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贤中

台湾大学 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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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思维方法的要素：故、理、类

《墨子·大取》有：“三物必具，然后足以生。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其中，“辞”是命题或语句，在推论过程中可以是前提或结论；任何语句有其之所以成立的“故”，也因着“故”而产生，这就是“辞，以故生”。“理”在此脉络意义下，有“理由”“推理”之意，推论有一定的理路，顺着事物的规律、变动的准则、秩序的条理进行合理的推论，这就是“以理长”。推理之“理”可分为“所依之理”及“所据之理”，“所依之理”是指名辩逻辑之理，是推理所必须依循的逻辑规则；“所据之理”则是指：伦理、义理、文理等事象本身之理。所谓“故”是原因或理由，“原因”是指一段变化现象中的因果关系；“理由”是指理论的根据；不论原因或理由，都是经由认知、推理的过程才得以表达。至于“类”，是人对于人、事、物共同性质的把握，基于人性、事理、物理所进行的分类；基于对象的比较而进行异、同的分合，产生“类”与“名”、构成命题、语句，这就是“以类行”。合而观之，“故”与“类”都是“理”的一个侧面，思维方法中的推理，必然涉及故、理、类三要素。

2 儒、墨“故”概念分析

2.1 孔、孟、荀之“故”

2.1.1 《论语》之故

《论语》中孔子对于“故”的使用，有明显的推理意涵，如：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

这里的“故”是孔子面对不同弟子的不同性格，而有的不同对应方式，其“故”有连接原因与结果的作用，因弟子个性的不同，而有不同之教法。进一步分析，此“故”的原因探究，孔子内心中已有某种中庸之道的权衡，要将其弟子教导成行为合宜的有德君子，基于其价值意识或道德标准，相应不同的对象，而用“故”。所以孔子的“故”可分析为两方面，一是作为对象变素的原因，一是基于不变原则的理由。对象变素可谓之“有什么现象？”不变原则可谓之“应该是什么？”进之与退之是孔子要指导弟子行为的具体作法，而“故”乃基于“有”之原因、“是”之理由而回应的所以然，因而会有同样问题却出现不同的答案。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

孔子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1卫君是指卫灵公的孙子出公辄。辄的父亲蒯聩是灵公的太子，因罪逃往国外，灵公卒，由辄继为卫君。后来蒯聩回国，取得君位，辄则出奔，因此称为出公辄。据《左传》记载，蒯聩在鲁定公十四年，因耻其母南子淫乱，涉嫌想杀南子，奔往宋国。鲁哀公二年春，卫灵公有意立公子郢为太子，郢辞之。同年夏，灵公卒，南子命公子郢继位，郢再坚辞，遂立蒯聩之子辄为卫君。是年六月，晋国的赵鞅助聩返卫国戚邑。鲁哀公三年春，卫石曼姑等帅师围戚。历史家称他们父子争国。其实是否出于父子本意还是疑问。此后蒯聩一直居在戚邑。至鲁哀公十五年冬，聩与浑良夫等潜入卫家，挟持孔悝，强迫与之结盟，聩遂立为庄公。明年春，辄出奔。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于鲁哀公六年自楚返卫，时在卫君出公辄四年。当时孔子弟子高柴、子路等皆仕于卫。《世家》在孔子返卫的第二年记载：“卫君欲得孔子为政”。认为为政的目的在于使百姓接受礼乐教化，遵守规范，而为政的方法首先在于正名。孔子将名正、言顺、事成、礼乐兴的因果关系系列说明之后，以结论的语气说出：“君子有一个名分就一定要说出和它相应的话来，说出话来就一定要实行。君子对于自己说出来的话是一点也不可随便！”其中“故”即理由，有经推理而获得结论的作用。其中事理包括三个层次：(1)名分；(2)在这个名分下所说的话；(3)在这个名分下所做的事。此三者都以当时的“礼”为标准，而“礼”又是需正当、合宜，所谓“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其推理也是基于“有某种现象”（卫国政治上父子争权的纷扰），“应该是的道理”（正名）。其“故”就是基于“有”之现象、“是”之理由而回应的所以然，亦即为政的首要之务在于名分正当。

