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



对创建赣南闽西苏区的思考

金冲及

如何辩证、逻辑地说清楚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这一历史变动，对中共当时必须坚决反对“左”倾盲动主义、又应当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作出统一的解释和理解，涉及到科学认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正确回答和找到中国革命前途和出路的重大问题。文章从双方力量对比的全局考察、创建根据地的地域选择、军事工作和民众运动、建立政权和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党内的一场大争论等五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和分析，说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在实践的探索中一步一步形成的，创建赣南闽西苏区的实践和探索，是这个过程在初期阶段的真实记录。

历史变动；毛泽东；创建；赣南闽西苏区；道路探索

二十多年前，胡绳同志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对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交接处提出一个问题：当时中国共产党着重地提出反对“左”倾盲动主义，不久又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怎样对这两个方面作出统一的解释和说明？

他提出这个问题，目的自然为了提醒我们在分析历史的大变动时，不要在强调事情的一个方面时，忽略同时存在的另一个方面，把两者割裂以至对立，那样就不能把复杂问题说清楚，还会造成逻辑上的混乱。

经过他的提醒，这本书编写时注意了这个问题。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毕竟是一本简明读本，不可能就此展开过多的论述。二十多年过去了，他提出的这个问题一直还盘旋在我脑中，总想再多说几句，也可以求教于更多的研究者。

一、双方力量对比的全局考察

当时提出反对“左”倾盲动主义是正确的，因为它符合客观实际；又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是正确的，因为它也符合客观实际。事情本来就同时存在这两个方面。

作出重大决策时，正确判断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极为重要。《孙子兵法》有一句传诵千古的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只凭主观愿望和热情去蛮干，没有不失败的。客观实际异常复杂，常常包含许多不同侧面，如果不能作出恰如其分的具体分析，只看到双方有利或不利的某一方面，贸然行动，也没有不失败的。客观实际总在不断变动中，有利和不利常在不断改变以至相互转化，不是一次观察就能了事。这更要求领导者敏锐地及时察觉，抓住机遇，调整自己的部署，才能做到“百战不殆”。

我们现在来具体考察一下大革命失败后国共双方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主要力量放在群众运动方面，除叶挺独立团外几乎没有掌握军队，也没有掌握政权。当国共关系突然破裂时，国内政治局势陡然逆转，革命力量遭受近乎摧毁性的打击。据中共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人26000多人。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在许多地方被打散了。中共中央在1927年11月发布的“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的中央通告中写道：“武汉反动至今，由五万而降至不及两万。不及两万的党员中，积极的分子至多不过五分之一，而且多半是在那里无计划的无组织的执行个人的英勇斗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34页。各地的工会和农民协会到处被查禁或解散。社会上不少人以为共产党已经失败，再也翻不过身来。中国革命从高潮转入低潮，已成为冷酷的事实。

革命是否已经转入低潮，需要从国共双方当时实际状况来分析和作综合考察。

国民党的力量这时明显得到增强。尽管内部也出现倾轧和冲突，但北伐军在1928年6月先后进入北京和天津，原来隶属或依附北洋军阀势力的旧军队和政客们纷纷投入国民党。退处东北的张学良不久也声明：“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张学良文集》(1)，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页。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历史从此结束。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在形式上已经实现全国的统一。它得到西方列强的承认和支持，也增强了它的力量。

应该承认，南京政府成立初期，确实有过一段相对稳定的局面。国内不少人曾对他抱有期待。他们以为，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后，有可能给中国带来和平与统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它有几个原因：第一，中国国民党是孙中山创立的，它以往的革命历史在民众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孙中山提出的革命三民主义，主张民族独立、民主和民生幸福，得到许多人的认同。南京政府继续打着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旗号，使不少人在一段时间内对它抱有希望。它在革命的旗帜下同民众痛恨的北洋军阀打过仗，把它打败，对群众也有相当大的影响。这是不能忽视的。第二，取得名义上的全国统一后，已延续十多年的军阀混战在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前暂时停息下来，一些重要铁路相继通车，国内市场活跃起来，民族工商业一度取得明显发展。从15家主要纱厂的纯利来看，1928年的增长率从上年的6.8%猛增至17.5%，1929年更达到22.3%，而下一年起便大幅度下降了。*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这使不少人一度很高兴，以为看到了希望。社会秩序一时显得相对平稳。第三，北伐结束时，南京政府的军事力量有了很大扩充。据国民党方面的统计材料：“民国十七年7月，国内陆军隶属于国民革命军旗帜之下者，多达二百二十万之众”，其中直接由蒋介石统率的第一集团军为数五十万以上，“不隶属国民革命军旗帜的，是张学良所统东北军，占辽、吉、黑、热，为数亦约三十万。”*(台北)刘凤翰：《战前的陆军整编》，“国防部”史政编译室2002年版，第2、3页。

事实无情地说明，中国革命已处于低谷，反动力量大大超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间内双方力量对比中的实际情况。

再来看革命力量方面的情况。

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了挽救党和革命，党先后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6页。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严酷状况下，应该怎样“继续战斗”呢？并没有现成的办法，只能在实践中独立地探索，这中间难以避免经过某些曲折。这时，在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写道：“革命虽然受着屡次很大的损失，而中国劳动民众革命运动的力量不但还有很多很多没有用尽，而且现在刚在重新爆发革命斗争的高潮。”“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现在虽还没有到总暴动的时刻，而党的任务却正在于努力鼓动各地城乡革命的高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52、453、458页。

在中共中央和各地领导的工作部署和指导中，充满着“进攻”、“高潮”、“总暴动”这一类提法，而那些从实际出发提出的一些正确主张动不动被斥为“右倾”、怯懦和动摇，导致巨大的损失。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自然是重要因素，但根本的原因还要从中国共产党自身来找寻。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大革命的失败只有六年，它的领导人大多还很年轻，社会经验和政治经验还不多。他们有着满腔的革命热情和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而对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缺乏认识。他们刚刚经历过来的波澜壮阔的大革命突然遭受那样惨重的失败，他们一时还不能深刻地理解它，而是急于改变现状。国民党当局的血腥屠杀政策、无数战友的壮烈牺牲，还有一些人的动摇、退缩以至叛变，都激起他们难以遏制的愤怒和憎恨，进行近乎拼命的蛮干。他们不顾主客观条件，只要哪里还留有一点革命力量，就要求这些地方组织暴动，而且认为必须主要是工农民众的暴动。亲历其境的李立三1928年6月23日在中共六大发言中说：“革命遭受了失败，很多的工人遭受屠杀或失业，大多数的群众因疲倦而要休息，但一部分积极分子是不能忍耐的，而走群众前面去了，这就是盲动主义与强迫罢工的来源。”这个分析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评论历史事件的是非，不仅要看当事人怎么说的，更重要是要看他们是怎样做的。“左”倾盲动主义的后果是什么？还是看看事实。可以举两个情况并不完全相同而都失败的事件为例：一个是江苏无锡和宜兴的暴动，一个是广东海陆丰根据地的失败。有这两个事例作参照和比较，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井冈山斗争和赣南、闽西等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创建是多么不易，也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

无锡和宜兴都在南京附近的江南地区，国民党当局在这一带驻有重兵，交通又十分便捷，可以很快调集重兵。“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国民党当局决不会容忍在这个地区发生暴动。共产党组织和工农运动的基础在这里又都很薄弱，暴动的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

1927年10月中旬，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召开“江南农民暴动行动委员会”会议，确定宜兴、无锡等地要在最短期间内发动农民暴动。国民党当局在宜兴本来并未驻军。11月1日，宜兴在省委特派员万益领导下，两千多农民进城，突然冲入县署和公安局，获枪十余支，释放监狱中的囚犯，镇压土豪劣绅四名，控制县城二十多小时。中共江苏省委第二天就致信宜兴：“宜兴一个地方的暴动，应该是掀起江南农民暴动的导火线，客观上全国、全江苏的农民都是需要暴动的。你们决不会孤立。只要你们注意你们的行动是群众的，是彻底走向土地革命的，不是简单几个人的动作，不是一种军事投机，一定有几千几十万的群众，几县几十县的农民随着你们起来，祝你们努力，祝你们成功！”*《中共江苏省委给宜兴的信》(1927年11月2日)，《无锡革命史料选辑》第3辑，第21页。中共中央也致信江苏省委：宜兴已起来，各县即应速起响应。这样的狂热，离客观实际实在太远。

宜兴暴动震惊了南京政府，南京政府随即命令驻在京沪一带的由黔军、赣军组成的第十三军派兵两营向宜兴开来。暴动的农民缺乏组织，绝大部分在第二天已离城回家。领导暴动的万益等率暴动的基干队伍100多人撤出县城，遭到商团和税警队堵截，队伍被打散，万益被捕后英勇牺牲。宜兴暴动失败。

无锡和宜兴是近邻。它是京沪铁路上的重要工业城市，国民党当局对它比对宜兴要重视得多。北伐军第十四军的军部原来就驻在无锡城内。中国共产党在无锡的力量比宜兴大得多，到1927年8月底，已有党员400余人。党的力量主要在无锡四郊的农村，农民协会共有会员3万多人，在郊区农村中享有很大的声势和权力，但在城市中力量很薄弱。1927年10月23日起，城区党组织接连遭到破坏，县委书记王津民、工运部长张杏春等同时被捕，城区机关相继被破获。为了准备无锡暴动，中央农委负责人王若飞派徐文雅(徐彬如)到无锡，见到江苏省委特派员、无锡农民革命军总司令、暴动的具体指挥者杭果人。徐文雅回忆杭果人当时对他说，“在无锡组织暴动是可以的，但准备工作做得不够。无锡是京沪线上的重镇，乡下虽然没有敌人驻军，可是城里敌人的军队几个小时就可来到，敌人决不允许在他们眼皮底下搞暴动。因此，暴动的前途是不堪设想的。”*杭果人、过望春：《无锡农民秋收起义的回忆》，《无锡革命史料选辑》第3辑，第93、94页。杭果人把他感到的困难向王若飞说了。他回忆王若飞给他的回答：“攻占城市，建立人民政权，原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如何会没有困难？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有信心，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徐彬如：《六十年历史风云纪实》，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8、29页。经江苏省委批准，无锡暴动的计划规定：在宜兴起义后一星期左右，无锡也发动起义；先从农村着手，组织无锡农民革命军，建立农民武装；占领农村后，立即进攻无锡城。

11月9日晚，在无锡农民革命总司令部统一命令下，东北乡一万多农民革命军发动武装暴动。他们的武器从手枪、军刀到锄、耙、木棍都有。二小时内占领村镇13个。一些地主豪绅的住房、仓厅被捣毁，田单、契约、租簿、借据等被焚毁。但由于事情走漏风声，对方已有准备；农民仓促集合起来，缺乏组织和训练，暴动队伍到第二天早晨起来大多渐渐散去，国民党驻军和水巡队等进入重要村镇搜索。县委负责人和暴动领袖很多被杀，暴动难以坚持下去，就这样结束了。徐文雅、杭果人回到上海，参加中央负责人召开的会议。徐文雅回忆道：“会上发生了争执，瞿秋白批评我们不该逃跑，骂我们右倾。杭果人和我则认为发动这次暴动就是盲动。瞿秋白责问我，那里有没有群众。我说有。他又问：群众是不是拿着武器？我说是。他说有这两条就不是盲动。我不服，还要争下去。邓中夏怕我再争下去会被开除，就把我拉到一边，劝我不要再争，并要我第二天到他那里工作。”杭果人以后总结无锡暴动失败的教训，说了三条：“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有些领导存在对敌人估计过于强大，产生恐惧和指挥不力；也有一些领导人，对自己力量估计过高，轻视敌人，未能先行夺取必要的武器，致使广大农民发动起来后不能持久，对革命带来莫大的损失。”“其次是全国反革命气焰嚣张，敌我力量相差过大。计划中的城市工作部分，由于县委机关被破坏，县委书记、工运部长都被逮捕，城市的配合工作完全失去了领导，形成孤军作战。”“第三，我们在军事上缺少经验，……当时的形势是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而我们仍然只有四支木壳枪和一支步枪，如何攻城？如何持久？都是迫切需要解决而又一时难以获得解决的问题。由于上述原因，使无锡农民秋收起义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杭果人、过望春：《无锡农民秋收起义的回忆》，《无锡革命史料选辑》第3辑，第99、100页。

海陆丰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它地处粤东的惠州和汕头之间，南临大海，西北有莲花山脉，居民百万以上。这个地区和宜兴、无锡的很大不同，最重要的在于党的组织和农民运动有着较好的基础。二十年代初，海丰籍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领导人彭湃从日本留学回乡，积极发动有组织的反抗地主豪绅的农民斗争。1923年，海丰和陆丰先后成立县总农会，这是全国最先成立的县级农会。三年后，农会会员发展到近26万人，并组织起武装农军，是国内农民运动最早且最发达的地方。

1927年4月15日，广东当局发动反共政变。广东的国民党军事力量是很强大的。海陆丰的农军虽有一些武器，但比较简陋，又是不脱离生产的，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动起义，一度占领两县县城，但在当局武力镇压下失败了。不久，李济深和从武汉南下的张发奎部发生大规模冲突，占领海陆丰的国民党军队三个团北调，留下的兵力空虚。这是一个机会。中共东江特委决定再度在海陆丰发动武装起义。“经过数月的经验，深知不是一发动就可以驱逐或消灭敌人”，决定“还在斗争的乡村继续并且扩大争斗”，“进一步则进攻势力比较弱点的陆丰敌人”。这样先收复了陆丰，海丰的国民党军队随后也被迫撤走了。收复这两个县城后，“政权的性质已比前次进步了。前次是所谓县人民政府，这一回是工农的独裁。各区乡农会宣布接收区乡政权，两县则由各团体产生临时政府。”很大的缺点是：虽然“临时县革命政府一成立即宣布没收土地，交县农会去分配给无地农民，可是没有一点切实的办法，农民虽然听到的，仍然得不到土地”。*《海陆丰苏维埃》，《海陆丰革命史料》第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120页。因此，群众没有能充分发动起来。这时得知国民党方面大军将到，农民严重缺乏弹药，只能退出县城。这是第二次挫折，但实力没有受很大损失。

