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海华



异相：红军日记揭示的长征

游海华

长征，是中共党史和军史上的恢弘篇章，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生动写照。长期以来，社会各界对其的认识似乎已然定格。然而，细细研读红一方面军官兵的长征日记，不难发现一些与传统认识不一样的面相。如湘江战役中红军并未损失5万多人，长征途中交替上演着减员与扩红的变奏曲；长征初期行军迟缓，非仅仅“辎重过多”一个原因；对于辎重，当时的中共中央和红军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加以应对；长征途中国共之间的空袭与防空可谓丰富多彩，却为学界所忽视。显然，只有系统使用包括日记在内的各种史料，并加以综合考察，才能深化我们对于红军长征史的认识。

长征；红军日记；红一方面军

长征，是中共党史和军史上的恢弘篇章，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生动写照。长期以来，社会各界对其的认识，似乎已然定格。然而，历史的面相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的内涵和机理是极其复杂的。随着资料的发掘和研究视角的拓展，不同时代的人，都有可能对定格的历史作出不同的解读，长征的研究也不例外。就长征资料而言，近30年来出版了不少红军官兵长征途中撰写的日记，如红一军团童小鹏的《军中日记》、萧锋的《长征日记》、《彭绍辉日记》、《赖传珠日记》，红五军团的《陈伯钧日记》，红九军团赵镕的《长征日记》和林伟的《“战略骑兵”的足迹》，红六军团的《王恩茂日记》等。这些日记，多是个人每天经历事情的记录，或是当天感受与思考的记载。对后来的研究者而言，无疑是还原历史的珍贵史料。正因为如此，流传下来的各色日记被学者们广泛使用，取得了不少显著成果。*代表作有：郝平《<退想斋日记>所见抗战时期的民众生活——以太原为中心》，《史林》2005年第4期；杨奎松《蒋介石与战后国民党的“政府暴力”——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的分析》，《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陈红民《<蒋介石日记>中的“约法之争”》，《史学月刊》2015年第4期；徐茂明、胡勇军《清末兴学与常熟士绅的权力嬗递——以〈徐兆玮日记〉为中心》，《史林》2015年第6期。不过，长征日记虽被学界广泛使用，但系统而大量使用并加以综合考察的并不多见。*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仅见李安葆、罗平汉、高华等写过的几篇文章，且严格说来，高华的文章不是使用日记资料。其中，李安葆介绍了红军日记概貌，并使用日记资料对长征路线、途中战役、党和红军内部的斗争、政治与群众工作、少数民族工作、红军指战员日常生活情趣等进行了简略研究；罗平汉主要使用《陈伯钧日记》和《萧锋日记》对长征中的减员与扩红、长征初期失策的“大搬家”进行了考察；高华介绍了1937年以100篇回忆文章编成的《红军长征记》在新中国成立后只出了选编本，几乎半数被删除的情况。分别参见李安葆《略论长征日记》，《贵州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罗平汉《红军长征日记中透露的信息》，《同舟共济》2008年第8期；高华《被删去的长征日记》(原载《羊城晚报》2010年12月4日)，《报刊荟萃》2011年第3期。基于此，本文在研读以上红军日记的基础上，以红一方面军为例，从当年红军官兵们的视角，解读长征中的减员与扩红、搬家与减负、空袭与防空三个问题，以深化我们对于红军长征史的认识。

一、减员与扩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在叙述湘江战役时写道：“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84页。简单一窥，似乎湘江战役中，红军损失了5万多人。

研读日记，不难发现，从长征开始，到11月底湘江战役发动之前，受日夜行军打仗、越走越远离家乡、吃不饱等多种因素影响，红军就不断减员。红一军团第15师师长彭绍辉10月22日记载，“今日夜间行动较疲劳，开小差掉队者相当多”；11月11日延寿圩战斗中，“我师伤亡及失联络者颇多，伤兵无法抬走”。*彭绍辉：《彭绍辉日记》，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1、44页。红五军团第13师师长陈伯钧记载，长征开始后的前3天，“全师开小差的计三十三名”，陈当时就认识到，这“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陈伯钧：《陈伯钧日记(1933-193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9页。，并采取了一些防止措施。但是，成效似乎不大，在1934年10月底的几天中，仅该师所辖的39团，“逃跑现象最为严重，前后共计三、四十名”。*陈伯钧：《陈伯钧日记(1933-1937年)》，第322页。红九军团供给部长赵镕10月29日记述，“运输员越走离家越远，担心期满后回家困难，所以开始大量掉队了”，途中虽经兵站和监护连的同志大力劝说，均收效不大。*赵镕：《长征日记(1933年12月14日-1936年10月24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3-144页。

到湘江战役发动前，红军不仅不断减员，减员的幅度似乎还不小。红一军团1师3团总支书记萧锋11月14日记述，他所在的红3团从兴国出征时，有2724人，到宜章县城附近的白石渡镇时，只剩下1700人。*萧锋：《长征日记》，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减员幅度接近38%，这还不包括沿途扩红增加的红军人数。

