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长祥

元智大学通识教学部

1 韩非子思维方法的背景——先秦思想大势与历史评价

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进程中，春秋战国被认为是一个思想样态最丰富多样的时代。据史载周朝自平王东迁之后，王室式微，封建倾圮、礼乐崩坏，洎乎战国，诸侯力政、篡弒兼并、天下大乱；为针时救弊，诸子百家各种学说应时蠭起，彼此竞争、相互论难，从而发展出日后不同家派的思想原型。而后世对此一时期所发展出诸子思想的描述与评价，主要参考的依据有三：一是《庄子·天下》篇，二为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辑录的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三则为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而能盱衡大局，对此一时期人物、思想状况总其纲领、择其要务，精确做出整体概括的当属《庄子·天下》篇，最为后世推重。其余两篇则对诸子思想内容、篇籍加以分类，或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或另加从横、杂、农合为九家。主要针对各家思想综论其短长、追溯其源流，依次论列，各有品评。这些评述多属扼要通论性质，但于各家思想内容则未能详尽。

大体而言，三者所述旨在归纳总结春秋战国四百余年间学术思想变化分合的大势，尤其是《庄子·天下》篇所提“道术合一”的理论观点与“内圣外王”的实践理想，而“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既分辨人对整全“一”道全偏、精粗、体用领悟与不同的掌握，而形成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君子、百官、人民等各种不同层级的区分；又以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的圣人能通达道术为一，融冶天人物我，各得其分，各安其位。“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而儒道两家则成为当时及后世中华文化学术传统托命的两大主轴。由于“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说明因“体道用术”的不同偏倚与取舍，致使道术分裂，诸子之说兴起。《论六家要旨》主要以六家归本于《易》与黄老之道的观点，再分别论述各家思想特色。《汉书·艺文志》则以儒家六艺之教为本，并从王官学的立场，考定各家学术渊源，并分别从“务为治也”“直所从言之异路”（《论六家要旨》），“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评述诸子学说的概要。

依据以上的扼要叙述，或可谓长久以来学术界的公论：一以为先秦诸子百家共同面临政治混乱、经济变迁、社会解组的时代，整体社会发生全面性变动的情境；诸子百家各奋一己之思，图谋改善概念混淆、价值纷乱、行为失序等等，制度性瓦解的动乱现象，希望“匡乱世反之于正”（《史记·孔子世家》）。二以为诸家中惟有儒道两家最具统合性、延续性与开创性，而其有关“道术、礼乐”之说的解释观点，最足以代表传统文化学术之“常”，而成为日后贯穿于中华文化传统中的核心思想、主要价值类型与道德实践的指导思想，也足以据此考察历代文化学术之“变”。而墨、法、名、阴阳、纵横、杂、农诸家，较之儒道二家，各有所长，皆有所短，但偏离常道，则被视为传统文化中的非主流思想。而不论是主流或非主流的思想，从哲学的立场而言，诸子学说既是个别思想家面对时代、针对特定问题，精思熟虑、解决问题的思维活动，又是这种思维活动展现的成果。欲深究诸子思想学说的内容、方法，则必须对诸子之所以产生此思想内容的时代背景、问题意识，各思想家的思维活动、思维方法有所掌握。

再者，所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论语·子张》），非主流诸子学说或许各有取舍偏仄，要之亦多为诸子“穷知究虑”，针对时代、特定问题而有匠心独运的精到之处，虽“致远恐泥”，然亦足以观变、知变、知其所以通变之一端，形成一家之言、成就一时的事业。本文则参诸上文所述先秦思想大势与主要问题的线索，以先秦思想殿军的韩非子为主，探讨流传至今所结辑的《韩非子》一书，撮其纲领，条其脉络，阐述其中所呈现出有关《韩非子》思维方法的主要脉络与过程，以明韩非之所以成一家之言的重要思维方法的主要意涵。1本文强调以《韩非子》文本的内容为主要依据，重视整体文本中所呈现的，有关思维方法的意涵，而暂时搁置有关训诂、考据的问题，特此声明。以下所引《韩非子》原文，只列篇名。

2 《韩非子》的思维方法——一个实践认识论观点的考察

若依据前文叙述的背景，再对照《韩非子》一书的内容加以考察，或可谓在《韩非子》文本中所呈现的内容复杂多样，涵盖了上述评价中所涉及的种种面向。在进行有关韩非子思维方法内容的讨论之前，首先必须再申明几点：第一、韩非子身处先秦整体文化剧烈变动的大时代氛围中，长久以来维系周朝封建制度的价值理念、人伦关系、实践模式的传统礼乐制度，因时势、社会的变迁而趋于瓦解；因此韩非子从备世之急“务为治也”的立场，有意识的、有选择性的反省并批判变动政治、社会中所呈现出种种问题的症结，寻求如何规划有效可行的行动或实践方案，以达成改变现实世界、解决政治社会的问题，趋向他心目中理想的明君圣王、“至治之道”。第二、据史载，韩非子“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而当时以黄老为名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论六家要旨》）而所谓“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依此背景叙述，或可谓韩非子“穷知究虑”“秉要执本”，参考“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的历史经验与事例，从君主如何“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的角度，在批判中综合，兼采合于今用的“刑名法术”诸家学说与方术，“同弗与、异弗非”2参考《礼记·儒行》。；并就其理论所归本的老子学说，重新加以诠释，做为整合贯串其学说的依据，建立一套具有韩非子特色的理论与实践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择取解决现实人生、社会问题的最适宜策略。第三、总体而言，韩非子哲学思想的重点，主要是由在历史情境中、在竞争态势中，人与国家实际生存的角度出发，强调揭示生存世界中常变等诸多问题的真相，极力主张不离事言理，因为反对“恍惚、微妙”不征无信的浮夸言行，而发展出系统的说理与辩护的思维方法与实践行动的规划。