这年10月初，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东江失败。叶挺部第二十四师的团长董朗率余部1000多人开到陆丰，同中共东江特委取得联系，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四团，以后扩编为红二师，使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有了一支正规的主力队伍。这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奉命兼任东江特委书记，前来指导海陆丰的斗争，而国民党在广东的两大势力李济深和张发奎在10月底发生公开冲突，没有力量顾及海陆丰地区，这是十分有利的时机。于是，彭湃发布举行海陆丰第三次起义的命令，董朗部和当地农军协同作战，重新占领海丰、陆丰县城和两县大部分区乡。11月13日和18日起，陆丰和海丰分别召开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用差额选举的办法产生两县苏维埃政府。彭湃在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说：“土地革命，是共产党目前的第一件要紧的工作。”他要求：“大家起来打倒反革命政府，打倒反动军队！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把一切契约烧掉！把田坣可以铲去者铲去！这样农民才得着真正的利益。”*《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1页。大会还通过了《没收土地案》《取消苛捐杂税案》等决议案。“彭湃同志家是大地主，他先把自己家的土地分配了，然后再分配其他地主的土地。”*《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这是很得人心的，土地改革于是得以推行也能够取得切实的效果。

海陆丰苏维埃政府的创建有着重要意义。它是全国建立最早的第一批县级苏维埃政府，以工农为主体，有着比较明确的施政纲领和工作条例，形成新型的政权体制。在中国，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举。

接着又发生一件重要的事：广州起义失败后，原教导团等起义军余部1400多人，在营长叶镛带领下也转入海陆丰地区，整编为红军第四师(叶镛牺牲后由徐向前任师长)。一个地区内集中这样多经过训练的革命军事力量是罕有的。人们对它抱有很大希望。

但党组织的领导却有严重失误。当时在红四师的程子华回忆道：“那是李立三同志当广东省委书记，曾说：知识分子完了，今后只有依靠工农干部。所以到广州起义失败后，教导团有1200名学生退到海陆丰，没有补充农民，也不吸收俘虏兵，就没有把学生当作干部使用，而把他们编到第四师去当兵。那时不会打游击战争，不管敌军多少，都是打硬仗，后来绝大多数在作战中牺牲了。这里说明，在‘左’倾路线的指导下，有了武装，不可能建设好军队和使用武装。”*《程子华回忆录》，第26、27页。

海陆丰起义顺利发展的局面并没有能维持多久。1928年2月，李济深和张发奎之间的混战结束，李济深在广东的统治暂时稳定下来，开始集中力量对付海陆丰的革命势力。他们不敢小视海陆丰的革命力量，以粤军精锐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副师长余汉谋)为进攻海陆丰地区的主力，得到其他粤军、桂军等配合，兵力有几万人，战斗力很强，还有四艘军舰猛烈炮火助攻，整个局势陡然逆转。

客观情况已经发生那么大的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和过去已大不相同，应该怎么办？如果继续以前的做法，不顾一切地同具有巨大优势的敌军硬拼，而不转移到对方力量薄弱和地势有利的地区伺机发展，那样做必将导致挫折以至失败。当国民党粤军大举扑来时，徐向前便灵活地把部队转移到山区。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他后来回忆道：“我们是在平原保不住才进山里来的，敌众我寡，不进山就不能保存现有力量，但特委不同意，提出了‘反对上山主义’的口号，非要把部队拉下山区同敌人硬拼不可。”“敌人的围攻一天天紧缩，我们的处境一天天困难。部队有耗无补，越打越少。红二师、四师各剩下五、六百人，另外有个朝阳独立团几十人枪，就那么点力量。”“处境越来越困难，怎么办？5月间，特委召开会议，讨论行动方针，红二师、四师的领导同志都出席了会议。我们和二师的领导都认为，这个地方南面靠海，东临平原，山也不大，机动余地小，再呆下去不是办法。应当把二、四师的千把人集中起来，拉到粤赣边界去打游击，那里是两省交界的地方，山多山大，有较充分的活动余地，不容易被敌人消灭掉，待看准机会就咬敌人一口，能慢慢地补充和发展自己。这个意见，现在看来是对的。”“然而，特委的同志不同意，说是广东各地的地主民团很厉害，走不过去，要部队回到海丰去。”*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62、63页。不顾实际情况而强行回到不利环境去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海陆丰起义就这样失败了，但东江地区的游击队仍一直在复杂的环境下坚持，直到全国解放。

当时也在海陆丰起义队伍中的陆定一也有一段评论。他说：“幼稚还表现在当时只知前进，不知后退，只知进攻，不知退却。”“但当时认识不到，即使认识到了也做不到。因为中央、省委当时整个的指导思想是进攻，而不允许退却。在遭到失败的情况下，实行退却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何况在尚未失败时主动实行战略退却呢。”“这说明进攻需要勇气和谋略，退却也同样需要勇气和谋略，甚至需要更大的勇气和谋略。该退的时候就要退。不但善于进攻，而且也善于退却，这是脱离幼稚状态而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57页。

徐向前对海陆丰起义中的教训也作了一段概括的总结：“回顾这段历史，我觉得教训是深刻的。主要是：第一，在对形势估计上，只看到海陆丰地区的局部‘高潮’，而忽略了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总特点。那个时候动不动就讲‘高潮’、‘进攻’，说什么敌人‘溃不成军’，‘临死还要踢破三床草席’，盲目性很大。因而，对于军阀势力的联合进攻及斗争的艰巨性、长期性缺乏应有准备。敌人的‘进剿’来临，步步被动，束手无策。第二，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仍是夺取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作祟，未树立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所谓‘反对上山主义’，反对去粤赣边界坚持游击战争，便是证明。第三，在军队建设上，没有正确解决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搞根据地，搞游击战，一定要有核心力量。核心就是主力部队。只有不断加强主力部队的建设，使之与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有机结合，才能战胜敌人，发展根据地。而特委的方针却与此相反，失败的命运当然是不可避免的。第四，在游击战的战术上，不懂得避强击弱，有进有退，有游有击，而是硬碰硬，搞拼命主义。‘以卵击石’，焉有成功之理！总之，那个时候我们党还缺乏武装斗争经验，出现这些问题并不奇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第66、67页。

不能说创建海陆丰根据地是“左”倾盲动主义的产物。海陆丰起义有它重要的历史贡献。但是它的失败，特别是在处境已十分不利的情况下提出反对“上山主义”，不能不说是受到“左”倾盲动主义的深刻影响。这是沉重的教训。

总之，无论从敌我力量对比的全局性考察或苏南和海陆丰这两处个案剖析中，都不难看出：在革命处于低潮、国民党统治相对稳定、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如果不坚决反对和纠正这种“左”倾盲动主义的蛮干，大革命失败后好不容易保存和积累起来的力量可能遭受严重的挫折以至失败。就是像海陆丰那样党组织和群众运动基础较好的地区，也会失败。

那么，为什么有必要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论断以消除“红旗能打得多久”的疑问？为什么在一些地区又能够发动起成功的武装起义，建立起大大小小十多个革命根据地，使革命形势重新得到发展？

局部不能脱离全局而存在。即便剖析局部性的问题，也不能只是就事论事地去谈它，而需要把它放在全局中来考察。

事物从来都是复杂的，存在着对立和统一。正确地观察和判断客观形势的发展，既要看到它的一个方面，也要看到它的另一个方面，并且看到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和演变趋向，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全国取得统治的地位，在一段时间内形成相对稳定的局面。这是事实。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至少可以注意到这样几点：

第一，南京政府建立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人民苦难深重的境遇也没有改变，世道的不公激起强烈的愤怒，“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到处铺着容易燃起烈火的干柴。这样深刻的社会矛盾不经过一场大革命风暴的冲刷是无法消除的。而前此连续几年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工农群众运动的轰轰烈烈开展，又使大群大群的先进分子开阔了眼界，深信如此恶浊的社会是可以用革命手段把它改变的。这种变化在全国、尤其是受过大革命洗礼的南方各省留下的影响谁也无法消除。国民党统治相对稳定的局面只能是一时的，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

第二，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革命力量有着宽广的回旋余地。南京政府虽然有着两百多万军队，由于脱离民众，能够直接控制和重兵驻守的只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留有许多空白点或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便于革命力量生存和发展，在山区和边界地区尤其如此。

第三，北伐成功后，虽然号称“统一”，其实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林立，为了争夺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不断产生彼此间你死我活的分裂和战争。从1929年3月的蒋桂战争开始，这种新军阀内战几乎没有停止过，使南京政府无力他顾。1930年4月至10月，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之间的中原大战，阎、冯、李方面的军队不下80万人，蒋介石也出动自己的兵力约60万人。战争主要在陇海铁路和津浦铁路沿线展开，以河南为主战场，山东为辅战场，历时半年，双方伤亡超过24万人。当时在阎部的徐永昌在回忆录中写道：民国“十九年之战，大体上讲亦有可胜之道，亦可以说有五六可胜之道”。*(台北)徐永昌：《求己斋回忆录》，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1页。以后因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助蒋，蒋介石才取得胜利。接着，因囚禁胡汉民，又发生宁粤分裂。在这样的生死关头，蒋介石无力将自己的主力部队投入在南方同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作战。就是在一省范围内，国民党不同派系也常陷入激烈的混战中，前面说到过海陆丰苏维埃政府的创建正值李济深和张发奎两部粤军的混战。这些，都便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建立起十几个苏区(即革命根据地)，并得到很快发展。

中共中央在六大后已开始注意到在纠正一种错误倾向时又走向另一种错误倾向。它在1929年1月给江西省委的信中写道：“因为过去犯了盲动的错误，现在纠正过来，就很容易走到另一错误的方向去，就是和平发展的倾向，省委要严格的依照六次大会的精神，坚决的防止和平发展的倾向。”*《中央致江西省委信》，《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1)》，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02页。但是，六大没有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还是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因此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从实际出发，明白地指出：“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9页。他特别强调要正确估量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把采取积极行动的方向转到反动势力薄弱的农村去，这就把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辩证地说清楚了。

在《井冈山的斗争》那篇给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根据一年多实践中的感受，更明确地写道：“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我们分析它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7页。

这决定了工农红军这时必须首先向农村进军，以农村为战略发展方向。《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写道：“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这个强大敌人的力量集中于大中城市，而广大农村是其统治薄弱的地方。起义后建立的革命武装，只有把进军的方向转向农村，特别是两省或数省交界的山区，方能求得生存和发展。”*《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74、75页。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成功地建立的革命根据地有十多个，这些从“星星之火”开始的武装斗争，由于有正确的领导，终于汇成“燎原”的烈焰。对这些根据地一一加以论述，不是一篇论文所能担负的。本文准备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例证，进行一些探讨。

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的苏区是土地革命时期最大也最重要的苏区，以后发展成中央苏区，也就是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什么它会出现在这个地域，这同双方力量对比的状况有关。看看这里同周围各地域的比较就很容易明白。它北面的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是南京政府的心腹地区；西面的湖北、湖南是1927年和1928年宁汉战争和蒋桂战争时相互争夺和猛烈作战的焦点；南面的广东是国民党的老根据地，李济深、张发奎、陈济棠、陈铭枢等部粤军战斗力都很强。红军比较难在这些地区站住脚跟。即便拿江西和福建两省来说，江西北部的南昌、九江一带和福建东部沿海的福州、厦门一带，国民党也都有相当数量的正规军驻守。而赣南和闽西既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党组织和工农运动有较好的基础，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又比较薄弱，自然是创建这片最大的革命根据地的理想场所。

成功地建立起革命根据地的还有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等地区。它们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都处在两省或几省的边界地区，二是都属于山区，南京政府和各省当局一时还顾不到它们，同一省内部的军阀间又常存在着矛盾和冲突，难以采取统一的军事行动。因此，虽然它们的发展还不能达到赣南、闽西以及后来的中央苏区的程度，但依然取得很大成功，作出明显的贡献。

至于没有受到过大革命洗礼的华北、西北、东北、西南等地区，红军便不容易那样大地发展起来。陕甘苏区是北方建立的唯一苏区。也同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刘伯坚、邓小平等曾在冯玉祥部西北军中工作播下的火种有关。

土地革命时期各地苏区的创建，如果置于当时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全局的环境中考察，也许能增加一些具体理解。

二、创建根据地的地域选择

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根据地的地域选择至关紧要。只有在条件得当的地域创建起相对巩固的根据地，处于弱势地位的革命力量才能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决战，才能持久地保存下来并逐步得到发展。就拿前面讲到的海陆丰起义来说，当强敌“会剿”时，如果实行“上山主义”，把起义部队转移到粤赣边界的山区去，而不是停留在平原同强敌硬拼，成败很可能会有不同。

正确选择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地域，一般来说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双方力量对比的状况，也就是敌人实力的强弱和党组织、群众发动的基础；二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三是经济上有保障红军和根据地能长期坚持的物质力量。这三条缺少哪一条都不行。

第一条在前面已有所论述，这里对后两个条件再作些简单的说明。

地形在作战中的极端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孙子兵法》中写道：“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他用了“必胜”和“必败”这样重的话，可见他对“地形”的重要性是极为重视的。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写道：“地形对军事行动发生的影响有三个方面：妨碍通行、妨碍观察和对火力的防护。地形的其他一切影响都可以归结到这三个方面来。”“对较大的部队的活动和持续时间较长的活动来说，地形就必然会发生影响。对整个军队来说，即使在某一时刻，例如在一次会战中，地形不发生影响的情况也几乎是不可想像的。”*(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2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64、465页。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要建立起一块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地形的选择就格外重要。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写道：“红军的数量是少的，红军的武器是差的，红军的粮食被服等物资供给是非常困难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0页。地形条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红军的这些弱点。

工农红军在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大体建立在群峰起伏的山区，山路狭窄而曲折，一些险要的隘路常使人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叹。对方自下而上的仰攻远比熟悉地形、先机抢占有利据点自上而下的阻击困难得多。这是早期的工农红军通常都是选择山区创建自己的根据地并且能够站住脚跟并得到发展的重要原由。

选择山区实行武装割据还要考虑到必要的经济条件，就是在这个区域内能够自给自足地取得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否则，不管地势如何险峻，敌人如果长期围困，切断它的对外联系，使你既缺粮又缺水，也会不战自溃，难以坚持下去。《三国演义》中马谡失街亭的故事，就是众人皆知的例证。

