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少博

章太炎国学的东学渊源

史少博

章太炎的“国学”与日本近代明治时期的学术有密切的关系，有其深刻的“东学”渊源。章太炎曾多次去日本，阅读了大量日本书籍，接触了明治思潮，从中吸取了大量的西方近代思想。但是到了《民报》时期，他对待西方近代思想的态度从接受转变为批判。章太炎的“国学”，是以日本明治思想为媒介，对西方近代思想从吸取转向批判后的一种“回归”。这种“回归”，不是仅仅回到中国古典文化，而是结合近代中国现实，在经历对西方近代思想的吸取与批判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精神的再发现。

章太炎；国学；东学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牧叔，太炎是其号。他是中国近代的革命家、思想家，著有《国学》、《国学振起社讲义》、《国学讲习会略说》、《国故论衡》、《国学概论》等国学著作。“章太炎一生讲学多次，其中倡办‘国学讲习会’三次。”*华强：《章太炎大传》，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3页。“他的学问，相对于政治来说，是从事禁欲性的文献考据学，而其学问又与政治关联，他以民主性的立场参加了政治运动。”*佐藤慎一編：《近代中國の思索者たち》，東京：大修館書店1998年版，第91页。也有人曾以“革命先进，国学大师”八个字概括其一生。*参见华强：《章太炎大传》，第340页。日本的学者狭间直树则称之为“中华‘宏硕壮美之学’的主将和公认的国学大师”*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章太炎一生数次东渡日本。1902年在日本翻译了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发表《文学说例》，1908年为留日学生开设《说文》、《庄子》、《楚辞》、《尔雅》等讲座，1910年在东京创办《教育今语杂志》。留日期间，章太炎深受日本明治时期思想的影响，其“国学”与日本学术有深刻的联系。近代中国的国学界，普遍地把近代日本的学术称为“东学”，那么，分析章太炎国学与日本学术的渊源，也可以被称为分析章太炎国学的东学渊源。

一、以近代日本为媒介吸取西方近代思想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文化体系基本上是以儒学为核心。“中国古代以来，具有强烈的中华意识。所谓中华意识，就是以中华为世界的中心，不承认中国与异民族的对等性，所以中国吸取西方文明这方面的意识有很大的障碍。……中华意识，是通过儒教强烈表现出来的民族标志，儒教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来说，从宇宙论到政治论、伦理的认识问题，具有广泛的实际意义，以儒教为核心的文化体系的绝对性是不容置疑的，中华意识自然不能消失。但是进入19世纪，中国接触了西方的近代世界，中华意识被迫发生变化。……然而必须明确，章炳麟是通过以日本为中介吸取西方近代思想的。”*小林武：《章炳麟と明治思潮》，第15—19页。甲午战争失败后，大批中国留学生前往日本，中国文人以日本为媒介也更加了解了西方文化。日本学者小林武认为：“中国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吸取，是甲午战争后急迫进行的，经历了鸦片战争后大约50年，需要时间也是当然的。”*同上书，第21页。章太炎在《菿汉微言》中也说:“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闲，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页。

章太炎吸取西方近代思想，是以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为媒介的。据小林武考证：“章炳麟读日本书籍，是以他到日本为直接契机。他到日本三次：变法运动挫折后，1898年6月到8月；1902年2月到7月；还有他因《苏报》事件(1903年)入狱三年后，即1906年6月开始到1911年11月。章炳麟在日本期间接触了明治思潮，从日本书籍中吸取了大量的西方近代思想。1902年至1903年，他吸取的外来思想在其著作《訄言》(重订本)中反映出来，这个时期可以称为《訄言》期。”*小林武：《章炳麟と明治思潮》，第45页。他还指出：“章炳麟以二度来日本(1902年2月到7月)为契机，并且以日本书籍为媒介吸收了西方近代思想，我们发现《訄言》(重订本)中引用西方近代思想的分量，明显比以前增多，而且《訄言》初刻本与重订本中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也明显相异。……在《訄言》初刻本中，直接言及日本人与日本书籍的地方，只有冈本监辅，而《訄言》重订本中言及的除了冈本监辅之外，还有姉崎正治、远藤隆吉、桑木严翼、白河次郎、户水宽人、有贺长雄、武岛又次郎、涩江保等人，其数量比《訄言》初刻本明显增多。……章炳麟关心的学术范围，扩展到中国哲学以外的社会学、历史学、修辞学、文学、宗教学等。他在引用这些书籍的时候，还补充了自己的议论，引用日本书籍并且增加了自己的看法的地方，《訄言》重订本中有三十处，而在《訄言》初刻本中只有五处。并且在《訄言》重订本中关于以日本书为媒介的西方近代思想的知识，比初刻本大约增加了八倍，这是他广泛地阅读日本书籍，贪婪地吸收西方近代思想的结果。……《訄言》重订本引用的日本书籍，不仅数量上比初刻本大幅度地增多，内容也更加广泛而深入。”*同上书，第50—53页。