2.1.2 《孟子》之故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

这是就历史中先劳苦后有为的成功案例，所做的归纳式推理，其“故”就是整合前述六案例的推理结论。至于身心上的磨练、遭遇上的困顿，即所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是孟子从六个案例中所看到的现象后，经由诠释演绎所掌握到的共通性；而这些共通性的意义乃是：“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从这样的观点解析，孟子所使用的“故”包含着：因为有这些人物现象，是成功案例；而这些现象的共通性都在承担重任。“故”即凡承担重任者会有先苦后成的经历。

我们再看孟子使用“故”的另一例：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孟子·梁惠王上》）

其中，孟子对于“不能”与“不为”做了举例式的说明，透过类比，以“故”指出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的“不为”，亦即“不行王道”与能力所及而不愿意去做的“不为”同类。其中的“故”表面上看只是归类，将“不行王道”归于“不为”一类；深入考察，孟子仍有其归类的所以然。也就是行王道的应然性。

孟子曰：“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离娄下》）

此处“故”即原因，若能掌握原因，即可推求未知的事物。此段是讲求“故”为事物的已然之迹2朱熹注：“天虽高，星辰虽远，然求其已然之迹，则其运有常，虽千岁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6]，第224页）。又疏云：“故乃故常之故，盖故意亦训常。”（[2]，第152页）；孟子的“故”有归纳法、类比法及演绎法的推论方式蕴含其中；也有应然规范之理及自然变化之理为其所根据。

2.1.3 《荀子》之故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蹞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荀子·劝学》）

此乃关系类比与归纳法的综合运用，以积土、积水、积善的共同正面结果，类比于至千里、成江海所应该努力的“积”，再以此譬喻勤学的重要，勉人为学勤奋不懈怠。又如：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天论》）

此“故”的推论是从荀子自己认定的，面对自然变化应有的态度为理由所进行的推论；是以某种既有的“人可运用天则”理论为根据。

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荀子·大略》）

此乃先有“礼”的价值标准之后再判定所以然。另一种类似的情形是：

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诏而万物成。（《荀子·大略》）

这是先指出道理，再说明已经发生的历史现象。此外，《荀子·非十二子》篇多次提出各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情况，可见其重视“故”与“理”的概念。《荀子·正名》篇也有“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荀子强调“尽故”，是对“持之有故”的进一步要求，要求“故”的周全性。《荀子·儒效》说：“言必当理。”主体要能充分掌握的原因，表达出的言论才能符合道理。

综上所述，孔孟荀的“故”之意涵有：

1.基于对象的差异或现象的变化，及先在的原则或理论（自然规律、应然规范、或思想家自己认定的理论）而推导出，此为“所据之理”；

2.基于例证的前后类似性而推导出，此为属性类比的“所依之理”；

3.基于前后关系类比的相似性而推导出，此为比例类比的“所依之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故”的推导，都蕴含着要求实践的导向、教化作用。

2.2 墨家之“故”

墨家谈辩中的“故”也有重要的作用，首先，有了“故”才能有立辞的根据，也才能完成“说”的作用，《小取》中所谓的“以说出故”。其次，“故”可以使人通晓“所以然”的道理，实现《大取》所谓：“说，所以明也”的功用。再者，“故”是判别谈辩谬误的依据。《大取》：“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9]，第131页）这是从表达出的命题，其产生的原因来看，若结论的产生没有根据，或不明其原由则为虚妄。

“故”在墨学材料中，共出现四百多次，如：是其何故也？（《尚贤上》、《兼爱中》、《天志下》）此其何故也？（《尚贤中》）等等，此外，也有以“姑尝本原”（《兼爱下》）的方式来探究事象产生的原因。例如《天志下》：“今有人于此，入人之场园，取人之桃李瓜姜者，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何也？曰不与其劳，获其实，已非其所有所取之故。”其中的“故”就是说明偷盗行为乃“非”，应罚的理由是不劳而获。