现在，我们可以综合双方力量对比、地形、经济状况这三方面的条件来进行考察。选择赣南和闽西地区，正因为它是这样一个有利于实行较大部队武装割据的地区。

大家都知道，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之前，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先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起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广东北部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都属罗霄山脉区域。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9页。他为湘赣边特委起草的给中央的信中也写道：“以宁冈为大本营，其理由有三：A.此间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B.党在此间是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C.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湘赣边特委致省委转中央的报告》(1928年4月29日)，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里地势确实险峻，主要靠五条羊肠小道上下，在必经的要隘处筑有工事，称为五大哨口，敌人的大部队难以展开，而山上茨坪和大小五井等地又有水田和村庄，可以提供一定数量的给养，确实是十分适宜于初始力量还不很大的工农红军作为武装割据的根据地。

1928年4月下旬，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湘南农军和毛泽东率领的井冈山部队会师，组成工农红军第四军，四次击破江西敌军后，割据地区扩大到江西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还有吉安、安福、遂川、酃县各一部，建立起4个县政府，区乡政权普遍建立，在割据区域内的土地大部分已分配。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但是，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也有它的局限性。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它的局限性也一步一步地显现出来。正如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所指出的：“第一，井冈山山区虽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随着红军人数激增，加上国民党军队对这个地区的反复‘围剿’和严密封锁，经济上的困难日趋严重，连军民的日常衣食用品也将难以保持必要的供应。第二，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这两条大江都无法徒涉，向南和向北也不易发展，因此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这两个弱点，在初期并不明显，在红军力量逐渐扩大时，便逐渐清楚地暴露出来。”*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09页。

革命根据地的地域选择并不全都一成不变，往往需要随时间推移和环境变化而改变。

这里说的环境变化，并不只是从湘赣边界这一局部来考察，而要把视野放宽些，看一看全国政局的具体变动。1928年10月，国民党成立了替代北洋政府的新政府，由蒋介石任主席，各派系首领暂时取得妥协，分任政府要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在“北伐胜利”的欢呼声中，一时还没有激化。而原来被他们轻视的工农武装割据却一步步发展起来，引起他们的重视。于是，他们便以更多兵力来对付共产党。1929年1月1日，南京政府任命湘军何键为代总指挥、赣军金汉鼎为副总指挥，调动25个团约2万人，分兵5路，进攻井冈山，规模之大是过去不曾有过的。而红四军在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6个连到井冈山会合后，也只有5000人左右，相当于进攻井冈山的国民党军队的四分之一，双方众寡悬殊，武器、给养等条件更难以相比。红四军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

在重兵压境同时，更严重的问题是在粮食和冬衣供应上存在极大困难。井冈山上那点水田，养活人数不多的起义队伍是可以的，但随着部队人数的增加就远远不够了。以前，只能从山下挑粮上山，“朱德的扁担”的故事就是在这时传开的。但井冈山周围经济并不富裕，附近的土豪又打得差不多了，供给来源越来越少。杨克敏在1929年2月25所写的综合报告中说：“红军中的生活与经济是非常之艰难的，拥有数千人众，每个月至少要一万五千元作伙食费，米还是由当地筹办的。”“最近两月来，每天每人只发伙食费三分，四分油，四分盐，米一斤四两，三分钱一天的小菜钱，只买的一斤南瓜，洗衣剃头穿草鞋吃烟的零用钱没有发了，士兵生活特别的苦(不论士兵官长以及地方工作的也是一样)。”“所以最近以来士兵生活感觉得不安，当时有一句口号：‘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可以概见士兵的情形，因此士兵动摇起来了，有开小差的，拖枪跑的，下级干部也深感不安。”“这个经济问题，要算红军中最困难的问题，也就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129页。姚喆回忆：“山上很冷，我们没有棉衣棉裤，穿着单衣，赤脚穿草鞋。晚上睡觉，铺间烧一堆火，身上盖些稻草，有的同志用夹被装上稻草，就要算是最漂亮的被子了。”*姚喆：《留守井冈山》，《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对红四军来说，这种状况不是长久之计，是难以长时间维持下去的。

面对这样双重困难的险峻局势，1929年1月4日，毛泽东在宁冈柏露村主持召开前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边界各县委联席会议，紧急讨论应对方针。到会的有60余人，由于各人经历和所处地位不同，会上意见十分分歧，相持不下。参加会议的江华回忆道：“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的主张凭借有利地形，全力据隘死守，就地退敌，以免敌人攻进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遭受摧残；有的则强调敌人力量强大，红军又面临经济给养困难，主张红军全部转移；主张放弃井冈山根据地的意见中，有的主张到湘鄂赣，有的主张到湘南，有的主张到赣南。毛泽东同志分析了各种意见，提出：井冈山根据地一定要守，不能轻易放弃，但也不能死守，必须采取积极行动，以一部分红军守山，坚持内线防御，大部分红军主力出击，钻敌人的空子，迂回敌后，到外围作战。”*江华：《追忆与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56页。考虑到当时红四军中“湘南人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五”，许多人不愿离家乡更远，部队在井冈山又已坚持斗争一年多，发生“激烈的争论”是很自然的。还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彭德怀同志他们打游击太辛苦了，想休息。”*《朱总司令自传(1886-1937)》第6部，孙泱笔记，稿本。

面对如此复杂而又必须立刻做出选择的局面，毛泽东的决策是果断的，也是正确的。会议相应地作出了红四军主力下山的决定。接下来的问题是：主力下山后的目标应指向何方？宋任穷回忆道：“要向外发展。那么，究竟向哪里发展呢？是向广东发展，还是向江西发展？”“当时，了解到的情况是：湘南有何键，是地头蛇；广东的粤系是国民党嫡系武装，力量较强；江西倒是个薄弱环节，(统治江西的)朱培德是云南人，江西部队又大多不是本地的，本地只有一些地主武装。大家认为，相机向赣南、粤闽边界发展比较有利。红四军总前委研究决定，井冈山只留下彭德怀的五军(注：还有原在井冈山、熟悉当地地形民情的王佐部)，红四军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转移，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宋任穷评论：“毛泽东选择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建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在敌我力量发生变化的新情况下，毛泽东审时度势，又决定分一部分红军主力下井冈山向外发展，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也是完全正确的。”*《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8页。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转移”，从当时的情势来看，确实是最好的选择。宋任穷的评论符合辩证的思维：当年在起义部队力量还小时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是完全恰当的；到起义力量已经壮大、需要打开更大局面时，“开辟新的根据地(注：指赣南)，也是完全正确的”。

根据柏露会议的决定，“1月14日，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四军军部、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及特务营、独立营，共3600人，从茨坪地区出发下井冈山，向赣南进军”*《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页。。

红四军主力脱离井冈山向赣南进军，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下的。毛泽东在同年3月20日为红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得很明确：“我们自1月14日离开井冈山，主因是经济无出路。”*《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页。杨克敏在此前近一个月的综合报告中这样写：“最近向赣南的原因大部也是为的经济问题——应付敌人的会剿，当然是这次的重要原因，因为四军如果不出发解决经济问题，大多数的群众，有不能领导了的危险。”*《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29页。看来，采取这样的断然行动，经济问题是直接的“主因”，应付敌人“会剿”也是“重要原因”。

柏露会议上还谈到这次行动对井冈山有“围魏救赵”的作用。从实际情况看，国民党当局这次两省“会剿”使用了25个团，红四军主力下山后国民党当局用来追击的只有5个团，没有减轻对井冈山的太多压力。事实上，到1月30日井冈山便失陷了，这次行动并没有起到“围魏救赵”的作用。但是，会上提出“围魏救赵”的说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会上意见分歧、难以统一，而十分危险的局势不容许再作长时间的争辩，必须迅速作出决断，而且如果真能把大批国民党“会剿”军引开，以减轻守山部队的压力，把井冈山根据地保住，岂不很好。总之，这样说可以使一部分坚持不同意见的人减少疑虑，便于接受，但不能把它看作此举的战略目标所在。这种用心，稍有些同长征开始时在部队中一再扬言“冲破南线敌人的封锁，有力地打击敌人，保卫老苏区”*《杨成武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相近似，而时间上更仓促。

还需要看到，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进军赣南不只是应对经济问题和两省“会剿”的消极被动之举。它又是红四军前委本已在考虑的在力量发展后打开更大局面的积极行动。可以说，进军赣南和闽西地区，“向外发展，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事实上是又一次对武装割据区域作出的新的选择。这个选择，有如宋任穷所说，是完全正确的。

比起井冈山来，赣南和闽西地区的局面要开阔多了。即使没有湘军赣军的“会剿”，随着红军力量的发展壮大，为了有更宽阔的活动空间，产生更大的影响力，红四军主力也应该向这个地区发展。

这个地区的政治状况，在前面已经说过。它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对创建规模更大的根据地也很重要。余伯流、凌步机的《中央苏区史》作过一段很概括的叙述：“中国江南地区有两大南北走向山脉，一为江西、湖南两省之交的罗霄山脉，一为江西、福建两省之交的武夷山脉。两大山脉中段和南段之间，夹着一个广阔的空间，就是江西省的赣西南、赣东南地区、福建省的闽西地区。”“境内多崇山峻岭和丘陵山地，密布的河溪间有众多小块盆地，地形复杂，沟壑纵横，山势险峻，道路崎岖。境内有两大水系，赣西南属赣江水系，闽西属汀江水系。”“长汀县城与赣江水系的瑞金县城仅一山之隔。”“这一广阔地区属亚热带南缘，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境内崇山连绵、林木茂密，不少地方有原始森林，虎豹出没无常。”“这一地区较强的自供自给的经济力，无疑为共产党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足够的经济给养和物质保证。”*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红四军主力在1月14日凌晨从羊肠小道冒雪下山。从井冈山下来后，要在预期的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红四军下井冈山后进军向南。他们那时已多少得知赣南东固一带党组织和民众武装的基础比较好。东固在井冈山的正东方向。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为什么不直接向东渡过赣江朝东固地区推进，而是向南到赣粤边界，东进到罗福嶂，再北进到东固一带，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这又涉及地形问题。从井冈山向东，正面对赣江中游。这里江面宽阔，又不能徒涉，背后又有强敌紧追，3600多人的队伍无法短时间内在这里抢渡赣江。只有沿江南行，到赣江上游江面狭窄以至源头处，为此付出不少代价，才能过江北上。这种窘境是以后发展壮大了的红军很难想像的。这也反映出井冈山处于赣江和湘江两条不能徒涉的大河之间，以后几次反“围剿”时在赣南闽西常用的“诱敌深入”之类的成功战术，在此时此地，不仅兵力不足，从地形来说也不具有足够的回旋空间。这是红四军主力下决心向赣南转移的原因之一。

脱离了井冈山根据地，周围都是陌生的，最严重的问题是离开了原来有着鱼水般感情的当地群众。红四军下山的共两个团和两个营。国民党“会剿”军以第二、三、四路军和第一路军一个旅继续进攻井冈山，而以赣军刘士毅、李文彬两个旅紧紧追击着，他们在数量和武器装备上都大大超过红军。陈毅回忆当年所遇到的严重困难：“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向导，真是有些寂寞之感。后面白军紧紧追赶，地方土豪劣绅的武装又很强，一走错路便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当时一般群众不太愿意给我们带路，我们也不敢随便找人当向导。我们找的人，是曾经和北伐有点关系的。”*陈毅：《略谈红四军游击赣南》，《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6页。红四军下山后向广东方向南行，再折而沿赣粤边界东进，在一段时间内同中共中央也失去联系。1929年2月16日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的信中写道：“我们尚未得到朱毛□□□及兄方或广东、江西的报告。实际情况不甚明了。□□我们从目前全国政治军事以及革命的形势推□□□看来，欲朱毛能成为一个大的割据局面，夺取并保持一个地方的政权，目前是很困难。”*《中央给广东省委的信》，《井冈山斗争史料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08页。中共中央给红四军的“二月来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来的。

红四军下山初期的处境确实十分危险，作战接连受挫。1月23日，红军占领大庾县城，却遭到追敌的悄然合围和突然袭击，部队一度被打乱，遭受不小损失，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坠马牺牲。突围后，红四军沿赣粤边界向东转进，途中遭到不少地主豪绅的民团袭击。1月底，部队在赣粤闽三省边界的江西寻乌县项山圳下村又遭到追敌刘士毅部的偷袭。朱德的夫人伍若兰负伤被俘牺牲。红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和福建省委讲到下山后这段艰难的历程说“曾三次与追兵接触，均且战且退。2月1日，到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停脚一天，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跟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难的时候。”*《红四军前委关于攻克汀州及四、五军江西红二、四团行动方针等问题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67-68页。

罗福嶂山区离圳下只有几十里路程，“但要翻过几座大山，又下大雪，路很不好走”*黎崇仁、谢甫鹏：《圳下战斗和罗福嶂会议》，《回忆中央苏区》，第53页。，所以能暂时摆脱追敌，在这里“停脚一天”。这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子，四面是高山，中间是一块狭长的小盆地。红四军前委在罗福嶂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此时已有消息证实吉安东固一带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尚在坚持且有发展,就决定逐步向东固转进,以便找到一个有党有革命群众的休息地。”*《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会议还没有结束，得到国民党追兵正准备包围罗福嶂的消息，红四军立刻分两路沿赣闽边界(主要在赣南境内)转向北进。

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下山后，在一个月左右时间内一直处于被强敌尾追的被动局面，力量受到不少损失，毛泽东在6月1日给中央的报告写道：“红军第四军一、二、三纵队由大庾失败退至赣南时人数由三千六百减至三千，计损失六百(内有百余名受伤与病，现在东固疗养，实际损失二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684页。可见途中没有得到补充。

从罗福嶂转向北进后，两个重要事件使红四军的处境发生显著变化，一件是取得大柏地伏击战大捷，一件是到达东固同江西红二、四团会师。

大柏地是瑞金以北的山地。红四军绕开瑞金，在2月10日到达那里，正是农历除夕。那里的地形十分有利，有一条10华里长的山间狭道，两侧是山，树林茂密。红军在两侧山上设伏，以一支小部队诱敌。那时正下着细雨，因胜而骄的刘士毅部没有防备，直入口袋式的伏击圈。红军从两侧突然压下，下一天中午将刘士毅部两个团大部歼灭，获人枪800余。这是红四军下山后一个来月中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部队和枪支都得到不少补充，士气大振。粟裕回忆道：“我们自大庾之战后，一直比较被动，一度还很吃紧，直到大柏地打了一个胜仗才夺得了主动。”*《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84页。

