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文娴 喻郭飞

整体主义与非充分决定

熊文娴 喻郭飞

代表整体主义的迪昂-蒯因论题通常被混同为非充分决定论题，或被当作非充分决定论题的理论依据。然而，存在两种不同的非充分决定论题：(1)“局部理论”的非充分决定论题；(2)“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整体主义与“局部理论”的非充分决定论题之间存在某种张力，仅仅与“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逻辑相容。但整体主义不能保障“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成立。此外，“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本身是一个充满歧义、语义模糊的论题；无论我们采取哪种意义上的理解，它都使得我们在认识论上所知甚少。

迪昂-蒯因论题；经验等价；全体科学；非充分决定

一、从整体主义到非充分决定论题

迪昂(Pierre Duhem)在《物理学理论的结构和目的》一书中通过研究相关的物理学案例指出：由于物理学理论只能和辅助假说一起才能对可观察现象做出预测，因此，在物理学理论的检验过程中，接受经验审判的是整个理论群。“进行一个实验或给出实验报告的物理学家都默认了整个理论群的准确性”*皮埃尔·迪昂：《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物理学中的实验从来也不能够宣判一个孤立的假设不适用，而只能宣判整个理论群不适用”*同上书，第207页。。迪昂进而指出，当观察到的现象与整个理论群的预言相冲突时，我们并不能精确地定位错误的根源。“……预言并不是从受挑战的命题——即使它独自接受了挑战——演绎出来的，而是从与整个理论群结合在一起的、待裁决的命题演绎出来的……实验告诉我们的唯一事情是，在用来预测现象并确定它是否会被产生的命题中，至少有一个错误：但是这个错误在何处，实验恰恰没有告诉我们。”*皮埃尔·迪昂：《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使得整体主义的观点影响深远的是蒯因(W.V.O.Quine)，他在早期的论文《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写道：“……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陈述不是个别地、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来面对感觉经验的法庭。”*W.V.O.Quine，“Two Dogmas of Empiricism”，The Philosophical Review，Vol.60，No.1，1953，p.38.他指出，我们的知识或信念整体就像一个力场，只在边缘同经验紧密接触。当经验与场的周围发生冲突时，会引起场内信念的再调整。经验对整个场的限定是不充分的，任何单一的相反经验究竟引起场内哪些信念的调整存在很大的选择自由。“在任何情况下，任何陈述都可以被认为是真的，只要我们在系统的其他部分做出足够剧烈的调整。即使一个很靠近外围的陈述面对着顽强不屈的经验，也可以诡辩说是发生了幻觉，或者修改逻辑规律那一类的某些陈述，而被认为是真的。”*Ibid.，p.40.

因此，迪昂和蒯因关于理论检验的整体主义观点通常被不加区分地合称为“迪昂-蒯因论题”(DQ论题)，有时也被称为蒯因-迪昂论题或迪昂-蒯因问题。蒯因本人也曾指出：“整体主义被正确地称为迪昂论题，或者更大方地被称作迪昂-蒯因论题。”*W.V.O.Quine，“On Empirically Equivalent Systems of The World”，Erkenntnis，Vol.9，No.3，1975，p.313.一般而言，迪昂-蒯因论题“……由两个子命题构成：(1)由于经验陈述是相互联系的，它们不能单独地被否证；(2)如果我们想要坚持某个特殊的理论为真，我们总可以调整另外的理论”*Roger Ariew，“The Duhem Thesis”，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35，No.4，p.315.。第一个子命题被认为是来源于迪昂，而第二个子命题被认为是蒯因在迪昂的基础上做出的引申。

迪昂-蒯因论题很容易与非充分决定论题混同，因为“这种整体主义使得非充分决定论题更为可靠。如果在不利观察的面前，我们总是可以自由地在我们的理论的各种不同恰当调整中进行选择，那么大概所有可能观察都不足以唯一地决定理论”*W.V.O.Quine，“On Empirically Equivalent Systems of The World”，p.313.。但蒯因曾明确指出迪昂-蒯因论题不应该与经验非充分决定论题混淆。因为，迪昂-蒯因论题表达的是整体主义，是关于翻译不确定性的论题。它是一个语义学论题，是说语言和刺激之间缺乏直接的一一对应。而经验非充分决定论题是关于证据的论题，它说科学家发明假说以谈论观察所不及的事物，假说单向地蕴含可观察后承，而可观察后承并不反向地蕴含假说，这意味着观察句和理论句之间存在着空白，科学家通过假定一些东西来填补，比如坐标系。因此，“当然存在其他可选择的假说子结构以相同的可观察方式出现”*W.V.O.Quine，“On Empirically Equivalent Systems of The World”，p.313.。