“故”式推论，是墨家由果溯因的推论方法。以《兼爱下》为例，墨子把握住一个天下混乱的现象——天下之害：大国攻小国，大家乱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敖贱。（果）再探究何以会有此现象的原因？(1)是由爱人利人而生，或(2)由恶人贼人而生，或(3)由其它原因所生。所以《小取》说：“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也不必同。”可见，墨子对于天下乱象所找出的原因并非只是单一的原因，而是从多种可能性来探讨，也因此除《兼爱》、《非攻》之外，还有《尚同》、《尚贤》、《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等各篇，针对不同致乱的原因，来解决天下乱象。

至于不同原因的“故”对于结果影响的效力也有不同，墨经中对此也有所分析。《经上》：“故，所得后成也。”“故”是得到它而能形成某一结果或结论的东西。《经说上》：“故，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若见之成见也。”3原文：“大故有之必无然，若见之成见也”，据[7]第301页校改。

小故，指的是必要条件，有了这样的原因不必然产生某一结果，但没有这样的原因，则必不能产生某一结果。例如：端点是组成某一物之部分的必要条件。大故，是指充分必要条件，有它必定产生某一结果，没有它必不产生某一结果。例如：眼能见物需要合宜的光线、适当的距离、正常的视觉官能及专注力等等相关因素的整体，此为完成“见”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墨家所谓“故”是指产生结果的原因或理由，在推论中“故”也可视为论证的前提，是立辞的根据。

墨家“故”之运用，在终极根据上，简要地说：“因为天志，所以兼爱、非攻。因为天志，所以尚同、尚贤。因为天志，所以节用、节葬。因为天志，所以非乐、非命。”当进行说服性推理时，上述的因果关系，整体成为“故”，所谓“以说出故”，就是要把上述那整体的“故”藉由类比、推论等方式呈现出来。墨家不但运用“故”进行推理，也说明“故”的类别、分析“故”的内涵与作用；这是与儒家不同之处。

3 儒、墨之“理”与“类”

3.1 儒、墨之“理”

孔子《论语》中没有“理”概念的出现，但有相关的“道”概念。《论语》中有：君子之道（《公冶长》），先王之道、贫而乐道（《学而》），无道、有道（《颜渊》），邦有道、邦无道（《宪问》），一贯之道（《里仁》）等等；大抵为政治、伦理上的典范、原则或标准，也有“理”之意涵。我们从《荀子·劝学》中的“故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也可看出“道”与“理”的关系。“理”原有玉石条纹、纹路之意，治玉须依其纹路、纹理，故“理”之名词有事物之顺序、层次、条理之意。如《荀子·儒效》：“井井兮有理也。”此外，“理”之动词有雕琢玉石之意。引申此意在面对事态、现象的失序、混乱时，有：整理、治理、管理等意。如《荀子·王制》中的“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

《墨子·大取》有：“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因此“理”在此脉络意义下，有“推理”之意。我们从“理”的字源义、引申义、脉络义考察，在不同的事物中各有其理，如《墨子》有：是非之理、名实之理、治人之理、任官之理、修身之理、处官之理等。如《墨子·非儒下》有是非之理：“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弗知从有知也。”此外，“大以治人，小以任官，远施周偏，近以修身，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其中有：治人之理、任官之理、修身之理。而《墨子·小取》有名实之理：“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墨子·所染》则有：“处官得其理矣”“处官失其理矣”等等。

《孟子》有：条理、义理。如《孟子·万章下》：“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孟子·告子上》：“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

