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新伟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的特点

光新伟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处在武汉、长沙、南昌三大城市之间，战略地位重要。根据地十年武装斗争的历程跌宕起伏，具有鲜明特点。在根据地创建和发展过程中，苏区连绵不断对外输送主力红军，同时又致力于培养新的本土红军，进行新的武装斗争。在武装斗争实践中，湘鄂赣红军形成独特的盘旋式游击战术。他们善于长途奔袭作战，转战湘鄂赣三省。湘鄂赣苏区在与邻近苏区武装力量的协同作战上，配合默契。这些特点凝聚着湘鄂赣红军的战略战术思想和智慧结晶，为中国革命留下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湘鄂赣根据地；武装斗争；特点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方面的结合，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形成工农武装割据局面。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是当时全国六大革命根据地之一，曾是中共中央设立中央苏区的计划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革命根据地中占据核心地位。近年来，学界围绕湘鄂赣根据地发展的历史过程、地位与贡献、重要人物、红军、党的建设、肃反运动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讨。关于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仅有欧阳琥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7-209页。一文按时间顺序对根据地武装斗争的过程进行了梳理。此外，专著《湘鄂赣苏区史稿》第七章，从党的领导、政治思想工作、群众工作、军队制度、战略战术、作战训练等方面归纳湘鄂赣苏区的军事建设情况。但对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特点的分析和阐释则无人涉及，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上，归纳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的某些独有特点和发展规律。

一、输送和培养主力红军连绵不断

湘鄂赣边曾是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地区，深受大革命的洗礼，共产党在此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八七会议后，湘鄂赣三省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中心区域。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平江起义、大冶兵暴等为湘鄂赣红军提供了多元化的兵员来源和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特别是平江起义及其创建的红五军为湘鄂赣红军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开展奠定坚实基础。在根据地发展过程中，苏区连绵不断向外输送主力红军，同时又致力于培养新的本土红军。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尤其是成功有效地开展游击战争，为主力红军的培养、成长提供了前提条件。在主力红军蓄积壮大到一定程度后，原有根据地无法满足规模红军的续存，又连续不断开辟新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催生新的主力红军，这是湘鄂赣多支主力红军形成的内在动力。上级组织的指示和反“围剿”斗争的战略需要，则是湘鄂赣苏区向外输送主力红军的主要外在因素。湘鄂赣苏区曾向邻近苏区输送和培养多支主力红军以及大量军事人才，同时又致力于组建新的部队、进行新的武装斗争，一波又一波，连绵不断。在根据地尚未稳固的初创阶段，红五军主力与红四军会师井冈山；在根据地发展的鼎盛时期，红三军团东渡赣江开赴中央苏区；即使在根据地发展的困难时期，也毅然向湘赣苏区输送红十八师；在艰苦的南方三年游击时期，红十六师三起三落，坚持到抗日曙光来临。如泉涌般向外不断输出主力红军，本土则不断涌现新生部队，恰是苏区武装斗争活跃和发展极具活力的写照。

