黄道革命生涯的起点。他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是他在这一时期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并将其付诸于实际行动的结果。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博士生冯佳《方志敏文化教育思想试析》一文认为：在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时期，方志敏提出文化教育工作必须与革命相结合，为革命战争服务，在农村领导开展反封建反迷信的教育实践活动，在封建思想与迷信观念的废墟上建立起苏维埃的文化教育。这些思想与实践，提高了根据地人民的文化水平，发挥了教育为革命服务的作用。

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生邱小璐与戴利朝副教授《多媒体视野下的赣东北苏区革命宣传初探》一文结合历史文献和传播学理论，通过解读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研究了赣东北苏区宣传实践的演变轨迹，总结其革命宣传实践的个性特征和基本规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事业的发展提供镜鉴。研究发现，宣传作为传播活动，既包含了组织的传播，也包含了群众的民间传播；既有新闻媒介如报纸、刊物、广播等工具，也有标语、口号等简单的传播媒介，还有歌曲、戏剧、画报、座谈会等渠道。这种多媒体传播对苏区的发展、战争的动员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其他议题的研究

除三大事件外，与会学者还就苏区史的其它议题展开了研究与探讨。《军事历史研究》主编宗成康教授《土地革命初期的军队起义》一文指出：土地革命初期，成建制的军队发动或参与的武装起义有16起。有着强烈反抗情绪的军队下层官兵，由于中共的引导而走上了起义的道路。中共高度重视兵运工作，并将其作为中共的主要任务，但强调必须发动工农为起义主力，坚持军队为起义副力的角色定位，强烈批评脱离工农群众的“军事投机”。军队起义在土地革命初期武装起义中凸显了独特的优势，也为后来者留下了血的教训。起义军人加入红军后，带来了旧军队的一些弱点，但对推动中共新型军队的建立也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韩伟副研究员撰文认为，苏区时期，党不只运用报刊媒体宣传革命理论，更传播现代文明与科学知识，启蒙民众改造旧的社会，发挥着社会建设及治理的积极作用。苏区报刊社会治理作用的发挥，既源于党的革命经验和媒体策略，又与媒体自身的社会功能有关。赣南师范大学刘魁副教授研究了苏区时期中共党员群体构成与人事嬗递的问题。他认为：苏区时期，共产党对党员入党的标准和手续提出了严格规定，这无疑对党员群体整体素质的型塑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基于战争环境，有时并不是完全按规定进行的。共产党成立时是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政党，党在苏区强调了阶级成分和无产阶级化，然而，在农村革命的条件下，党的无产阶级化并不现实。乡村党员数量常伴随农村暴动胜败而起落，党员的叛党、脱党时有发生。中共亦经历了由知识分子占多数的党转到以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党。不过，各级指导机关多半还是知识分子占据，党组织的级别越低，知识分子所占的比例越小。厦门大学饶伟新副教授善于用历史人类学方法解读苏区革命的复杂背景及其发生发展的社会逻辑。他研究发现：中央苏区分田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地方主义问题，集中反映了传统乡族亲邻关系、村落领地观念和土地占有格局对现代土地革命的重大影响。同时也表明，当时中共分田政策的政治意图和社会目标并未彻底实现，反映了土地革命的社会复杂性。在原赣南苏区的土地交易契约等民间文献显示，土地革命并没有打破赣南乡村中传统的乡族关系与信用体系，后者依然顽强支撑着原有的地权观念与地权秩序，并深刻影响了中共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甚至国民政府在收复苏区后重新确认地权的过程中，也不得不承认和依赖这种传统的乡族关系与地权秩序。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永副教授撰文《黄陂肃反、富田事变与苏区中央局的初建》提出新观点：红军攻占吉安后缴获了一些敌人间谍的材料，毛泽东认为有反革命分子打入红军和苏区内部，于是在黄陂发动了大规模肃反。肃反在野蛮落后的农村环境里出现严重扩大化，进而引发了富田事变的反抗。黄陂肃反中刑讯逼供盛行一时，红一方面军3万多人中有4400人被捕，被杀人数估计达到1500-2000人。闽西肃反短短几个月竟然杀了3000人。在付出了高昂代价之后，中央苏区和红军逐渐建立起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结构。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万振凡教授等撰文《苏区地主、富农阶级的婚姻研究》提出：苏区时期是共产党进行全国执政的探索时期，在如何处理敌对阶级的婚姻问题上，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中共从“阶级斗争”理论和现实出发，对革命阶级的婚姻给予了强力支持和保护，同时剥夺敌对阶级从婚姻中获得幸福的权力，尽可能从地主、富农阶级手中夺取“女性”资源，把它送到农民手中。由此形成独特的“阶级成份婚姻”现象，它不仅使苏区时期地主、富农阶级的婚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对解放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国人的婚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与上述实证研究的取向不同，有些学者侧重于宏观的概论式研究。山东大学陈家付教授撰文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建设开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根据地。而革命根据地的制度建设，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一开始就体现了与旧制度不同的人民性特征：在政治制度上，确立以实现“多数人民民主”为目标的政治制度建设的人民性取向；在经济制度上，确立以实现“多数人利益”为目标的经济制度建设的人民性取向；在文化制度上，确立以实现“多数人享有”为目标的文化制度建设的人民性取向。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制度建设，始终坚持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制度人民性的根本、把凝聚力量作为制度人民性的依托、把法制建设作为制度人民性的保障、把改善民生作为制度人民性的基础、把党对制度建设的领导作为制度人民性的核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孟凡东、博士生平维彬提出，中华苏维埃文化是中华民族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最初形态，其形成和发展借鉴了苏联文化建设的部分经验，但同时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民主的中国新文化建设道路。马克思主义从西方文化场向东方文化场转移的过程中，必然要与东方文化相融合，即经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中国人民大学马列学院何虎生教授等认为：苏区精神作为共产党革命文化传承链条上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党内政治文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浓缩和具象，以其特有的精神内涵彰显着党内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要在新时期培育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就要从革命文化中吸取养分，使革命文化生生不息，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发扬苏区精神关键在于处理好“是与非”、“实与虚”、“俭与奢”三对关系，从而真正做到巩固思想的根，守住信仰的魂，使政治文化在党的建设当中起到精神标识的作用。中央民族大学熊坤新教授撰文提出：红军长征前，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纲领方面已经有了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国内少数民族问题、民族自决权内涵、国家组织原则等认识；已经提出了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加强对少数民族工作和对少数民族的领导等主张。在民族政策方面，共产党已经主张民族平等及反对民族歧视、剥削和压迫，实行民族团结和联合，帮助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实行民族自治；已经形成了民族干部政策、民族经济政策、文化、教育和语言文字政策、风俗习惯政策、统一战线政策、政教分离原则及宗教政策等，同时还建立了民族工作机构。中央民族大学康基柱教授等探讨了毛泽东民族平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毛泽东民族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民族化的理论成果，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根本原则之一，也是毛泽东民族理论的核心。井冈山大学黄惠运教授试图建构“红色文博学”。在他看来，“红色文博学”是红色文物与博物馆学的简称，是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的文化学阐释，最早的红色博物馆可以追溯到中央苏区的革命博物馆事业。“红色文博学”研究，共产党革命历史、建设业绩和改革开放历程是其历史文化基础；征集、保护、管理和利用党的历史文物是其基本任务；宣传党的光辉历史和培育民族精神是其教育功能；“校馆共建”是其人才培养路径；文献解读、调查访问、历史分析、综合研究是其基本研究方法等。上饶师范学院贾凌昌副教授撰文认为：红色基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信仰形成的原始域间，它由理论层、价值层、制度层与事实层组成。红色基因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内在根据，是贯通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间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能够实现的重要方式。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张雪英教授撰文认为：在革命年代，党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了红军干部队伍建设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并使党员先进性教育及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工作取得了新成效。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展红军干部队伍建设经验对新时期开展高校青年教师师德建设具有借鉴作用。