与作战人员相比，运输队伍的减员幅度可能更为严重。赵镕11月6日记述，“我供给部运输队第一队和第二队的运输员，差不多快掉完了。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两个队来部队的时间早一些，苏区乡政府动员时说为期3个月，现期限已满，离家乡又越走越远，思想顾虑越来越大，且连日昼夜行军，体力上吃不消”。*赵镕：《长征日记(1933年12月14日-1936年10月24日)》，第149-150页。11月8日又记述，“昨今两日，掉队者又急剧上升，民伕掉队现已达百分之五十以上”。*赵镕：《长征日记(1933年12月14日-1936年10月24日)》，第153页。出发时，红九军团供给部下辖的运输员共有1000多名，编为5个队。另有3000名短期民伕。结合赵镕的记述，不难想象运输队伍的减员幅度和规模。当时每天都是急行军，如碰上雨天，泥泞路滑，一旦掉队了就几乎跟不上来。加之，这些从事运输的人员毕竟不是正规的红军，追上部队的意愿往往不如回家来得迫切。

这些减员的红军，有打仗中牺牲的，有被飞机空袭炸死的，有受伤后就地安置的，有生病后得不到及时医治而死亡的，有掉队后赶不上部队最终流失的，还有自杀的*1934年11月16日，赖传珠记载，“三营长自杀”。沈阳军区《赖传珠日记》整理编辑领导小组：《赖传珠日记》，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更多的则是开小差的，等等。因上述原因造成的红军减员，伴随着长征的始终。

好在有减员，也有增员。增员主要来自长征途中的“扩红”。从江西出发到湘江战役前，沿途扩红不少。面对着战斗减员、敌机空袭接二连三炸死我红军战士，以及上级布置就地安置伤员、沿途扩大红军等任务，萧锋10月25日记述，“我们远离苏区，现在是牺牲一个少一个，损失一个就要设法补回一个”。*萧锋：《长征日记》，第6页。萧的记述似乎表达了对不断“减员”和“扩红”任务的某种隐忧。近20天之后，萧的这种隐忧完全为喜悦所代替。红3团在白石渡一带“扩红三百多”，其中许多是粤汉铁路的修路工人，部队一下子从1700人增加到2000多人，胜利完成了上级布置的扩红任务。*萧锋：《长征日记》，第16页。

彭绍辉的第15师，11月14日也派人在白石渡的修路工人中进行大力动员，结果“两个钟头的时间，争取五六百名新兵，并组成一个补充营”；当月28日，在从文市到鲁塘圩的行军中，又“扩大红军百余人，大多数是修马路的工人”；第二天，在鲁塘圩“扩大新兵二十余人”。*彭绍辉：《彭绍辉日记》，第45、48页。

萧锋将顺利扩红的原因归结为，“群众热爱红军，愿意当红军，这是共产党的威信起作用”。*萧锋：《长征日记》，第16页。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秘书童小鹏，则进一步揭示了修路工人踊跃参军的深层原因，原来白石渡“系粤汉交通的大道，粤汉铁路正在开修，故工人很多，因老板、工头跑了，而失业饿饭的生活正在开始着”。*童小鹏：《军中日记(1933年-1936年)》，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05页。正是因为“因失业与受革命影响”，才有大批的工人当红军。

进入黔滇川等省以后，红军继续吸纳着新鲜血液。赵镕记述，1935年1月，红九军团在贵州的余庆、湄潭等县，扩红4700多名；4月底5月初，在云南的宣威县，扩大红军1000余人，编成一个新兵营。萧锋则从长征开始，到1935年6月中旬翻越夹金山之前，连篇累牍地记述红3团扩红情况和人数，虽然每次扩红人数不多，几人、十几人、几十人，但累加起来也是一个可观的数目。

总之，红一方面军的长征途中，交替上演着减员与扩红的变奏曲。其中，扩红较少，减员更多。减员以突破前四道封锁线为多，尤以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为最多。*据研究，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减员3700余人，第二道减员9700余人，第三道减员8600余人，共22000余人；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暨湘江战役，红军减员3万多人。参见石仲泉《悲壮与沉思：惨烈的湘江之战》，《学习导报》2006年第9期，第59-60页。红军就是一座铁打的营盘，历经艰苦革命的考验，除去伤亡难以为继的外，意志坚定的留下来，薄弱的淘汰出去，最后到达陕北的，都是军队的精华。正如埃德加·斯诺所描述的，“在漫长的艰苦的征途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倒下，可是另外又有成千上万的人——农民、学徒、奴隶、国民党逃兵、工人、一切赤贫如洗的人们——参加进来充实了行列”。*[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81页。

二、搬家与减负

如前所述，红军长征初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红军带着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进行大搬家式的行动，因而行军迟缓，是导致长征前期作战不利，尤其是湘江惨败的主要原因，并认为这是当时中央“左倾”领导者退却中犯了逃跑主义错误的结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述：“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式的行动。红军带着许多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物资，形成一支很庞大、累赘的队伍，造成部队行动迟缓，对于行军打仗极为不利”；尤其是湘江战役中，“大部队因携带辎重过多，行动迟缓，尚未过江即遭到优势敌军的夹击……损失惨重”。(《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第383-384页。)日记记载的情况，与此传统认识有一定差距。