《荀子》有：大理（自然之理）、伦理、事理、言之理、道贯之理、礼义文理、礼之理、文理、可知之理、可能之理等。如《荀子·解蔽》：“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其中有“大理”；《荀子·臣道》：“礼义以为文，伦类以为理。”其中的“伦理”；《荀子·儒效》：“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其中的“事理”；《荀子·儒效》：“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荀子·劝学》：“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其中的辞顺有“言之理”；《荀子·天论》：“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一废一起，应之以贯，理贯不乱。”其中的“道贯之理”；《荀子·礼论》：“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礼之理诚深矣。”“伪者，文理隆盛也。”《荀子·性恶》：“今使涂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本夫仁义之可知之理、可能之理，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其中有：礼义文理、礼之理、文理、可知之理、可能之理等等。

从思维方法的推理而言，“理”如前述可分为“所依之理”及“所据之理”，“所依之理”是指名辩逻辑之理，是推理所必须依循的演绎法、归纳法及类比法等；“所据之理”则是指事物现象本身之理，如：伦理、自然之理、法理、心理、文理等等。“所依之理”如同火车的轨道，“所据之理”如同火车所行经的山川、地势，涉及土质软硬、路线曲直、上坡下坡、桥梁搭设等等不同地区的环境现象之理，“所依之理”不论在哪种环境中，都必须是平行的轨道，有一定的推理法则，但是在不同的施工环境中却有不同主导的推理方法。例如《墨子·非攻上》篇提出：杀人越多，其不义越甚，其罪越重。攻国杀人更多，有些士君子却主张攻国为义，这是不可以的。其“所依之理”为类比、归谬法，同为杀人，其量与罪成正比。但在《孟子·梁惠王上》也用类比、归谬法，但其情境为战场上败逃将士的行为，以五十步笑百步，这是不可以的；同为败逃，但不因其数量的差别而不同。其“故”就在于杀人情境与败逃情境“所据之理”的不同。

先秦儒、墨两家关心的是伦理与政治之理，而常以类比或推类法为主要的所依之理。此外，理有层次上的不同，推理者所推之理也有主观上的差异，理相互间也有交互关系，如生理与心理相互影响，伦理与法理相关。（[5]，第76-77页）需要仔细分辨其中的差异，才能掌握思维方法中所推之理的所以然。

3.2 儒、墨之“类”

有关“类”的概念，子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孔子是以学生的性格品德做分类，重点在于“教”的态度。《孟子》书中开始说明事物的分类：

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孟子·公孙丑上》）

其中类举了山、河、鸟、兽、人，但之后强调的重点是：同类者虽有相同的潜能，但却有差异的表现。其后云：“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另一处孟子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上》）则是强调一般人与圣人相同之处在于理义之悦人心犹刍豢之悦人口，含有教导期勉之作用。孔孟论及“类”概念，虽非以“类”为主述探究的对象，明显已有分类概念及同类具有相同性质的思想，孟子更从同类的相同性质，推导出人应该有的行为。

荀子则从认知的观点说明感官的作用、类名的形成。如“然则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荀子·正名》）。并且将“类”与“理”的关系联系起来，指出“类不悖，虽久同理”（《荀子·非相》），某一类的事物其运作变化的“理”是相同的，如此就可以进行类推，只要知某物属于某一类，即可从该类的性质推出该个体之性质，或由个体的运作道理了解该类事物的运作道理。如：“以类行杂，以一行万”（《荀子·王制》）。此外，荀子也将类与故在辩论的过程中将两者联系起来：“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荀子·正名》）。

我们再考察墨家对于“类”的把握。墨家从“名”的抽象共同性来说明“类”。《墨子·经上》：“名，达、类、私。”《经说上》：“名，物，达也，有实必待文多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类名是介于达名与私名中间的抽象概念，如马类。其内涵不如达名“物”来得大，也不如私名“臧”只能指某一特定具体对象来得小。