湘鄂赣红军的“输血”功能强大。向邻近苏区输送主力红军并非湘鄂赣苏区的独有特点，赣东北、湘赣等苏区均有，但输送主力红军最多的是湘鄂赣苏区，先后输送四支主力红军：第一，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输送红五军主力。平江起义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宣布成立。红五军接到湖南省委与红四军取得联系的指示后，于1928年10月与湘鄂赣特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红五军第四、五纵队在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下，上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两军会合后，国民党湘赣军队开始围剿井冈山根据地。红五军许多同志认为，完成与红四军取得联络的任务后，应该立即返回湘鄂赣苏区。*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页。彭德怀以大局为重，力排众议，接受红四军前委指示，保卫井冈山后方基地，掩护红四军主力摆脱敌军包围，向外围发展。第二，创建红八军并与红五军合编为红三军团，开赴中央苏区。1929年秋，红五军第五纵队由何长工、李灿率领挺进鄂东南。在当地农民赤卫队的协助下，红五纵队先后攻占通山、大冶、阳新等县，实力大增，由最初的千余人发展到四千余人，扩编为两个纵队。1930年6月，根据中央指示，红五纵队扩建为红八军，红五军和红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全军团共1.5万余人。第三，向湘赣革命根据地输送红十八师。1933年2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湘鄂赣红军独立第一师、第二师在浏阳县张坊合编为红十八军，隶属湘鄂赣军区领导。军长严图阁，政委徐洪，全军3000多人，*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军事卷》第5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0页。下辖五十二、五十四师。同年6月，中革军委决定以湘赣与湘鄂赣两个根据地的主力红军组成红六军团，下辖十六、十七、十八师。整编后，红十八师则立即南渡袁水，赴湘赣根据地，会同红十七师在茶陵、宁冈、酃县、醴陵、萍乡一带与敌作战。第四，红十五军渡江北上，开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30年夏，受中共中央长江局派遣的蔡申熙*原名蔡升熙。率领红八军第四、五纵队渡长江北上蕲广黄地区作战。同年10月，四、五纵队与广济、黄梅、蕲春等县的地方武装合编，在黄梅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下辖第一、第二两个团，共2000余人。*《蔡升熙》，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军事卷》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534页。红十五军很快被敌人列为重点拔除对象，军长蔡申熙决定率部离开蕲广黄地区，北进与红一军会合。次年1月，红十五军与鄂豫皖红一军在商城合编为红四军。*陈康等：《红十五军和蔡升熙同志》，《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4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0页。

湘鄂赣红军的“造血”机能亦十分突出，新的部队总能不断恢复成长，一茬接一茬，连绵不断。红五军第四、五纵队进军井冈山后，留守在湘鄂赣边界的第一、二、三纵队在黄公略等人的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新苏区；当红三军团开赴中央苏区后，湘鄂赣边独立师与平、浏、修、铜、岳等县的部分赤卫队组建红十六军，成为苏区新的红军主力；当红十八师奉命开赴湘赣苏区后，红十六师和红三师坚持湘鄂赣苏区的反“围剿”斗争。湘鄂赣主力红军的成长，大致遵循地方游击队、赤卫队——纵队或独立团、独立师——军的发展过程。以赣北游击队的发展轨迹为例：1930年9月，赣北各地游击队集中改编为赣北独立团；同年11月，赣北独立团开赴阳新龙港，编入红七、红八两团；1931年2月，红三师在阳新正式成立，辖七、八、九三个团，共2000余人；同年10月红三师编入红十六军。*不包括1932年5月在阳新第二次组建的红三师。尽管湘鄂赣苏区的武装力量在输血式支援其它苏区的过程中削弱，但新的主力部队总能在困境中重新恢复。长期艰苦险恶的斗争环境，造就了湘鄂赣红军顽强坚韧的品质，“五军士兵成分多平、浏农民，此外则为赣南、赣西、赣北农民及外籍老兵，质量虽然工人很少，但大多数是从斗争中出来的，农民对革命非常坚决”。*《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工作报告(第4号)》(1929年12月2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编写组编：《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从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到三年游击战争结束，红十六师历经三次恢复，两任师长高咏生、徐彦刚先后牺牲，在人员几乎尽失的情况下，顽强重建。1934年6月，师长高咏生负伤被俘，红十六师由徐彦刚率领，在江西宜丰、奉新一带遭到敌人的包围，损失惨重，人员大部分伤亡、散失，只剩约一个营兵力。*《中共湘鄂赣省委给任弼时转中共中央的信》(1935年6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湘鄂赣边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页。据方步舟回忆，当时“只收容200余人，由谭凤鸣率领，回到平江咏生县一带休整”*方步舟：《红十六师的历史》，江西靖安县史志办公室编：《战斗历程》，南海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98页。。8月，省委在黄金洞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恢复红十六师。11月初，陈寿昌、徐彦刚率领军区独立营到鄂东南接收傅秋涛率领的部队，并在平浏一带集中游击队员，红十六师正式恢复，约有1200人。*《徐彦刚、傅秋涛致任弼时、萧克转中央军委的报告》(1935年6月7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湘鄂赣边游击区》，第49页。随着对国民党军作战的胜利和不断扩红，到1935年6月下旬，红十六师的三个团全部恢复，武器装备有了较大改善，开辟恢复以虹桥为中心的大片苏区，全师发展到5000多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部队的恢复和重建效率，在南方游击区中十分罕见。