从大柏地继续向北，进占宁都，得到短暂休整和一些补给，再折向西北，到达东固地区。这个地区在吉安、吉水、永丰、兴国、泰和五县接壤处，周围群山陡峭，地形非常好。它同井冈山之间是万安县。“广州暴动之后，万安暴动就爆发了。万安暴动是全县性，影响到遂川、泰和和赣西南各地，许多地方接着暴动。泰和县城就是万安暴动部队打下来的。”“万安暴动失败以后，队伍大都打散了，一部分上了井冈山，一部分来到东固。”*《曾山回忆和论述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6-47页。这以前，原在外地的共产党员赖经邦、曾炳春、李文林等先后回到东固，在各村秘密发展组织，建立农民协会和武装组织，又争取在这一带活动的以段起凤为首的会党力量，并把段起凤发展入党，打击当地土豪势力，逐步形成江西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江西省委在3月份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对赣西的形势写道：“乡村方面尤其是红军里面因客观情况特别的好，工作进展也异常的快。红军独立第二团已有枪七百余支(传说已与朱毛合，不知确否)，最近又成立了独立第四团，有枪二百余支。”*《中共江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1)，中央档案馆、江西档案馆1987年版，第69页。2月20日，红四军和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举行会师大会。东固地区的原有武装割据有一个特点：没有建立正式的政权机构和赤卫队，但反动势力已被驱逐，地方实际权力掌握在早已成立的农民协会手中。这在敌强我弱而敌军还未顾及这几县边界山区的情况下，是一种切合实际的有效做法。

到达东固，同红二团、四团会师，对一个多月深受缺少当地党组织和民众直接支持之苦的红四军来说，得到了从容的休息和整顿。杨得志回忆道：“对我们这些离开井冈山后一直在转战中的人来说，见到兄弟部队和热情的群众，有了可以停脚的地方，真像到了家一样。”*《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伤员得到了安置和养伤。红二、四团和当地民众还支援了大批衣服、粮食，改善了红四军的给养，红四军也赠红二、四团一批枪支和弹药(这支部队后来发展成红六军)。这块地区，对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时，又得知国民党军李文彬旅追来。毛泽东曾称李文彬部是“赣军最精锐部”。2月25日，红四军撤离东固向东转移，在3月4日攻占广昌；再沿赣闽边界南下，到达瑞金以东的壬田。这里和闽西的长汀只有一山之隔。国民党各省军阀之间，彼此矛盾和猜忌很深。这个省的军队如要进入另一个省，需得先经过两省高层之间的沟通，十分不便。因此，红四军翻过武夷山，便在3月11日顺利地进抵长汀境内。

这是又一次扩大红四军武装割据地域的重大选择。

为了说明红四军为什么要选择进入闽西，先得谈一下闽西的地形和经济条件。闽西地区主要在福建西南部，西与赣南接壤，南与粤东毗邻。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山脉纵横，河流交错，交通不便，偏僻闭塞，村落大部分散布在崇山峻岭中，当时居民约250万人，基本上是分散的小农经济，还经营部分手工业。在地主豪绅和官府的残酷剥削压迫下，农民生活十分贫困，往往铤而走险，奋起反抗，有如干柴烈火，一触即燃。

再看闽西的双方力量对比条件。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地区有着较好的活动基础。1926年12月，中共广东区委调汕头地委书记罗善培(即罗明)到闽南工作。“罗善培、罗秋天、李联星等往上杭、永定、龙岩、平和一带巡视，及登记各县支部”*张鼎丞、邓子恢：《红旗不倒》，《闽西三年游击战争》，福建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页。，1927年9、10月间，罗善培任闽南特委书记。在特委推动下，郭滴人、邓子恢等在龙岩，张鼎丞等在永定，傅柏翠等在上杭，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武装，开展废除苛捐杂税和减租减息的斗争。张鼎丞、邓子恢写道：“党利用当时的有利形势，立即在永定县溪南区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和农民武装，领导各乡群众实行土地革命，依靠群众的智慧，创造了‘以乡为单位，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分’土地的政策和办法。”*《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7年-1928年(上)，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1983年印，第2页。闽南特委并曾同南下的南昌起义军取得联系。南昌起义军经过上杭时，罗善培带着上杭党组织干部去见周恩来。他回忆道：“他(注：指周恩来)看到我们很高兴，说从汀州到此第一次看到地方党组织前来联系。”“周恩来同志要我们地方组织做好后勤工作：一、搞好交通运输；二、供应粮食；三、做好警卫和探听情报；四、收容和医治伤病员。我们完全接受了。”周恩来也同意留下四五十支枪和子弹，给地方党组织在闽西进行武装斗争。红四军入闽前几天，“(1929年)3月8日，朱积垒领导平和农民武装攻进(平和)县城，这是当时全省武装斗争的第一炮。”*《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69页。(一说，1928年龙岩白土乡后田村农民在3月4日举行暴动，打响了福建工农武装起义的第一枪。)这时，罗明已改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闽西特委由邓子恢任书记。

福建的反动军事力量却十分薄弱。北伐前，这里主要由北洋军阀的福建军务督办周荫人部控制。他们拥兵6万多人，但和福建地方势力并没有密切关系，通常被称为“北兵”。北伐开始后，周荫人部溃散北撤；而原驻粤东的北伐军东路军何应钦部长驱直入击破周荫人部后乘胜北上移师浙江，把投降北伐军的闽军曹万顺等部也带走。陈铭枢部第十一军一度入闽，不久就转往广东。留在福建的只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海军总司令杨树庄的四旅海军陆战队，只留在东部沿海的福州、厦门、泉州一带；另一支是号称“新编军”(民军)第一军的谭曙卿部，所辖部队除在闽南的张贞部稍有战斗力外，其他如郭凤鸣、陈国辉、卢兴邦等都是土著军阀，同当地土豪劣绅勾结，各霸一方，为非作歹，民怨沸腾，但互不统属，战斗力都很弱。

无论从敌我力量对比状况还是地形和自然条件来看，乘蒋桂战争爆发、无暇他顾的机会突然移师闽西、扩大武装割据地域，都是完全正确的选择。

“从闽西来说，郭凤鸣的匪军有四个团，割据在长汀、宁化、连城、上杭和永定等县；陈国辉的三个团则占据龙岩、漳平和宁洋；而地方土匪钟少葵则霸占武平；此外还有一、二百人或三、四百人的团匪、刀匪多股。”*中共龙岩地委党史办公室编：《红四军入闽》，福建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页。

红四军入闽，正当蒋桂战争爆发之时，南京政府根本无力顾及福建。对红军来说，首当其冲的是盘踞长汀的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郭凤鸣是闽西土著军阀，所部是兵痞、土匪、吸鸦片者的混合体，在长汀的兵力只有两个团。他们先盘踞着长汀以南15华里的屏障长岭寨。红四军主力在3月14日晨向长岭寨发起总攻。郭部不堪一击，被消灭2000余人，缴枪约500支，郭凤鸣被击毙，只有留守长汀的残敌在团长卢新铭带领下逃往上杭。当天下午，红四军进占长汀县城，城内郭部全部缴械，还夺得郭凤鸣的两座日本式小型兵工厂和缝制军装的工厂，缴获2000支步枪、几十挺机关枪和3门迫击炮。这是比大柏地更大得多的军事胜利。

长汀原是汀州府的府治，在闽西是比较繁华富裕的城市，当地甚至把它称为“小上海”。粟裕回忆道：“汀州在我们眼中，算是个大城市，人行道有走廊，下雨人们不用打伞。在那里打了土豪，筹了款，每人还发了一块银洋的零用钱。那时，部队补充了棉衣，大家穿上了新衣服，又有了零用钱，生活一下子改善了，情绪十分高涨。红四军扩大到三千多人。”*《粟裕战争回忆录》，第85页。部队的面貌发生显著变化。红四军帮助当地党组织成立县委，建成秘密的农民协会和工会，还正式选举产生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在解放长汀鼓舞下，上杭、永定、龙岩、平和等地农民也纷纷组织起来，开展武装斗争。整个闽西地区出现一派生气勃勃的新气象。

汀州战斗的胜利，使红四军前委眼界大大放宽了，对武装割据地域的选择下了新的决心，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可以在赣南闽西实行苏维埃政权割据。他们在长汀战斗结束后刚六天就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写道：“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报告把这个决策作为全局性的问题提请中央进一步考虑，写道：“福建全省、浙江全省，赣东赣南两边，统治阶级的军力非常薄弱(在全国来比较)，未知中央曾讨论以此三地方为目标，首先创造公开割据的计划否？”*《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这是一个富有战略眼光的全局性见解。

正在这个时候，南京政府同桂系之间的大规模战争正式爆发。这是国内政局的又一次转折变化。蒋介石将江西部队两个师集中到赣北的南昌、九江一带和赣西的吉安、赣州地区，向桂军逼近，赣南地区基本上没有国民党正规部队，这是红军在赣南发展的良好机会。红四军这时对赣南和闽西也有了初步的通盘考虑，于是便从长汀回师赣南，并准备视情况在赣南闽西间活动。红四军前委在给中央的上述信中写道：“惟闽西赣南区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这是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富有远见的最初设计。

这段话不仅说明了为什么红四军在此时此刻要选择离开已占领的长汀重回赣南，而且把重回赣南后的行动方向，怎样作出选择以及作出这种选择应该根据什么原则，都交代得清清楚楚。红四军下一步的行动，正是根据这幅蓝图来实行的。

红四军在长汀活动共17天，在4月1日离开长汀开回赣南。乘赣南国民党兵力十分空虚的良机，采取比上次在赣南时大得多的动作，迅速分兵占领了瑞金、雩都、兴国等县城和临近各县广大地区，进行筹款和做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党组织的工作，有的地方还建立公开的农会和游击队，在瑞金同井冈山突围的红五军会师。4月12日，红四军、红五军和雩都民众近万人举行大会，宣布雩都县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这是赣南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以后，又到会昌、寻乌、安远等县的农村地区筹款和做地方工作。这样，红军便在赣南打开了一片与前此有明显不同的宏大的新局面，并且同闽西的武装割据和游击活动连通一气。

为什么在赣南正取得这样重大发展的情况下，红四军又掉过头来以主力第二次入闽呢？这也是客观形势变化所决定的。

4月底，蒋桂战争结束，站在蒋介石一边统治江西的朱培德又集中三个旅向赣南推进，企图围歼红四军主力于赣南地区，而闽西这时又出现有利的新战机。红四军支队长张宗逊回忆道：“到5月中旬，粤桂军阀又开始混战，闽西军阀陈国辉、张贞加入粤军讨桂阵营，其主力开赴潮汕作战，一时闽西空虚，龙岩只有陈国辉的留守部队。闽西特委将敌情变化通报红四军，要求红军再到闽西活动。红四军前委决定利用这个有利时机，避开赣敌的进攻，在5月20日第二次入闽，在长汀、武平和上杭等广大乡村地区筹款和做地方工作，消灭地主武装。这次入闽情况和上次情况不一样了，群众热烈欢迎红军，虽然福建的天气已经很炎热，但部队的情绪特别高涨。”*《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72页。

红四军这次入闽同第一次相比确实有明显的不同：第一，红军主力上次入闽，只停留了十多天，这次却长达7个多月；第二，上次的重要活动在长汀，这次的活动范围几乎遍及闽西各地，影响也大得多。

毛泽东6月1日在红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闽西党有相当基础，群众也好，各县斗争日益发展，前途希望很大，张贞、陈国辉、卢新铭大部入粤，闽西闽南空虚……故此时在闽西一带游击，是最好的机会。”

他们进入福建后，进攻方向首先是三打龙岩城。毛泽东这份报告说：“我军(第四军一、二纵队)由瑞金不攻汀州，取道直赴龙岩，5月24日到达。龙岩城及其附近坎头市之陈国辉部两营，一特务连，一机关枪连，骤不及备，大部缴械。”这是一打龙岩，要的就是使对方“骤不及备”。

龙岩是闽西另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清末是龙岩州的州治。邓子恢写道：“龙岩县位于闽西山僻地区，田少人多，粮食常年仅够自给，荒年要靠洋米进口。”“因为龙岩地处漳、厦与汀州、赣南交通中枢，货物运转频繁，一般农民除耕田外，很多兼做搬运工人。”*《邓子恢自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9页。盘踞龙岩的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陈国辉本是打家劫舍的土匪，主力又在粤东地区参加军阀混战，龙岩防务空虚。共产党和农民运动都有较好的基础。选择这里发起进攻是完全正确的。

“三打龙岩城”，是红四军在龙岩地区进行的拉锯战。

第一次攻占龙岩县城后，因永定有郭凤鸣部黄月波团，红军有迅速进攻击破之必要，乃于5月26日进攻永定，黄团不战而退上杭，作战就在龙岩、永定、上杭地区展开。第三次攻打龙岩是6月19日。那时，陈国辉部主力已从粤东撤回，闽西地方革命武装此时已有相当发展。这是一场恶战。红军全歼陈旅主力2000多人，缴获步枪900多支，还有冲锋枪、重机枪、迫击炮等，使红军实力比以前又有很多增强。在这段时间内，红四军在闽西民兵配合下连克永定、白砂、上杭旧县城等地(在白砂还消灭了卢新铭一个团)，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初步形成以龙岩、永定、上杭为中心，包括连城、长汀、武平等地在内的闽西苏区。邓子恢回忆道：“从此闽西六个县农民便到处暴动响应，成立革命委员会，实行土地革命。此时，我兼任龙岩革命委员会主席。”*《邓子恢自述》，第11页。红四军入闽前，闽西各县的武装不过700多支枪，红四军入闽半年内激增到3600多支。红四军前委决定将闽西地方部队和部分赤卫队合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傅柏翠任纵队长(以后由红四军原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接任)，李任予任党代表兼政治主任，罗瑞卿任参谋长。

到1929年7月，闽西苏区初步建立。毛泽东对邓子恢说：“闽西局面已经大定。”*邓子恢、张鼎丞：《闽西暴动与红十二军》，《闽西三年游击战争》，第29页。

闽西局势的急遽变化，震动了国民党当局。6月间，蒋介石命令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对红四军和闽西苏区进行“会剿”。7月下旬，“会剿”军开始行动。红四军前委认为难以在内线打破“会剿”，决定主力向闽中地区出击，在外线寻机歼敌。但这个选择并不适当。闽中地区敌强我弱，红军出战不利，又撤回闽西。国民党“会剿”军在闽西占领了一些城镇，却不敢贸然深入农村。红四军主力返回闽西后，收复龙岩，在9月21日攻克上杭，全歼守敌2000多人，缴枪1000支，基本消灭了福建地方部队卢新铭部。接着，又攻克武平县城。这一系列胜利和国内形势的变化，迫使进行“会剿”的国民党军队撤走，打破了三省“会剿”。