不过，非充分决定论题仍常常被当作蒯因整体主义知识论的结果。在蒯因那里，理论的经验意义和经验内容等同于感觉接受器的激发，这种“证实”的原则使得意义和证据合为一体了。因此，人们常常把蒯因的非充分决定论题表述误作一个语义论题，进而看作整体主义的后承。“如果整体主义是正确的话，那么真理的符合论就得放弃，因为我们不能逐个地将绝大部分句子同能够证实它们的刺激经验相关联；……可以合理地探索的唯一关系存在于句子系统和我们感觉接收器的激发之间……经验论作为证据理论呈现出来”*汉肯森·内尔森等：《蒯因》，张力锋译，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63页。，“当根本翻译应用于我们自己的理论时，会产生与我们的理论不相容、但同样好地为一切现有证据所支持的理论”*同上书，第133页。。

正是在这种理解下，郝菲尔和罗森伯格(Carl Hoefer and Alexander Rosenmberg)指出：“……迪昂论题导致了一个明显的非充分决定问题：手边的经验数据并不能逻辑地排除包含个体假说的理论框架。理论选择的这种非充分决定在实际科学中是无所不在的、不可避免的。”*Carl Hoefer and Alexander Rosenberg，“Empirical Equivalence，Underdetermination and Systems of the World”，Philosophy of Science，Vol.61，1994，p.593.希洛斯(Stathis Psillos)更为详细地指出，迪昂-蒯因论题对非充分决定论题的支持是以经验等价论题为中介的。“一种普遍的感觉是所谓的迪昂-蒯因论题为EET(经验等价论题)提供了一种建设性的证明”*Stathis Psillos，Scientific Realism: How Science Tracks Truth，London: Routledge，1999，p.158.，而经验等价论题被看作非充分决定论题的两个必要前提之一。

迪昂-蒯因论题所表达的整体主义是否为非充分决定论题提供真正的支持呢？根据整体主义观点，辅助假说在理论检验和预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劳丹(Larry Laudan)和列普林(Jarrett Leplin)指出，正是这一点，导致任何理论之间的“经验等价”都是一种相对于语境的短暂现象，在认识上带来相对主义后果的非充分决定论题并不能成立。*Larry Laudan and Jarrett Leplin，“Empirical Equivalence and Underdetermination”，Journal of Philosophy，Vol.88，No.9，1991，pp.449—472.列普林进一步指出，整体主义还会使得非充分决定论题变成一个自我反驳的论题。*Jarrett Leplin，“The Underdetermination of Total Theories”，Erkenntnis，Vol.47，No.2，1997，pp.203—215.郝菲尔和罗森伯格*Carl Hoefer and Alexander Rosenberg，“Empirical Equivalence，Underdetermination and Systems of the World”，pp.592—607.、库克拉(Andre Kukla)*Andre Kukla，“Does Every Theory have Empirical Equivalent Rivals?”，Erkenntnis，Vol.44，No.2，1996，pp.137—166.等人则认为，劳丹和列普林所反驳的非充分决定论题是“局部理论”的非充分决定论题，非充分决定论题的恰当形式原则上应该是“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可以免于遭受劳丹和列普林所提出的责难。也就是说，存在两种不同的非充分决定论论题：(1)“局部理论”的非充分决定论题，即被经验证据不充分决定的是科学研究某个领域中的“局部理论”；(2)“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即被经验证据不充分决定的是“全体科学”。整体主义与前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但与后者逻辑一致。我们将指出“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不会因此成为非充分决定论题的恰当形式，因为(1)整体主义与之相容但不足以保证其为真；(2)“全体科学”非充分决定论题是一个有歧义的、语义模糊的论题；(3)“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缺少认识论的指导意义。

