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刚



长征文艺活动的历史内涵、特点及意义

吴明刚

红军长征文艺活动是苏区文艺活动的延续和发展，是苏区文艺向抗战文艺转变中产生的重要文化成果。它是长征中最生动、最活泼的因素之一，具有艰苦性、流动性、灵活性和群众性等特点。长征文艺活动的开展，不仅使各方面红军的文艺实现汇合与交流，同时还汲取了长征途中各地的特色民俗文艺营养，有力地推动了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发展，在红军文艺发展史上书写了壮丽辉煌的篇章。长征文艺活动充分发挥了文艺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的特殊功能，为红军漫漫浴血征途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为长征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撑，生动体现了长征精神的文化意涵。

红军长征；苏区文艺；文艺宣传；抗战文艺

红军“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夏静寒：《红军时期的舞蹈活动概述》，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624页。。长征文艺活动是红军长征史诗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长期以来，人们对红军长征历史的研究宣传，多侧重于军事、政治方面，而对长征文化尤其是长征文艺活动方面的关注则相对较少。长征文艺活动的历史内涵是属于苏区文化还是抗日文化，在长途游动转战的远征中文艺活动有何特点，它对长征胜利的影响有哪些，在红军文艺发展史上具有怎样的地位与作用等等，无疑都是值得探讨的历史问题。

一、长征文艺活动的历史内涵

20世纪初叶的中国，是一个革命风云激荡的国度。中国呈现出“红”“白”分明的两个世界：“一个是荒淫糜烂，一天天朝堕落灭亡的路上走去；另一个新的世界却在炮火的围墙里，慢慢地生长，慢慢地强壮了。新的制度，新的经济建设，新的军队，一天天地稳固，一天天地坚硬，而新的人格，伟大的个性的典型也产生出来了。这就是炫耀了同时代的地球上所有人类的苏维埃红军的建立。”“为了紧张忙迫的环境和需要，在苏维埃运动中，文艺的确是比较落后的部门角落。……然而说苏区是没有文艺，或不要文艺，却是非常错误的！”*丁玲：《文艺在苏区》(1937年5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下，第576页。这是作家丁玲笔下对苏区与国统区对比、苏区文艺的形象描述。

长征文艺活动，是指红军文艺工作者在长征途中进行的革命文艺宣传表演的行为或运动形式。红军长征文艺活动是在长途游动转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不单纯搞文艺宣传，而是一支以党的政治工作原则为宗旨的政治宣传队，文艺宣传只是其一种形式”*程明：《忆红二十五军宣传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下，第443页。。也就是说，长征中的文艺活动实际上就是文艺宣传活动，担负着文艺表演队和政治宣传队的双重任务。长征中的文艺宣传活动大致有三种形式：一是歌曲、戏剧、舞蹈等表演形式，二是行军中的说、唱等形式，三是图文并茂的传单、墙报等宣传形式。