而这三点分别勾勒出韩非子思维方法全体的主要轮廓：一是重视在情境中解决问题的历史性思维：参考历史上的成败事迹，检讨现实危亡状况，订定整体目标，寻求在变动中稳定发展的方法，达成转弱图强的目的。二是为使人知其学说、方法之所以如此安排的所以然、理由，建构各部分间合理的逻辑关系，而将其说归本于黄老之学的道德之分、道理之判，说明其学说、方法的思维合理性。三则是承接前二点，经由对历史与现实讨论的言辩方式，说明如何认知、如何操作、如何达成目标等，具有实用性、实践性意义的以政治为主的言事论辩的思维方式。本文在此暂以第一部分为主：就《韩非子》文本，广泛筛拣、择取适宜的例证，说明有关韩非“在情境中解决问题的历史性思维”方法的主要过程与意义。

2.1 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性思维3本文所谓历史性思维（主要是一种历史哲学的观点与方法）的涵义有二：一作为重视具体经验过程的、具有历史性意义，并与现在、未来经验可能连结、产生相关性、可实践性意义的意涵；二为重视思维的活动过程、思想内容与行为结果的交互作用：历史、经验事件必先转换为思维对象、内容才能被理解（如科罗齐所谓：所有历史都是现在史的观点），再转换为可实现性的运用。其相关的对应面不在纯粹理性思辨的概念、思维形式与逻辑，而在具体经验、对经验行动的反思与考察，以及运用者意向的如何具体实践等等问题。所谓历史事件皆为单一事件、史实，只是做为历史性思维的数据、素材，不在考证、还原史实，而重在解释历史；历史思维目的在举史例以明他事（非科学史学的观点）。即使以事实为主的史例叙述，也包含了“后（元）事实”史例的记述者，如何以思维方法去选择、排比组合、贯串数据，做出（具有因果性的）说明。历史思维主要以批判的方式连结经验与实际问题，并尝试提出解决之道。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历史哲学的发展，即由纯粹理性思辨形式转向现实，而有主张哲学应具有具体性、实证性、可实践性，以实际应用于改造现实社会问题为主的实用性思维，逐渐开展出一种人文、社会思考的逻辑、思维方法。——变乱弱因素分析

基本上韩非哲学的出发点不脱其身处的历史情境，强调在变乱复杂的情境中，如何理出头绪、发现问题、厘清问题的脉络，思考并提出如何有效解决现实问题的策略。换句话说，韩非子思想方法起于对现实与历史经验的观察、反省，并加以归纳、分析的一种在“情境中的思考”。而所谓“情境中的思考”包含了三个基本的维度：时间、空间与在其中发生、运动、变化的人与事件，或可谓“时-空-人事”三者共同构成了一种“情境思考”事件的三度。透过对照历史事件的情境，反映出现实情境中的过与不足，而拟订理想的兴革策略。韩非的分析主要针对韩国当时变、乱、弱的现象，分别从情境中内、外在事件形成的“常-变、治-乱、强-弱”因素加以分析、归纳出问题，再谋划“于变而求常，对乱而起治，因弱而图强”（[3]，第18页）的对治策略。

2.1.1 韩国危机的外部强弱情势分析4,5以下本段分析主要参考[3]，第一章，第13-33页。而与现今企业管理学界使用的SWOT的分析模型的概念相近，可参考。

在《韩非子》一书中有相当多的篇幅，即在描述与分析韩国“当大争之世、处多事之时”（《八说》）所面临的内外在现实情势，如《初见秦》、《存韩》所做的综合论述，虽然这两篇是否为韩非子所作颇有争议6参考[1]，第843-845页和第866页对此二篇的考证。一般研究者以此二篇不是韩非所著，如胡适以为“如《初见秦》篇乃是张仪说秦王的话，所以劝秦王攻韩。……况且第二篇是《存韩》。既劝秦王攻韩，又劝他存韩，是决无之事。”（[2]，第269页）本文以《韩非子》文本为主，旨在借此说明其书中描述与分析时势与问题的方式，姑不论其作者真伪问题。，但是编纂者却借由此两篇文字，表达出韩非子思维方法立论的基点。韩国内部积弱不振，外部长期受制于强秦，又在诸国与强秦对峙的夹缝中生存。《初见秦》即呈现出来自外在威胁（秦国）的情势以为：虽然诸国“阴燕阳魏，连荆固齐，收韩而成从，将西面以与秦强为难”，提倡合纵，抗衡强秦，但基本上诸国是“以乱攻治、以邪攻正、以逆攻顺”，不足以制秦；而秦却有不可胜的军事实力与坚固的内政支撑等优势。“今秦地折长补短，方数千里，名师数十百万。秦之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然而兵甲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囷仓虚，四邻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无异故，其谋臣皆不尽其忠也”的劣势。相对于此，《存韩》则谓“韩事秦三十余年，出则为扞蔽，入则为席荐，秦特出锐师取韩地，而随之怨悬于天下，功归于强秦。且夫韩入贡职，与郡县无异也。……夫韩、小国也，而以应天下四击，主辱臣苦，上下相与同忧久矣。”

面对如此的情势，《五蠹》篇则评析谓：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

韩国自士民、群臣而国君，不实内务徒恃外好，迷惑于合纵、连衡之说，“纵恣于内、为势于外”，犹不知危亡迫在眼睫。更不知纵横之说所以失败，是因为“虚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独行谓之王，是以三王不务离合而正，五霸不待从横而察，治内以裁外而已矣。”（《忠孝》）