二、盘旋式游击战术独具特色

由于敌人的强大和红军的弱小，红军只能采取避实击虚、避大就小，逐步消耗敌人和壮大自己的作战指导原则，这是盘旋式游击战术开展的现实基础和根源。在道路交通不便的多山地区，游击部队行动轻便，行动敏捷，敌人则反之，*《彭德怀给中央的信》(1929年4月4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9页。这是开展盘旋式游击战争的地形条件，在平原一带则不适用；环境较好的时候，宜迅速集中部队，进占政治经济重心；如遇敌人进攻和会剿，则应有计划地适当分散，但部队不宜过大，亦不宜过小。在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的部署上，彭德怀认为一般以三四十人为适宜，其势可战胜各处挨户团，可抵御逆军一两连。在敌人进剿时，可乘间逃窜至背后击其虚处，使敌有顾此失彼、鞭长莫及之虞。但他也强调，红军的游击战术，务须按照地形、敌情而采取适当的集中于分散来应付客观环境较为妥善，不宜呆板采用何种方式。*《关于平江暴动前后情况和经验教训》(1929年10月)，《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6页。

正确的游击战术是武装斗争实践的产物，并能指导作战取胜。平江起义后，为应对湘鄂赣三省敌人“会剿”，红五军采取盘旋游击式战术，同敌人打推磨仗。“为减少目标，转移敌人视向计，决定盘旋游击，留一大部分在平、浏、修、铜等处，保全乡村割据。”*《彭德怀给中央的信》(1929年4月4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第58页。在敌湘赣军队赶追、鄂军堵击的情况下，红军以消灭白军一个营为目的，尽量避其锋芒，不打硬仗。在强敌跟追的情况下，盘旋式打圈子可挫敌锐气。红军经常出现在敌军侧后方，使敌摸不着头脑、疲惫不堪。为配合红五军行动，平江工农革命军游击司令部邱训民、孔荷宠等指战员事先带领部队，悄悄埋伏在敌人的背后，然后故意派一个中队暴露目标，诱敌深入，等敌人进入我方阵地后，伏兵四起，三面出击，杀得敌人抱头鼠窜。*中共湖南平江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平江人民革命史》，国防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页。待到敌人筋疲力尽，红五军趁势消灭朱培德部队的一个整营，迫使敌人停止追剿，取得反“会剿”斗争的胜利。正如彭德怀在总结平江起义后一年多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时所述，红军游击战应“力避硬战，打破恃险死守，以避实就虚，专击小敌为上策”*《关于平江暴动前后情况和经验教训》(1929年10月)，《彭德怀军事文选》，第15页。。在鄂东南行军作战的红五纵队，人生地陌，不了解沿途情况，缺乏后勤补给，因此采取极为隐蔽的游击姿态。纵队几乎都在夜里行军，天亮时，就地隐蔽在山谷、田野或树林里吃饭、休息，等到天黑继续前行。据何长工回忆，“我们选拔了三十名机警、精干的战士，化装成农民、工人、商贩等各行各业的人，作为前锋走在头里，离大部队拉开十公里左右的距离，边侦察边前进，如果发现了大股敌军，就通知后续部队绕道通过；若是敌人不多，我们大部队就赶上去将它消灭”*《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44页。。红五纵队避实就虚，专击小敌的游击战术，为红军在鄂东南地区立足，逐渐壮大打了下坚实的基础。湘鄂赣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期间，为了粉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红十六军避敌实力、打其虚弱、与敌人打圈子，在游击战中选择敌军的弱点实施各个击破。他们在修水、平江边境的土龙铺，主动进攻并击败战斗力较弱的第十五师王东源部后，转入湖北通城地区，一举打破国民党军6个师合围红十六军的计划。*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江西地方史》第1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

