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赛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081)

一、达斡尔语研究概述

达斡尔族是我国北方人口较少的一个古老民族，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达斡尔族人口约有13万人。达斡尔族使用达斡尔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由于历史原因，达斡尔族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达斡尔语方言分区，目前大多数学者所承认的是“四分法”，即分为布特哈、齐齐哈尔、海拉尔、新疆4个方言区，各方言区之间可以通话交流。

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内涉及达斡尔语的研究成果很少。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展的大规模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促进了达斡尔语研究的发展。我国系统地、有组织地开展全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调查工作重点在解决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问题，更关注语言本体。1955年，中国科学院组织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由巴达荣嘎、拿木四来等领导的第五调查队达斡尔语调查组两次到内蒙古、黑龙江、新疆等地进行调查，记录和搜集大量有关达斡尔语的材料，并编写了调查报告。这一时期的调查工作，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弄清了达斡尔语的系属问题，为后来的达斡尔语研究提供了扎实的语料基础。

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开展第二次大规模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有关达斡尔语研究的著作和论文也逐渐多起来，这一时期的达斡尔语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达斡尔语本体研究方面。进入21世纪以后，达斡尔语的研究重点关注语言使用和保持、语言与文化、语言与资源方面的内容，开启了达斡尔语研究的新局面。

二、达斡尔语研究历程

本文基于国内达斡尔语的主要研究领域及研究重点，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达斡尔语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类说明，具体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言本体研究

达斡尔语的本体研究是达斡尔语研究的一个重点，所取得的成果也较多。下面就从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探讨一下相关研究成果。

1.语音研究

仲素纯《达斡尔语的元音和谐》一文，指出了达斡尔语元音和谐的特点，即复杂性和不完整性，揭示了达斡尔语元音的适应和排斥规则，对达斡尔语元音的特性做了进一步研究。[1]恩和巴图在《从〈满达词典〉看达斡尔语的语音脱落现象》中，指出现代达斡尔语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元音脱落、辅音脱落、音节脱落的现象，虽然这种现象不多，但很容易引起词形结构的变化。[2]丁石庆在《哈萨克语对新疆达斡尔语语音的影响》《新疆达斡尔语小舌音浅析》《新疆达斡尔语语音及其特点》等文章，从语音系统、词汇、语法方面描写了新疆达斡尔语[3-5]，后又发表论文《达斡尔语布特哈方言的语音特点》，介绍了达斡尔语布特哈方言的语音特点。[6]

进入21世纪，随着实验语音学的发展，达斡尔语的语音研究也开始运用语音实验分析手段，主要论文有:其布尔哈斯、呼和的《达斡尔语词首音节短元音声学分析》、梅花的《达斡尔语海拉尔方言元音声学分析》，都是运用声学语音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达斡尔语语音进行声学分析，并归纳出其元音的一些特点。哈斯其木格的《达斡尔语音系研究》《达斡尔语词重音实验研究》《达斡尔语布特哈方言辅音系统》，也同样运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对达斡尔语的语音重音、音系系统进行了详细的描写。近年来，一些研究生撰写的学位论文也对达斡尔语语音专题有所涉及，如内蒙古大学硕士论文《达斡尔语方言辅音比较研究》《达斡尔语方言元音比较研究》《达斡尔语四种方言中的辅音k与x的对应的演变》等，对达斡尔语不同方言区的辅音和元音做了分析研究。

2.词汇研究

词汇研究成果不是很多。哈斯其木格的《达斡尔语动植物名称发微》指出了达斡尔语具有家畜、农作物、植物类词汇数量少，派生词多，与蒙古语同源词、汉语和满语借词较多；野兽、飞禽、树木、花草动植物类词汇数量多，派生词少，与蒙古语同源词、汉语和满语借词少；固有词较多等特点。[7]此外，还有一些有关达斡尔语中借词的研究，如朝克《达斡尔语中的满-通古斯语借词》、希德夫《达斡尔语汇中的外来词》和丁石庆《论达斡尔语中的满语借词》等。