2.1.2 内部危乱情势评析

相对于外在的威胁，韩国内部也危机重重，而主要的危乱可以归为两方面：

第一、内政的动乱因素：包含君主（参见《十过》）、亲信（《八奸》）、臣吏（《八奸》）、民心（《六反》《饰邪》《显学》）、制度等等各方面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亡征》篇则综合列举出四十七个足以显现一个国家“可亡”的征象，涵盖了战国当时诸国所发生的各种内乱，导致国家可能走上覆亡的事项。但“亡征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夫两尧不能相王，两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机，必其治乱、其强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墙之坏也必通隙。然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万乘之主，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征之君风雨者，其兼天下不难矣。”要之，“兵弱于外、政乱于内，此亡国之本也。”（《内储说上》）而所有的政治责任则系乎国君如何奋发图强，转危为安的作为。因此希望君主能够“远听而近视以审内外之失，省同异之言以知朋党之分，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执后以应前，按法以治众，众端以参观，士无幸赏，无踰行，杀必当，罪不赦，则奸邪无所容其私。”（《备内》）勇于提出改革之道，所谓“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有度》）这些既是危机也是转机。

第二、社会的动乱因素：造成社会动荡不稳定的因素虽然更形复杂，而韩非在《五蠹》则归纳称：（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认为因为有不识时务、不知变通、食古不化的迂腐学者；有淆惑民心、挟外自重的言古者；有聚众违法犯纪的带剑者；结党营私贿赂贪渎的患御者；聚敛不义之财的商工之民等“五蠹之民”，混淆民心的概念分辨与价值的认知。尤其是为了维持一个国家治理与稳定秩序的法律赏罚、社会毁誉、经济利害等等社会酬偿系统、实现国家富强价值理念，受到严重的侵蚀与破坏，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更重要的是因此养成许多“降北、离法、牟食、伪诈、暴憿、当死”等“六反之民”（《六反》），而不知治国者的根本在“用民之道”；而今所养非所用，不足以共赴国难、救亡图存。因此认为“夫国事务先而一民心，专举公而私不从，赏告而奸不生，明法而治不烦，能用四者强，不能用四者弱。夫国之所以强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权也。”（《心度》）

面对种种造成国家内忧外患的现象，导致韩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需知“安危在是非，不在于强弱。存亡在虚实，不在于众寡。”（《安危》）而韩国内外的危乱之源，究其根柢在“人”、在君吏民本身，因此必须由人的立场去思考，如何强政尊主、变法富强、救亡图存。所谓“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无术以任人，无所任而不败。……明主者，通于富强则可以得欲矣。故谨于听治，富强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谋计。法明则内无变乱之患，计得则外无死虏之祸。”（《八说》）

2.2 历史思维的事例分析

《韩非子》除了由现实情境中所观察与经验到的现象，从事一种强弱、变乱、存亡等等的内外因素评析之外，在《韩非子》中也大量征引了许多历史事例以为对照，其目的有二：一是作为自己评析现状的佐证事例，以今验古，以古证今。二是尝试借诸记载的历史事例，检讨过去解决国家问题的成败经验，说明其间的因果关系，并归纳出足资参考，制定现在与未来可实行、可参验的有效解决问题的行动策略。

2.2.1 历史事例的思维方法意义

就本文的观点而言，《韩非子》重视历史事例的分析与评述，这个活动本身便是一种“情境思考”，也说明了韩非思维方法对历史思维的重视。而其所理解的历史大体而言是：作为在过去时空中，具体发生的政治、社会事实与行动的纪录。基本上历史事件的纪录为一种“后事实”（meta-fact）的经验描述与文字记载——先有事实、事件发生，当时或之后才有对此的描述、纪录。而就此意义而言，《韩非子》对现实状况的评析，也具有“后事实”的历史性描述与纪录的意义，此一。而在中国历史以人事为主的纪事传统中，有种说法认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汉书·艺文志》），历史的纪录主要以人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人所说（言）、人所行（事）的状态、经过、结果等等的文字纪录。而“言、事”二者恰好便是构成韩非子“情境思考”的重要因素，此二。诚如司马迁所谓“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又所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传》）7《观行》篇亦云：“古之人目短于自见，故以镜观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镜无见疵之罪，道无明过之怨。目失镜则无以正须眉，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在韩非子思维方法中也采纳并应用了这种历史解释的价值意义与作用，从古今事件的对照中辨人事、知兴替、明是非、定犹疑，解释国家变乱弱的缘由，提出现在与未来可以改革、可以“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的策略，此三。

2.2.2 历史事例的“情境思考”

为了解释韩国所面临的存亡危乱现象，并达成谋划与构思解决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韩非秉此目的从事历史事例的举例与分析。在《韩非子》中呈现了三种主要的方式：

第一、筛拣历史事例，只陈述而少评析，提供当事者自己思考：如在《说林上、下》二篇中，共搜列了七十二个事例，或以为这些只是“广说诸事”，多为“战国之时，以游说相高，故韩子采而成篇，……则说亦多术而不苦贫矣。”8参见[1]第六卷，《说林上》释题，第613页虽然主要事例的内容都与君主治国的“技能”（术）相关，或许此部分但举事例，而少评析，旨在广泛搜集事例，提供自己、君主参考与思考，如：

秦武王令甘茂择所欲为于仆与行事，孟卯曰：“公不如为仆。公所长者、使也，公虽为仆，王犹使之于公也。公佩仆玺而为行事，是兼官也。”（《说林上》）

知伯将伐仇由，而道难不通。乃铸大钟遗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说，除道将内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来，卒必随之，不可内也。”仇由之君不听，遂内之。赤章曼枝因断毂而驱，至于齐七月，而仇由亡矣。（《说林下》）

第二、选择并说明史上既成且有公评的事例，再从韩非子的学说立场，加以论难批判，说明其说的不足与流弊所在；一以论证己说的补苴之处，二以提供君主辨析参验。而发展出一套对历史事例必经批判后再选择的思维与论难模式，9《难一》至《难四》等四篇多属此例，其旨在针对其他解释史例的观点，加以论难、评述，以说明韩非的观点，而其论难的方式则待后文再补充说明。如：