二、整体主义和“局部理论”的非充分决定论题之间的张力

整体主义与“局部理论”的非充分决定论题之间的张力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 整体主义导致“经验等价”概念成为一个相对概念，而“经验等价”概念的相对性将导致非充分决定现象的短暂性，使之不足以产生任何认识论后果。一旦我们考虑到辅助假说在局部理论的检验中必不可少的作用以及其可变性和可错性，就会发现“经验等价”是一个不可投射的、相对于某一知识状态而言的概念，因此，我们关于局部理论之间“经验等价”的判断必须涉及历史的、语境的因素。而“局部理论”的非充分决定论题的可信度必须以局部理论之间“经验等价”的判断为基础:经验等价的理论总是存在，为经验不能唯一地决定理论提供了可信的合理依据。如果关于局部理论之间是否“经验等价”的判断是一个相对的、涉及历史和语境因素的判断，那么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经验对局部理论的非充分决定现象，就是在某一历史语境下相对于背景知识状态而言的现象，因此也是一种暂时的、可变的现象，会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当新辅助假说出现以及新证据涌入时，这种非充分决定现象会消失。这个论证可以进一步分为如下两个步骤。

首先，根据整体主义，局部理论必须和辅助假说或附属信息一起才能面对经验的检验。那么，在确定局部理论的经验内容的时候，局部理论通常需要辅助假说或附属信息的补充，才能推出可观察的后承。如果局部理论的经验内容是局部理论的可观察后承集，那么它就必须既包含从理论本身推出的可观察后承(窄集)，也包括和辅助假说一起推出的可观察后承(宽集)。局部理论的可观察后承窄集为空，在科学实践中不具有认识论意义。具有认识论意义的是局部理论的经验后承宽集。而确定某个经验陈述e是否包含在局部理论T的经验后承宽集之中，依赖于是否存在有良好依据的辅助假说可以在T和e之间建立一种推论关系。但“某个辅助假说是否可用”既不是一个逻辑问题，也不是一个语义问题，而是依赖于历史和语境的认识论问题。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可用的辅助假说会发生变化：a.可用的辅助假说变多或变少，会导致理论T的经验后承宽集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b.在某一历史语境下，可用的辅助假说也是可错的，如果可用的辅助假说随后被发现是错的，那么新的替换辅助假说的使用也会导致理论T的经验后承宽集发生变化。因此，局部理论T的经验内容(即其经验后承宽集)的界定是相对于一个特殊的知识状态而言的。关于两个局部理论的经验内容是否等价的判断，因而也是相对于某一个特殊的知识状态而言的。

其次，由于两个竞争理论T1和T2之间“经验等价”的判断是相对于一个特殊的知识状态而言的，那么经验对它们的非充分决定现象，也是相对于知识状态而言的。知识状态的改变，比如新证据e′的出现，可能使得T1和T2得以区分。如果存在一个经受了检验并被广泛认可的辅助假说X1，使得T1和e之间建立一种推论关系，并且X1与科学的其他部分之间存在系统的关联，而能在T2和e建立起推论关系的辅助假说X2不存在，或者不具备X1所拥有的那些优点，那么，科学家们会倾向于接受T1，而不是T2。新证据e′在认识上区分了T1和T2，非充分决定现象消失。因此，在某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相竞争的局部科学理论被经验证据非充分决定的现象，不足以引起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认识论后果。通过预设经验等价的局部理论总是存在，局部理论无法被经验充分决定，进而来限定科学知识范围的做法是缺乏合理依据的。

(2) 整体主义使得“局部理论”的非充分决定论题与经验等价论题不可能同时成立，而经验等价论题是非充分决定论题成立的必要前提之一，因此，“局部理论”的非充分决定论题是自我反驳的。