3.语法研究

达斡尔语语法研究，主要集中在词法和语法范畴方面。拿木四来《达斡尔语的谓语人称范畴》一文，提出达斡尔语中动词、名词做谓语的句子里谓语后面使用人称范畴时，无论句子有无主语，只要涉及人称，谓语都要自然接缀人称形式。[8]丁石庆在《达斡尔语名词语法成分的重叠》中指出重叠现象主要表现在“数”和“格”的语法变化过程，达斡尔语语法成分的重叠来源于“名词+构词附加成分+词法粘附成分”这样一个构词加构形的过程，构词成分逐渐虚化，变为表示特定语法意义的粘附成分，充分肯定了语法重叠的说法[9]。随后他在《关于达斡尔语动名词》中对动名词是否存在表示了肯定态度，并认为动名词是功能和形式都自成体系的特殊形式，应在词汇结构体系中占一席之地，同时还提出了“词义转化构词法”，其观点很有独特性。[10]丁石庆在另一篇文章《试论达斡尔语的“类指”范畴》一文，还提出了一种特殊的语法范畴——类指范畴。[11]另外，郭玲丽的《达斡尔语的空间范畴》，指出达斡尔语的空间范畴涉及空间的拓扑关系、指示系统、参照系统等诸多领域。[12]

此外，还有一些关于达斡尔语本体的综合研究，主要著作有:仲素纯《达斡尔语简志》、孙竹编写的《达斡尔语概要》、欧南·乌珠尔编写的《达斡尔语概论》等，较为全面、详细地对达斡尔语语音、词汇和语法进行了描写。

(二)达斡尔语词典编纂

达斡尔语词典编纂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出版的词典主要分为对照词典和分类词典两类。达斡尔语辞典的编写时间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21世纪后又出版了5部词典。代表性的对照词典有恩和巴图《达汉小词典》及那顺达来《汉达词典》，这两部是达斡尔语和汉语的对照。另外还有多语对照词典，如开英《达斡尔、哈萨克、汉语对照词典》、孙竹《蒙古语族语言词典》等。分类词典主要有拿木四来《蒙达汉亲属称谓词词典》、胡和《达斡尔语汉语对照词汇》、刚苏和编著的《达斡尔语分类词汇集》等。还有经过多次修订，于2017年出版的《达斡尔语词典(修订本)》，该词典是以达斡尔语标音方案注音、以汉语文释义的双语词典，增添了达斡尔族非遗文化的收集整理内容，对达斡尔族历史文化研究具有现实意义。[13]

(三)达斡尔语与亲属语言的比较研究

达斡尔语的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达斡尔语与蒙古语族内部亲属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另外，达斡尔语与维吾尔语、鄂温克语的比较也有所涉及。巴达荣嘎《达斡尔语、满洲语、蒙古语的关系》对蒙古语与达斡尔语的语音、词汇、语法方面进行了比较，表明它们之间有很多相近之处，也进一步确认了达斡尔语属于蒙古语族。[14]吴依桑《达斡尔语与蒙古语文化深层的异同》一文，对达斡尔语基本词汇与蒙古语基本词汇进行了比照，发现2种语言不仅从语音、语法和词汇上看是同属一个语族，而且具有同源关系，但同时两个民族因为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又具有各自的特点。[15]相关论文还有何日莫奇《达斡尔语与蒙古书面语语音比较》、巴达荣《达斡尔语与蒙古语异同比较——兼谈达斡尔语的系属》、孙竹系列文章《论达斡尔族语言(上)——兼谈达斡尔语与蒙古语的某些异同》《论达斡尔族语言(下)——兼谈达斡尔语与蒙古语的某些异同》等。这些论文都通过达斡尔语与蒙古语族语言的对比研究，阐述了达斡尔语与蒙古语族语言之间的同源关系。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达斡尔语与其他语族内的语言之间也存在较为整齐的对应关系，如孙竹《蒙古语达斡尔语东乡语的数范畴比较》认为在复数范畴上，达斡尔语同鄂伦春语、鄂温克语、赫哲语等满-通古斯语族的语言更为接近。[16]希德夫《达斡尔语与鄂温克语语音比较》，从词的类型角度对达斡尔语与鄂温克语的语音对应结构进行比较，发现两种语言中具有相当整齐的语音对应关系。[17]斯仁巴图《鄂温克语和达斡尔语、蒙古语形动词比较》和沃彩金、杨才铭《关于蒙古语、达斡尔语、鄂温克语动词时态的表达》，则通过鄂温克语和达斡尔语、蒙古语的比较方法来分析研究了这几种语言的内部联系。[18-19]乌尼尔其其格《达斡尔语和维吾尔语谓语性人称附加成分的比较》一文，对达斡尔语和维吾尔语中谓语性人称附加成分的形式和用法加以比较，力求论证达斡尔语和维吾尔语具有共同的语言底层。[20]