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特委和红四军前委的信，充分肯定闽西胜利的意义。信中写道：“闽西苏维埃区域有较长期的保障和扩大。闽西的统治阶级郭凤鸣、陈国辉、卢新铭以及豪绅地主的武装先后被朱毛红军及闽西群众击破，乃至消灭。现在全国军阀混战爆发，江西、广东的军队不重向闽西革命区域进攻。福建张贞与刘和鼎如爆发战争，亦不能去进攻闽西。再者各地因受闽西斗争的影响与军阀战争的痛苦，都日渐革命化。在这样形势之下，闽西苏维埃区域有较长期的保障与扩大的可能。”*《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特委及前委的信》，《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下)，第329页。这些判断是基本正确的。

但是，胜利如被夸大，也会导致作出错误的选择。在福建省委10月6日所写的上述这封信中，传达了中共中央对红四军“斗争路线的前途”所作的错误指示：“当此两广军阀混战爆发，广东的北江风云紧迫，东江防地较弱，同时东江丰顺、大埔、五华、兴宁、海陆丰……等地广大工农群众起来作剧烈的斗争时，省委同意中央对前委的指示，朱毛红军全部立开到东江去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开往东江并不是放弃闽西，反是要扩大我们的工作到东江，与闽西互相呼应，取得很好的联络，使闽西、东江联成一片。”*《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下)，第330页。

这是臆测的优势。时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参谋长的郭化若回忆道：“中共中央这一指示，是根据9月间广西军人俞作柏、李明瑞发起‘两广事件’，以为两广军阀混战，广东空虚，有机可乘，并未深入了解和分析情况就作出的一个很不慎重的决定。”*《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事实上，粤东和闽西有显然的不同：国民党军队在东江驻有蒋光鼐部6个团，全力防守潮汕，战斗力很强；而红四军在闽西补充了不少俘虏，部队还来不及完成整编，东江当地游击队的力量还不强，双方实力有不小差距。红四军3个纵队在10月19日进入粤东，一度乘虚占领梅县，但在作战中也遭受不小损失，第一、三纵队在梅县战斗中伤亡200多人，其他减员400多人，第二纵队在上杭补充的600名俘虏兵绝大部分逃跑。部队在粤东难以取得进展。两广战争结束，粤军蒋光鼐又率援军赶来。这时，陈毅从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后归来，红四军内部一些争论问题需要解决。于是红军放弃原来准备进入东江地区的计划，经赣南的寻乌、安远地区北撤，在11月23日回到闽西长汀。

进军东江，“使闽西、东江联成一片”，不符合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教训是深刻的。

回师闽西后不久，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就在上杭县古田召开。这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对它，准备在后面叙述。

古田会议刚结束，由于红四军主力回到闽西，国民党当局便在1930年1月5日再度发动对红军的“会剿”。这时，赣西南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经过几个月的游击战争已经有了很大扩展，并且合编为红六军。据红六军在1月12日的报告称：“红军独立第二团是经过3年的斗争历史，为江西革命武装之基本，它本身有步枪700支。”以后，又有独立第三团、独立第四团、赣西工农游击第一大队、兴国游击大队、赣西工农游击第二大队、红军第三教导队，共有枪1560支左右，各地赤工队也有枪300支左右，已是一个不小的力量。*《红军第六军的报告》，《江西党史资料》第7辑，第39-40页。闽西的地方武装赤卫队也迅速发展，具有相当实力。闽西特委在1月10日给省委的报告写道：“闽西武装共计有四千左右，就龙岩、上杭、永定、连城、长汀各县均已组织一部坚强队伍。作战能力经过这样长久的锻炼后，亦复不差。其中以龙岩四个大队为最好。”*《中共闽西特委报告第五号》，《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闽西)》(1928年-1936年)，第161页。这些赤卫队不久合编为红十二军。这种形势下，红四军主力乘赣军后方空虚，又迅速转入赣南。1、2月间，红四军连克广昌、宁都、雩都、乐安、永丰等县县城。瑞金原由赣军李文彬旅主力驻守，3月间，该旅两团内讧溃散。4月30日，瑞金县委领导全县暴动队一举夺取县城。*中共瑞金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瑞金人民革命史》，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7、38页。

粗粗看来，红军在这一年多时间内仿佛只是不停息地转战在江西、福建两省之间；事实上，他们所到之处都广泛播下革命种子，扎下根来，部队实力得到显著壮大，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面貌也发生深刻变化，相互间逐步打成一片。古田会议又为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明确的方向，一个更加宏大的新局面将要实现了。

1930年2月6日至9日，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及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在江西省吉安的陂头召开，决定成立红四、五、六军共同前委，以毛泽东任书记，并吸收江西各区地方党的负责人参加，统一对江西、闽西地区红军作战和苏维埃运动的领导。联席会议预言：“中国苏维埃将继俄国苏维埃而出现”，规定：“党的主要任务是：①扩大苏维埃区域，特别提出夺取江西全省的口号；②深入土地革命；③扩大工农武装。”提醒大家：“实现这三个任务不是完全不费气力的，它是要从激烈的艰苦的斗争中方能取得，以前所没有的大的艰苦斗争将随革命形势的前进而到来。”联席会议提出：“为指导在这斗争局面下的土地革命的深入、政权的建立和武装组织的扩大，有组织最高的领导机关的迫切需要，以前中央任命的指导四军及随四军所到之地的地方工作的前委，应该扩大其任务、变更其组织，担负这一伟大的使命。”*《前委通告第一号》，《江西党史资料》第7辑，第61-63页。赣南、赣西两个特委合并，成立赣西南特委。

3月18日至25日，召开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闽西苏维埃政府，由邓子恢任主席。几乎同时，3月22日至29日，在吉安富田召开中共赣西南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赣西南特委，由刘士奇任特委书记。大会还决定成立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由曾山任主席，以统一赣西南地区红色政权的领导。这以后，红四军、六军(后改为三军)、十二军合编为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会合后组成第一方面军，全军近4万人。他们先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攻打长沙，以后回师江西，在10月4日攻下吉安，“打下吉安后，周围的泰和、安福、吉水等几个县城的靖卫团都逃了，我们一一加以占领，赣西南红区连成一片”*《郭化若回忆录》，第37页。。这是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大发展的时期。

赣南和闽西地域，经过异常艰苦而曲折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终于打开了一个和以前大不相同并且连成一片的局面。这就为下一步中央苏区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当时规模最大、处于中心地位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实际上已大体形成。有了这样大领域的革命根据地，才谈得上能实行诱敌深入、歼敌于革命根据地内的战略方针，才谈得上主要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

一场成功的大革命的形成，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总会经过长期的探索，经过成功和遭受挫折的曲折过程，才能一步一步发展和完善起来，在它的初始阶段尤其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初期阶段也是这样。在探索过程中，在什么地域创建根据地的选择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它成功还是遭受挫折乃至失败。需要着重考虑的，有如前面所说：一是敌我力量的对比，二是有利的地形，三是能够支持斗争的经济条件。三者中又以正确估量敌我力量对比最为重要，而这种力量对比并非一成不变，有时甚至有剧烈的变动。这种变化，有时是局部的，有时是全局的，由于红军身处偏僻山区，缺少通讯手段，消息有时知道得早有时知道得迟。作出的选择必须及时地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调整。如果判断得正确，通常就能胜利，判断错了，作出错误的选择，就会遭受挫折乃至招致失败。这远不是后人今天想像和议论时那么容易。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过程的事实，便是有力的例证。

三、军事工作和民众运动

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革命根据地依靠什么力量？一是军队；二是民众运动。这两者的关系，十分重要，也相当复杂。从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来看，革命军队是骨干，民众运动是基础。

为什么军队能起着骨干作用？它有几个重要特点：第一，一般来说，军队在社会上是最有组织的力量。俗话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它有比较严格的纪律约束，行动比较一致。士兵和下级军官大多没有家室之累，这方面的顾虑和牵扯比较少。第二，组成一支军队，必须有相当的武器装备，经受过不同程度的军事训练或具有实际的作战经验，这自然是临时集合起来、只有大刀梭标、不知如何作战的民众难以相比的。第三，旧军队有着比较固定的饷粮给养，有着比较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

革命军队还有旧军队难以比拟的优势：第一，有着崇高理想或政治觉悟，因而能逐步养成自觉的牺牲精神和铁的纪律，这是旧军队无法做到的。第二，它从一开始就极其重视军民关系，把它称为“鱼水关系”。在井冈山时就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因此被民众看作自己的“子弟兵”。第三，在军队内部实行严格民主制度。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页。

从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红四军和其他革命军队所到之处，除了战胜敌军以外，都起了“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推动当地的民众运动蓬勃兴起，使革命根据地逐步扩大，使这些地区的革命斗争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并且不断打开新的局面。如果没有以红四军为主力的革命军队作为骨干，这一切都是无法想象的。

为什么说民众运动是基础？

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军队的基础是士兵，革命军人是人民的子弟兵。只有把民众充分动员起来和组织起来，革命军队才有无穷无尽的来源和力量。只有得到广大民众的真诚关怀和支持，革命军队行动和作战所需的种种条件才能得到可靠的保障。红四军在井冈山下来后的最初一段时间转战在党组织和民众运动基础薄弱的地区，情报不灵，情况不明，部队得不到休息和补充，连伤病员也难以安置，曾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一旦这种情况得到改变，就如鱼得水，表现出生龙活虎的生气和活力。以后还发展到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在一些年后还感慨地说：“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倒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电贺阮友寿主席》，《人民日报》1967年12月19日，第1版。

这两个方面，哪一个都不能缺少。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也有过经验和教训。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很年轻，缺乏政治经验，把主要力量放在发动和领导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上，忽视了对军队和政权的掌握。一旦昔日的盟友突然翻过脸来，利用手中掌握的军队和政权，对民众进行血腥屠杀，大革命便失败了，革命陷于低潮。这是沉痛的用鲜血写下的悲剧。

毛泽东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态度鲜明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

1928年7月3日，周恩来在中共六大的军事报告中也谈了“过去军事工作的主要错误”。他说：“我们还有一个根本的固定的军事工作方针，就是为了联合战线，不能破坏国民革命军而要帮助国民党巩固国民革命军，这完全由于失掉了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和不明白革命转变的前途而得出这样不通的结论。这种巩固国民革命军的工作方针，就是根本取消了我们自己独立的军事工作的意义。”他还说过：“我们最大的工作影响是在叶挺的队伍中，如七十三团与二十四师影响尤为广大，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种基础，在南昌暴动我们不能干的。”

南昌暴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便是在这次起义中诞生。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对派的总方针。这是党在指导思想上实行的根本性的转变。

实现这样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自然不是轻易的，不是一步就能完成的。在这以后一段时间内，无论中共中央还是省委的文件中，又出现过一个错误观念：反对所谓“军事投机”或“军事冒险”。它的具体含义是：应该到处组织工人农民起来武装暴动，不应该重视党领导的正式军队的作用，否则就要被称为“军事投机”或“军事冒险”。

中共中央在1927年8月23日复湖南省委函中写道：“从你们的书面报告及××的口头报告，可见对于长沙附近各重要县份农民暴动的准备非常薄弱，而要靠外面军事力量夺取长沙，这样偏重于军力，好像不相信群众的革命力量，其结果亦只是一种军事冒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50页。

这年11月9日的《湖南省委游击战争计划》写道：“反对新军阀战争之唯一的有效方法，就是打倒新军阀、夺取政权的暴动。但这个暴动又必须要从工农贫民之种种的经济斗争、群众运动着手，而后才不会流于军事冒险、军事投机的错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造得出有广大群众参加之伟大的、普遍的武装斗争，成功一个工农自己夺取政权的阶级行为。”*《中共湖南省委游击战争计划》，《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年)，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1984年版，第282页。

江西省委在12月4日给赣西特委的信中，对万安暴动批评的第一条，就是“忽视群众力量而偏重于军事的投机”。*《中共江西省委致赣西特委信》，《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年-1928年)》，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年版，第111页。

他们一再严厉批评“军事投机”和“军事冒险”，其实就是把目光集中在各地分散的、多少带有自发性的农民暴动上，而蔑视党领导下的正式军队的作用和建设。对农民暴动自然应该十分重视并且积极加以领导。党领导下的正式军队，不少就是由他们逐步生长成的。但面对武装到牙齿、有军事经验，而且数量庞大的国民党正式军队的残酷镇压，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党领导的正规军队作为骨干，只靠分散的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农民暴动是难以持久的，更不容易取得大的成功。

周恩来在中共六大的军事报告中批评了这种错误倾向。他说：“自南昌事件、八七会议以后，军队中的工作的缺点仍未消灭。从广东暴动之后还有很少一部分的好的保存着，可是仍旧没有正确的观念——如何做兵士运动，如何去改变军队。而新的名词——军事投机却乱用起来，抹杀一切军事工作，反对一切军事准备、军事技术的训练，都目之为军事投机。由那一极端直趋到这一极端，事实上将取消军事工作。这种错误观念继续到现在还有保存者。半年以来的军事：□因为有军事投机这个名词，于是对于军事就不注意了。”

事实上，即使从井冈山时期说起，就可以看到党所领导的正式军队以及对它的不断改造和进步，对革命根据地发展所起到的骨干作用。当时在毛泽东率领上井冈山的湘赣秋收起义余部的罗荣桓回忆道：“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是这支部队的骨干，其余的就是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萍乡的工人自卫队，通城、崇阳的农民自卫军，以及醴陵的起义农民。”*《罗荣桓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560页。警卫团，正式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何长工回忆道：“警卫团实际上是第二次北伐回来后，叶挺独立团一个营为基础扩编的，是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警卫团，也是国民政府警卫团，大约有三千多人。这是我党当时掌握的一支较大的革命武装。由于这支部队受到大革命影响较深，再加上党有意识地把骨干力量不断输送进来，因此，它更倾向革命。”*《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警卫团的团长是共产党员、黄埔二期生卢德铭。团内有不少共产党员，军事指挥员大部分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何长工、张宗逊、杨立三、谭希林和井冈山红军早期重要领导人伍中豪、何挺颖、张子清、宛希先、熊寿祺等都在这个团内。罗荣桓、谭政等不久也在这队伍中。他们原先奉命参加南昌起义，但途中遇到阻碍，到达时起义军已离南昌南下，无法赶上。于是，便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且同共产党员余贲民接收当地民团武装组建的平江农军以及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领导的浏阳农军汇合，随毛泽东从文家市南下，上了井冈山。