齐桓公饮酒醉，遗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国之耻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胡其善。”因发仓囷，赐贫穷；论囹圄，出薄罪。处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复遗冠乎！”

或曰：管仲雪桓公之耻于小人，而生桓公之耻于君子矣。使桓公发仓囷而赐贫穷，论囹圄而出薄罪，非义也，不可以雪耻使之而义也。桓公宿义，须遗冠而后行之，则是桓公行义，非为遗冠也。是虽雪遗冠之耻于小人，而亦遗义之耻于君子矣。且夫发囷仓而赐贫穷者，是赏无功也；论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诛过也。夫赏无功则民偷幸而望于上，不诛过则民不惩而易为非，此乱之本也，安可以雪耻哉？（《难二》）

第三、先提出为解决政治问题君主应该要做的行动策略，再举出相应的史例，后检讨可能的流弊；或可谓韩非子提出了一种“行动策略——历史例证——检讨得失”的“情境思考”模式。而在《内外储说》等篇章中，还以“先经、后史例，再评论”的先后分论模式，展现了另一种相近的“情境思考”形式，如《内储说上、下》以提供“主上所用、主之所察”为目的，而标举“七术、六微”，以为君主参酌取用，该如何用、如何察；循着先说明做为君主的行事的原则，再举史例为证，后评其困难、得失的论述顺序。如：

【行动策略】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历史例证】其说在侏儒之梦见灶，哀公之称莫众而迷。故齐人见河伯，与惠子之言亡其半也。【检讨得失】其患在竖牛之饿叔孙，而江乙之说荆俗也。嗣公欲治不知，故使有敌。是以明主推积铁之类，而察一市之患。（《内储说上》）

【行动策略】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故臣得借则力多，力多则内外为用，内外为用则人主壅。【历史例证】其说在老聃之言失鱼也。是以人主久语，而左右鬻怀刷。【检讨得失】其患在胥僮之谏厉公，与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内储说下》）

这种凡论一事则举史例或今例批判论难的思考与讨论方式，以今日的学术观点看来，或许并不新颖，但在两千多年前却是韩非子“情境思考”方法的重要特色，也成为理解韩非子思维方法的理论或其哲学学说，必须再三措意的所在。

2.2.3 以适宜性为主的历史解释

虽然韩非对历史事例的选择是在如何针对大争之世、多事之时，面对韩国乱弱危亡的情势，从事由乱而治、转弱图强的改革等的目的下，有意识的知道自己要分析什么、为什么要分析，并希望藉此导出足以说明为什么现在必须如此做的理由。但在对照现实与历史事例的经验中，发现到历史思维的意义，并非一味的“道法往古”（《难言》）、“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显学》），更不是“皆不知治乱之情，讘䛟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奸劫弒臣》）。也不在臆想、预设有个现成的古代理想治世蓝图，或者可以遵照、一成不变依样实施的历史事例；毕竟古今人事物所处的情境不同，因此必须回归现实，以当前的问题为着眼，做出正确而适宜的取择，需知“能立道于往古，而垂德于万世者之谓明主。”（《安危》）所有历史事例的教训，最重要的意义是向后人揭示了人在情境中务实具体的应变之道：《五蠹》谓：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

韩非在此提契出选取历史事例的准则：“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古今异俗，新故异备，称俗而行”、“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所有的历史事例，只具参考价值，必须回到现实层面所遭遇的真实问题加以检证，而论其可不可在当下与未来具体而务实的实践，解决问题。而“不知治者，必曰：无变古，毋易常。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然则古之无变，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与不可。”（《南面》）明确的表达出历史事例的教训意义，不在泥古，而在因应世事，能否适合在当前或未来变革现实，解决问题“正治而已”。

2.3 解决问题的行动纲领

基本上韩非子解决问题思考的总体目标设定在：君主如何制变、弭乱、强弱，改变现状，让国家富强，救亡图存，更期望能藉此变革达成长治久安的最终目的。在经过大量的比对现实、历史事例的经验分析、评述之后，进一步的工作便是针对某种特定的、待解决问题事项，将分析的结果，依其相关性进行分类与重组；再依其重要性、急迫性排列优先的执行顺序，而导出《韩非子》学说的命题、主张或解决问题的行动纲领、实践的方式。

如前文所述，韩非子认为韩国显现的所有政治问题的症结在人，因此将解决复杂的政治问题简化为：人与事两方面。而“事”又是人应时处世所从事的各种行动作为表现，因此关键还是在人。在《韩非子》思维方法讨论问题的脉络中，所谓的“人”包含君主、臣吏、人民三种身分；但从“情境思考”的角度而言，君吏民都是在情境中受到各种因素制约的人，而具有共同的特性。《解老》谓：

聪明睿智天也，动静思虑人也。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视，寄于天聪以听，托于天智以思虑。

人无愚智，莫不有趋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祸福之所由来。得于好恶，怵于淫物，而后变乱。所以然者，引于外物，乱于玩好也。

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而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由是观之，祸难生于邪心，邪心诱于可欲。可欲之类，进则教良民为奸，退则令善人有祸。就人在真实情境中所呈现出的样态而言，“夫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所学于人也。”（《显学》）人生而俱有个别差异、不可改变的性命智寿；但在环境中，不论智愚，在与其他的人事物接触互动的过程中，却因为有喜怒之情、爱恶之欲，而从事趋利避害、取福舍祸的作为，形成人性的各种变形。10徐复观先生谓：“此性由生理欲望而见；心的智能与生理的欲望相结合，则心将纯是利己的活动。人人皆以纯利己的心相接，则人与人的关系，当然是可怕的。”（[4]，第439页）也因为人想满足一己的各种私欲，而殚心竭虑、以诡智“计会”，致使“邪心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要之，皆为“邪心诱于可欲。可欲之类，进则教良民为奸，退则令善人有祸。”（《解老》）由一己而群体而国家的祸乱，环环相扣，皆自此而起。“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八经》）而这些人性中可以改变的情欲趋舍部分，则是君主必须规范、教训，以运用于治乱的策略中。