从历史发展角度审视，长征文艺活动是伟大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重要过渡时期进行的，是苏区文艺活动的延续和发展，其历史内涵具有承前启后的特性。从发展过程来看，长征文艺活动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长征前期，为延续苏区文艺发展阶段。在此阶段，党和红军沿用的仍然是苏区时期的苏维埃革命斗争策略，即抗日反蒋，以反蒋为主。二是长征后期，为调整转变阶段。如果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开始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那么，直到华北事变后，中共中央才“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当做了党的“最中心的任务”*张闻天：《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1937年4月1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页。，才公开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号。此后，特别是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后，随着全国抗日高潮的掀起，北上抗日成为红军长征公开政治宣传的主要内容之一。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后，党的策略路线作了重要调整，从而“使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使国内战争与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案内容摘要给任弼时的电报》(1935年12月27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第576-577页。即抗日反蒋，以抗日为主。为配合党的策略路线的转变，中共中央要求“政治教育，要把打土豪问题转移到打日本侵略军上来”*朱德：《红军在新阶段中的任务》(1937年5月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第192页。。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193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关于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指出：“民族革命高潮的来临与澎湃的向前发展，划分了中国革命的新时期。”*《中共中央关于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1936年1月27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第15页。中共认真检讨了过去宣传工作的不足和弱点，强调“在新的策略路线下关门主义便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它将会在各种形式上表现出来，如死守旧策略的观点”，并指出一切文字的、口头的宣传都应该以反对目前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强盗及其走狗蒋介石而出发；要分别群众的觉悟程度，分别宣传的对象去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千篇一律的平均主义的宣传工作须迅速的纠正。在宣传工作的方式与方法上，一切的宣传必须普遍深入、通俗简明，改正过去一些高谈阔论使人烦厌的宣传；要求党的宣传必须采用一切可能办法深入到“白区(国统区)”，如“运用水上的(放木板)、空中的(放孔明灯)方法去达到这一目的”。*《中共中央关于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1936年1月27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第17-18页。

从主题内容来看，长征文艺活动是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的传承和发展，同时又不断注入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的新内容，是苏区文艺向抗战文艺转变过程中产生的重要文化成果。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进入“全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艰苦奋斗的时期”*张闻天：《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1937年4月11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第145页。。红军长征并不仅仅是军事战略转移，而且是“担负着重大的、军事的、政治的任务”*《总政治部对于目前进攻战斗的政治工作训令》(1934年10月11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第587页。的长途远征。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无疑的即是抗日反蒋的胜利”*《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1935年11月13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第444-445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红军长征也是一场“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运动”*毛泽东：《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36年11月22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第386-387页。。北上抗日是引领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根本动力和坚定目标，是长征文艺活动的主题。

从文艺形式角度审视，长征文艺活动形式相对简单。一是口头宣传，在行军中喊口号、说快板，以鼓舞士气；二是散发和张贴宣传品和在墙报上刷写标语口号，或者是有趣味的短篇和诗歌，并配上漫画，“使用了文学上的描写的手法，画出了红军部队活生生的生活”*丁玲：《文艺在苏区》(1937年5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下，第577页。；三是在驻地休息时各种形式、不同规模的文娱活动，有唱歌、跳舞，也有活报剧、曲艺等。其中，与印刷传单相比，刷写标语(配上漫画)由于成本低且效果好，成为比较普遍的形式。标语一般是先用白灰将墙体涂成白色后，再勾勒出字的边框，最后用朱砂填涂。刷写标语成为红军开展政治宣传的最早、最基本、最重要、最有效的宣传方式之一。

综上，长征文艺活动是苏区文艺活动的延续和发展，是苏区文化向抗战文化转变中产生的重要文化成果。不过，总的来说，长征文艺活动仍属于苏区文艺活动的历史范畴。

二、长征文艺活动的特点

长征文艺活动是红军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创造“军事远征的纪录”*《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1935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第533页。征途中最生动、最活泼的因素之一。它既延续和发扬了苏区文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又服务于长途游动转战需要，丰富和发展了苏区文艺的内容与形式，具有鲜明的特点。