此外，墨家强调“类”与“同”的关系，能够形成一类，就代表类中的分子必然有所同；《墨子·经上》：“同，重、体、合、类”其中“类同”《经说上》：“有以同”就是从某一特定观点作为分类标准，对于事物或概念所进行的比较。如：在《非攻下》墨子主张非攻，而反对者质疑：“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墨子回答：“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墨子主张要察类，也就是要分别类名的不同。“攻”是侵略，而“诛”是以有义伐无义的正义之战，两类不同。《非儒下》也有：“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对于“义”的内涵予以限定其范围。

由于孟子强烈批评墨家，且两方皆有充分的论辩材料，因此下节将聚焦于墨子与孟子类推思想之比较，以呈现他们思维方法之异同。

4 墨家与孟子“类推”

4.1 《墨子》的类推

墨家的类比推论《经下》有：“推类之难，说在类之大小。”4据高亨增后“类”字。《荀子·正名》也提出：“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所谓的“类”就是若干事物经比较后所呈现的“共同性”，这也就是“名”的形成因素之一。有些“名”如：人、马、牛等就是一个种类的“类名”，“名”是构成辞的基本原素，《大取》：“辞以类行者也”与《小取》的“以类取，以类予”说明了墨家类推以立辞的依据是“类”。然而推论必然运用不同的辞，以及各辞间的关系以呈现“说”，在《小取》中典型的四种类推法即：辟、侔、援、推。

《小取》：“辟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辟是比喻、比方。辟有两种功能，一是形象描绘，这相当于修辞学上的比喻；另一是抽象思维，这相当于逻辑上的类比式论证。（[8]，第167页）就其为类比推理而言，如《墨子·耕柱》所载：“治徒娱、县子硕问于子墨子曰：‘为义孰为大务？’子墨子曰：‘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这是将“为义”以“筑墙”为譬。陈荣灼指出：“‘辟’式推理属于一种‘属性类比推理方式’，即其推论根据是在于‘属性间的相似性’。”（[1]，第209页）

“侔”是不同语言表达的类比推论，其推理方式是在原判断主词、谓词前附加意义相同的成分，以构成新的表达形式。如《小取》：“获，人也；爱获，爱人也。臧，人也；爱臧，爱人也。”此显示两个辞义相当的命题，其真假也相当。所谓“辞义相当”是指主、谓词的类属关系相当。换言之，白马与马的关系，好比乘白马与乘马的关系。因此，“侔”是一种“关系类比推理方式”，其推论根据是在于“关系间的相似性”。（[1]，第209页）

“援”是援引对方所说的话来作类比推论的方法，亦即援引对方所赞同的，来论证对方所不赞同的，以证成自己的论点。其类推的原则即《小取》：“有诸己不非诸人”。如《庄子·秋水》中庄子与惠施于濠上论“鱼之乐”，庄子提出：若我不是鱼，不知鱼是否快乐（子然）；你不是我，你也不能知我是否知鱼是否快乐（我奚独不可以然）；因为你所持的道理与我所持的道理乃是同类。在《墨子·小取》篇也有“你可以主张：厌恶多盗，并不是厌恶多人；希望没有盗，不是希望没有人。（子然）我为何不能主张：不爱盗并非不爱人；杀盗并非杀人（我奚独不可以然）。因为你所主张的说法与我所主张的说法乃是同类。

“推”，也是双重关系的“关系类比”，亦称归谬式的类比推理。其方法是用对方所不赞同的，来论证对方所赞同的，以推翻对方的论点。类推的原则是：《小取》：“无诸己不求诸人”。如：《墨子·公输》载墨翟对公输般说：“北方有侮臣，愿藉子杀之。”公输般说：“吾义固不杀人。”墨翟就指出公输般造云梯帮楚国攻打宋国，必将杀害许多无辜的宋国百姓，这是“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为知类。”公输般终为墨翟所折服。此处就用了“推”的方法。“援”“推”的类推思维重点，都放在将对方赞同与不赞同的论点归为一类；就“援”而言，对方所不赞同的，却是我方所主张的，由于两者同类，对方就必须同意我方论点。就“推”而言，对方所赞同的，却是我方所反对的；先构作一与其所赞同之论点同类之主张，但此一主张必须为对方所反对，如此构成矛盾以归谬，反显我方所反对的论点无误。由此可见“推”要比“援”更增加了类比的复杂性。