一方面，如果“局部理论”的非充分决定论题是成立的，局部理论无法被经验证据充分决定，那么对于任意给定的局部理论T，和T一起获得预测的可用辅助假说通常也是理论陈述，因而也无法被经验证据充分决定。在经验等价的不同辅助假说中选择哪一个作为可用的辅助假说，没有经验上的充分保障和依据。按照整体主义，理论T的经验内容是它和辅助假说一起推出的可观察现象，由于辅助假说的不确定性，T的经验内容也是不确定的。如果单个理论的经验内容是不确定的，那么两个理论是否经验等价就无从谈起。只有两个理论的经验内容都是确定的，我们才能判断它们是否经验等价。因此，如果迪昂-蒯因论题能充当一种普遍算法表明经验等价的局部理论总是存在，局部理论无法被经验证据充分决定，那么，局部理论之间的经验等价就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无法判断局部理论之间是否经验等价，那么，我们也无法判断它们是否被经验证据非充分决定。

另一方面，由于辅助假说通常也是理论陈述，我们也可以把辅助假说看作“局部理论”。如果把“局部理论”的非充分决定论题应用于辅助假说，对于给定的经验证据e和给定理论T，我们可以在多个经验等价的辅助假说中自由地选择。经过精心地挑选辅助假说，我们总有可能使得任意两个理论与各自的辅助假说一起推出完全相同的可观察后承，从而使它们经验等价。同样地，通过精心挑选辅助假说，任何两个理论也都可以变得经验不等价。那么，是否把一对理论当作经验等价的理论，就是一件相当随意的事情。“经验等价”概念因此就不再有任何认知效力。以这种没有任何认知效力的“经验等价”概念为基础，声称“局部理论”被证据非充分决定，也就缺乏任何认知效力。

三、转向“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

正如我们上面所说，整体主义不仅使得“局部理论”的非充分决定论题仅仅表述一种短暂的历史现象，而且使得它成为一个自我反驳的论题。与整体主义逻辑一致的非充分决定论题是“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

“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的提出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蒯因。在1953年的文章《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蒯因在批评了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并提出整体主义知识论之后，就指出“具有经验意义的单位是整个科学”*W.V.O.Quine，“Two Dogmas of Empiricism”，p.39.，“全部科学，数理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是同样地但更极端地被经验所不充分决定的”*Ibid.，p.45.。在1975年的文章《经验等价的世界体系》中，蒯因进一步明确地探讨了非充分决定论题的实质和其恰当的形式。他认为，非充分决定论题产生的原因在于，存在无穷多的观察条件句，我们想用一个有限的表达式来表达它们。由于搭配的复杂性，我们不能制造一个有效的表达式，使之与观察条件句的无穷合取相等价。任何一个能蕴含这些观察条件句的有限表达式都不得不蕴含一些捏造的东西，而正是这种捏造的东西使得我们拥有某种选择的自由度，从而使得世界体系是非充分决定的。因此，非充分决定论题“……需要被解读为关于世界的论题。首先，它需要被解读为‘在世界中事实上为真的观察条件句是没有被恰当地整理的’。其次，它需要被解读为‘我们可以将这些真观察条件句和其他东西一起包含在一个比较松散的表达式而不是一个紧致的表达式中’。最后，它需要被解读为‘对于任何这样一种松散的表达，都有一些其他的表达式，与之经验等价、但逻辑不相容，不能通过谓词的重构成为它的逻辑等价物’”*W.V.O.Quine，“On Empirically Equivalent Systems of The World”，p.324.。在《三种不确定性》中，蒯因指出科学理论的非充分决定性意味着“关于世界的不同的总体理论可能是经验等价的——换言之，在经验内容上相同”*W.V.O.Quine，“Three Indeterminacies”，in Perspectives on Quine，edited by R.B.Barrett and R.F.Gibson，Oxford: Blackwell，1993，p.13.。

蒯因的这些表述为“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的其他支持者提供了思想依据。郝菲尔和罗森伯格写道：“理论被证据非充分决定的问题，以其最准确的(因此也是最有趣的)形式，是全部理论或全体科学的问题：如果存在两个真正的、不相容的全部理论，它们被所有可能的证据同样好地确证，我们将面临一个无法寄希望于科学的进步或理论在新领域的扩展而摆脱的认知两难困境”*Carl Hoefer and Alexander Rosenberg，“Empirical Equivalence，Underdetermination and Systems of the World”，p.592.，因此，“所有可能的证据对全部理论(或者，用蒯因的术语来说，“世界体系”)的非充分决定是一个科学必须面对的真正问题”*Ibid.，p.593.。库克拉则指出，全体科学无非是任何“局部的”理论加上所有可能的辅助假说的合取，它相当于全部用时间标记“由理论、可观察与不可观察现象以及可接受的辅助假说共同构成的三元组”的合取，“因此，每一个被标记的理论，都有相对于同样的标记而言与之经验等价的理论，这在逻辑上相当于如下断言：对于每一个全体科学，都存在另一个全体科学与之无时限地经验等价”*Andre Kukla，“Does Every Theory have Empirical Equivalent Rivals?”，p.143.。