(四)达斡尔语使用现状研究

在开展大量的实地田野调查研究之后，达斡尔语的语言使用现状研究收获了丰硕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展现了达斡尔语目前的状态，还为语言的保护提供了可参考的材料。代表性的著作有丁石庆《莫旗达斡尔族语言使用现状与发展趋势》《新疆达斡尔族语言现状与发展趋势》《语言保持论稿》等。这些著作通过全面、深入地调查研究，对达斡尔语新疆方言、布特哈方言和海拉尔方言的使用保持情况做了记录和梳理，是少数民族语言国情研究的重要成果。[21-23]德红英的《达斡尔语言使用现状调研报告》，通过对城镇与乡村的达斡尔族语言生活进行对比研究，预测了达斡尔族语言生活的发展趋向，具有较高参考价值。[24]

有关语言现状调查方面的论文也较多。丁石庆《莫旗达斡尔族母语保持的相关因素分析》一文，以调查数据为样本分析了达斡尔族母语保持的成因。[25]丁石庆、刘宏宇的《莫旗达斡尔族聚居村落语言现状研究——哈力村语言调查实录》，指出哈力村的语言使用情况分为单语型、双语型、转用型等3种类型，其中双语型人群在数量和分布范围上都具有相当的优势，转用型可能会成为未来发展的一种趋势。[26]德红英在其博士论文《城市达斡尔族语言生活调查研究》一文对城市达斡尔族语言生活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主要对达斡尔聚居的城区、距离聚居区较近的城区、距离聚居区较远的城区等3种不同类型的城区进行问卷调查和对比分析，探讨了城市达斡尔族语言生活的共性和个性特点。[27]孙东方《达斡尔族达汉双语教育现状及分析——对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调查分析》，根据莫力达瓦旗的双语使用情况分为双语形成区、双语发展区、双语成熟区、双语衰落区四种类型，通过对学校的个案调查，提出双语教育的发展建议。[28]许晋《内蒙古莫力达瓦旗达斡尔语言生态的变迁与保护》一文，指出随着全球化、城镇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达斡尔聚居区莫力达瓦旗的语言生态环境发生了深刻而显著的变化，达斡尔语的使用功能出现了严重衰退的迹象，为保护达斡尔语言资源，内蒙古在达斡尔语教材开发、非遗保护等方面作出了努力。[29]还有，孔翠华《新疆达斡尔族语言变迁调查研究》、孟德腾《新疆塔城阿西尔达斡尔民族乡多语博弈格局中的达斡尔语保持研究》、刘婷《伊犁达斡尔族语言现状调查研究》，均以新疆方言区的达斡尔族村落为个案，通过探讨语言保持、语言兼用、语言转用现象背后的因素，分析出了达斡尔语衰落的原因。[30-32]吴岩、马翠茹《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达斡尔族语言的传承教育研究》，分析了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达斡尔族的语言使用情况以及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对达斡尔族语言使用产生的影响，并探讨了达斡尔族语言及传统文化的传承教育与发展。[33]