章太炎在其学术著作中还借鉴了日本学者的基本概念，特别是他对姉崎正治著作的翻译与引用。“在《訄言》的前述中，引用了姉崎正治《宗教学概论》的地方有五处，引用《上世印度宗教史》的地方有三处。姉崎正治对章炳麟的影响，与其他日本人的著作相比大得多。其一，引用姉崎正治著作的地方多达八处。其二，从姉崎正治获得的知识不是断章取义，而是既借用了其基本概念，也有自己的议论与阐发。其三，对姉崎正治论文的大约三分之一进行了全译，也借用了其论述的结构。……章炳麟对姉崎正治著作的直译，在《訄言》对日本著作的引用中是引人注目的，姉崎正治的学说可能正是章炳麟论述有力的论据。”*同上书，第76—77页。

另一方面，“章炳麟积极地吸取西方近代思想，表现于其主要著作《齐物论释》中，《齐物论释》使用中国古典研究的方法，使佛教与庄子相结合，并且在与西方近代哲学的碰撞中展开了自己的哲学。可以说，西方近代思想对于章炳麟思想的形成是不可或缺的。章炳麟以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为研究中心，可以说他是传统学术的大家和民族主义者，总的来说，章炳麟是在中国知识的封闭体系中进行考察的，但是从其思想与西方近代思想的关系角度分析，其思想中西方近代思想不可或缺，这是他在世界范围的知识体系中重新搜寻所获得的成果。”*小林武：《章炳麟と明治思潮》，第40—41页。

二、以日本明治时期思想为媒介批判西方近代思想

章太炎以日本明治思想为媒介吸取西方近代思想，到《民报》时期则转而对西方近代思想加以批判。正如日本学者小林武所分析的：“章炳麟在《訄言》里大量地吸取了西方近代思想，但是到了《民报》时期，对待西方近代思想的态度从接受转变为批判，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在《齐物论释》(1910年)中，我们就看到了对佛教的批判性的观点，从此开始，章炳麟超越了吸收西方近代思想的阶段，开始使自己的思想体系化。很明确，章炳麟没有形成像《訄言》时期那样一味地吸取西方近代思想的局面，而是以《訄言》时期吸取的西方近代思想与印度哲学等为批判的媒介，对姉崎正治的概念进行了再利用。而在《民报》时期，章炳麟如何对西方近代思想进行批判性的接受呢？明治思潮又起了多大的作用呢？从其‘自主’思想与‘厌世观’可以看出，‘自主’思想显示了章炳麟的独到的立场，阐释了从集体到自由个人的应有状态，……章炳麟的厌世，主要表现在对‘五无论’等的阐释中，与他来日本后明治30年代初流行的厌世观有关系。对于明治时期的‘厌世观’，章炳麟常常言及，其思想也与叔本华有很深的关系，叔本华的‘意识’及共同情感论，为章炳麟思想提供了哲学基础，可以说章炳麟是以明治思潮为媒介获得智慧性的感发。”*同上书，第89—90页。

章太炎通过日本学者翻译的著作接触了叔本华的思想，并且在经过自己的研究后，对叔本华的功利主义与利己主义进行了批判——“章炳麟《答铁铮》(1907年6月)中，批判了叔本华的功利主义与利己主义，他说：‘我认为叔本华所说的道德，是伪道德’。……章炳麟对西方近代的道德进行了批判，认为西方近代的道德是‘伪道德’，是以批判叔本华伦理学说的功利主义为触发点。”*同上书，第114—116页。