“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的支持者们认为，整体主义与“局部理论”的非充分决定论题之间的那种张力，不会出现在整体主义与“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之间。因为：

(1) 虽然辅助假说在局部理论的预测和检验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作用，但与“全体科学”的预测和检验无关，因为“全体科学”已经包含所需的全部辅助假说，其本身不需要任何辅助假说。

(2) 虽然辅助假说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可变性(可用性和可错性)会导致局部理论的经验内容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局部理论之间是否经验等价的判断，但不会对“全体科学”的经验内容产生任何影响。因为“全体科学”包含着所需的全部辅助假说，当辅助假说发生变化时，相应地，“全体科学”也会发生变化。因此，经验等价的“全体科学”之间的经验等价关系永远成立，不依赖于历史语境。“……对于每一个全体科学，都存在另一个全体科学与之无时限地经验等价……”*Ibid.。

(3) 整体主义也不会导致“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的自我反驳。整体主义之所以导致“局部理论”的非充分决定论题的自我反驳，是因为辅助假说在确定局部理论的经验内容时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而“局部理论”的非充分决定论题蕴含着我们对辅助假说的选择具有一定的自由度，这导致局部理论的经验内容具有不确定性，依赖于语境，进而导致“经验等价”概念具有不确定性，甚至失效。而根据上述两个方面的论证，对于“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而言，相竞争的“全体科学”的经验内容是确定的，即我们所有的可观察现象，辅助假说的自由选择会导致“全体科学”本身的不同，而不是带来某个“全体科学”的经验内容的变化，因此不会导致“经验等价”概念的不确定性，也不会导致“经验等价”概念的失效。因此，“劳丹和列普林式论证的捍卫者们所需要的证明是揭示为什么非充分决定论证的全体科学版本失败了”*Andre Kukla，“Does Every Theory have Empirical Equivalent Rivals?”，p.143.。

四、“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是恰当的吗？

尽管“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与整体主义逻辑一致，但整体主义并不能逻辑地推出“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若要成立，需要一个普遍的算法保证经验等价的、无法通过谓词重构相互还原的、逻辑上不相容的相互竞争的总体理论总是存在，这是整体主义所无法提供的。此外，“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还是一个涵义模糊的、充满歧义的论题，难以产生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的后果。

(1) 虽然“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是与整体主义逻辑一致的，但整体主义本身并不能保证“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成立。

“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若要成立，“全体科学”必须作为一个逻辑一致的知识总体(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理论)，不仅能够调适任何观察现象O(这仅仅要求“全体科学”在逻辑上与O相容)，还能够预测O(这要求“全体科学”必须能逻辑地推出O)。然而，没有一种普遍的算法表明，与某个“全体科学”经验等价的另一个“全体科学”总是存在。迪昂-蒯因论题本身并不能充当这样的算法，它只能保证现象O的调适。即使存在另一个“全体科学”满足上述要求，它作为已有“全体科学”的经验等价物，还应该推出完全相同的其他可观察预测，同时又不会产生额外的可观察预测。这是一条更高的要求，绝非迪昂-蒯因论题所能保证的。