关于行军迟缓的原因，10月30日这天，赵镕一条短短的记述对此有较全面的阐述。赵镕记载，“前面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辎重过多，行动不便，且有强大敌人前堵后追，几面夹击，一、三军团任务繁重，故常堵塞去路，我们走在后面的部队只好等待”。*赵镕：《长征日记(1933年12月14日-1936年10月24日)》，第144页。显然，赵记述的原因有三个，而非仅仅一个。这三个原因，一是辎重过多，二是敌人的围堵和夹击，三是红军大部队行军造成的堵塞。

第一个原因，容后详述。

第二个原因自不待言。途中因敌围追堵截、战斗频仍，或被迫绕道而影响行军的情况，无可避免。此外，敌人的快速应对、新型战术、优势兵力和武器，不仅迟滞了红军的行军速度，而且给红军以致命威胁。如“交通清匪”政策，各省遍修公路、铁路；普遍建立保甲、保卫团和碉堡；数倍于红军的敌军围追堵截，飞机、大炮、装甲车在战场的大量使用，机枪在连排的普遍配置，等等。这些既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长征前期行军迟缓、作战频频失利的因素。

第三个原因，其他日记提供了佐证。陈伯钧10月25日记述：“是日与军团会合行军。因后方机关过多，所以更显得迟缓与混乱”；26日记述：“拂晓，过坪石……因一桥之阻，偌大部队无法通过。最后，由右侧弯过坏桥，才徒涉过去。过河后，部队十分紊乱，拥挤不通”；27日，“因部队过多，行进较迟”；31日，“是夜，本来很早就可到达目的地，但途中一节石壁十分崎岖，加之军团后方部队又从中插来，更加糟糕”，以至于该师37团于次日7时左右才到目的地。*陈伯钧：《陈伯钧日记(1933-1937年)》，第319、320、322页。红九军团司令部参谋处测绘员林伟10月31日记述，“因为前面大军麇集，走不出去，所以我军今天仍在这个四面山岗、人烟稀少的地方休息待命”,直到“下午7时又进入行军”。*林伟：《“战略骑兵”的足迹》，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44页。彭绍辉11月12日记述：“我们刚走过山坳，很多部队以四路五路到六路纵队拥挤在一条路上运动，加上下雨，道路泥泞且滑”，“行进至百丈岭时，遇红五军团，两支部队不分你我，肩并肩地走，……拥挤，混乱，深夜才到文明司”。*彭绍辉：《彭绍辉日记》，第44页。

事实上，从10月中旬长征开始到11月中旬为止，在近一个月中，红军都是在赣粤湘边界的南岭山脉中曲折穿行。此后，才得以进入湘南平原地带大踏步前进。*童小鹏11月13日记述：“出发经花树下到白石渡(五十里)。突破了三道封锁线。……连绵的大高山今天已始与之离别，霏霏的雨丝也已开始断绝，久在深山绵雨进行着的红色战士，此时格外的兴奋，忽而走入豁然开朗的地方，眼界都扩大了万倍”。林伟11月15日记述：“从今起我军已由山地进入了湘南广阔大平原行军。大军向西急进，每天行进上百里，忘记了疲劳和饥饿。部队边走边打，情绪之高昂，精神之紧张，为红军历来所罕见”。童小鹏：《军中日记(1933年-1936年)》，第105页；林伟：《“战略骑兵”的足迹》，第55页。山路不仅狭窄，而且崎岖不平，加上雨天泥泞、路滑，近十万大军一起出动所造成的拥堵，从而影响行军速度的情况，自然不应忽视。

行军迟缓，还有其他原因。如战时因敌情未明，决策耽搁时间；如等待掉队人员等，均不可避免，甚至常常发生。林伟11月17日记述，“因前面敌情还未搞清楚，同时我军昨天行军掉队的很多，部队十分疲惫，军团决定在此休息片刻，等待军委命令”，到“下午三时又奉命西进”。*林伟：《“战略骑兵”的足迹》，第56页。林是参谋部工作人员，其关于“敌情未明”而迟滞行军的记述无疑是可信的。这种情况也不应忽视。

由此可见，行动迟缓，是多个原因叠加导致的结果，而非仅仅“辎重过多”使然。

辎重过多，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会影响行军速度。但这是相对的，是相对于运输能力而言的。假使有足够优良的运输设备和人员，再多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辎重也不是问题。反之，再少的辎重，如无足够的运输能力，那也是一个累赘。辎重的多与少，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会影响行军的速度。对此应客观评估，不应夸大。并且，在当时情况下，中共中央和红军是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变、加以调整的。

以红九军团为例。据赵镕记述，部队刚刚出发几天的10月21日，军团就根据“部队已出苏区，沿途有土豪可打”等新情况，“将从苏区担来的食盐、大米大部分分给了沿途的穷人，这样，供给部减轻了400多担，行军就轻便多了”。*赵镕：《长征日记(1933年12月14日-1936年10月24日)》，第137页。11月5日，军团再次减负。“鉴于目前形势和部队连日行军极为疲劳的状况，军团决定再次减轻行装，将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包括文件、单据都清理出来，处理掉，一些可要可不要的东西坚决不要，尽力做到轻装前进，以求顺利通过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同一天林伟记述：“我军近日来连续日夜行军，甚为疲劳。军团今天再次命令继续减轻行装。我们处里又清理了一次文件箱，烧毁了沉重的文件，从五担减成三担。最后，我把携带的《共产主义ABC》、列宁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苏联步兵战斗条令》三本好书烧掉了。此外，在龙布补充的衬衣也减去了，现在只剩下一个小包袱，一个皮包，一把雨伞，轻便多了”。分别参见赵镕：《长征日记(1933年12月14日-1936年10月24日)》，第149页；林伟：《“战略骑兵”的足迹》，第47页。