此外，还有学者探讨了苏区研究方法论的问题。蒋伯英教授认为：苏区历史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部分，档案史料是苏区历史研究的第一依据。科学客观地反映党的历史和苏区史，首要的前提是准确运用档案史料。目前在苏区历史研究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如一些地方的文化宣传部门和纪念馆、旅游纪念地，夸大地方历史或者偏重于口述回忆或群众访谈资料，轻视档案史料，以致一些重要史实结论失误，甚至伪造历史结论。他建议，党史工作者应当以更加负责的科学态度，敬畏历史，发掘和运用档案史料，开拓研究领域，提高研究水平；特别注意杜绝未经科学史料印证的宣传，妄下结论；应当对历史负责，对我们的后代负责，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北京大学李继兴研究员撰文《从平衡论看史料研究的七大要素》认为：从马列主义应用哲学——平衡论的角度看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历史资料，有七大要素“名、义、术、道、行、评、予”需要注意，这可能让研究有一个纵横坐标。但这并不是主张教条，而是可以根据情况适当增减。这七大要素也可作为学习、研究、推广，衡量一个理论、一门科学的大体标尺。曾成贵在大会发言时指出：历史是无字之书，即已经消失的实践，历史又是有字之书，即史学工作者书写的历史。史学工作者一要“求真”，要尽最大的可能来重构历史；二要活泼，主要是文字和描述。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中，不失细节的讲述，这可以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安徽史学》杂志社汪谦干研究员提出，从职业审稿的角度看，整体感觉是，党史研究没有80年代那么热，研究者少，选题比较陈旧，有新意的研究比较少，主要局限于政治史。他认为，要推进鄂豫皖苏区的研究：一是加强社会史、医疗史等新领域的研究；二是创新研究方法，努力做到从党史研究到历史研究的转变。

三

正如蒋建农所言，与会论文是一份“精神大餐”，很多议题非常新颖独特，开创或深化、丰富了苏区史研究，确实是精彩之作；有些一般性论文也赋予了新的内容，使大家受益良多。笔者认为，这次研讨会取得了丰硕成果，尤其展现了学界研究苏区史的新史料、新视角、新议题、新方法。具体小结如下：