即使迪昂-蒯因论题能充当一种普遍的算法保证两个“全体科学”之间的经验等价，这两个“全体科学”也不能是同一个理论的两个不同表达式，才能真正构成相竞争的“全体科学”。这要求两个表达式不仅经验等价，并且不存在一个谓词重构，可以使得其中一个理论变为另一个的逻辑等价物。如蒯因所说：“在这个意义上，非充分决定是说，对于任何一个理论表达，总存在另一个与之经验等价但逻辑不相容的理论表达，无法通过其中的谓词重构变得与之逻辑等价。”*W.V.O.Quine，“On Empirically Equivalent Systems of The World”，p.326.因此，对于“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的证明，我们不仅需要指出这些有分歧的“全体科学”选项存在，还需要指出它们是不可避免的。这使得蒯因只能坚持一种非常温和的非充分决定：“我们可以研究两个不相容的理论表达式，想要想象一个可以在它们之间做出区分的观察却徒劳，我们可能得出结论说它们是经验等价的；我们可能无需通过谓词重构进行的调和就得出这个结论。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仍然可能有一个谓词重构的调和，精细复杂但还未被发现。非充分决定论题，即使是最温和的版本，也是在说我们的世界体系必然有经验等价的可选择者，无法通过谓词重构与之调和，无论多么曲折迂回。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开放的问题。”*W.V.O.Quine，“On Empirically Equivalent Systems of The World”，p.327.由于这种开放的可能性，“最终防线版的非充分决定论题仅仅声称我们的世界体系必然有经验等价的替代者，如果我们去寻找它们的话，将发现无法通过谓词重构被调和。”*Ibid.至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蒯因所说的“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是否最终成立，并不能由整体主义给出确定的答案。

此外，在“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中，“经验等价”概念也依赖于对“什么是可观察的”这个问题的回答。两个经验等价的“全体科学”，要么以同样的方式界定可观察的范围，要么依赖于一个独立于它们的标准。如果是前者，由于可观察的范围是可能变化的，两个经验等价的“全体科学”在经验之外的差异，可能会随着可观察范围的变化，而变成经验之内的差异。那么，此时经验等价的两个“全体科学”在彼时可能不再等价。如果是后者，由于判断“经验等价”所依赖的标准也可能变化，在此标准下“经验等价”的两个“全体科学”可能在彼标准下不再“经验等价”。此外，两个“全体科学”经验等价，仅仅意味着它们推出完全相同的经验证据，并不代表这些经验证据对它们的确证度完全相同，经验等价论题并不能直接推出非充分决定论题。

因此，整体主义并不是“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成立的可靠保证。

(2) “全科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本身也是一个充满歧义的、语义模糊的论题。

首先，不同的支持者对“全体科学”的理解和用法可能有歧义。

“全体科学”可能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被使用：①在某一历史时期被人们接受的科学理论总体；②科学最终的理想状态或“科学的尽头”的情况。蒯因在探讨可接受的非充分决定论题时，经常是在第二种意义上进行讨论的。“这两类(无论日常事物的还是分子的)事件都不是我们的表面刺激所能确定的。即使我们把广布各地的人类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所受的一切表面刺激都包括进来，或者即使我们把一种实际尚未得到科学方法的理想工具也加上去，情况也还是如此。”*蒯因：《语词和对象》，载涂纪亮、陈波主编：《蒯因著作集》(第4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8页。“……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假定人类所受的无穷尽的表面刺激就只允许一种最优的、最简单的系统化的手段。可以想象，即使仅仅由于事物具有对称性或二重性，就会有数不清的可供选择的理论相连而至。”*蒯因：《语词和对象》，第219页。

库克拉是在第一种意义上来使用“全体科学”这一概念的，“……全体科学，即我们所有的可接受的科学理论的合取……”*Andre Kukla，“Does Every Theory have Empirical Equivalent Rivals?”，p.143.，“……一个全体科学，无非是任何‘局部’理论和我们确实可允许的所有辅助理论的合取”*Ibid.。郝菲尔和罗森伯格有时是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全体科学”这一概念的，“……理论被证据非充分决定的论题是关于经验恰当的全体科学的；是关于蒯因所说的‘世界体系’——即可以为所有观察，包括过去的、现在的、还有将来的观察，提供可理解的解释的理论——的论题。它是关于这样一些理论的论题：我们可以从中推出并且只推出所有真观察条件句，以及所有已经被观察和实验确证的经验规则”*Carl Hoefer and Alexander Rosenberg，“Empirical Equivalence，Underdetermination and Systems of the World”，p.594.。而他们在论证范·弗拉森的《科学的形象》中所探讨的非充分决定论题实际上是“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时，又似乎是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全体科学”这个概念的，“他(范·弗拉森)讨论的三个理论全都通常被当作全体理论的替代物使用：牛顿力学、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在宇宙学语境下的全体科学的替代物)”*Ibid.，p.595.，“他(范·弗拉森)对经验恰当性的定义是直接针对这种世界体系的，因为它要求所有可观察现象都被嵌入在理论的一个模型的一个经验子结构中。”*Ibid.，p.596.