4.2 《孟子》的类推（[4]，第43-44页）

孟子曾对许多错误的言论加以分类，并一一予以驳斥。他对于“类”的说明是：“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孟子·告子上》）。他藉由这种事物的相似性进行了许多推论。孟子不仅看到了类同的一面，同时他也注意到事物差异的一面，他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指出齐宣王不行仁政，是属于“不为”一类，而非“不能”一类。在《孟子·告子上》孟子将“指不若人”与“心不若人”同属“不若人”一类。因此，对“不为”的行为不能以“不能”来搪塞，对于“不若人”也不能采取两种对立的态度，否则便为“不知类”。此外，像在《孟子·梁惠王上》虽有王天下之大欲但却不行仁政，犹“缘木而求鱼也”；《孟子·公孙丑上》“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其中“缘木而求鱼”、“恶湿而居下”都是“辟”的运用，把握了不同事物的类同性，巧妙地运用类同的联系来辩护自己的思想。

再者，在辟式推论的例证中，孟子也运用了墨子对事物观察的道理，如《墨子·经说下》：“火铄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物与物之间的动态因果关系，与该物量的大小有关，通常我们会说火可熔金属，但当金属物的量大到某一个程度，火不但无法熔化它，还会被它压熄。下例孟子运用了这个道理以“辟”的方式说明：

仁之胜不仁也，犹水之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此段虽然没有标明对象，但是从其中的内容可以了解到，定有一对方提出“不仁可以胜仁”的情况；孟子的回应并没有否认的确会有这种情况，但是他用量的大小对比来说明，其中，水可胜火是常理，但“杯水车薪”的情况则是特例。孟子用类比的方式说明这些特例，就像不考虑底部的位置只比较事物的高度。如果在常态下就都必须遵守礼仪规矩。其“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就是《墨子·小取》中所提出：“举他物而以明之也”的“辟”。

前述两例，孟子的类比是以“仁与不仁”的关系，相似于“水与火”的关系；仁胜不仁，就如水能灭火；同时他也从量的差异性上，进行另一层次的关系类比；“杯水与车薪”的关系，相似于“仁者与大不仁”的关系。此外，在《孟子·告子下》也运用了极端的情境，以“紾兄之臂”与“踰东家墙而搂其处子”为例，5任人有问屋庐子曰：“礼与食孰重？”曰：“礼重。”“色与礼孰重？”曰：“礼重。”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孟子曰：“于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应之曰，‘紾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紾，则不得食，则将紾之乎？踰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孟子·告子下》）指出违礼的荒谬性。这些方法都有墨家“辟”式推论的运用。

此外孟子也有推式的思维方法：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

其中“弃之”“已之”是齐宣王说的，属于“所取”部分，而最后“王顾左右而言他”，则表示其“不取”的部分，别人所做不合道义的事，齐宣王就会予以斥责，但自己所做不合道义的事却无所谓，而不愿面对，不知自省、自责，所以孟子将其所“不取”与“所取”的类同性凸显出来，进而显出齐宣王的自相矛盾。此正是《墨子·小取》中所提出：“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

就孟子想要表达的道理而言，是指出“臣不臣”与“君不君”乃是同类，既然梁惠王在治国反对“臣不臣”，那么对于自己未能尽到国君的职责，就必须有所警惕、修正。其推理的关键因素在于“所辟”的运用，及置入对方不能反对的价值观点。此外，孟子所推之“理”在不同情境的适用性并不相同。