游击战争理论的总结为湘鄂赣红军的武装斗争实践插上腾飞的翅膀。毛泽东曾称赞“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偏师借重的精华在于黄公略领导的湘鄂赣红军高超的游击战争指挥艺术和理论。湘鄂赣红军成功有效的游击战术，引起国民党各县联防军的研究效仿。除正规战外，他们采用黄公略的游击战术，在清乡时实行“昼伏夜动、神出鬼没”战术，搞突然袭击。但在黄公略的指挥下，游击队不但没被消灭，反而逐渐壮大。留守平、浏等地的红军在黄公略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经过一年多艰苦斗争，部队由200余人发展到近2000人。*《黄公略——第五军副军长》，刘裕清编著：《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英烈传》，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页。在此期间，黄公略将化整为零、昼夜伏击、彼合我散、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等游击作战方式从理论上进行升华，写成一本《游击战术》的小册子*《黄公略传》，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会：《湖南党史人物传记资料选编》第4辑，1987年版(内部发行)，第347-348页。，给边境支队学习，以提高红军指战员驾驭游击战争的能力。这是红军较早的一部游击战术理论专著，独立开创了自成体系的游击战争理论。以彭德怀、黄公略为代表的湘鄂赣红军创造的盘旋式游击战术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打圈子战术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是在丰富的武装斗争实践中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朱毛红军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萧克：《朱毛红军侧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两种游击战术均从敌强我弱的特点出发，注重趋利避害，避实击虚，灵活机动，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从而逐步改变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

三、长途奔袭作战贯穿始终

长途奔袭强调在较短时间内向远距离之外的敌人发动突然进攻，意在速战速决，一举击垮敌军。这种作战具有隐蔽性和突然性，故进攻方军队规模不会太大，攻击时间较短。湘鄂赣苏区地跨三省，处在武汉、长沙、南昌三大城市之间，扼长江和粤汉铁路要冲，有幕阜山脉横贯其中。同时，湘鄂赣苏区又处于几大苏区的中心地带，是联结各苏区的枢纽。边界的平江、修水、铜鼓、通山、崇阳等地沿途山路崎岖，密林遍布，有利于部队隐蔽行军，这就给红军长途奔袭、出奇制胜创造了有利条件。无论是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红五纵队开辟鄂东南、红三军团攻占长沙、红十六军进攻南昌，还是红十五军沿江北上鄂豫皖苏区、红十八师开赴湘赣苏区，这些军事部署和武装斗争都具有长途奔袭作战的特点。

红五军从井冈山重返湘鄂赣边区后，开启反哺创建湘鄂赣根据地的阶段。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红五纵队先后攻占通山、大冶、阳新等县，由最初的千余人发展到四千余人，扩编为两个纵队。1930年6月，刚在大冶成立的红三军团士气高昂，随即攻打黄石港、石灰窑。随后，彭德怀率红三军团主力以风驰电掣般的速度，先后攻占咸宁、蒲圻、鄂城、嘉鱼、通山、通城，歼灭大量反动武装，锋芒直指武昌。敌人急于调钱大钧12个团从岳州增援武昌，正好造成岳州守卫空虚，给红军创造宝贵的战机。红军在通山县城召开前委会，决定夺取岳州，并作了具体部署。会后，彭德怀率红三军团乘胜直抵赵李桥、杨楼洞、羊楼司一带，然后西进，直逼岳州。7月3日，红三军团击溃王东原部，一举攻克湘北重镇岳阳。7月5日，趁敌人援军尚未集结，红军退出岳阳，重返平江。湘北门户洞开，长沙守敌恐慌，何键急调第十五师危宿钟四个多旅的兵力，分两路向平江进攻，妄图堵击红军于长沙城外。面对强敌，红军抓住其力量分散的弱点，集中力量在晋坑、金井连破敌军，乘胜追击，强渡捞刀河，占领杉木港，于7月27日一举占领长沙城。*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等编：《湘鄂赣苏区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8-89页。红五军重返湘鄂赣后，红三军团来回奔袭湘鄂赣边界的一系列武装斗争横扫三省反动武装，为湘鄂赣苏区的发展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根据地范围急剧扩展，鄂东南、湘东北、赣西北联成一片。