章太炎还借助明治时期的书籍了解柏拉图、康德、斯宾诺莎等西方思想家，他“关于西方哲学的知识，是以明治哲学为媒介的，例如指导当时哲学界的井上哲次郎讲习康德与叔本华。……井上哲次郎给予章炳麟很大影响。”*同上书，第154页。以日本明治思想研究为媒介，在了解西方近代思想的基础上，他对许多近代思想家的思想都进行了批判。例如，对康德“神之有无，超越人的认识范围之外”的不可知论，章太炎说：“物者，五官所感觉；我者，自内所证知。此其根底坚牢，固难骤破。而神者，非由现量，亦非自证，直由比量而知。若物若我，皆具生执，而神则为分别执。则以分别而成，则亦可以分别而破。”*姜玢：《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章太炎这一时期对西方思想的批判还有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等。

需要指出的是，章太炎以日本明治思想为媒介批判西方近代思想，是以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其底蕴的。小林武的研究也表明：“章炳麟从考据学出发，开始吸收西方近代思想，然后又与西方思想对抗，这样使中国文化具有了很大的变化。”*小林武：《章炳麟と明治思潮》，第18页。“从开始汲取西方近代思想，到最后对西方近代思想的态度转变，可以说是使异质文化内化的过程，从吸取到对抗的态度转变，与政治立场的变化相比，是概念对比考察的结果，章炳麟的民族主义立场，基本上是具有一贯性的。因为中国具有丰富的精神世界体系，所以必然会清楚自己与他者的异同。章炳麟自我哲学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概念批判式的考察，这也是中国古典解释学有效的功能。”*同上书，第41—42页。

三、思想转变，回归“国学”

章太炎的“国学”，是以日本明治思想为媒介对西方近代思想从吸取转而批判后的一种“回归”，这种“回归”不只是回归到中国古典文化的过去，而且是结合近代中国现实，经过对西方近代思想的吸取与批判后，对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精神的再发现。正如小林武在阐释章太炎的著作《齐物论释》时所说：“围绕对庄子思想核心的基本理解，与西方近代哲学思想以及明治哲学进行对照，他对中国精神的独特性进行了再发现。这不只是回归过去，而且是在以日本明治思想为媒介，对西方近代思想吸取、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同上书，第126页。“由于《苏报》事件入狱以及以接触佛教为契机，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1906年以后，即使在《民报》时期，也吸取了不少西方近代思想，只是在吸取西方近代思想的过程中，呈现出了对西方近代思想的批判，于是，他的思想回归到了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国学。”*同上书，第45页。“然而，章炳麟提倡国学以后，对西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西方的事例不再言及。”*同上书，第53页。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文化给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带来了冲击。“为了对抗欧洲文化，章太炎重新审视自己民族的文化，于是提倡‘国学’。他开始时对欧洲文化无知也没有拒绝，接受了欧洲文化的洗礼，例如初期的《膏兰室札记》等，《訄书》中也能看到欧洲文化对他的影响。他通过发掘传统中的民族之魂，与欧洲的对抗意识增强，思想发生了回转，他认为‘国学’是以民族精神为核心，能引导彻底革命运动之学。”*佐藤慎一编：《近代中国の思索者たち》，第94页。“章太炎主张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反对崇洋媚外。中国首先要学习中国文化，但也不应当拒绝优秀的外来文化。他对当时崇拜西方文化乃至于主张全盘西化的潮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方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曝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章太炎指出，如此盲目媚外，自暴自弃，是非常有害的。……‘别国人到底不明白我国的学问，有几分涉猎，都是皮毛。凭他说好坏，都不能作定论’。”*华强：《章太炎大传》，第299—300页。正是受时局的影响，章太炎不再沉浸在考据学中，时代之要求促使他参加了变法运动。他深深感到了亡国的危险，在国家危难中写出了《国故论衡》等名著。

从东学方面来看，中江兆民的《道德大原论》对章太炎的思想转变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小林武指出：“中江兆民翻译的《道德大原论》中，利他性的行为原论给了章炳麟很大的刺激。”*小林武：《章炳麟と明治思潮》，第86页。“从章炳麟积极吸取西方近代思想的《訄言》时期，到强烈地批判西方近代时期，……作为古典研究大家，他开始使中国相对化，即使他对中国古典有着艰深论述，也没有把中国的精神世界的优先位置作为理所当然的前提，而是在更广阔的世界中重新认识中国，以对西方近代思想的批判为诱发，再发现中国精神的独立世界，转而与西方文明对抗，其目标是复兴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这可被看作是文化运动，是由他主导形成的国学运动。”*同上书，第125页。