一是艰苦性。红军长征是“没有根据地与有组织的后方，在白区中作战”，在战略战术方面具有“最大的机动，活动巧妙，运动性”，即“以我们机动，大踏步的进退、转移，来造成我们各个击破与消灭敌人的胜利条件”*《总政治部关于宣传教育工作要点的指示》(1935年4月1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第140-141页。。特别是红军进入川西、西康的甘孜地区后，遇到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这地方气候高寒，人烟稀少，又是藏族同胞聚居区，语言不通，行动困难，致使部队广大指战员对当前时局感到失望和担心，士气非常沉闷低落。”*刘文泉：《从工农剧社到战斗剧社》，《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下，第421页。与有根据地和有组织的后方作依靠的苏区文艺活动开展的斗争环境相比，长征途中进行的文艺活动显然更艰苦。为了最大限度地开展政治宣传教育工作，红军总政治部指示各级政治宣传教育人员“不仅在胜利的情况之下，能更加提高士气，而且要在困难的条件之下团结红色战士，不灰心，不丧气，坚定的为着我们光荣的任务，为着中国的工农解放而斗争到底，并把这个决心实现在每个战斗的动作之中”*《总政治部关于宣传教育工作要点的指示》(1935年4月1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第141页。。红军常常以文艺形式宣传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及行军打仗注意事项，如“长征途中怎样遵守纪律，怎样做少数民族的群众工作，怎样行军、休息”等*赵明珍：《曲折的征程》，《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下，第431页。。因而，在长征中，红色文艺战士是相当辛苦的，“除了行军，还要担负起各种艰巨任务的宣传工作”。*夏静寒：《红军时期的舞蹈活动概述》，《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下，第630页。

二是流动性。苏区时期，由于有较为稳定的根据地，有苏维埃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一般也有相对固定的文艺演出场地，也多有熟悉的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观看，文艺活动开展得较为顺利。而红军长征虽是有计划有目标的战略转移，即毛泽东所说的“阵地的大转移”，实际上是一场长途游动转战的战争。敌人一路围追堵截，红军每天都在行军作战当中。因此，长征时期的文艺演出场地，“或者在行军的路上，或者在部队驻地的广场上，都是流动性的”*赵明珍：《曲折的征程》，《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下，第430页。，红军文艺战士每天面对的几乎都是新面孔的人民群众。打仗时，宣传队、剧团随军行动，唱歌、喊啦啦词、打金钱板鼓舞士气，及时传播胜利消息，讲解取得胜利的原因。宿营时，他们还经常开晚会，为群众宣传演出和刷写标语等。

三是灵活性。在苏区，开展文艺活动的环境和条件相对较好，文艺活动一般是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例如“士兵会经常的有文化工作，如识字运动壁报娱乐会等”*《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3页。。而在长征途中，不单物质条件艰苦，而且战斗频繁，几乎每天都处在行军打仗氛围里，随军行动的红色文艺战士们充分发挥了文艺这个武器的应有效能，既能因陋就简，也能奇思妙想，运用灵活多变的表演方式。演出的乐器少而简单，有的剧团“全部的家当，就是一只大鼓，两只小鼓，十多只笛子”。*赵明珍：《曲折的征程》，《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下，第430页。多数道具是演出前根据需要临时筹借或自制的。从棉衣里扯出一缕棉花，往嘴上一粘，就是胡子。找个草帽一戴，就可扮演放羊娃子。用根小棍子，绑上条小绳子，就是一杆鞭子了。剧团演出的节目有歌曲、戏曲，也有活报剧、曲艺等。有的是自编的，有的是旧曲调填新词，临时配合任务填上新词就唱起来。宣传演出的方式极其灵活，部队行军比较疲劳的时候，宣传队往路边一站就唱起来，看到哪个同志劲头足，走得快，就指名道姓为他编上几句顺口溜，进行鼓励，他会走得更快。这时走得慢的同志也会迅速赶上来了，队伍的气氛马上活跃起来。