井冈山原有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式的“劫富济贫”的农民武装，各有一百五六十人，六十支枪。袁文才在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担任过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佐和袁文才是把兄弟，受革命影响后把所部改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后来也入了党。他们是当地人，在这一带有着不小的影响。正是在他们的欢迎和支持下，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才在井冈山站住了脚。毛泽东当时曾对张宗逊说：“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武装斗争一定要和农民运动相结合，把农民武装起来。中国有广大的农村、众多的农民，只要把他们动员起来，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张宗逊回忆录》，第40页。

井冈山斗争的初期事实就已清楚地表明：警卫团这样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有如罗荣桓所说“是这支部队的骨干”，如果没有这个力量，谈不上能在如此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开创出一个新天地来；中国民众的大多数是贫苦的农民，这是成就一切事业的基础，如果没有深入而有力的群众工作，如果不能得到民众的衷心支持，任何斗争都不能持久，更谈不上一步一步走向胜利。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哪一方面都不能忽视。

朱毛会师是井冈山斗争发展进程中的又一件大事。

这次会师正发生在国民党当局集中湘赣两省军主力向井冈山发动规模远较以往巨大的进攻时。毛泽东在1928年4月29日为湘赣边特委给中共中央的信写道：“此间争斗已到很剧烈很阔大的时候了。敌人以十团之众(杨如轩四团、吴尚六团)向我们进攻，地主的挨户团当然在外。茶酃两县的广大的农民群众业已被压下。白色清乡把我们党的组织压得粉碎。”“第八军(注：湘军吴尚部)最近与我作战四次，一败三胜，但敌人顽强抵抗，已占领之茶攸只得完全退出，湘南已无寸土。”

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主体是北伐战争中屡建赫赫战功、具有强大战斗力、被称为“铁军”的叶挺独立团。上山时还带来湘南起义时的大批暴动农民，包括萧克等一批干部。红四军就是朱毛会师后建成的。他们的到来大大改善了井冈山斗争的格局。担任过井冈山根据地第一个县级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的谭震林回忆说：“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部队大了，我们才有力量打下永新。当然，在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占领了宁冈县城。那时不敢走远，因为国民党来上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可是朱毛会师后力量就大了。”*《谭震林同志的谈话》，《党史会议报告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页。这就开创了毛泽东所说“边界全盛时期”。

到井冈山斗争后期，毛泽东对必须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和必须极其重视群众工作两者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当完整的认识，防止从一种片面性走向另一种片面性。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他说：“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0页。但是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还要担负起做好群众工作的任务。毛泽东从两打茶陵的教训中提出这个问题。谭家述在《回忆茶陵游击队》中回忆道：“会上，毛泽东同志还作了重要讲话，要我们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做群众工作，不能单纯地打仗，提出了政治建军的‘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谭家述：《回忆茶陵游击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页。这是建军原则的重大创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同旧式军队的根本区别。它的提出有深远的意义。

对既要极其重视军事工作，应对敌人，又要毫不放松群众工作、充分发动并依靠群众这个根本问题，毛泽东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抓得很紧很紧，并且不断地总结并丰富这方面的经验。在下井冈山后不久，转战赣南、闽西时，他在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写下了一段十分精辟也十分有名的话：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来都用这种战术。*《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1页。

军队组织上，又有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赤卫队的不同层次：主力部队基本上脱离生产，战斗力和机动性强，可以在较大范围的地域作战，是军事骨干中的骨干；地方武装有不少的武器装备，有相当战斗力，但一般在家乡附近的区域内活动；赤卫队一般不脱离生产，拥有比较落后简陋的武器，但同当地群众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反抗和牵制敌军方面常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种相互配合和补充的机构，是人民军队的重要特点。这种格局，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已经初步形成。

转战赣南和闽西期间，红四军所起的主导和骨干作用自然极为明显。这两个地区又都有着较强的党组织和地方武装。赣南的地方武装有东固由李文林、段起凤等领导的红二团和红四团。闽西的龙岩、上杭、永定等地也有在暴动中形成的具有相当战斗力的地方武装，后来转成闽西暴动委员会，总指挥为福建省委特派员王海萍，副总指挥为张鼎丞、邓子恢、傅柏翠，后编为一个师，下辖三个团。

红四军和赣南闽西地方武装都十分重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红四军第一次从闽西返回赣南后，6月1日，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写道：“我们5月1日(注：4月1日的笔误)退出汀州到瑞金，在瑞金、雩都、赣州(东乡)、宁都、兴国五县作消灭反动武装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共为45天。”“每到一县，每到一地，把队伍分散往各乡，往一乡的队伍再分小支。这样集中分散的，容易于争取群众、对付敌人之计，兼发展不偏于一边，与中央指示的分开游击、统一指挥相合。”宋任穷写道：“据资料统计，当年赣南苏区总人口只有240万人，而参加红军的就有33万人，参加赤卫队、洗衣队等支前作战的约60万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有87000人，其中赣南籍红军就有五六万人，赣南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有108200余人。”*宋任穷：《序》，《赣南人民革命史》，中央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这样将红军深深地扎根于当地民众中，是他们从井冈山斗争以来一贯的行动方针，既使部队能代表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同群众结成一家人那样的密切关系，又使部队像滚雪球那样有着源源不断的补充源泉。为什么红军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反复“会剿”，不但能生存下来，而且能不断发展壮大？重要奥秘就在这里。

红军中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赤卫队之间的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部队的扩大，在实际战斗锻炼中常常可以看到由地方武装发展成主力部队，由赤卫队、游击队发展成地方武装的事实。赣南地方武装在1929年10月只有1960人，枪840支，除原已组成的红六军外，又组建了红二十二军和红三十五军。闽西的地方武装，最初已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红四军西入赣南后，由中共闽西特委领导，建立长汀、龙岩、上杭、永定、连城五县苏维埃政府指挥的赤卫团(独立团)，每团约三百至五六百人，武器一般是步枪，有相当的战斗力，能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单独作战；还有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人数从十多人到几十人不等，除土枪土炮外也有一些步枪和手枪。1930年5月，闽西红军正式编为红十二军，共3000多人。

邓子恢、张鼎丞在《闽西暴动与红十二军》中写道：“创造主力红军，是建立、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问题。各区、各县的革命武装，都必须有它的中心力量，如果先是一些群众性的自卫武装，由于缺乏严密的组织和必要的训练，临时性大，易聚易散，不易形成战斗力。而这些中心力量，又必须从群众性的武装组织中抽调编成。我军的多数成分是农民。农民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在思想上有落后的一面。他们勇于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土地。可是一旦要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去为千百万人的土地而战，暂时就想不通了。这就需要有一个提高觉悟的过程。地方武装逐步升级，正是适应创造主力红军的要求而又照顾到群众觉悟的最好办法。”*邓子恢、张鼎丞：《闽西暴动与红十二军》，《闽西三年游击战争》，第35页。

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年三个月后，在转战闽西、赣南过程中又写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个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形成的。它既是思想上的不断发展和深化，也是赣南、闽西和其他根据地革命实践发展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在人们头脑中的反应和结晶。

四、建立政权，巩固并发展革命根据地

看起来有点奇怪：红四军下井冈山后转战赣南闽西，似乎飘忽不定，流动的范围相当广，在一些重要地域停留的时间也不长，而在以后(特别是古田会议决议中)以很大的力量来反对流寇思想，把它作为党和红军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实践也证明这确实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指导原则。这两者之间是不是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

正确认识的根本原则，是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当敌我力量悬殊、党和红军在当地民众中还没有扎下根来，地形和经济等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决不能盲目地在某个地域死守死拼，否则等待着的只能是失败，这是许多沉痛教训证明了的。

反对流寇思想并不等于反对在任何条件下的流动作战。红军当时正开始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过渡。游击战有一个“游”字，运动战有一个“动”字，都不是笼统地反对流动作战。在敌强我弱、特别是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流动作战常常是必要的。细读毛泽东反对流寇主义思想的论述，不难发现它不是一般地反对流动作战，而是要求红军在作战的同时，必须时刻不忘要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使自己能深深扎根在当地民众中，深入了解他们最迫切的愿望和要求，使民众真正认识到红军是代表他们利益的，也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在此基础上，把他们组织起来，在条件许可的地方建立起人民政权，发展红军，创建或扩大革命根据地。这是红军在极端艰险的环境下能够生存、并从小到大地发展的力量源泉，也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依据。红四军在刚下井冈山那一段日子里，脱离了根据地，得不到当地民众的全力支持，处处遇到原来难以想象的困难，当强敌尾追时多次陷入险境。从这样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一块巩固的根据地作为依托同没有这样一块根据地作依托，处境有多么大的不同。

在条件许可时把人民群众自己的政权建立起来，对创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极为重要，是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根本区别所在。它的作用和意义在于：第一，可以由人民当家做主人，名正言顺地按照人民的意志发号施令，制定各种法规和条例，推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改革，特别是土地制度的改革。第二，可以通过政权，征收赋税，招募并扩大红军，使红军在财源、粮源、兵源等方面得到可靠的保障。第三，可以推动建立并支持各种民众团体，包括农民协会、工会、妇女团体、青年团体等，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形成一片热气腾腾的新气象。第四，逐步担负起民政、工商、财政、交通运输、教育、医疗卫生等管理工作。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曾讲到军队一旦离开根据地而得不到政权支撑时面对的严重困难：“我们刚去，感触最深的是吃饭问题。‘叫花子要饭’，部队走到哪里，要到哪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因为自己没有政权，不能顺利地筹粮筹款，几万部队的穿衣、吃饭、医药、装备等，很难解决。发动群众也不好办，部队在的时候，把群众发动起来，可是一走，群众就散了。像行云流水一样，扎不下根基。”*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第641-642页。他所说的状况，有相当的普遍性。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和旧政府有根本的不同。对政权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

井冈山斗争时建立的第一个县级人民政权，是湖南茶陵。这是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打下茶陵县城。“随后成立了县人民委员会，由部队派了一个县长。这个县政府虽然称为人民委员会，但是仍沿袭旧政府的一套办事制度，旧政府的官吏仍然在县衙门进进出出，工农群众十分不满。毛泽东知道了此事，立即来信指出，由部队派县长是不对的，不能按国民党的那一套办。要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真正代表工农兵利益的工农兵政府。”*江华：《忆井冈山老战友谭震林》，《回忆谭震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这样，工农兵各组织都选举出自己的代表，代表们推选出茶陵县总工会主席谭震林为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12月下旬国民党湘军吴尚部重占茶陵，这个政权存在了一个月左右。

对政权问题，毛泽东十分重视。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他专列一节谈这个问题。但当时还处在土地革命早期，这方面的经验还不多，因此他在报告中着重讲了政权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是名不副实。”*《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1页。他指出的问题主要有：缺乏对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初期的政府委员会中，特别是乡政府一级，小地主富农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时只是对新的人民政权有了初步的设计。

红四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时，由于当时危迫的处境，在先后占领的县城都没有来得及建立政权组织。首次入闽占领长汀后，召开全县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产生长汀县革命委员会，下设军事、宣传、财政等部，布告废除一切厘捐，没收地主豪绅土地及财产，坚决肃清反革命分子。这是红四军下山后帮助地方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但红四军在长汀停留的时间短促，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从上杭赶往长汀时红四军已离长汀西去赣南。因此，长汀革命委员会来不及开展多少活动。尽管如此，在长汀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作出的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实行“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的行动方针，使这片地域以至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有了明确而具体的奋斗目标。

红四军返回赣南后，1929年4月1日在瑞金同彭德怀率领下从井冈山突围西进的红五军会合，并在这一带开展群众工作。4、5月间，红四军主力来到雩都、兴国、宁都，帮助建立起这三个县和一些区、乡的革命委员会。红四军前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赣南党与群众的基础，以雩都、兴国及赣州东乡比较好。”“省委对他们的指挥很稀少。雩都、兴国、宁都三县都有了政权机构(工农兵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组织纲要》，《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6)》，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保存下来的《革命委员会组织纲要》中对它的性质明确规定：革命委员会是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没有产生以前工农兵的政权指挥机关，一切行动都要根据工农兵和贫民的利益来决定的，同时对于小资产阶级和商人利益不加妨碍。赣南的红色政权建设已粗具规模。

因为不久前在长汀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已经明确要在赣南闽西实行“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这个地区“党与群众的基础”又较好，这三个县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一开始就和井冈山时期以至长汀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不同，提出了明确的政纲。当时在兴国的陈奇涵回忆道：“毛泽东同志来到兴国城，召开了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且鼓励大家：共产党员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参谋部，每个共产党员对争取群众的观念，要如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深刻，随时都要叨念‘争取群众’。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导成立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并制订了县革命委员会的政纲：一、推翻国民党统治，成立区、乡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二、没收豪绅地主土地、山林，并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毁烧田契借约。三、取消国民党的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四、建立地方武装——游击队和赤卫队。五、开展游击战争，打倒贪官污吏，肃清封建势力，保卫县、区、乡的革命政权。”“毛泽东同志还制订了《兴国土地法》，主办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陈奇涵：《赣南党的历史》，《回忆中央苏区》，第10-11页。

《兴国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使用。”*《兴国土地法》，《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364页。这比《井冈山土地法》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是一个富有创造的进步。

前面说过，这年5月间蒋桂战争将要结束，而粤桂军阀混战又起，闽西龙岩驻军陈国辉部主力开往粤东作战，红四军前委接到闽西临时特委书记邓子恢的来信后，立刻率师二度入闽。

红军这次入闽，同上次相比，闽西的革命力量已有很大发展，当地民众对红四军的了解比上次清楚多了，在闽西已可能创建出成片的武装割据的革命根据地。在当地党组织密切配合下，红四军首次攻克龙岩后又在5月25日一举攻克永定县城，建立了永定县革命委员会，由张鼎丞任主席；6月3日，再克龙岩，成立龙岩县革命委员会，由邓子恢任主席。“部队进行大规模的近距离分兵，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开展了分田运动，并很快将长汀、上杭、永定、龙岩、连城等县的红色区域连成一片。”*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布局已大体形成。