随着苏区和红军的扩大与巩固，敌人进攻的规模越来越大，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是必然的趋势。长途奔袭作战成为必不可少的作战方式。长沙被占的噩梦，使敌军将湘鄂赣根据地视为战略上必须拔出的钉子，进行重兵围剿。湘鄂赣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期间，鄂东南和湘赣边境均遭到国民党军二十几团兵力的进攻。在敌人进攻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湘鄂赣红军在战略上摒弃以往的游击战，认为红军应集中不应分散，要求红军在一定军事计划之下，消灭敌人大的部队。在战术运用上，强调阵地战与堡垒战的演习。*《中共湘鄂赣省委第二次执委会决议案——争取以南昌为中心的一省和几省首先胜利与湘鄂赣省的战斗任务》(1933年1月3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3辑，第12页。湘鄂赣省委政府工作报告，曾批评“经常命令十六军东征南剿，转战于全省境内，纯粹是一种游击主义的干法”*《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对全省选民的工作报告》(1932年)，《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2辑，第562页。。湘鄂赣红军战略遂发生显著变化：(1)配合中央苏区主力红军作战，以主力红军的行动为转移，在红军总司令部的指令之下，无条件的执行上级的意图来决定我们的战略。(2)我省主力红军应集中行动，完全处在主动地位，行动积极化，在运动战上有阵地的坚决进攻，消灭敌人的较弱部队。(3)配合独立团、游击队与群众武装，使主力部队得经常蓄精养锐，以担任消灭敌人之任务，牵制敌人，截敌、扰敌、堵敌……则可由独立团、游击队、群众武装担任。(4)广泛的发展向外的游击运动，每县至少须有二个以上的游击队、挺进队深入敌人后方，最少离开苏区要有一天的路途。(5)在游击战术上须转变游击主义的错误，学习大规模作战——阵地、巷战、堡垒战、夜战、白刃战。*《中共湘鄂赣省委关于1933年开端的政治事变与我省红军的战略以及地方党的战争任务的决议》(1933年4月11日省委常委会讨论通过)，《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3辑，第54-55页。在上述军事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湘鄂赣武装力量主动出击，牵制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1933年3月，中革军委命令湘鄂赣红军主力沿锦水向东行动，进逼南昌。全省红军25000余人在万载高村会师，摆出进攻南昌的架势，配合中央苏区开展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先后打下万载、上高、宜丰、高安、吉安等五座县城。同年11月，鄂东南道委为配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将红三师和地方武装集中进攻阳新等地，虽然前期取得木石港战役的胜利，但在紫金山遭敌埋伏，仓促应战，全师损失三分之二*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等编：《湘鄂赣苏区史稿》，第22页。，鄂东南地区的武装力量元气大伤。12月，红十六师奉命东进，在锦水流域遭敌袭击；又遭十几架敌机轰炸，师部电台被炸毁，省军区参谋长严图阁负伤，部队伤亡严重。次年1月，省级机关驻地万载小源失守。6月，湘鄂赣主力红军和省级机关共一千多人，大部分壮烈牺牲，小部分散失，部队只剩约一个营，根据地基本被敌占领，被分割成以黄金洞为中心的11块狭小游击区。