四是群众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苏区文艺蓬勃发展的宗旨和方向。“红色剧团从诞生那天起，就采用民族的和民间的艺术形式，直接取材当时的现实生活，自编自演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剧目，自觉自愿地长途跋涉，为浴血奋战的工农红军服务，为城乡老百姓服务。”*李若冰：《“杨妈妈”和抗战剧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下，第541页。在物质条件艰苦的苏区，“文艺的花朵，纵是一些很小的野花也好，却是遍地浮映着，如同海上的白鸥，显得亲切而可爱”。苏区文艺的特点，“就是大众化，普遍化，深入群众，虽不高深，却为大众所喜”。*丁玲：《文艺在苏区》(1937年5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下，第577页。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苏区文艺是“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毛泽东：《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36年11月22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第387页。。这一苏区文艺的宗旨，在红军长征中得到了弘扬和发展。红军长征中的许多歌、舞、剧，尽管在格调上都很单纯而土气，“都是依照当地的风俗习惯和环境而写的，很能适合群众的兴趣和情绪”*雷铁民：《戏剧运动在陕北》(1937年6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下，第584-585页。。演出的节目“现实性很强，和生活的距离很近，大都是红军的中心任务在舞台的反映”。*赵明珍：《曲折的征程》，《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下，第430页。红色文艺战士们“演的戏都很群众化，对白也很通俗易懂，每个戏都能深入群众，抓住群众的心坎和脉搏，使群众得到深刻不忘的印象，使群众的紧张、悲哀、兴奋、愤懑和舞台上所演的融化在一片。而且他们所演的戏无论什么人也听得懂，能够了解；即使是一个刚从乡村里出来的农夫，他看了一出戏以后回去能够从头至尾地说给家人或邻舍听”*雷铁民：《戏剧运动在陕北》(1937年6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下，第584页。。在长征中，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红军领导人都非常重视文艺宣传工作，并经常抽空观看演出。一次观看完人民剧社演出后，周恩来在接见演出人员时说：“我看过你们许多次演出，有民间艺术风格，有乡土气息和朴素的作风。”*夏静寒：《红军时期的舞蹈活动概述》，《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下，第633页。再如长征中图文并茂的宣传标语。从内容上看，针对性、战斗性强，直切主题；从结构上看，简短有力，活泼、轻快、雄壮，一般都是一到两句，三句以上的较少，这是工农兵大众易于接受的宣传方式。从语言上看，一律采用简单明了的白话文，表达通俗化，非常“接地气”，大众化、普遍化，通俗易懂。宣传文字既“简短”又“精警”，让工农兵群众“顷刻间能看完”，“一看起一个印象”*《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于闽西古田会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823页。，再配上漫画等，显得形象生动、富有吸引力。这一点，是红色标语的最大特点和最大优势，也是工农大众乐于接受的语言表达方式，很适合群众的兴趣和情绪。

红军长征文艺活动的蓬勃开展，犹如伟大长征史诗中的一个个跳跃音符，让艰难困苦的长途远征变得生动、活泼起来，使浴血奋战的漫漫征途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三、长征文艺活动的意义

革命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从红军文艺发展史的角度审视，长征文艺活动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实现了各方面红军文艺的汇合与交流。长征前，全国各苏区的革命斗争是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进行的；长征中，全国各苏区的主力红军由相对独立走向集结融合。这一点，在红军文艺发展历程中也得到了生动体现。而李伯钊便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李伯钊是去苏联留过学的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她到四方面军以后，把原有的几个剧团合并成立了一个“工农剧社”，剧社有200多人，她亲自担任社长，易维钧同志为副社长。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贺龙看完四方面军的工农剧社的演出后，“非常兴奋”，“马上决定从二方面军部队中抽调一批青年文娱骨干，扩充到宣传队中去，并宣布把宣传队改名为‘战斗剧社’”，由李伯钊负责，“帮助把二方面军的战斗剧社训练成‘歌舞剧全面’的文艺团体”。在二、四方面军工作期间，李伯钊不仅传授了从中央苏区带来的节目，而且还训练了大批的文艺骨干，使二、四方面军的“文艺出现了长足的进展”，从而使一、二、四3个方面军的“文艺也得了汇合和交流”。可以说，在红军长征乃至整个红军文艺运动史上，李伯钊“是一个贯穿于三支红军部队的重要人物，对我军文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赵明珍：《曲折的征程》，《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下，第432页。。