1935年1月上中旬，供给部在贵州湄潭增加了许多新的物资，有筹集来的现款，有缴获维修的轻机枪、步枪、迫击炮，有没收来的布疋、棉花、烟土等。除增添21头牲口外，还给兵站和运输队增加了40多付担子。*赵镕：《长征日记(1933年12月14日-1936年10月24日)》，第213页。为减轻行军中的负担，1月31日，军团决定，“每人发给一元银洋作为零用钱。这样减去银洋13担，再抽出3匹骡子给收容队加强了收容队的力量”。*赵镕：《长征日记(1933年12月14日-1936年10月24日)》，第222页。

2月8日记述，根据中央决定，供给部在扎西(今威信)的麻河塘精简了物资，“奉命将我部保存着的缺少脚架的6挺重机枪，缺少底盘的4个迫击炮筒，缺少底火的38发八二迫击炮弹，暂时无法修理的87枝步枪和一些破旧刺刀、行军锅以及其他文件等等进行埋藏、毁掉处理”。赵还记述，“军委纵队今天在这一带也埋了许多笨重武器、器材和军用物品，销毁了不少文件”。*同一天，林伟记述：“军委纵队在这一带埋藏了许多笨重装备、器材”。分别参见赵镕：《长征日记(1933年12月14日-1936年10月24日)》，第226页；林伟：《“战略骑兵”的足迹》，第115页。

3月底，为了摆脱敌军围追堵截，中共中央决定脱离黔北，向南进军。同时决定红九军团暂留黔北地区活动，以迷惑和钳制尾追之敌。为落实中央指示，军团长罗炳辉与新任政治委员何长工召开干部会，采取了整编等措施。关于军需和军械，3月26日记述，“该发的就发放各连队，该清除的就清除，以便行动轻捷，应付裕如”。*赵镕：《长征日记(1933年12月14日-1936年10月24日)》，第256-257页。

4月16日，因在老木孔缴获甚多，又在瓢儿井筹了几千元现款，军团“为减轻供给部运输上的困难，决定每人发给云南镍币津贴费10元(折合大洋5元)”。*同一天林伟记述：“军团首长因老木孔胜利，瓢儿井筹款甚多，运输又不便，决定每人发给生活费十个云南半圆的银币”。分贝参见赵镕：《长征日记(1933年12月14日-1936年10月24日)》，第137页；林伟：《“战略骑兵”的足迹》，第160页。

不难看出，在长征的前半年中，为适应战时环境变化，红九军团多次对自身进行了减负。既然红九军团可以灵活减负，其他军团也可以做到，当时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同样可以做到。

除此之外，辎重的多与少，也是相对于需求而言的。从当时的角度看，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辎重，都是苏区不容易到手的宝贝。中共中央战略转移的最初目的，是赴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创造新的根据地，这些机器无疑都用得着，带着它们上路是有长远考虑的。并且，对于近十万大军来说，这些辎重，真算不上十分严重的问题。另外，如果说湘江战役前没有处理掉这些辎重，是一个问题。那么此后，军委纵队接着带着这些笨重辎重四渡赤水、转战黔川滇边界，直到1935年1月底和2月初才在赤水河*萧锋1月30日记述，红军在中央苏区缴获的重机枪、大炮、印刷机和X光机，以及部队多余的枪支等，都在桥西附近丢入赤水河。萧锋：《长征日记》，第53页。和扎西一带加以处理，那又算是什么问题呢？回过头想想，当时中共中央带着适当的辎重行军，其实都在情理之中，不可一概加以否定。

传统的认识无疑过分夸大了辎重因素，目的是为了得出当时的中共中央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这一结论。但平心而论，真正的“逃跑主义”一定是保命第一，带着细软，轻装前进，而绝不会带着笨重家什，大搬家式地趑趄而行。

三、空袭与防空

飞机是20世纪发明并投入战场的新式武器。早在对中央苏区的多次“围剿”中，国民党军就调集年轻的空军进行“协剿”，数百架飞机在第五次“围剿”中发挥了一定作用。长征途中，国民党的飞机如影随行，日夜追踪着这支长途跋涉的队伍。飞机，因而是红军日记中高频度出现的词汇之一。然而，长期以来，国民党空军与红军长征的关系，却没有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

长征初期，国民党一面急于搞清楚红军的去向和路线，一面企图实现消灭红军的既定目标。因而，这段时期，不管晴天还是雨天，飞机从南昌、衡阳、曲江、全州、桂林等机场频频起飞，充当侦察红军去向的先锋。1934年10月19日，赵镕记述：“敌机侵扰了5次”；26日，虽然整天淫雨霏霏，“但敌机仍不放过我们，终日不断前来扰乱”。*赵镕：《长征日记(1933年12月14日-1936年10月24日)》，第136、141页。11月2日，彭绍辉记述：“敌机来骚扰两次”；16日，“敌机几次盘旋侦察，骚扰”；23日，“敌机数次来骚扰”；30日，“敌机几次来骚扰”。*彭绍辉：《彭绍辉日记》，第42、45、47-48页。