5 故、理、类与思想单位

故，是连结因与果的中介。就因而言，有事、有理。事是指现象中人与物的动态关系。这些动态关系可以用“有什么？是什么？会怎样？”的提问方式来加以掌握。如在《论语·先进》中，孔子的“故”，其所因之事有：子路、冉有不同性格的人，与孔子为师生关系。他们是什么？子路的个性是冒进，冉有的个性是畏缩。当他们听到一件应该做的事情会怎样？子路会奋不顾身去做，冉有则会犹豫不决。这是孔子在使用“故”所把握的“因中之事”。另一方面，孔子在答复弟子前，他还要考虑的是“因中之理”，也就是不同性格的弟子在面对相同情境时最合宜的做法为何？也就是：要怎样？应怎样？孔子“要怎样”教导他的学生乃是根据“应怎样”的道理。这道理可能就是至高的“中庸之德”（《论语·雍也》）。因此，孔之的回答对子路“故”退之，对冉由“故”进之。

因中的事、理与几种提问方式也适用于孟子对于“故”的使用，例如《孟子·告子下》：有什么？有：舜、傅说、胶鬲、管夷吾、孙叔敖、百里奚六个历史人物。是什么？他们都是先苦而后有所成的典范。若想要成为有所成的人要怎样？这就要掌握其中之理，所据之理为何？天将降大任于人必先苦而后成。顺此理而行会怎样？在抵达成功之前要经历身心之苦，际遇之磨练。其中其“理”还包含着“推论之理”，亦即如何掌握其理的方法——也就是“所依之理”：归纳法。

当然，原典中多元复杂的表达方式，对于“故”的使用也会有所省略的情况。如《荀子·大略》篇所用的“故”是直接据“主道知人，臣道知事”的道理推出。在因中之理方面，如《荀子·劝学》“积土成山”中，其“所依之理”即为类比法。

至于墨家对于“故”的分析就详尽得多，其中既包含兼爱、非攻的义理，也包含着推论之理的归纳、类比的辟、侔、援、推种种细致区分。且考察原因对于结果的影响效力也分成大故、小故。

在“理”方面，由于理之类型、层次不同，且交互关联，又有使用者的主观差异，造成推理的思维方法常因理据的不同，而难以比较。在“类”方面，也由于各家各派或同一家派中各个哲学家在使用某一概念时，其概念分类标准的不同，而无法等量齐观的放在同一标准下来进行比较。因此要比较儒、墨两家的思维方法，必须建立在一个可比较的架构之下。

笔者尝试建构以“思想单位”作为比较不同家派、经典或个别思想家思维方法的共同架构，以此作为考察比较的单元。（[5]，第78页）由于思想单位本身有其内在的推理方式，思想单位间也有相互推理的关系。因此，比较的视域可依解决问题的大小而有不同范围的比较。

“思想单位”不是松散的思想内容，而是有意义的思维情境；思维情境之所以“有意义”，其思想内容会包含着一些基本要素：有什么（现象）？是什么（定位）？为什么（理由）？后续的发展会怎么样（预期）？应怎样或要怎样（解决）？也就是思维情境中的内容或多或少要回应上述这几个问题。（[5]，第79-80页）在回应问题的答案中，我们可以厘清其中的“思想单位”，现象把握与思想定位是“情境构作”，理由、预期与解决是“情境处理”，“情境处理”有时只是说明理由，解释现象的所以然，未必针对预期发展而有所论述。“情境构作”与“情境处理”兼容得宜即“情境融合”（[3]，第43页），此三面向构成一“思想单位”。因此，我们可以用相关问答或系列问答的方式来表示一“思想单位”。思想单位虽然在解释上分析成构作层、处理层与相互融合三个面向，及几个基本要素的问题加以说明，然而实际的运作是不可分的动态整体。

以下我们以伦理原则的思想单位，节录重点，融合孔孟与墨子的思想比较：

5.1 孔孟的思想单位

1.亲子关系中，当父亲偷羊，儿子该怎么做？“子为父隐”。（《论语·子路》）

1.1 兄弟关系中，为君之兄该如何待其不仁之弟？“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孟子·万章上》）