其次，“全体科学”的每种用法本身也是定义不够明确的。这两种关于“全体科学”的理解，都是把“全体科学”当作某种知识总体，从而避免辅助假说的可变性带来的问题。科学是否存在一个最终的理想状态，我们尚不清楚。即使只把“全体科学”看作某个历史时期为人们所接受的知识总体，这种知识总体是否边界清晰也是非常可疑的。如果“全体科学”所代表的知识总体是某个时期全部科学家们都同意的东西，那么它显然不是“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的支持者所想要表达的那种概念。因为，全部科学家在一个时期都同意的东西并不多。那么，多数处于争议之中的理论根本就不在“全体科学”的范围内，而非充分决定论题的支持者关注的正是“在科学理论的发展中如何评估处于争议之中的理论”。把“全体科学”代表的知识总体理解为“所有个体科学家的信念”也是不恰当的。因为个体科学家的哪些信念应该被当作“科学知识”也是很难被界定清楚的。一个科学家可能知道他的哪些信念是作为科学家的信念，哪些信念是作为市民或消费者的信念，但是这些信念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分界。此外，一个科学家作为科学家所拥有的信念本身也可能是不一致的知识体系。一个物理学家可能既相信经典力学描述的时空概念，又相信相对论是正确的。逻辑不一致的多个理论体系的信念很难合在一起被看作一个定义明确的“全体科学”。更何况，逻辑学告诉我们不一致的信念体系可以演绎出任何后承。

(3) 无论我们对“全体科学”这个概念采取上述哪种理解，“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都使得我们在认识论上所知甚少。

在实际的科学发展中，没有一个严肃的科学工作者会认为全部科学知识都是可疑的，他们只会质疑其中某些假设。蒯因也曾指出，联合在一起蕴含可观察后承的理论原则上是一个相当完整的世界体系，因为科学的各个分支共享的逻辑和数学使得科学系统地联系在一起；但是，由于科学的各个不同部分与观察之间的联系疏密有别，把所有科学当作对观察负责的单元，也是不切实际的。*Carl Hoefer and Alexander Rosenberg，“Empirical Equivalence，Underdetermination and Systems of the World”，pp.314—315.在科学实践中，更不会有任何一个严肃的科学工作者认为科学知识最终的理想状态是可疑的，这将取消所有科学家为理想奋斗的意义。“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不可能对现实的科学工作有任何启迪，因为“一种真正的方法必须告诉我们从‘这儿’可以通往哪里。”*P.D.Magus，“Background Theories and Total Science”，Philosophy of Science，Vol.72，No.5，2005，p.1072.

五、结 论

表达了整体主义知识论的迪昂-蒯因论题，正确地指出了辅助假说在科学理论的预测和检验过程中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是非充分决定论题的理论依据。考虑到科学知识的动态进程，迪昂-蒯因论题可以被用来反对“局部理论”的非充分决定论题。辅助假说在时间维度的可变性和可错性使得“经验等价”成为依赖于语境的相对概念，使得经验证据对“局部理论”的非充分决定成为一种终将随着新证据和新假说的出现而消失的暂时现象；它还使得“局部理论”的“经验内容”变成不确定的、甚至空洞的，从而使得“局部理论”的非充分决定论题成为自我反驳的。尽管“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是可以与整体主义知识论相一致的，但整体主义本身并不能确保“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的成立。此外，“全体科学”的非充分决定论题本身是一个充满歧义、语义模糊的论题；无论我们采取哪种意义上的理解，它都使得我们在认识论上所知甚少。

(责任编辑：肖志珂)

熊文娴，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喻郭飞，云南大学哲学系讲师。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科学实在论辩护之论非充分决定论题”(项目编号：CZ13022)的部分成果。

B80

A

2095-0047(2017)01-014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