其二，融入了长征途中各地的特色民俗文艺，丰富了红军文艺的内涵。红军是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其根本宗旨，而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则是红军的力量之源。红军所到之处，在保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以实际行动向沿途群众展示人民军队形象的同时，还积极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这其中，红军文艺战士发挥了独特作用。长征中，红军经过苗族、瑶族、壮族、侗族、土家族、彝族、藏族等中西部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杂居区。这些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创造了大量优美动人的神话、传说、史诗，以及音乐、舞蹈、绘画，文艺形式丰富多彩、种类繁多，如侗族的大歌、壮族的山歌及土家族的八宝铜铃舞、藏族的锅庄舞等。红军进驻甘孜期间，为了打破与藏族同胞的隔阂，缓和国民党反动宣传所造成的对红军的敌对情绪，李伯钊率领剧团真心诚意地向藏族同胞学习，使他们对红军的态度有了转变，愿意同红军剧团战士联欢，唱歌跳舞演出节目。“剧团战士教藏民跳海军舞、乌克兰舞，藏民教剧团战士藏族锅庄舞”，藏族同胞还“请剧团同志到家里作客，用最好的酥油炸馓子、糌粑、奶茶、奶酪招待战士们，军民关系大大改善”。*吕莹：《红四方面军总政剧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下，第406-407页。“后来在红军的舞蹈中一直表演的《雅西雅舞》就是在藏族同胞所教舞步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夏静寒：《红军时期的舞蹈活动概述》，《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下，第631页。红军到了陕北后，陕北等西北一带的山歌小调、锣鼓秧歌及秦腔、眉户、道情和快板剧，更为长征文艺活动注入了新的活泼元素。如歌曲方面，经过长征沿途的交融，“便是流行着比全国都丰富的歌调，不只采用了江西、福建、四川、陕西……八九省的民间歌谣的形式，放进了适合的新的内容，如《送郎当红军》《渡黄河歌》，这都是一些不朽的佳作”。*丁玲：《文艺在苏区》(1937年5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下，第577页。

其三，有力地推动了苏区文化向抗战文化的转变。长征时期，即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正值中国革命局势大变动之时，是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重要过渡时期。作为服务于党和红军的策略路线转变的文艺活动，在此期间发挥了自身的独特作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央苏区的工农剧社等与陕甘苏区的列宁剧社合并，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工农剧社、人民抗日剧社(1937年4月成立)，后与少共中央儿童歌舞队、陕北苏区曲子剧团、锄头剧社共同合编为抗战剧团总团。

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6页。。红军长征文艺活动不仅弘扬了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的宗旨、风格和传统，同时还推动了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的发展，是苏区文艺向抗战文艺转变的一个重要平台，也是苏区红军抗战文化向日益高涨的全国抗战文化融合发展的助推器。特别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抗日文艺宣传活动更加活跃，“无论是在红军、苏区群众中，还是在友军、‘敌军’中，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潘振武：《红一军团宣传队在友军中的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下，第557页。。为了配合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宣传队及时编演了《亡国恨》《打回老家去》等剧目，主动“送戏上门”，秘密到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红白交界地区”中进行演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尤其是歌剧《亡国恨》在给东北军、西北军演出时，反响强烈。“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演出，东北军和红军名为隔河对峙，实际上却是你来我往，川流不息；名为‘敌军’，实际上却成了友好的‘邻居’”，*潘振武：《红一军团宣传队在友军中的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下，第567页。从而为促成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联合抗日大好局势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周恩来率领中央人民剧社深入第一线慰问二、四方面军，在甘肃洪德城举行了盛大的演出活动：

晚会的第一个节目就是歌舞活报《红军大会师》。开幕时，在《义勇军进行曲》的乐曲声中，表现了三个方面军的英勇向前。在《救亡进行曲》的歌声中，表现了工、农、兵、学、商迎接红军的场面。然后出现《二、四方面军好英雄》的歌声。用舞蹈动作和造型，以队形画面的变化，描述了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经坎坷，历艰险，最后胜利会师，并结成抗日的新长城的壮观场面。*夏静寒：《红军时期的舞蹈活动概述》，《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下，第632页。