2.3.1 问题解决的总体纲领

韩非子基于当时内政、外交混乱的现实情势，深刻的体认到最足以担负国家存亡、改革成败责任，而又具有相当的权势，足以制订决策并推动执行改革任务者，即为国君。而国君在现实的处境中，却常受制于周遭的人事淆惑、干扰，而不能有所作为；因此韩非子大力为君主谋划：如何知人、择人、用人、制人；并在论析造成各种乱弱现象的因果关系中，提出对治的行动纲领。期待国君成为一个明君，以实际有效的行动策略带领国家进行改革以转危为安、止乱成治、因弱图强。韩非秉其敏锐的现实感、洞悉时势的智慧，提出了为达成富国强兵的改革目的所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

第一、天时、人心、技能、势位的总体思考：作为一个变法图强改革的起动者，担负存亡成败重责大任，首先应以整体大局存心。《功名》谓“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时，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势位。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虽贲、育不能尽人力。故得天时则不务而自生，得人心则不趣而自劝，因技能则不急而自疾，得势位则不进而名成。”要成就这番事业，君主宜掌握事件发展的适当时机、巩固自己制变推新的权势，通晓足用的人心趋舍，又能以法术役之，共同完成国家目的，立功成名。需知“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心度》）

第二、一民心专、明公私之分：韩国当大争的弱乱之世，内政混乱、法令不彰，私欲横流；“夫国事务先而一民心专，举公而私不从，赏告而奸不生，明法而治不烦，能用四者强，不能用四者弱。夫国之所以强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权也。”（《心度》）韩国的急务在尊权强政、“用众而舍寡”，去个人的私欲私利，团结全体君吏民的力量，共同为国家生存富强的公利而齐心戮力。而一民心专之道在“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斩首为勇。”（《五蠹》）“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饰邪》），以全民之力共赴国难。

第三、治吏不治民：在国家组织化运作中的人，主要可区分为君臣民三个层级；君其上，民其下，臣吏为其中介。而“大臣廷吏，人主之所与度计也”（《八奸》），为君主的谋划、献策者；又接受君主分职授事，而为率领人民执行君主意志、国家政策者。所谓“圣人之治藏于臣”（《十过》），“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外储右下》）在君吏民的层级中，下众而上寡，寡不胜众，因此必须因人治人，因吏治民，以吏为师，训练出“奉公法，废私术，专意一行，具以待任”（《有度》）的人民。

第四、立度量察功过明赏罚：从现实情境不断迁变的观点而言，凡人之所言、所行主要的特征是基于个人的情欲、私己的利害，而有不同的言辞辩说与行为取舍。而这些往往“利害有反”，“凡人之大体，取舍同者则相是也，取舍异者则相非也。……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奸劫弒臣》）议事、行事者往往又结党营私，造成国事的窒碍难行。所谓“天下有信数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举，三曰强有所不能胜。”（《观行》）因此明主应该“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闇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问田》）建立一套“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不逆天理，不伤情性”、“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大体》），可据以操作衡量各种言行人事的方法，用以为察奸邪、责事功、立赏罚的度量准则。“故度量之立，主之宝也；党与之具，臣之宝也。……内索出圉，必身自执其度量。”（《扬权》）不让“愚诬之说、杂反之行”，混淆民心、破坏追求国家富强的价值观，而让臣民皆“上同一意”知所取择，以为解决问题的参考性原则。

2.3.2 理想君主的修为与应事原则

作为率领臣民共同实现以上总体纲领的君主，自身应该具有怎样的修为？如何全盘掌控状况，进行改革，达成目标？《韩非子》认为：当时肩负变法图强任务的君主，事实上置身于外有强敌环伺，内有不肖臣吏窥伺，内政动荡、众臣壅主、国无可用耕战之民的内外艰难处境中，该如何摆脱错综复杂的内外情势的纠葛，寻求可以依循理乱治乱的道理，尤其是解决制人而不制于人等等问题，全面加以整合贯串，提出做为一个君主应当如何自我修养、如何理解问题轻重缓急与规划实践治乱策略的基本原则。为免君主治丝益棼，《主道》《扬权》则以老子学说为本，有选择性、目的性的说明足资以简御繁，又能对所有执行的策略“一以贯之”，既足以保身又能够治乱强国，从容应对的理想君主必备的修为原则。

韩非子在综合所有考虑之后，取法老子道德之说，以及“道术”二分的观点，强调“（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解老》），并认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扬权》）提出了一个以君主为核心，由内而外，由保身而治国，虚以待物、以静制动、因应无为，作为独立无制“贤主之经”修为与应事的构想。韩非的构想或可谓是老子“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道德经·十一章》）之意的发挥，而区分为：主道个人的修为与君主治术的原则二者。

主道个人的修为：强调尊君、贵独，以明“君臣不同道”（《扬权》）；《主道》谓：“贤主之经”应该：一、知始守纪，“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二、虚静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三、无欲去智，“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四、因循无为，“群臣守职，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因其功过、论其赏罚。总之，君主修为“所以贵无为无思为虚者，谓其意无所制也。”（《解老》）惟其无所制于人我、言事、内外，方足以谓“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君主治术原则：以虚静无为的贤主之道运用于临事之治，重在君主能制人、制事，《主道》以“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闇见疵。”“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说明君主行使治术的原则在隐不在显、在己独制。《扬权》则谓“虚静无为，道之情也；参伍比物，事之形也。”“主上不神，下将有因。其事不当，下考其常。……欲治其内，置而勿亲；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凡治之极，下不能得。周合刑名，民乃守职。去此更求，是谓大惑。”（《扬权》）因此分从听言、制事两方面立说：制事则重“用一之道，以名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不见其采，下故素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将自举之。正与处之，使皆自定之。”听言则谓“凡听之道，以其所出，反以为之入。故审名以定位，明分以辩类。听言之道，溶若甚醉。……吾不为始乎，……彼自离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辐凑，上不与构。……上不与共之，民乃宠之。上不与义之，使独为之。……以赏者赏，以刑者刑。”