虽然章太炎没有明确地把“国学”定义为“国故学”，但在一定意义上，他把“国学”看作国故之学，并且写有《国故论衡》。“国故”被认为是包括中国一切历史与文化。《国故论衡》分上卷小学11章、中卷文学7篇、下卷诸子学9篇三个部分来论述。在章太炎的“国学”中，讲“小学”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小学”是“国故”之本，并指出：“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章太炎：《国故论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页。正如有论者指出：“太炎先生的小学成就，还在于他把语言文字学作为宣传爱国思想，激发民族自尊心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振兴民族文化，挽救祖国命运的一个重要手段，即他一贯提倡的‘以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这‘国粹’就是他所说的祖国历史—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及风俗。”*章太炎：《国故论衡》，第276页。

除了对“小学”的深厚研究之外，章太炎的“国学”涉及范围很广，主要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诸子流派”，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儒术真论、清儒、原儒、《儒行》要旨，儒家之利病，订孔、原道、原墨、原名等；第二部分“解经”，主要包括：易经、尚书、诗经、三礼、春秋、《大学》大义、《孝经》、《大学》、《儒行》、《丧服》余论、《春秋》三传之起源及其得失，等等；第三部分“讲佛”，主要包括佛法为宗教或哲学之辩，等等。

章太炎讲国学，如其本人所说：“只是指示些门径和矫正些近人易犯的毛病。”*梁启超、章太炎、朱自清：《三大师谈国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21页。他讲“国学”之本体，强调“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经学、哲学、文学都归属于“国学”，可分经学之派别、哲学之派别、文学之派别。

1905年初，邓实、黄节等发起成立“国学保存会”，随后创刊《国粹学报》。国粹派的学者研究西学，是通过西学阐释中学，正如其发刊词中明确指出的，是“借西学证明中学”。章太炎为《国粹学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多次在其上发表有关国学的论文。“章太炎在狱中，但仍成为该派的精神领袖。该派的宗旨为‘研究国学，保存国粹’，故极重视对中国历代学术源流的探讨。而且作为革命派的一翼，该派成员在排满革命风潮兴盛之时‘研究国学’，显然有彰扬民族气节，助益排满革命的用意，于是，民族主义或曰种族主义成为其论学的支点之一。”*李帆：《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清学史著述之研究》，第67页。章太炎以全部精力投入国学研究，1906年9月还在日本创办了“国学讲习会”。他曾说：“那时在东京讲学，所讲的，是中国的小学和历史，这二者，中国独有的学问，不是共有的学问。”*华强：《章太炎大传》，第281页。

从思想与时代的关系来看，章太炎“是清朝考据学的大家，但是他所生活的时代，不是安定富裕的清朝中期，是奄奄一息的清末中国。当时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西方近代文明也涌入，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以后，西方思想被急迫地加以介绍，清政府也开始近代化，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许多知识分子来到日本，通过日本书籍了解西方，章炳麟也来到东京，呼吸明治的新鲜空气。并且，近代中国也开始打开闭关锁国的局面，开始进入面向全球化的初期阶段。……章炳麟在来到日本的欢迎会上，提出了‘发扬具有国粹的民族性，增进爱国热情。’与此同时，他还提倡‘利用宗教拥有信念，增进国民的德性。’他明确意识到了这是中国近代思想的课题”*小林武：《章炳麟と明治思潮》，第183—184页。。

章太炎提倡的治国学方法为：“辨书籍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辨文学应用。”*梁启超、章太炎、朱自清：《三大师谈国学》，第2页。他还提倡“国学”的进步论：“我对于国学求进步之点有三：一，经学以比类知原求进步；二，哲学以直观自得求进步；三，文学以发情止义求进步。”*同上书，第187页。其“国学”研究遵循两个方向：一是通过中国古典著作追求真理，二是关注现实。小林武也指出：“中国古典的解释学，一是实证性(实事求是)地追究真理的方向，二是关注现实政治为现实服务(经世致用) 。……他一方面对中国古典从考据学的角度进行解读，另一方又对现实高度关心，这两个维度在其思想中交织着。”*小林武：《章炳麟と明治思潮》，第164页。他对章太炎“国学”的东学渊源，亦有如下概括：“章炳麟的思想轨迹，其步骤总体来说是以中国古典研究为基础，以明治思潮为媒介对西方近代思想加以吸收，并进行批判性的理解，进而与西方近代思想对抗。……在古典学者章炳麟的思想中，深深刻上了近代性的烙印。”*同上书，第186页。

(责任编辑：韦海波)

史少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近代的国学与东学关系探究”(项目编号：15XZX00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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