长途奔袭取胜的关键在于短时间优势兵力的突然袭击和速战速决，规模不宜过大。在湘鄂赣苏区发展的前期和后期，尽管都进行了一系列长途奔袭的运动战，但武装斗争的效果却截然不同。前期，红军重视游击战术的传统，诱敌深入，遵循长途奔袭运动战的原则，攻城略地，主力红军不断扩充，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后期，林瑞笙、陈佑生领导的湘鄂赣省委积极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加之临时中央的军事冒险主义，常超越苏区的实际条件，背离运动战的原则，指示红十六军(师)集中主力向东发展，远离根据地作战，摆出与敌人主力决战的态势，大打阵地战和堡垒战。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善于长途奔袭作战的湘鄂赣红军连遭重挫，主力红军损失殆尽，根据地范围不断缩小，令人唏嘘。罔顾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主动出击，试图“御敌于国门之外”，即在根据地外战胜敌人，对人员和武器装备均为劣势的红军来说有心无力。装备很差的红军根本无法同具有新式武器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只能自曝短处，最终在敌人包围圈下，红军有生力量消耗殆尽。

四、与邻近苏区武装力量协同作战，配合默契

各根据地的相互配合和协同作战是国民党军“围剿”红军的强力掣肘。从1930年冬到1932年前后，国民党当局为了配合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隔断相邻根据地红军之间的策应和支援，还分别发动了对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的“围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25页。。各苏区与中央苏区都有战略上的协作、配合，但大多是其它苏区向中央苏区的单向掩护或配合。由于处于几大苏区的中心地带，牵一发而动全身，湘鄂赣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亦会影响其它根据地的发展态势，影响整个苏区斗争的格局。湘鄂赣苏区与其它苏区武装力量的协同作战中，以与湘赣苏区的配合最为紧密和默契。从根据地创立一直持续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两者维持着一种持久的双向互动关系。两个根据地边界曾一度互相联结，武装力量统一指挥、互相支援，共同构成中央苏区的北面和西面的战略屏障。

红五军打通湘鄂赣与湘赣苏区，两个苏区联成一片。平江起义后，为打破敌军围攻，红五军转向湘鄂赣边界，开展游击战争。接到湖南省委与红四军联络的指示后，彭德怀率红五军向井冈山进发。期间，湖南省委又指示红五军打通湘东与湘赣边界的联系，造成整个罗霄山脉的割据。经艰苦转战，红五军第四、五纵队在彭德怀、滕代远等率领下，于1928年12月11日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胜利会师，黄公略则领导红五军余部坚持湘鄂赣边界的斗争。两军会合后，国民党湘赣军队开始围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彭德怀和滕代远以大局为重，力排众议，接受红四军前委指示，保卫井冈山后方基地，掩护红四军主力摆脱敌军包围，向外围发展。红四军与红五军会师后，不仅井冈山“红军声势更加浩大”，而且打通了两支红军与两块农村根据地的相互联系，为小块根据地的扩大与根据地之间相互连结成大片的根据地作出了贡献。*李鸿文：《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3页。红五军从井冈山重返湘鄂赣，它的主要任务十分明确，“要把井冈山脉、幕阜山脉、九宫山脉打通，把湘鄂赣边、鄂南区和湘赣区南起井冈山，北抵长江联成一个长块”*《彭德怀自述》，第135页。，这对湘鄂赣和湘赣苏区的发展和相互连结至关重要。从1929年8月起，红五军各纵队在彭德怀率领下，横扫湘赣边界和湘鄂赣地区。同年秋，何长工等率第五纵队挺进鄂东南。1930年春，红五军三、四纵队集结于永新、安福边界。3月初，彭德怀率三、四纵队攻克安福县城，不久又攻克新余、分宜、袁州(宜春)等地。4月，先后攻占万载、铜鼓、浏阳、平江等地。到1930年6月，经过十个月的艰苦征战，打通湘鄂赣和湘赣的任务，在军事上基本完成。湘赣边苏区和湘鄂赣边苏区联成了一片，中间没有白军隔断，*《彭德怀自述》，第145页。进入发展的全盛时期。至此，红五军打通的湘鄂赣、湘赣根据地与红四军开辟的赣南闽西根据地，遥相呼应，在战略上相互配合，大有夺取江西之势。这给后来前委、江西省委以及中央关于建立更大面积的革命根据地的设想以重要启示。