总之，韩非子对理想君主的构想，诚如司马谈对道家的评述中所说的“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论六家要旨》）

2.3.3 衡量之道的建构

《韩非子》书中对于造成国家的安危、弱乱、奸邪的各种状况的事例，做了大量的分析与归纳，并提出了许多相应的策略性说明，如《十过》《三守》《备内》《南面》《内储说上下》等等，讨论造成君主惑乱、如何察奸止恶的对治之策。《八奸》《奸劫弒臣》《说疑》《八说》等等，则分辨臣吏忠奸，说明处置的策略。《安危》《六反》《心度》等等，说明价值观的混淆造成人民对赏罚、毁誉的错谬认知，而提出如何翻转为可用的策略。虽然各篇所述往往针对不同情境、特定事例而有不同方式的说明，总体而言，关键还是在君主如何采取实际有效的实用策略去察奸止乱，解决复杂纠葛的“人与事”问题，达成国家治强的目的。诚如前文（2.3.1）所言，治天下在用众舍寡，明君所贵在独制而不制于人，而君主一己之“智有所不能立、力有所不能举、强有所不能胜”，所以应该“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问田》），建立一套“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不逆天理，不伤情性”、“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大体》）等的方法。

换言之，韩非子认为“要解决韩国问题，首当确定集中全民之力量，指向统筹规划之目标。其次用民必先知民，知民之心、知民之性，以便于控制。第三用民必得其法，势术法三者交互施行、斟酌使用；使一切状况尽纳于掌握之中。此三点若再加以单纯化，则不过君主用‘势术法’三者统治臣民的关系。”（[3]，第87页）一言以蔽之，因人情、立法术、设度数，建构一种能够超越实际人事之上，足以让人事遵循、依据从事的衡量准则，而度量各种人事的效益、功过的、可因事调整的方法。要之，韩非还是由“为何要做、如何规划策略、如何行动”可以达成治强目的的角度思考，并分为以下几点：

第一、因人情立势术法的总纲

《八经》对此做了全面性的概括11《八经》归纳出“因情、主道、起乱、立道、参言、听法、类柄、主威”等八者，以为君主必行的常道。：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废置无度则权渎，赏罚下共则威分。是以明主不怀爱而听，不留说而计。故听言不参则权分乎奸，智力不用则君穷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势行教严逆而不违，毁誉一行而不议。故赏贤罚暴，举善之至者也；赏暴罚贤，举恶之至者也；是谓赏同罚异。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然后一行其法，禁诛于私。家不害功罪，赏罚必知之，知之道尽矣。（《八经》）

说明因人设制、势术法之间前后相随的因果关系、及君主立制处事的执行原则。虽然势术法三者皆为解决治乱富强问题所必具，不可或缺，但在其规划中的功能与作用，仍可加以分别。

第二、势——推行策略的动力

为衡量解决问题的策略能否奏效，必须考虑有关贤智与势位何者足以为治，推动改革的策略问题，对此韩非子在《难势》表达了两个重要的立场——反释贤专任势、抱法处势，并区分自然之势与人设之势的不同。

反释贤专任势——自然之势：韩非批判慎到以尧桀为例，说“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所以要“释贤而专任势”的说法不确。而以为“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夫势者，便治而利乱者也”，“势之于治乱，本末有位也”，“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因此说“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故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在韩非看来，这种说法虽不为无据，但也只是一种消极的诉诸期待不世出的贤主出掌势位，然后才能天下治的主张，既不切实际，更不足以解燃眉之急，而应该朝不论贤智皆能推动改革的方向思考与规划。

抱法处势——人设之势：韩非秉持尊权强政、用众舍寡、因吏治民的一贯主张，提出他对势的重要见解。基本上韩非子并不否定势与权位的关联性，但认为势本身却是中性的，可变动的，因不同的人掌握则而有不同的表现；而且“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因此所谓的人设之势应该分两方面说明：(1)君主之势：所谓“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外储说右下》）君主欲成名立功则必先取得号令天下、鞭策臣民，掌握推动国家改革前进的最高权位、力量；但也因此而成为臣吏觊觎的对象，图谋分蚀君主势位以为己用，获取自身利益。君主若无术以守之，“偏借其权势则上下易位矣”（《备内》），因此君主应该有术谨守自己的势位、有法察奸止奸，“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2)任人以势：势在国家组织中另一个重大的意义在“任人者，使有势也。”（《八说》）君主拔擢任用智术、能法之士为国效力，基于分职授事的需要，必须让臣吏具有足以行事的职位与权力。“势者，胜众之资也”，所以也该分势授权，臣吏有权势才能号令人民共同推行治乱的策略。对君主而言，“物之所谓难者，必借人成势而勿使侵害己。”（《难三》）因此君主立人设之势、分职授事，必须同时与法术并用，“君执柄以处势”（《八经》），“乘威严之势以困奸邪之臣”（《奸劫弒臣》），预做防范。“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辩之，不能治三家。夫势之足用亦明矣。”（《难势》）