其一，新史料。史料是历史研究的根本依托，史料的更新是历史研究创新的不竭源泉。以往的新史料发掘工作，主要局限于国内。这次研讨会上，南京大学《民国研究》主编李玉教授和马克思主义学院熊秋良教授共同撰文《美国驻华领事馆关于中国共产党及红军的观察》提出了新史料，即美国驻华领事馆报告(American Consular Posts,China)。据介绍，领事馆处于美国对华观察的最前沿，其观察报告基本保持了原初状态，不似FRUS经过后期的大量删减与节辑；还有不少报告附上辅助文献，形成相应的文件系列(Series)，有助于构建特定事件的记录网络，这种“立体性”的层累史料的学术价值不容低估。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库，美国驻华领事馆文献对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红军史、苏区史的研究也具有相当的价值与意义。对之加以充分利用，有助于扩大研究的视野，可以从另一个参照系回顾中国革命的艰难与曲折，此举不仅有助于使中共党史、苏区史与民国政治史、外交史与区域史研究相结合，这有助于在近代中国社会演进与政治变迁的大背景之下探寻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运动的时代意义与世界影响。当然，美国领事馆报告毕竟有其特定的政治立场，加之信息收集范围有限，所以对于中共及红军的报道与分析判断存在诸多的偏颇，甚至有不少诬蔑之词，这些都是使用者需要注意的。另外，由于时间久远，不少原档字迹模糊，也给阅读利用带来了一定难度。且由于原档收藏于美国国家档案馆，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也不容易利用。有鉴于此，熊秋良正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驻华使领馆报告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整理与研究(1921-1937”为基础，组织人力，投入财力，准备对这批资料加以系统收集整理。可以预想，这项研究将为中国苏区史研究的推进提供宝贵的助力。扩展视野，我们还应该也可以在苏联、日本、英国等海外各国发掘与收集新的史料。

其二，新视角。如从少数民族视角看苏区革命。如前所述，赵鉴鸿分析了畲族对赣东北时期苏区创建和发展的历史贡献。他认为，以往对于赣东北苏区的研究过多关注一些政治领导人物的事迹，而少数民族将是一个很好的关注点。虽然该研究还很初步，但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认知、政策、实践已经开始，为后来的发展积累了经验，同时也为苏区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视角。还如从社会关系网络的新视角看南昌起义。江西师范大学黎志辉副研究员指出，南昌起义，一般被定义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武装暴动，亦被视为共产党领导创建“人民军队”历史的开端。由此定义和史观出发，暴动参与的全部过程被中共党内各种言说塑造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晶。他不满这种解释，而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视角探讨南昌起义的领导群体是如何在军系竞逐和党军联盟的关系构架中被组织起来的，以及这种政党——军系的联盟关系对南昌暴动的复杂影响。新视角意味着新观点。从政党与军系在那个时代表现得非常复杂的互动关系而不是先入为主地以“党指挥枪”的原则以及单向的“党指挥枪”的关系来研究南昌起义的过程和影响，会发现许多更具合理性、同时也可能更有新意的历史解释。此外，张永在研究黄陂肃反、富田事变问题时，与以往研究主要着眼于平反冤案或权力斗争不同，而从组织结构成长的新视角进行探索。其结论也别开生面。曾成贵则认为，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叶挺等人是南昌起义的亲历者、领导者之一。运用好他们在起义后不久的回忆、报告、讲话等，包括苏联顾问在回国之初就南昌暴动的报告，对研究非常有意义。他们的观点丰富了研究南昌暴动的视角。

其三，新议题。如前所述，游海华选择的课题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科技事业。他认为，从首创和系统性两个角度看，井冈山时期在科技领域的诸多举措和成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科技事业的系统初创。这项研究不仅有助于追溯共产党科技事业发展的源流，而且发掘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新课题。此外，宗成康考察的土地革命初期的军人起义，万振凡研究的地主、富农婚姻问题，韩伟探讨的媒体与苏区社会治理，张宏卿分析的“八一”建军节形塑历史等，都是当前苏区史中较新颖的研究课题。

其四，新方法。苏区史研究需要多种方法的融通与互动。这次会议，从学科分布来看，固然以党史学、历史学为主，但是历史人类学、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政治学、文学乃至地理学等学科的学者都有介入。例如，邱小璐、戴利朝借助传播学研究方法，以相关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石，研究了赣东北苏区宣传实践的演变轨迹，尤其以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理论工具解读赣东北苏区宣传实践的个性特征和基本规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填补赣东北宣传史研究的空白。再如李健教授在点评时指出，土地革命时期在赣东北一带的畲族，他的民族特性是不是很鲜明？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畲族在这个地方和汉族长期在一起，还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族群？畲族人是否和汉族人一样，也有自己的庙宇与祠堂？这些都需要厘清。笔者以为，在文献研究的同时，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大有用武之地，史学工作者应该走向历史现场，进行社会调查，体验革命环境。

责任编辑：魏烈刚

戴利朝，男，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传播社会学、苏区史。刘佩芝，女，上饶师范学院方志敏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赣东北苏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