湘鄂赣和湘赣苏区武装力量相互支援，协同作战。随着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向川陕转移以及湘鄂西洪湖苏区的丧失，湘鄂赣苏区成为长江中游地区仅存的根据地，湘鄂赣和湘赣苏区的关系更为紧密。为加强对两个根据地红军的统一领导，1933年6月，苏区中央局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湘鄂赣和湘赣两个根据地的主力红军组成红六军团，下辖十六、十七、十八师。整编后，红十六师留守湘鄂赣根据地坚持斗争，红十八师赴湘赣根据地，会同红十七师与敌人作战。在红十七师北上湘鄂赣苏区期间，坚守湘赣苏区的红十八师先后单独进行过若干次作战。为配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直接支援湘鄂赣苏区的反“围剿”斗争，1934年初，红十七师遵照中革军委命令，由湘赣苏区北上湘鄂赣苏区，同红十六师一道，破坏南浔铁路，截断敌人向中央苏区进攻的运输线。红十七师和红十六师配合作战十分默契，黄沙战役打响后，红十六师师长高咏生接到萧克要求驰援的消息后，立刻率部赶往黄沙与红十七师会师。在破坏南浔铁路期间，红十六师担负警戒任务，红十七师轻装出击，“两个师的领导同志商量，决定红十六师在小坳警戒，以堵截武宁方向来的敌人；我们红十七师放下行李，奔袭马回岭车站”。*萧克：《红十七师在湘鄂赣苏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编选组编：《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0页。红十七师从湘赣苏区北上湘鄂赣苏区的两个多月，调动、钳制了敌人46个团的兵力，打垮了敌人6个团，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央苏区和湘鄂赣苏区的反“围剿”压力。

五、结语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平江起义后，红五军适时“上山下湖”，由城市转入农村，成功开创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受益于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和开辟根据地的经验，同时在武装斗争实践中形成自己的鲜明特点和独特发展规律，从而印证和丰富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自创建以来，便连绵不断地向邻近苏区输送和培养主力红军，并培养大批高级军事干部，一茬接一茬，连绵不断。在武装斗争实践中，湘鄂赣红军形成独特的盘旋式游击战术，与朱毛红军的打圈子游击战术交相辉映。湘鄂赣红军善于跨区域的长途奔袭作战，这种作战方式贯穿根据地发展的始终，在根据地发展的后期，由于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红军遭受惨痛教训；湘鄂赣和湘赣苏区武装力量的相互支援和协同作战，团结默契，有力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式革命道路的重要试验区，十年武装斗争的发展特点凝聚了湘鄂赣红军的战略战术思想和智慧结晶，为中国革命留下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责任编辑：魏烈刚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rmed Struggle in the Hunan Hubei Jiangxi Revolutionary Base

Guang Xinwei

The Hunan Hubei Jiangxi Revolutionary Base was located between the three cities of Wuhan, Changsha and Nanchang and had an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The ups and downs in the ten years' history of armed struggle in the Revolutionary Base had its own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During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ase areas, the Soviet area has transported the main forces of the Red Army without stop, and meanwhile was committed to developing a new local Red Army to carry out a new armed struggle. The Hunan Hubei Jiangxi Red Army has developed a unique spiral guerrilla tactics during the daily struggle practice. They were good at using long-distance strikes, fighting in one place after another between Hunan Hubei and Jiangxi provinces. The Hunan Hubei Jiangxi Soviet areas cooperated very well with the surrounding armed forces in the neighboring Soviet areas, and have done good teamwork to gain success.These characteristics have condensed Red Army's strategic and tactical ideas and wisdomin the Hunan Hubei Jiangxi Revolutionary Base, and left the precious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or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Hunan Hubei Jiangxi Revolutionary Base; armed struggle;characteristics

10.16623/j.cnki.36-1341/c.2017.03.006

光新伟，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