不仅如此。红四军第一次入闽，在长汀只停留17天就转移了。重入赣南后，尽管规模和工作格局比以前大得多，但主力在这里的活动只有40多天。一切都显得匆忙。而第二次入闽，红四军主力在这里活动了7个多月，这是下井冈山后活动时间最长的。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这年6月下旬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后，毛泽东没有继续担任前委书记，而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份，集中力量指导闽西的地方工作。中国共产党在闽西的群众工作和政权建设出现了许多新的创造和进展。

7月8日，毛泽东和蔡协民、江华、曾志等受前委委托，从龙岩到上杭蛟洋指导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大会原定是11日开幕。“后因前委出席大会代表毛泽东同志指出，从事各种调查(土地、政治、党务、武装群众与政治组织、物价、洋货侵入与农业破产……等)，费去一礼拜之久，至7月20日，大会才开幕。”*《闽西代表会议情形》，《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闽西特委文件)》，1984年版，第90页。

大会从7月20日开到29日。会议通过的《苏维埃政权决议案》，是一篇新型的代表群众利益的工农兵政权的宣言书。它初步总结了以往政权建设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旗帜鲜明地写道：“苏维埃不是群众大会，不是少数委员会，而是代表会议。苏维埃是新的国家政权形式，是被压迫工农群众自己管理政事，镇压旧的统治政权组织。因此要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管理政事，与群众发生密切的联系。它不是群众大会，更不是几个领袖包办的委员会，而是由各项职业工人与各界农民群众之间、红军营里直接选出来的代表会议。这个代表会议，它由群众选举的，因民意而撤换，已没有群众大会吵、不好讨论的毛病，又没有少数委员包办的流弊。群众的意见可以马上提到政府里来，政府的行动也马上可以传到群众中去。这样可以真正代表群众利益，同时可以引进广大群众参加政治，以造出无产阶级的政治人材。这是苏维埃政权的意义。”

这个《决议案》规定：“革命委员会的任务：(1)发动群众斗争；(2)扩大工农会组织；(3)收缴反动武装，组织赤卫队；(4)肃清反动势力；(5)没收反动派财产分与贫民；(6)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给贫民；(7)建立工农兵代表会政权；(8)宣布取消苛捐杂税。上列各项工作须尽可能召集群众大会，经过宣传取得群众基础，并用革(委)会名义明白宣布！”*《中国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闽西特委文件)》，第66-69页。

由于大会前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调查研究，这次大会讨论的都是群众关心、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通过的决议案有：《土地问题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C.Y.问题决议案》《闽西妇女问题决议案》。其中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比兴国的《土地法》又前进了一大步：对大小地主区别对待，对地主也“酌量分与土地”，对富农的土地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在土地分配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这样，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就基本上完备了。会后，闽西在600多个乡进行土地改革，约80多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

这段时间内，毛泽东以很大力量继续从事社会调查。随他去从事闽西地方工作的曾志回忆道：“重视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是毛委员历来的良好工作作风。在红四军的戎马倥偬时期尚且如此，现在到了地方工作，时间较多，毛委员更是不失时机地开展各种调查研究，思考重要问题。记得在苏家坡，毛委员用好几天的时间开了几场座谈会，每次邀请人数不多，只七八个人，但请来的都是各种各样的人，有商人、小贩，有贫雇农、中农，有老人、年轻人和妇女，根据不同的对象有针对性地了解不同的情况。毛委员主持这样的座谈会、调查会不是一问一答式的，而是开得很生动活泼，像是在唠家常，有说有笑的。”“毛委员主持的几次座谈会，我都在边上旁听，有时还帮忙做些搬桌椅、挂黑板、倒开水等杂务。但就是不要我记录，毛委员每次都是亲自记录，每场会下来都要记上好几张纸。”*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第97页。这是他指导工作和亲自起草一些文件的重要依据，也是他几个月后能写出《反对本本主义》这篇名著的一个重要原因。

古田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四军前委的领导岗位上来，他依然重视加强政权建设的极端重要性。1930年1月5日，他在古田给林彪的复信中尖锐地批评他“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与中国革命的形势不适合的。”*《毛泽东同志给林彪的信》，《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1982年版，第1页。

在摘引的这短短几句话中，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是他把革命政权的建立称为一种“深刻的观念”，并非要待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时再来建立这种新政权，而要在革命发展过程中不断“深入与扩大”革命政权，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把它称作一种必须建立的“深刻观念”；二是在他看来，一种观念是否准确而可行，要根据它是否“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形势”而定，这里已在孕育着他在四个月后所写《反对本本主义》的基本思想。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各国实际相结合的深刻观念。

比较一下就会看到：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以主要城市为中心，在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一举建立全国性的新政权。在它以前，只有革命思想的传播、秘密组织的发展和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没有从事地方革命根据地和政权的建立，这被教条主义者视为不可变更的准则。中国革命胜利的具体过程却并不相同：它在广阔的农村发展起来，当取得军事胜利(以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始)后，就在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建立起新的人民政权，先是县级政权，再发展为地区级政权(如赣西南苏维埃政府、闽西苏维埃政府的相继成立)，这就为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一项关系极为重大的创举。

红四军主力重入赣南后，先进入广昌，接着迅速在2月初占领宁都、雩都、乐安、永丰四个县城。3月18日，提出一项重要的决策，那就是由共同前委决定对根据地实行“伴着发展的工作路线”，“伴着原有小块红色区域发展，及成立新的小块红色区域，再促进他去发展，这个观念要深刻地建立起来，因为从前没有过”。*《前委通告第三号》，《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491页。时任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的熊寿祺5月间在《红军第四军状况》中写道：“鉴于过去的经验，‘傍着发展有成效，流动游击只徒劳。’四军过去的经验，凡有党或有一点小政权的地方，红军一去，配合起来，傍着这一块区域发展，立刻大得成效，政权也建立了，土地也分配了，群众的武装也扩大了。尤其是这一块分了田的政治影响深入群众，及这一块政权在敌人数次会剿之后不但不消灭，还继续扩大与发展，使群众更能认识他本身的力量而奋勇的斗争起来，更便利而更有实效的扩大赤色区域，达到我们的任务。”“因此四军党更坚决的认定，红军游击的原则，唯一的是傍着发展，提出来的口号是‘傍着发展，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其次才是流动游击，攻打大城市，扩大政治影响，四军一切的行动都集中在这个原则之下。”*熊寿祺：《红军第四军状况》，《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16-317页。

由于总结了经验，采取正确的工作路线，充分发挥以往已经建立的工作基础的作用(包括已建立的党组织、地方政权的作用和已进行的土地改革的影响)，红四军又经过古田会议的教育和整顿，工作发展得很快，局面迅速打开。这时，蒋阎冯李间的中原大战在爆发。国民党无暇他顾，在赣闽一带的军队相继抽调出境，红军相继攻克南康、大庾、信丰、会昌、瑞金、寻乌等县城。毛泽东还利用这一相对安定的环境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寻乌调查。在这里，他还写出了《调查工作》这本小册子(后来改名《反对本本主义》)。到1930年秋间，红军已同时占领赣南19座县城和7个县的部分地区。各地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按照“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以及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普遍进行土地改革，并初步建立同闽西、湘赣边地区的联系。

闽西地区，同年3月18日至24日在龙岩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闽西苏维埃政府，在政府第一号公告中宣布：“现在的政权，是无产阶级的政权。现在的政府，是工农兵贫民的政府。不要凭少数人去干，是要大家来共同规划的。望全闽西劳苦的工农群众，随时加以协助和监督为盼。”*《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第一号》，《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苏维埃)》(1930年)，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1985年版，第89页。这次代表大会还通过了《苏维埃政权组织法》《土地法令》《山林法令》《借贷条例》《工会法草案》《劳动法》《优待士兵条例》《商人条例》《取消牙人条例》《取缔纸币条例》《保姻法》《保护老弱残疾条例》《合作社条例》《裁判条例》《暂行税则条例》。能够一下子制订出这么多涉及各方面、详细具体的法令条例，确实使人吃惊。9月2日，邓子恢在《政府工作报告大纲》中写道：“闽西斗争在三年来长期奋斗中，到了‘三·一八’政府成立时，已经有了八县的区域、百万的赤色群众，反动势力大都消灭，武装有了七千多枪，红军成立了五团，人数三千多人。在这一环境之下，政府的策略路线，毫无疑义的是要向外扩大斗争，以推广赤色区域。”*邓子恢：《政府工作报告大纲》，《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4辑，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1983年版，第89页。

这样，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使命可以说胜利实现了。共产党对在革命根据地建立政权的认识和措施越来越完备，从而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作了准备。

五、党内的一场大争论

要成功地创建革命根据地，关键在党，特别是党的指导思想日趋成熟和统一。这同样需要有一个过程。

在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时期，特别是第二次入闽、局势开始稳定时，在党内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大争论，最后形成了决定红军以至中国共产党命运的红四军九大(即古田会议)决议。

怎样看待这场争论：它只是对红四军当时面对的一些具体问题的争论吗？不是。它只是一场个人间的矛盾和冲突吗？更不是。争论的实质不是别的，而是党和红军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也就是怎样把一支大多数成员由农民和游民组成的旧式军队改造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创举，在这过程中发生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一切都是平平静静地走过来，倒是令人不可思议的。

毛泽东1936年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开始部分专列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一章，对这个问题作了透彻的说明：

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因此，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3-184页。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集合党能掌握的武装，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在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把它称为“建军节”，红军上井冈山前的三湾改编，在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把支部建在连上，并在军队中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为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初步基础。朱毛会师后，建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但是，事物总是存在着矛盾。红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这是它的根本特征。但它的成员原大部分是农民，常易过于眷恋乡土和家室，使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也难以接受严格的纪律约束，小生产者的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容易流行泛滥；部队的相当部分来自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旧军队中的习惯观念和做法(如单纯军事观点、不愿做艰苦群众工作以建立根据地的流寇思想、部队管理上打骂士兵的现象等)有不少依然保留下来。

井冈山时期，这种矛盾暴露得最突出的是1928年在湘南的“八月失败”。当时在红四军第二十九团担任连长的萧克回忆道：“二十九团士兵大多为宜章农民，眷恋家乡，难舍故土，从到井冈山后他们常常想打回家乡去，现在部队已进到湘赣边界，特别是听说湖南省委的代表也主张回湘南，二十九团就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回乡情绪。”当打下郴州后，二十九团住在南门外通向宜章的城关街上。“枪声一响，二十九团各部就拥到街上，没有命令，没有指挥，建制混乱，也不集合，就向南跑，老少和行李担、伙食担夹在部队中乱跑。”“这时二十九团基本散了，总共剩下不到200人，约百支枪，只有我连是保持完整建制归队的。”这种情景，中国以往农民战争史中也多次出现过。萧克从中得出结论：“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没有克服农民意识。”*《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102页。

军队中士兵和下级军官的思想观念，前后也会有变化：开始时更多是旧军队中封建军阀主义的长期流毒，官兵间没有平等可言，以后，随着部队情况的改变，小生产者的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思潮又泛滥起来。陈毅在给中央的红四军党务报告中写道：“四军是由国民革命军改造而来，在初期一般官兵同志，皆十足的盲目服从上级，渐渐由党的下层的发动，一般官兵同志渐渐能够讲话发表意见，到最近又犯了极端民主化的毛病，上级的命令未经下级讨论，下级便不执行或者说上级包办，说上级是家长制。军事机关的命令也常有托故不执行的毛病。”*《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那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大幅度的摇摆变化，又正是小生产者的思想特点。

事实表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这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时间的迟早而已。如果不从根本上纠正这些来源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成分所构成的错误思想，如果部队不能真正改造成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红四军便不可能担负起中国革命战争给予的历史任务。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大胆创新。而领导机关在一段时间内对这些不正确思想却缺乏一致的坚决斗争。

这也难怪。在最初阶段，红四军内还不具备就这些问题展开争论的客观条件。“八月失败”后，国民党当局组织湘赣两省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展开规模空前的第三次“会剿”，并加紧实行经济封锁。下井冈山后，红四军在半年左右时间内，几乎不停息地转战赣南闽西，历经艰险，脚跟一时尚未站稳，怎么可能集中较多力量来处理党内错误思想的问题？

1929年三四月间，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蒋桂战争爆发。这是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军阀大混战的开始，国民党统治相对稳定的局面结束了。他们原来用以“追剿”红军的兵力调去投入自己的内战。红四军获得一个比较稳定和发展的环境。朱德在回忆中作了一个对比：“这以前敌人攻击我们的，广东有两个师，朱培德一个师，还有福建的两个师。……在这一段里有三个月，从阳历年出发到大柏地过旧历年，那是顶紧张顶有趣的一段，天天有仗打，团防常常向我们打两枪，那都是常事。”蒋桂战争爆发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到瑞金同‘红五军团’又会合起来，休息了一个时候，这时四面都没有敌人。”“慢慢发展到江西宁都、兴国、瑞金、东固，都组织了，到处打开了些土围子，打土豪，分土地，几个月中间转了很宽，沿着兴国、瑞金、东固，工作都做起来了。搞了几个月，那时正是李宗仁、白崇禧和蒋介石作混战的时候。等着混战一过，敌人又来了，不过我们的基础也稳固了。”这年5月19日，红四军根据敌情的变化，第二次进入闽西。朱德回忆说：“我们去打龙岩，打开了，又把永定同时打开。这时我们看到福建山也大，群众也好，非常富足——于是决心就把福建这方面的根据地建立和巩固了。这边苏区很快的发展起来了。只要我们估计敌人一松弛，就分开力量来做群众工作，打土豪。敌人要一大举进攻，就又集拢来对付敌人。”*《朱总司令自传(1886-1937)》第7部一、二，孙泱笔记，稿本。

很明显，红四军只有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不再是“天天有仗打”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对积累下来的问题展开争论，才有可能集中力量纠正党内错误的问题。

那时候，红四军官兵的成分构成是怎样的呢？陈毅当时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历史的：贺、叶旧部到现在大半成了干部分子，现在还在当士兵者极少，以官兵夫合计，此项人数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二；湘南农军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四；历次俘虏敌方士兵所改编的约占十分之二左右；在赣南闽西新招募的约占十分之二。”也就是说：农民和原军人共占80%，新募的占20%。以年龄来计算，“少年(18岁至25岁)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六；壮年的(25岁至40岁左右)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三；老幼的(16岁以下、40岁以上)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一。”*《陈毅军事文选》，第18页。也就是说：年轻的、可塑性强的占全军人数的60%。这些都说明：从人员构成来看，在此时抓紧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以建设一支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是极为重要的，也是很及时的。