在军事侦察的同时，敌机不失时机地对红军进行空袭。1934年10月18日，“敌机10余架在梅林江以西轰炸”;11月15日，“敌机十来架整天沿途扰乱，有时低空扫射，有时投弹”。*赵镕：《长征日记(1933年12月14日-1936年10月24日)》，第135、159页。11月1日，“敌机约十多架，沿途袭击我们，扔了不少二百磅的炸弹”；12日，“敌机十余架，今天狂炸了宜章附近，并整日在粤汉线上盘旋窥察我军动向”。*林伟：《“战略骑兵”的足迹》，第44、53页。

空袭对红军的打击不小。炸死炸伤几人的现象司空见惯，死伤几十人的情况仅见数例。1934年10月19日，“沿途敌机盘旋扫射，九连遭突袭，有九名战士伤亡，赤卫队将他们抬回苏区于都县去了”；1935年1月8日，在贵州湄潭，“敌机仍然不断空袭，乱扫乱炸，我们宣传队又有两名战士被炸伤”；28日，“途中遭敌机扫射，伤亡五人”。*萧锋：《长征日记》，第4、46、51页。3月5日，遭遇3架敌机轰炸，因处置不妥，“伤亡连保卫队在内六十人以上”。*童小鹏：《军中日记(1933年-1936年)》，第121页。4月4日，陈伯钧记述，由新铺子经长田到大石板，“后方部队之卫生部及卅七团，被敌机炸伤十余人”；4月24日，敌机四架在云南沙寨一带轰炸与侦察，我后方部队被炸伤十余人；5月17日，“敌机在小高桥炸伤我工炮连战士二十一名，亡三人”；5月21日，“卅七团……在礼州附近被敌机发觉，掷弹六枚，死伤十余人”。*陈伯钧：《陈伯钧日记(1933-1937年)》，第383、389、398、400页10月11日，行军途中被敌机发现轰炸，“因我防空动作和伪装不注意，行军纪律很差，伤亡五十余名”。*彭绍辉：《彭绍辉日记》，第85页。

对于空袭对象来说，每一次受袭，都伴随着莫名的恐惧。陈伯钧亲见一次敌机来临时，部队的“行李担子丢得到处都是”。*陈伯钧：《陈伯钧日记(1933-1937年)》，第374页。可见人们躲避飞机时的慌张程度！而赵镕则留下了纵队司令员倪志亮在百丈作战中，因躲避飞机轰炸使部队遭受损失，而受到撤职处分的记载。*赵镕：《长征日记(1933年12月14日-1936年10月24日)》，第411页。

敌机还常常散发传单，对红军实施心理战。长征开始不久的1934年11月15日，在麻田镇，十来架敌机在空袭的同时，散发了很多小传单，说他们已经占领了瑞金。*赵镕：《长征日记(1933年12月14日-1936年10月24日)》，第159页；林伟：《“战略骑兵”的足迹》，第55页。11月26日，在石塘坝，敌机多架不仅整天轰炸和扫射，而且散发传单。*赵镕：《长征日记(1933年12月14日-1936年10月24日)》，第168页；林伟：《“战略骑兵”的足迹》，第62页。

利用心理战企图瓦解红军军心，效果到底如何？似缺乏实证材料。但是频繁出动的敌机确实迟滞了红军的行动。1934年11月12日，赵镕记述，在湖南花坪，“沿途敌机几次袭扰，我们多次隐蔽，弄得人困马乏”。*赵镕：《长征日记(1933年12月14日-1936年10月24日)》，第156页。11月15日，童小鹏感叹，“敌机数架盘旋时许，这又是晴天行军的障碍也”。*童小鹏：《军中日记(1933年-1936年)》，第105页。11月30日，由文市到石塘圩，拂晓“行未三里，敌机来扰，前面亦走不动，结果迟延时间过久”。*陈伯钧：《陈伯钧日记(1933-1937年)》，第336页。12月2日，彭绍辉记述，“敌机来侦察和轰炸数次，对我之运动妨碍极大”。*彭绍辉：《彭绍辉日记》，第49页。1935年5月6日，萧锋抱怨：“路实在难走，敌机又在不时地扫射，一天功夫才走几十里”。*萧锋：《长征日记》，第88页。5月10日，由平山经张官冲到仙人洞，沿途因飞机扰乱，“迟迟不能前进。到张官冲已天黑。继由张官冲到仙人洞，已是次日一时了”；11日，由仙人洞到观音桥，“集合时因敌机扰乱，延迟半时许”。*陈伯钧：《陈伯钧日记(1933-1937年)》，第336、395-396页。10月7日，在榜罗镇，“由于一路敌机扰乱，耽搁了二三小时”。*林伟：《“战略骑兵”的足迹》，第276页。