第三、术——用人课能的策略

虽然势术法鼎足而三、缺一不可，功能各异，君主用民之道则治吏为先，韩非子常法术并举，同为君主治乱用人必备的“技能”。而所谓“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定法》）明确的表达：(1)君主执术原则：“术”为人主所独执的任免、考核，论功过、行赏罚的用人之术；并强调“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术不欲见、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难三》），因此君主必以虚静无为之道用术，以避免“奸臣得乘信幸之势以毁誉进退群臣”（《奸劫弒臣》），黜退真正为主尽忠、为国效力的智术、能法之士。12可参考《内储说上》“主之所用也七术，所察也六微。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内储说下》“六微：一曰、权借在下，二曰、利异外借，三曰、托于似类，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参疑内争，六曰、敌国废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兹不详具。(2)用人之术：君主治乱主要在“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无术以任人，无所任而不败”。（《八说》）《用人》谓：

治国之臣，效功于国以履位，见能于官以受职，尽力于权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胜其官，轻其位；而莫怀余力于心，莫负兼官之责于君；故内无伏怨之乱，外无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讼；使士不兼官，故技长；使人不同功，故莫争。争讼止，技长立，则强弱不觳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伤，治之至也。（《用人》）

君主任人依循能者在职、贤者在位原则，明确分职分工，“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难一》）然后“计功而行赏，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观失；有过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得任事。”（《八说》）总之，用术的目的在知人“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则定是非明功过，“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二柄》）君主以刑赏二柄，导制其臣，而免于劫杀壅蔽之祸，并达成治强的目标。

第四、法——量事度功的标准

基本上《韩非子》论“法”的见解主要是鉴于韩国内忧外患的争乱现实，认为君轻臣重、贪官枉法、奸吏为私、贿赂盛行、宪令不一、赏罚失据13《有度》谓“危道：一曰、斲削于绳之内，二曰、断割于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乐人之所祸，五曰、危人于所安，六曰、所爱不亲，所恶不疏。”六危道皆由法有关。，而论之者又“言无定术，行无常议”（《显学》），祸乱于焉而生。究其故则“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定法》），需知“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五蠹》）内政上该如何一民心专、导正现实的问题？韩非斟酌韩国的现实处境与问题，而从人有欲恶，恐祸避害、取福趋利，可加利用的角度思考，提出解决问题的理想规划，以为“圣人者，审于是非之实，察于治乱之情也。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奸劫弒臣》）而对治之策首在“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有度》）建立一个以法为准，能“矫上之失，诘下之邪”，决缪齐非的规范。韩非子的主要构想约有以下几端：

立法定仪：为达到矫治内政混乱、稳定国家秩序，则须有以法治国的举措，《用人》谓：“古之人曰：其心难知，喜怒难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语耳，以法教心。……明主之表易见，故约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为，故令行。三者立而上无私心，则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动，随绳而斲，因攒而缝。”君主以法治国的方针不宜隐晦，而必须清楚明白的告知臣民、共约治乱图强的目标，教导知所进止之道，足以安国利民的理想，是以主张“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问田》）重新建立让人民易见易知易行，能“约立、言用、令行”、无私又超然的法令系统匡限规范臣民的言行动作，“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有度》）。并期使法令成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难三》）“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定法》）法必须公开周知，让臣民一体遵守，并朝“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方向思考与设计，使臣民知所依循从事救亡图强的国家目的。

制事量功：虽然韩非子法术并重，无分轩轾。勉强区分，则“术者，因任而授官”，偏重用人课能；而“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八说》），重在制事量功，量度事功则必须“悬衡而知平，设规而知圆”（《饰邪》）。换言之，以法治国的重点在针对人之言事二者，“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问辩》）立法所以制言事，是故：

(1)正名定事为先：制言事则重“用一之道，以名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扬权》）然后“审名以定位，明分以辩类”（《扬权》），让法所规范的言事作为都能有明确意义的定位、分类标准，而君主得依此“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主道》）以虚静无为之术执法，不为私智私欲干扰，不受近习臣吏左右。“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有度》）然后足以建立治强所需的社会酬偿系统、稳定国家秩序，齐心一力安内攘外。

(2)因世备事立法：韩非依“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的原则，主张立法必须因人因时因事而立其宜适，“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心度》）所以因世备事的立法须审慎，“法有立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立之；事成而有害，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要之，“明主之法必详事。尽思虑，揣得失，智者之所难也；无思无虑，挈前言而责后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虑愚者之所易，以责智者之所难，故智虑力劳不用而国治也。”（《八说》）立法必经审慎权其难易、利害，而有助于治强的事功，然后君主得以“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执后以应前，按法以治众，众端以参观，士无幸赏，无踰行，杀必当，罪不赦，则奸邪无所容其私。”（《备内》）

(3)设规矩明赏罚：韩非认为韩国当时应事立法，旨在思考如何解决四方面的问题，一、以法令“绌羡齐非，一民之轨”，二、矫治内政混乱——禁奸防乱，三、稳定国家秩序——责成事功，以及四、裁量功过行赏罚——严刑重赏。而其所推行的法令必经多方考虑，在规划止乱治强的策略中“言最贵者也、事最适者”，悬以为衡，设以为规，成为裁量人事的衡量尺度。“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踰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此之谓明法。”（《南面》）

在一民之轨方面：“设法度以齐民，信赏罚以尽民能，明诽誉以劝沮，名号、赏罚、法令三隅，故大臣有行则尊君，百姓有功则利上。”（《八经》）不让“法令之所以备，刑罚之所以诛，常于卑贱，是以其民绝望，无所告愬。”（《备内》）全体臣民一例以法为度，“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八经》）合毁誉赏罚系统为一，则民乐于去私行、行公法，尊主安国。在责成事功方面：君主因吏治民而“任人以事”，希望臣吏“效功于国以履位，见能于官以受职，尽力于权衡以任事。”（《用人》）因此必有法以责成臣吏，“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是以不言而善应，不约而善增。言已应则执其契，事已增则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赏罚之所生也。故群臣陈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主道》）