红四军是5月19日越过武夷山再次入闽的，环境比较安定。没过几天，就在这个月的下旬，党内的一场争论就开始了。这场争论是从苏联回国不久、被派到红四军担任军委书记的刘安恭挑起来的。他从苏联回来、又当了军委书记，影响自然非同一般。萧克回忆道：“形势很好，红四军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争论，当时我不明白，后来回想起来，起因是打下宁都后，前委决定恢复四军军委，由刘安恭担任军委书记。恢复四军军委对于加强党的领导本来是件好事，但是，新上任的军委书记刘安恭主持军委会议，作了条规定，让四军党的最高组织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这个决定一提出，许多人就议论纷纷，下级怎么能决定上级的权力范围呢？”*《萧克回忆录》，第122页。刘安恭还在朱德面前进行挑拨，“说前委书记在政治上干预太多了。军队是司令部对外，政治部门不能对外，政治部门不能直接干预军队的事，等等。”“刘安恭不仅如此，还到部队暗中活动。在其他军事干部中游说他的观点，有意制造矛盾。”*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上，第93-94页。很明显，为了要使新成立的军委成为新的指导机关，便不能不尽力搜罗军内种种旧的理由来攻击原有的指挥机关——前委。当时担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并负责办理前委会议事务工作的江华回忆：“这时，原来在井冈山时期即存在的关于红军建设问题又开始议论起来，一些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颇有表露。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同志利用战斗和行军的空隙，作了不少工作，并多次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5月底，胡雷前委会议上对党的工作范围、支部工作等问题争论，意见未能统一。”*江华：《追忆和思考》，第88页。

尽管如此，毛泽东这时对这个事件还在观察，没有立刻作出判断。6月1日，他在永定湖雷以红四军前委书记名义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详细报告了红四军在赣南和闽西战斗经过，并且报告：“(广东)东江特委曾到一信给我们，说东江准备暴动，要红军分兵去彼帮助。前委复了他们一信，说不赞成此时举行总暴动，此时只能发动游击战争，红军不能分兵去助。”但对红四军内部发生的争论一字未提。

但情况却越来越严重，争论的问题和范围越来越广，把许多过去存在过的分歧重新翻出来，卷入争论的人也越来越多。毛泽东和朱德的意见也不尽一致。萧克回忆当时的情况：“争论的焦点开始是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以后又引发出了许多问题，如对出击湘南的看法，对坚持井冈山斗争和赣南游击的看法，对四军各种制度、政策的看法，而争论最大的是‘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要不要一切归支部’，以及有没有流寇主义和军阀残余等等。”萧克写道：“这中间，林彪和刘安恭起了不好的作用。”如林彪给前委写信，说设立军委“这是个无耻的阴谋”，刘安恭“‘把四军党分成派’，并且说成是拥护和反对中央的两派。在争论发生后，又提出用‘完全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解决纠纷’。这些论调更助长了争论。一时间，由下而上，大家议论纷纷。”*《萧克回忆录》，第123页。

6月8日，在长汀的白砂又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由于军内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毛泽东在这次会上郑重地提出一份书面意见：“(1)前委、军委成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2)根本在前委、军委。(3)反对党管一切(党管太多了，权太集于前委了)。反对一切归支部(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机关)，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要求党员要有相当自由(一支枪也要问过党)。这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成了根本上的问题——个人自由主义与无产阶级组织纪律性斗争的问题。(4)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同时成了全党的问题)，完全做不起来。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斟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毛泽东：《在前委会议上提出的书面意见》(1929年6月8日)，(也见江华《追忆与思考》第88-89页，改正了三个字)。

可见，在毛泽东看来，争论的实质不是这个那个具体问题，而是党对红军能否领导一切，是个人自由主义与无产阶级组织性纪律性斗争的问题。这确是红军能不能建设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矛盾已发展到难以调和的地步。如果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不弄清，他就“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了。

参加白砂会议的江华回忆当时的状况：“这次会议虽然以多数(41人参加会议，36人赞成，5票反对)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争论的根本问题却仍未解决，而且这些分歧意见在党内以至在红军战士、军官中日益发展起来。”江华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并且在红四军七大后同毛泽东一起离开前委领导机关去闽西指导地方工作。他在回忆中讲到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为什么仍没有完全解决的原因时写道：“主要是由于当时红军还建立不久，其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而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旧军队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都带到了红军队伍中来，因而一部分人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对保证军队接受党的绝对领导不赞成，有怀疑。”他还写道：“这里附带说一下，那时毛泽东同志对干部要求高，要求严，批评人也是很严厉的，对一些营团级负责干部的缺点、错误，他也毫不留情地当面批评、训斥，常常令人难以接受，下不来台，因而有些同志对他是有意见的。”*江华：《追忆与思考》，第88、90、94页。

6月下旬，第三次打下龙岩后，红四军在龙岩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由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主持，22日通过了《关于党内争论问题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有着明显的调和倾向：对“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这个问题，先说“这个口号是对的”，接着说：不过这口号“在文字方面太简单，不明显，可以引起不正确的解释，这个口号今后不要再引用；对“过去党有没有家长制度的问题”、“过去党有没有代替群众组织的错误”、“过去是不是上级党包办了支部的工作”这些被提出的问题作出否定的答复，但没有触及如何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方向和措施；对毛泽东等不少看法肯定为“是很对的”，而对他们有些正确看法又批评为“不正确”，“如说流寇主义思想与反流寇主义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对刘安恭和林彪都做了批评，特别是严厉地批评刘安恭在军内散布的一些流言“完全不是事实，是凭空臆断的”。《决议案》表示：“这个争论虽对党有益处，若没有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必不能得着正确的解决”，却没有说清楚什么才是“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这个《决议案》没有能从政治上提出明确的指导方针，因而没有解决争论中的问题。

更严重的是：在代表大会的选举中，中共中央指定的毛泽东没有当选前委书记，改选看起来在当时能调解矛盾的陈毅来担任。毛泽东就离开红四军前委领导机关，到上杭去指导闽西的地方工作。这次大会没有解决军内存在的主要问题，而且造成不好的后果。9月下旬，红四军又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红军法规等问题，由于认识不一致，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事情显然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中共中央一直十分关心红四军的工作。由于通信极端困难，对红四军的情况很难得到及时而具体的了解。6月12日，当时实际主持工作的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朱毛处有一个得力的人来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不久，中共中央收到福建省委派秘密交通送来的红四军七大的文件。8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红四军七大的《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

21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信中有两条特别值得注意，也正是针对红四军内部争论中一些错误思想来说的。一是红军的性质和任务。信中说：“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负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要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要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二是红军中的民主集中制。信中说：“在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尤其是目前环境中之红军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才能行动敏捷，才能便于作战，才能一致地战胜敌人。但这并不是说如此便没有党内民主化了，如此便不执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了，如此便可恢复家长制。不是的，绝对的不是。”“绝对不是说党的一切工作、一切事务、一切问题都要拿到支部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民主集中制的党既绝不容许，尤其在红军中，在日有战斗的红军中更绝对不容许有此种倾向之生长。所谓集权制当然是指在集体指导组织中的集权，绝不是个人的集权。自然在一个委员会中，既有一个书记，他在会议席上、在处理日常事务上，必然要比别人多负些责任。尤其在军队中，在作战的军队中，党的书记当然更要多负些处理日常事务上与临时紧急处置的责任——这是书记的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5-87页。这两条确实是切中要害，说理透辟，是对毛泽东基本主张的有力支持。

8月29日，陈毅在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红四军全面情况和军内的争论。会议决定组成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起草一封给红四军的指示信。9月8日，政治局讨论通过这封指示信，这便是著名的“九月来信”。这封信极为重要：第一，它根据红军这些年来艰苦斗争的经验得出结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这是中国革命有别于先前其他国家的特征，是由红四军等的实践所证明了的。第二，针对红四军中极端民主化等错误，突出地谈了“集权制问题”，写道：“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第三，在当时更重要的，是着重说了“朱毛问题”，明确地提出：“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全体红军同志了解和接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77、486、489页。

陈毅将九月来信带回红四军。这是中共中央对红四军中争论的明确表态，对毛泽东是极大支持。朱德等完全支持中共中央的指示。党内的认识趋于一致。局势急转直下。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前委工作。12月底，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选举产生新的红四军前委，毛泽东重新担任前委书记，朱德、陈毅等为委员。

古田会议决议一开始就鲜明地写道：“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5页。

决议列出的主要错误思想：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一一指出它们的表现、来源和纠正方法，要求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

人的行动从来是受思想指导和支配的。没有正确的思想，便没有正确的行动。把端正思想路线放在如此突出的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够战胜种种严重困难、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

古田会议的决议，不仅为红四军这场大争论作出完整的正确的总结，清除形形色色来自旧式军队的影响，使红四军和其他各部分红军成为真正的新型人民军队，并且形成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传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突出特点，对以后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结语

近90年的岁月过去了。回过来看看先行者们当年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顽强而艰苦的探索历程，不禁令人感慨万千。

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来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准备不足的。他们充满着改造社会的革命热情，在大革命年代长时间地投身热气腾腾的群众运动，取得巨大成就，使他们沉浸在一种极度亢奋状态中。但那时中国共产党诞生才只有6年，它的领导人大多还很年轻，社会经验和政治经验都不足。党还处在不成熟的幼年时代。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却富有旧社会的社会经验和政治经验。在大革命时期，当他们羽翼未丰时，可以在口头上有过许多革命的宣示，也做出过一定成绩；在他们已暴露出反共面目而又觉得条件仍不成熟或有某种需要时，又会忽然改变姿态，采取一些缓和的措施，似乎前面发生的事只是一种误会；而他们有一条视为万变不离其宗的命根子就是军队和政权。在这个根本点上，它是抓得最紧、寸步不让的，并且全力以赴地加强自己在这方面的力量，这是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两者之间，起着决定作用的是军队。正如毛泽东所说：“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来看，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7页。蒋介石对全国的统治，最根本的就是靠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当然，除了军队外，还要靠政权和欺骗等手段来支持它。一旦羽翼丰满，又得到外国、财阀和旧军阀政客的支持，立刻翻过脸来，发动反共的军事政变，将大革命埋葬在一片腥风血雨中。

中国共产党虽然对蒋介石的蜕变已有所察觉，但恰恰对军队和政权的极端重要性缺乏认识。大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相当程度是在北伐军事胜利的鼓舞和支持下掀起高潮的，而在遭受反共政变和血腥屠杀沉重打击下，又低沉下去。这是许多人原来没有想到的。

这就要回到本文开始时胡绳所提出的那个问题：怎样对当时必须坚决反对“左”倾盲动主义、又应当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作出统一的解释和理解。

面对“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险恶环境，中国共产党应该怎么办？出路在哪里？不少人怀着复仇的强烈愤怒，不顾敌我悬殊的现实，主张到处暴动，走上“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道路；一部分人觉得双方力量的差距太大了，革命已经失败，只能放弃武装斗争，争取“召集国民会议”，走上右倾取消主义的道路，即使在革命队伍中也有人产生“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消极思想。不管是“左”的或右的那些错误主张，都不可能为中国指出一条正确的出路，只能导致灾难。

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出路在哪里？路是人走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只是靠斗争，更重要是斗智。陈毅在中共六大时写道：“毛泽东军事学派是在反对新旧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创立起来的，其特点是以实事求是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战争的实际，去发现和掌握中国革命军事的总规律。”“假如历来的军事学派一般是研究相等的敌对军力的胜负问题，而我们的军事学派则在回答实力悬殊的军力的胜负问题。”“研究革命人民及其军队如何能以少胜多，以小敌大，以弱胜强，便是我们军事学派的革命本质。”*《陈毅军事文选》，第325-326页。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泽东在1930年1月在古田给林彪的一封复信中提出来的。这封信以党内通信的形式发给红四军的部队，正确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出路是什么这个当时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它有两层意思：一是中国革命现在还处在“星星之火”的阶段，二是有了这“星星之火”，只要有正确领导，一定能在中国大地上燃起“可以燎原”的大火。

为了使“星星之火”能发展成“燎原”大火，正确的领导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解决好几个问题：第一，要有坚强有力的武装力量，也就是有可靠的有战斗力的革命武装力量，没有这个条件，其他什么都谈不上；第二，充分地发动并依靠群众，使这支军队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得到群众的全力支持，并从群众中不断得到补充；第三，在条件许可时建立起人民政权，这种政权应该是工农兵自己的、能为工农兵谋利益的政权，它应该实行民主集中制，通过工农兵代表大会产生的，而不是那种旧式的衙门；第四，要在敌人力量相对薄弱、地形和经济条件有利的区域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并且随着自身力量的发展，采取“傍着发展”的方式，像滚雪球那样地不断扩大这种根据地；第五，所有这一切都要依靠党的领导，而党为了实行正确的领导，必须把思想建设放在极重要的地位，时刻注意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否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会变成一句空话。

正确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不可能只靠少数人凭空地想出来，也不是一下子就很完善的，只能在实践的探索中不断总结成功和失败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而形成。这种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又不能只停留在就事论事地就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解决方法的归纳，而是需要加以深化，提升成规律性的认识。这种认识过程很难一次完成，往往需要经过多次反复。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说：“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方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5页。这种结论，又要反复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正是这样在实践的探索中一步一步形成的。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实践和探索，就是这个过程在初期阶段的真实记录。

责任编辑：何友良

Thought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viet Area in Southern Jiangxi and Western Fujian

Jin Chongji

How to make a dialectical and logical analysis towards the historical change from the failur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to the rise of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and how to make an unified interpretation and understanding towa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resolute opposition to the "left" putschism and its firm belief on "a single spark can start a prairie fire" at that time; involve th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towards how Mao Zedong and other Chinese Communists correctly answered and found the future and outlet of Chinese revolution.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reflection and analysis about it from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including the overal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omparison of the two sides' strength, the geographical selec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ase area, military work and mass movements, the establishment of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and the big debate within the party. The paper shows that the right path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encircling the cities from the countryside and seizing power by armed forces", was formed step by step in the exploration of practice. The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viet Area in Southern Jiangxi and Western Fujian was the true record of the early stage in that process.

the historical change;Mao Zedong;establishment;the Soviet Area in Southern Jiangxi and Western Fujian;the exploration of path

10.16623/j.cnki.36-1341/c.2017.03.001

金冲及，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