1934年12月中旬，红军进入黔东南之后，蒋介石忙于调兵遣将，进行新的围追堵截，空袭曾一度进入休眠期。从1935年1月下旬红军四渡赤水开始，到夏天红军翻雪山、过草地之前，又是敌机非常活跃的时期。翻阅红军的日记，不难得出这个总体印象。

国民党不仅利用飞机进行侦察和空袭、散发传单进行心理战，当双方发生较大规模的会战时，更是频频出动飞机助战，企图借助空军优势，给红军以致命一击。如湘江战役中红军本想夺取全州城，不想数万敌军反而从城中冲出，敌机随军出动，猛烈反攻。1934年12月2日,萧锋记述，“数十架飞机低飞乱轰，我军被迫全线撤退下来，连全州是个什么样子都没有看到”。*萧锋：《长征日记》，第26页。赵镕和林伟12月1日记述，从桂林北上的广西军数万人已过兴化，敌机20余架配合，前来轮番轰炸扫射；1935年6月13日，在小山坳，九团与邛崃山追来的川军对战约三小时，川军还派来了飞机轰炸。*赵镕：《长征日记(1933年12月14日-1936年10月24日)》，第173、314页；林伟：《“战略骑兵”的足迹》，第66、202页。1935年11月百丈战役中，赵镕11月12日记述,“敌人不断向百丈、黑竹关……周围增加兵力，并利用飞机、大炮掩护，……对我百丈之线形成半包围之势，加上10几架飞机轮番轰炸，致使我百丈全线战斗无进展”；22日记述，“这两天百丈前沿的战斗，是我红军自南下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敌人有大量的飞机大炮助战，形势对我极为不利”。*赵镕：《长征日记(1933年12月14日-1936年10月24日)》，第397、398页。

从情感上说，对于甩不脱、蚂蟥式的敌机，广大红军指战员和战士无疑是害怕的、痛恨的、讨厌的。1934年10月25日，萧锋记述，在广东省南雄县境，“上午遭四架敌机轰炸，三连伤三人，死四人。战士直骂蒋介石”；11月10日，“敌人的飞机像蚊子一样，每天都有八九十架次，真讨厌”；11日，“途中遭敌机扫射，我团伤亡八个同志，大家恨透了蒋介石”；12月31日，因“上级布置强渡乌江”，“敌机炸来炸去，我们也不管，一个劲地走。大家边走边骂蒋介石，害得我们连过个元旦都没有时间”。*萧锋：《长征日记》，第6、13、14、42页。没有敌机跟踪的日子，广大红军指战员和战士心中都为之一松。1935年4月14日，童小鹏记述：白天休息，夜晚行军，“路平，月亮大，夜晚走路倒是有趣，既无酷热侵人，又无敌机捣乱，只可惜打瞌睡还是一件讨厌的事情”。*童小鹏：《军中日记(1933年-1936年)》，第130页。

当然，红军不可能仅仅被动挨打。在长期的行军作战中，红军积累了一套防空的办法。如选择夜晚行军。陈伯钧的日记中，1934年整个10月中下旬，几乎都是夜行军的记录。赖传珠日记中，长征初期夜行军的记录也不少。10月17日，“夜出发到达黎板桥”；18日，“下午5时出发到乱石圩”；10月23日，“继续追至距安息圩5里之地待机，当夜行动”；25日，“上午到寺前休息半天，当夜行动”；11月7日，“一团及直属队摸夜路，遍山蜿蜒火把行军”。*沈阳军区《赖传珠日记》整理编辑领导小组：《赖传珠日记》，第3、4、5页。如发现敌机立即吹响防空号，利用就近树林或草丛隐蔽，折树枝做防空帽、挖防空洞等。1934年10月19日，赵镕记述，在安远茶梓圩，敌机来时，“只听得一声防空号响，指战员们都敏捷地蹲在树下不动，并将骡马迁到杂草从中，迅速用树枝、草捆遮盖起来。敌机盘旋两周未发现目标，向西北方向飞去。一天之内，就这样，敌机侵扰了5次”；12月3日，在苗山，“恐被敌飞机发现目标，故加强了防空措施。……整理防空帽”。*赵镕：《长征日记(1933年12月14日-1936年10月24日)》，第136、177页。同一天，林伟见到“董老(指董必武，笔者注)、徐老(指徐特立，笔者注)、还有白发苍苍的林老(指林伯渠，笔者注)，……头戴防空帽随军前行”；1935年3月11日，“白天敌机前来数次，……我军团大部都在这个高山上疏散隐蔽休息”；4月26日，在云南利坝，“我军沿通往宣威的新公路上北进。这一带都是平原，马路宽平。为了防空，部队顺着路旁的大树下行进”。*林伟：《“战略骑兵”的足迹》，第68、132、166页。1935年2月5日，攻打赤水时，“遇敌机袭击，山高林多，战士、干部们隐蔽在山上休息”；7月10日，“到毛尔盖宿营。左权参谋长通过管理科通知各部队，……要警惕敌机的空袭，挖好防空洞”。*萧锋：《长征日记》，第55、78、116页。

在敌机活动频繁的时期，红军则干脆整日上山或找隐蔽处“躲飞机”。1934年11月23日，陈伯钧记述，下灌、红岭之线，“飞机来此盘旋，即令各团队至野绿丛中隐蔽”；1935年3月8日，“因近日敌机活动频繁，所以我也同大家一起去山上躲飞机，晒太阳”；3月12日，“午间敌机来此，乱掷弹十余枚。下午，去附近水沟处隐蔽，睡了一觉”。*陈伯钧：《陈伯钧日记(1933-1937年)》，第332、373、375页。