在禁奸防乱方面：避免“守法之臣为釜鬵之行，则法独明于胸中”（《备内》），君主人民受臣吏遮蔽，而失立法所以禁制奸邪之臣的意义。了解人臣因近习臣吏所成八奸14参见《八奸》篇的说明。，谨守君主虚静无为之术则“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饰邪》）禁奸基本纲领，终究在“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者，言异事也。……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守业其官所言者贞也，则群臣不得朋党相为矣。”（《二柄》）在严刑重赏方面：君主最重要的原则在严守刑德赏罚二柄，使赏罚之威利出于己，“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二柄》）“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显学》）不分亲疏远近，“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属官威民，退淫殆，止诈伪，莫如刑。刑重则不敢以贵易贱，法审则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则主强，而守要，故先王贵之而传之。”（《有度》）为保奸邪必得，行告奸之法：匿罪者重罚，而告奸者厚赏，使天下之人皆为君主耳目，“远听而近视以审内外之失，省同异之言以知朋党之分，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执后以应前，按法以治众，众端以参观，士无幸赏，无踰行，杀必当，罪不赦，则奸邪无所容其私。”（《备内》）

以上即依循“情境思考”的历史性思维方法，分为(1)问题解决的总体纲领，(2)理想君主的修为与应事原则，(3)衡量之道的建构等三步骤，筛拣《韩非子》文本的数据，加以重组排列，说明韩非子如何经由对现实、历史事例的经验分析，理解并澄清韩国在争乱变动情势中所遭遇的问题。再针对所要解决的问题，依为何要如此做，如何去实践，如何评估与设计、矫治、预防以解决问题的线索，说明“解决问题的行动纲领”中，解决不同阶段问题的行动纲领与策略。之所以说只是行动纲领与策略，意谓：依韩非凡言事必须“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备内》）“言已应则执其契，事已增则操其符”（《主道》）的主张，韩非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策略，仍有待回归现实中加以检验、论其功效。因此，在此所提出有关韩非子解决问题的行动纲领，也应该视为一种在问题解决各阶段，说明有较明确目标方向指示的规约性原则，以提供行事者作为自我校准的度量衡。

3 结论——有关情境思考方法的检讨

总体而言，本文希望回归《韩非子》原典，尝试提出一种“情境思考”的历史思维方法，作为可以“通一同情”通贯全书的方法之一；说明韩非在复杂多变的战国时势中，为达到变革、弭争、止乱、去弱、治强目的，所采取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说明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与步骤。进一步再整合观点、说明韩非子如何研拟出以实际有效为要求的、解决问题的行动策略。或不免有疑：文中所述，在当代或古代的哲学理论与方法中，似乎都有相近似的理论或方法，15如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存在主义、分析哲学、诠释学、历史思维、叙事理论等等。尤其是重视以解决问题为取向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观点可资参考，而本文却强调直接由文本寻绎出论点，此其故无他，一、为免“今乃欲审韩非之道于二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非愚则诬之讥；二、凡论一事必举《韩非子》为例，所以明不敢“无缘而妄意度也”（《解老》）。但也因反复征验原典，援引其说，致使本文呈现出以论述架构为主，辑录原典加以联缀，以辑代述的样式。而本文原始构想是希望在此辨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再探讨韩非学说、方法之所以如此安排的所以然、如何建构各部分间合理的逻辑关系等等，理论性抽象思考的哲学解释；以及有关《韩非子》中具有实用性、实践性意义，以政治为主的言事论辩等的思维方式讨论，以期完整呈现韩非子思维方法的全貌。惟碍于篇幅，本文暂以原本构想的第一部分——“情境思考”的历史思维方法——的相关事项说明为主，其余部分则留待另文处理。

兹就以上所述，综合归纳，撮其大要说明如下：第一、韩非子思想方法始于对其在生存的时空情境中所遭遇的生存竞争危机，依据现实状况，从事彼我、内外、强弱的对比分析，以发现问题症结所在，而订定目标，寻求可据以改变现实的对策，因此或可谓是一种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思维方法。第二、因为对当时儒墨显学的主流思想与价值观的怀疑，以为陈义过高，不足以应现实之急，而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因此是强调以实用、有效、适宜现实做为解决问题策略、方法的限制。第三、采取“情境思考”的方式，重视以时空人事为主的历史、现实事例或案例的因果分析、经验分析；再从对各种事例、言事的分析中归纳，提出言事的参验法，并由此寻绎出足以参考解决问题的行动纲领与衡量准则，或可谓是采取了“行动-反思”的方法。第四、由《韩非子》一书所述可以发现，在真实情境的脉络中人事纠结，论此则牵彼，论彼则牵此，彼此互动关联，难以割离单独思考；而韩非子则“穷知究虑”，条缕辨析，制定明确的目标、有意识的审慎思辨、讨论评析情境中的事例、在论难中批判选择，决定可行的行动策略，基本上是以探讨“如何做最适宜”的一种以行动为主的实践认识论。

总而言之，本文旨在尝试重构韩非子思想方法的真貌，并未对其学说全体内容加以申论，也未对其学说做出评价。但就以上几点而论，或可谓号称集法家之大成、成一家之言的韩非子，开创了一种代表法家思维的类型，一种观变、知变、应变、通变的思维模式，至于恰当与否则仍有待回归原典、察其符契，进一步“参验”。平心而论韩非子思维方法颇见新颖，其实也不仅是韩非子，许多的哲人、经子典籍皆然。如果能不惟西方学术是瞻、格义是尚；不断与时俱进培养新知，回归传统经典商量旧学，借鉴古人穷变通久的智慧，必能重启传统文化新机。

[1]陈启天，韩非子校释，1974年，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2]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2001年，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3]孙长祥，韩非子思想的检讨，1979年，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硕士论文。

[4]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1984年，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