这一会师演出内容编排，充分表达了红军长征北上到达抗日前线的主题意涵。长征途中，经常演出的《抗日反帝歌》《反对日本进攻中国》《救亡进行曲》《红军抗日先锋》《少共国际师》《远征曲》等歌曲，《抗日舞》《统一战线舞》《海陆空军总动员舞》等舞蹈，《亡国恨》《打回老家去》等歌剧，也都集中表现北上抗日、动员抗日这一核心内涵。

从红军文艺宣传及其对长征胜利的影响角度审视，长征文艺活动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又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文艺宣传的工作层面，一个是文艺宣传的作用层面。

从文艺宣传的工作层面来说，主要体现为：一是红军物质条件艰苦、战斗频繁，鼓舞士气、增强团结是文艺宣传队经常性的一项工作。二是宣传群众，每到一个新地区，首先到群众中去宣传。有时只有几个老百姓，也要进行宣传。三是文艺宣传队还担负着调查敌情、民情、地情的任务。由于当时没有那么多的地图，地情、民情的调查显得非常重要。宣传队到群众中去，宣传群众、启发觉悟，把了解的情况及时向上级报告。四是瓦解敌军、优待俘虏，也是文艺宣传队的一项重要工作。瓦解敌军、优待俘虏工作在战斗中起到了枪杆子所起不到的作用。如在著名的直罗镇战斗中，红军文艺战士们用歌声战胜了一个坚固寨子的守敌，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35年11月直罗镇战斗基本结束后，约有一个营残敌逃到直罗镇的一个坚固的寨子里负隅顽抗。红军“没费一枪一弹，用歌声攻下敌人坚固的寨子，为直罗镇这一仗夺取全面胜利，添上光彩的一笔”*徐光有：《难忘的岁月——回忆红十五军团火星剧社生活片段》，《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下，第457页。。

在文艺宣传的作用层面，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长征文艺活动的开展，尤其是在提高红军政治素养和传播革命理想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它是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6页。红军长征是在中国苏区革命斗争遭受重大挫折阶段的被迫无奈之举，是在极度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是以“突围”的行军方式展开的。因此，在风雨如磐的长征途中，尤其是在长征初期，一部分特别是年轻的红军战士由于不明了为什么要远离苏区进行无目标的战略转移，不知道为什么而战，造成红军部队减员比较严重。长征文艺活动的开展，有效地发挥了鼓舞士气、增强团结，宣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一路向前、争取胜利精神的作用，极大地提高了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认识和政治信仰，红军中的每个战斗员以及饲养员、炊事员都有着深刻的政治认识，知道怎样执行他的抗日的政治任务”。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最有效的组织和训练大众的工具。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在艰难困苦的长征途中，红军文艺战士们作为红军文化战线的主力军，担负着文艺宣传工作和政治宣传工作的双重任务，既是文艺演员又是政治宣传员。红军文艺宣传工作的开展，不仅使长征沿途群众受到了苏区革命文艺的熏陶，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共产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理想的洗礼，而且使党的政治主张得到了有效的宣传，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真正抗日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道路是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的道路，从而“在广大群众中播下了新的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种子”*朱德：《实行对日抗战》(1937年7月1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第380-381页。。红军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4页。。正如到达陕北后不久毛泽东所说的：“现在共产党说的话，比其他任何政党说的话，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5页。可以说长征结束后，红军的人员数量虽然锐减了，但经过长征千锤百炼的洗礼，红军不是弱了，而是更强了。