这些防空的办法，常常在部队中传授，或在红军大学课堂中加以讲授，并组织学生进行防空演习。1935年4月26日，赵镕记述，在云南利坝，“鉴于敌机复又活跃起来，且我又多路在公路上行进，有加强防空的必要，昨晚我供给部专门召集了各单位会议，布置了防空注意事项，今天人马伪装比昨天强多了”。*赵镕：《长征日记(1933年12月14日-1936年10月24日)》，第280页。9月26日，任红军大学教员的陈伯钧记述，“上午在讲堂讲连的进攻及防空”；11月17日，“上午由驻地向小寨演习行军中的防空”。*陈伯钧：《陈伯钧日记(1933-1937年)》，第465、486页。

对于空袭的飞机，红军战士往往能指出哪架是德制的，哪架是法制的，它们携带的炸弹是大是小、可不可怕等。

这些防空办法，当然都是消极的。虽然不能获得击落敌机的快感，但常常使得敌机“哀鸣而去”！

苦于武器不良，红军常常无法主动回击，致使敌机处处耀武扬威、骄横无比。1934年10月21日，赵镕记述，在安远版石圩，上午“6架敌机沿公路低飞”；同一天，林伟记述，“十一时许，有敌机六架，沿公路树梢低飞”。*赵镕：《长征日记(1933年12月14日-1936年10月24日)》，第138页；林伟：《“战略骑兵”的足迹》，第38页。1935年4月25日，在云南源头，林伟记述，“下午有法制黑色单引擎的轰炸机来侦察轰炸，飞机飞得很低，在树梢上空掠过，投下不少重磅炸弹”；4月27日，在云南丰坝，“敌机活动猖獗，整日不断前来侦察轰炸，飞得很低，几乎都在树梢上掠过”。*林伟：《“战略骑兵”的足迹》，第165、166页。

鉴于敌机的威胁，长征中的红军已开始建立起机枪高射连，利用并抓住敌机轻视的心理，给予狠狠的打击。1934年11月19日，在湖南道县，一架敌机为红一军团2师击落。第二年3月中旬，在贵州茅台镇，一架敌机被红3军团的高射连打中坠毁。对于这样的惊人战绩，日记当然不会漏过不载。赵镕记述，“出发时得悉我红一军团二师已胜利渡过潇水，占领了湘、桂边境的要地——道州，并击落敌机1架。总政治部还将此捷报印成小传单”。*赵镕：《长征日记(1933年12月14日-1936年10月24日)》，第161-162页。在贵州茅台镇击落敌机的情况，赵镕3月17日记述：“据说昨天下午3时左右，有敌机5架飞到茅台上空轰炸扫射，被我三军团的高射炮连打中一架，坠入河西地区”。*赵镕：《长征日记(1933年12月14日-1936年10月24日)》，第248页。林伟3月12日记述，“下午三时许，敌机五架来扰，有一架轰炸机在茅台镇附近低飞时，为我三军团高射连击中起火燃烧，堕入河西远处敌军地区”；第二天虽是晴天，“因昨日敌机被我击落，所以今天整日不敢飞来了”。*林伟：《“战略骑兵”的足迹》，第133-134页。陈伯钧3月18日记载，“午后，敌机一架在茅台下游被我军委防空连击落”。*陈伯钧：《陈伯钧日记(1933-1937年)》，第377页。关于第二架飞机被击落的时间，尽管赵镕、林伟、陈伯钧三人记载不同，但3月中旬击落敌机一事当无疑问。

长征期间国共之间的空袭与防空，充斥着军事上的不对等。然而，正是这种不对等，充分说明了武器并不是最终决胜的砝码，而是智慧、信念和民心！

四、结论

综上所述，以红一方面军论，红军日记揭示的长征，与目前社会各界定格中的长征，在某些方面无疑有着明显的差异。

其一，整个长征途中，红军交替上演着减员与扩红的变奏曲。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并未损失5万多人。实际上，从长征开始，受多种原因的影响，红军就不断减员。减员以突破前四道封锁线为多，尤以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暨湘江战役为最多。当然，有减员，也有增员(扩红)。只不过，扩红较少，减员更多。最后到达陕北的，都是军队的精华。

其二，辎重过多、大搬家式的行动导致长征初期(包括湘江战役)作战不利，这一学界主流观点显系夸大了辎重过多这一因素。实际上，长征初期红军行动迟缓，还有敌人的围堵和夹击、山路崎岖狭窄、雨天泥泞路滑、红军大部队行军造成的堵塞、因敌情未明决策耽搁时间、等待掉队人员等多种因素，非仅仅辎重过多使然。并且，辎重过多的问题，在当时情况下，中共中央和红军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加以调整。事实上，在长征前半年中，红军就多次适时减负。研读红军日记，不能不说，上述主流观点实系当年党内斗争的政治结论，而非符合历史事实的学术观点。