2.子为父隐的儿子是什么？“直躬者”。（《论语·子路》）

2.1 亲爱其弟的兄长是什么？“仁人”。（《孟子·万章上》）

3.为兄者为何应亲爱其弟？“亲亲，仁也”。（《孟子·尽心上》）

4.为兄者对于弟要如何亲爱之？“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孟子·万章上》）

5.在人际关系上，要怎样对待不同的对象？“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

5.2 墨子的思想单位

1.以等差之爱对待他人会有什么情况？

1.1 “亲厚，厚；亲薄，薄。亲至，薄不至”。（《墨子·大取》）

1.2 “处大国则攻小国，处大家则乱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墨子·天志中》）

2.这样的人是什么？“别者”。（《墨子·天志中》）

3.别者为何会这样做呢？因为爱有厚薄，爱己厚；爱人薄，以至于亏人而自利。“故我有杀彼以利我，无杀我以利彼”。6《墨子·耕柱》篇原文为：“故有我有杀彼以我，无杀我以利。”依俞樾校改。见[7]，第398页。（《墨子·耕柱》）

4.这种等差之爱与别爱的现象会怎样呢？“亏人而自利”（《墨子·非攻上》），造成天下乱。

5.那要怎么做呢？“兼以易别”，使天下人“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下》）

当我们以思想单位的形式整理前述的思想，会发现五个发问方式是一段推理的历程，孔孟所据之理为等差亲疏之仁爱、推爱；墨子所据之理为普遍平等之“兼爱”。如此，有助于我们比较儒、墨两家对于相同问题的不同思维方法，及所产生的不同结论。

6 结论

透过故、理、类概念的分析，及思想单位的架构，可使我们了解儒、墨两家的思维方法。其中，所谓“依理而推”，所依循的是名实之理或逻辑推理，如演绎法、归纳法、类比法等。所谓“据理而推”，所据的“理”则是前述自然之理、事理、伦理、治人之理、道贯之理等等。推类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是那些未表达出来的成分，由于文字的单线发展限制性，许多所呈现的表达只是其思维情境的一部份，必须还原其原本的思维情境，就情境与情境之间的关系来进行推理的分析。

整体而言。儒家孔孟是以教化、实践为导向，重视所据的应然之理，其思维方法从“要怎样、应怎样”为入手进路，说明当行的所以然之故，并未直接对推论方法的“所依之理”进行讨论，也因此所发展出来的心性、修养、伦理、治国等“所据之理”相对丰富与深入。至荀子已有《正名》专篇探讨命、期、说、辩的相关问题，虽然也重视所据的礼义师法之理，但对于推论的“所依之理”，渐有所论述。墨家相对于儒家，更重视名辩、推论的“所依之理”，后期墨家并发展出论辩的系统方法，其思维方法比较从“有什么、是什么”为思考入手的进路来谈为什么。孟子虽然批评墨子甚巨，但类推的方法受到墨子影响；荀子虽然也批评墨子，但是在正名理论的建构上也无法脱离墨家“知、名、辞、说、辩”的理论结构。先秦儒墨思维方法虽有不同，但在先秦史的发展中仍有不少相互影响之处。

[1]陈荣灼，“作为类比推理的‘墨辩’”，杨儒宾、黄俊杰（编），中国古代思维方式探索，1996年，台北：正中书局。

[2]汉，赵岐（注），十三经注疏8，孟子注疏，1989年，新北市：艺文印书馆。

[3]李贤中，“墨家说服性推理与哲学咨商”，哲学与文化，2017年第1期，第39-55页。

[4]李贤中，“墨子推理方法对于孟子的影响”，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41-48页。

[5]李贤中，“先秦逻辑史研究方法探析”，哲学与文化，2017年第6期，第71-87页。

[6]史次耘，孟子今注今译，1984年，台北：商务印书馆。

[7]孙诒让，墨子闲诂，1987年，台北：华正书局。

[8]孙中原（主编），墨学与现代文化，1998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9]温公颐，崔清田（主编），中国逻辑史教程，2001年，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