其次，长征文艺战士们以文艺为武器和特有的文艺范，生动体现了长征精神的文化意涵。红军长征“是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2016年10月25日，第1版。长征中，红军之所以能够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胜利完成战略大转移，创造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关键是有一种崇高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在支撑，一种愿意为之奋斗牺牲的革命理想在引领。这种愿意为之奋斗牺牲的革命理想的引领过程中，红军文艺战士们发挥了独特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6页。。在长征途中，红色文艺战士们充分发挥文艺的特色和优势，“总是出现在队伍的前面，贴标语、喊口号、说快板。用歌声使战士们忘掉饥寒，用舞蹈赶走战士们的困倦，鼓舞着部队奋勇前进，顽强战斗”*夏静寒：《红军时期的舞蹈活动概述》，《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下，第630页。。长征文艺活动的蓬勃开展，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豪迈风骨，高扬了红军不畏千辛万苦、北上抗日救国的时代大旗，演绎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伟大爱国情怀，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从一个侧面诠释了红军将士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可以说，红军长征文艺活动是书写伟大长征精神的胜利凯歌中最为生动活泼的音符，也是鲜明独特、奋发向上的革命文化图谱中一曲壮丽的乐章。

四、结语

综上所述，红军长征文艺活动，从狭义上看，是苏区文艺活动的延续和发展，是苏区文艺向抗战文艺转变中产生的重要文化成果。它是红军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创造“军事远征的纪录”征途中最生动、最活泼的因素之一，既延续和发扬了苏区文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又服务于长途游动转战需要而丰富发展了苏区文艺的内容与形式，具有艰苦性、流动性、灵活性和群众性等特点。在红军文艺发展史上，长征文艺活动不仅弘扬了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的宗旨、风格和传统，是苏区文艺向抗战文艺转变的历史平台,使各方面红军的文艺实现汇合与交流，融入了长征途中各地的特色民俗文艺，丰富了红军文艺的内涵；同时还推动了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的发展。长征文艺活动的开展，显示了文艺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的特殊功能，特别是在提高红军政治素养和传播革命理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为长征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撑。长征文艺战士们自身也以特有的文艺范，为红军漫漫浴血征途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生动体现了长征精神的文化意涵。从广义上看，长征文艺活动是“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7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史上辉煌壮丽的一页。如果说奔腾激荡的抗战文化是五四运动以来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的一个历史的发展，那么，长征文艺则是苏区文化和抗战文化的演进历程中最为生动活泼的红色基因之一。

不过，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包括长征文艺在内的苏区文艺活动无疑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中一系列惊天动地伟大事业的一部分，但总的来看，“在炮火的围墙里”的苏区成长起来的红军文艺，应该说还是属于“比较落后的部门角落”，文艺作为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的作用还未得到充分的有效发挥，尤其是“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与国统区的革命文艺还没有完全结合起来。为此，长征胜利结束不久，毛泽东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协会”，提出“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的号召，指出：“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今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过去我们是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毛泽东：《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36年11月22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第386页。应该说，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对苏区文艺工作所作的初步小结，同时也为苏区文艺向抗日文艺转变指明了方向，从而也为后来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了一定的铺陈。

责任编辑：魏烈刚

The Historical Connotation, Fe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Activity during the Long March

Wu Minggang

The Red Army's cultural activity during Long March was the continu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activity in the Soviet area; and was also the important cultural achievement during the literature and art transition from Soviet area period to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It was the one of the most vivid factors in the Long March, which had the features of hardness, fluidity, flexibility and mass. The cultural activity during the Long March not only made the confluence of all kind of the Red Army's literature and art, but also promoted the literature and art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by learning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from the distinctive folk literature and art in different areas on the Long March. It had the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d Army literature and art. It also fully played the special functions of consociation, education, fighting against and destroying the enemy. It has injected the vitality into the bloody journey during the Long March, and provided the strong cultural support for the Long march victory. It has vividly reflecte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Long March spirit.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the literature and art in Soviet area; literature and art propaganda; the literature and art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10.16623/j.cnki.36-1341/c.2017.03.007

吴明刚，男，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研究员。(福建福州 35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