其三，长征途中，丰富多彩的国共间的空袭与防空，为学界所忽视。从时间上看，长征初期，国民党急于搞清楚红军的去向和路线，并进行空袭，飞机出动频繁；红军进入黔东南之后，空袭曾一度进入休眠期；从四渡赤水开始到1935年夏红军翻雪山、过草地之前，又是敌机非常活跃的时期。从内容上看，国民党利用绝对的制空权，不仅经常对进行中的红军进行空袭，而且频频出动飞机协助大规模的会战，还常常散发传单对红军实施心理战。对红军而言，敌军的空袭是恐怖的、厌恶的，不仅炸死炸伤我红军官兵，而且常常迟滞红军的行动。在长期的行军作战中，红军积累了一套防空的办法，既在部队中传授，也在红军大学课堂中加以讲授。消极的防空，常使得敌机“哀鸣而去”；积极的防空，则击落过几架敌机。在某种程度上说，空袭与防空，既是红军长征军事史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红军长征社会生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加以注意的是，和使用其他任何史料一样，对于红军日记这一“私人”记载，当保持足够的“戒心”，善加鉴别使用。如萧锋日记，到目前为止，共出版了4次，期间多次修订。据其第一次再版“前言”交代，曾“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核实和修订”；而据其女儿记述，延安时期，萧锋曾利用3个月的时间，“对日记中记载的战役、事件一一进行补充和调整”。*萧锋：《长征日记》，“前言”第4页、“正文”第235页。作者当然有修订的权利和自由，但使用者当牢记，事后修订、补充和调整的日记，与真正意义上的日记已有一定的距离。林伟的日记同样存在这种情况，其第一版以《“战略骑兵”的足迹》出版，2006年又以《一位老红军的长征日记》再版。与第一版相较，第二版有的地方语句有所调整，有的地方则增加了内容。*例如，1934年11月15日，林伟记述：“清早就行动，从今起我军已由山地进入了湘南广阔大平原上行军。大军向西急进，人变成像机器一样，每天上百里的行进，忘记了疲劳和饥饿。边走边打，情绪之高昂，精神之紧张，为红军历来所罕见”。与第一版相比，增加了“上”、“人变成像机器一样”，删除了“部队(边走边打)”两字，将“每天行进上百里”改成了“每天上百里的行进”。关于湖南道县击落敌机的情况，第一版没有记载，再版时记述：“在冯村休息时接到军委电，我一军团二师渡过潇水占领湘桂边要地——道州，并击落敌机一架。政治部油印了捷报在部队先头散发”。与第一版相比，增加了“并击落敌机一架”、“先头”等语句，显系参考赵镕日记后补充的结果。分别参见林伟《“战略骑兵”的足迹》，第55、57页；《一位老红军的长征日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52、54页。再如赵镕和林伟，两人均为红九军团机关人员，日记中记载有相似之处，自可理解，但若多处叙述结构和语气高度雷同，自必一人参考另一人日记修订的结果。相对而言，林伟日记出版于前，赵镕日记出版于后，前者的可信度无疑比后者高。在战火纷飞的岁月，言简意赅、惜墨如金的日记，内容虽不多，但可信度高。赖传珠日记就是典型。一般说来，若使用同一作者的红军日记时，最好使用最早的版本；若不同作者的日记对同一事记载大致相同，则最好使用较早版本的记载。不同日记和其他资料相互参照、考订，可以更好地还原历史。

本文只是简略地利用红军日记，在减员与扩红、搬家与减负、空袭与防空三个问题上初步揭示了不同于以往关于长征的某些认识。笔者相信，对红军日记善加利用，不仅可以丰富关于长征路线、战役、纪律、后勤、妇女、党内分歧、群众工作、宣传与动员、少数民族工作等传统内容的研究，而且可以开辟红军长征防空史、医疗史、社会生活史、心态史和观念史、沿途地方社会经济史等许多新的研究领域。笔者更相信，红军长征是在极其复杂的历史场景中展开的，其面相无疑是丰富多彩的、包罗万象的，只有系统使用包括日记在内的各种史料，并加以综合考察，才有可能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相，并深化我们对于红军长征史的认识。

责任编辑：戴利朝

Out of Phase: the Long March Revealed From the Red Army Diaries

You Haihua

The Long March is a magnificent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history of the army. It is also a vivid portrayal of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 a long time, all circles of society's understandings towards it seem to have already been stereotyped. However,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some fact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understanding through carefully reading the first front Red Army officers and soldiers' diaries about the Long March. For instance, the Red Army has not lost more than 50 thousand soldiers in the battle of Xiangjiang; the personnel reduction and expansion carried out alternately during the Long March; the troop marched slowly at the early stage not just because of the reason--"too much baggage". For baggage,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Red Army could adjust flexibly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at that time. However, the rich and colorful air strikes and air defenses between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n the Long March were ignor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s. Obviously, only by systematically using and comprehensively surveying all kind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including diaries, can we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the Long March; the Red Army diaries; the first front Red Army

10.16623/j.cnki.36-1341/c.2017.03.004

游海华，男，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浙江杭州 31001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南区域社会史研究——以闽粤赣皖浙毗连地区的国统区为例”(10CZS022);中共中央宣传部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项目之首批启动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16KZD011)子项目“华南抗日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