(五)达斡尔语文化语言学研究

语言与文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个民族的语言可以反映其民族深厚的文化内涵。达斡尔语文化语言学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丁石庆《达斡尔语言与社会文化》，此书以达斡尔语言材料为基础，运用文化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综合探讨了达斡尔族婚姻家庭、宗教信仰、人名地名等文化制度，材料翔实可靠，为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方法和思路。[34]他的另一部著作《双语族群语言文化的调适与重构》，也是关于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研究成果。该书以达斡尔族为个案，运用历史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法，借鉴描写语言学、对比语言学等学科领域的理论方法，首次将双语族群的语言文化系统划分为单语文化、双语文化和方言文化3个子系统，将其发展演变历程视为族群语言文化的调适与重构过程，并对演变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浑沌特征进行了诠释。[35]

论文方面，仲素纯《达斡尔语的亲属称谓》列出了完整丰富的达斡尔语亲属称谓。[36]丁石庆《达斡尔语地名的文化透视》和牛汝辰《黑龙江达斡尔语地名的文化特征》，通过对达斡尔语地名的研究，反映了达斡尔人居住环境及生活方式，勾勒出达斡尔族文化发展演变的轨迹。[37-38]还有，丁石庆《达斡尔族亲属称谓的文化透视》对达斡尔族的亲属称谓系统、特点及亲属称谓所反映的亲属关系和婚姻家庭制度进行了综合分析和文化透视。[39]他的《达斡尔语渔业词汇与渔业文化历史变迁》《从语言看达斡尔族农耕文化的特点》等也分别通过对狩猎词汇和农耕词汇的整理，反映出达斡尔族狩猎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特点，同时为达斡尔族早期狩猎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佐证。[40-41]孔翠花《新疆达斡尔族文化变迁研究——以阿尔西、也门勒乡为例》一文，以达斡尔族语言、宗教和习俗为切入点，对新疆达斡尔族的文化变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和分析。[42]

(六)达斡尔语语言资源研究

近年来，人们对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意识到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加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以下简称“语保”)的推进，达斡尔语逐渐被视为一种具有保护和开发价值的资源。丁石庆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语料资源的质量、价值和效用——以少数民族语言材料为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资源开发应用刍议》等文章中，指出了少数民族语言资源具有多重价值，对其的采集和开发应用可实施整体统一开发和分类开发二种思路推进。[43-44]他在《〈达斡尔语词典〉:语言资源保护的经典之作》中提到该词典数易其稿，经过完善和修改最终问世，体现了语言资源保护的自觉性和前沿性，兼具学术与现实意义。[45]朱德康《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的模式与路径初探——以达斡尔语齐齐哈尔方言为个案》一文，以达斡尔语齐齐哈尔方言区的语言保护调查实际出发，提出了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应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依次规划，统一遵循调查、记录、保存、开发、配置、利用、发展、监测和管理9个步骤进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长效的保护模式和路径。[46]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侯爵《从语言资源保护角度浅析达斡尔语使用情况——以黑龙江富裕县登科村为例》，通过对登科村入户问卷调查，对达斡尔语的语言使用范围、语言态度等特征做了分析，并就当前语言保护问题提出一些建议。[47]

三、达斡尔语研究总结及展望

达斡尔语是无文字语言，因此其研究存在一定难度。新中国成立初到20世纪末，达斡尔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本体描写方面。语言学者立足鲜活的语言材料进行分析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达斡尔语研究的发展，但是语言本体的研究侧重于语音研究，词汇、语法方面的成果却很少。进入21世纪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达斡尔语的语言使用和保持、语言与文化、语言与资源等方面的问题，使达斡尔语的研究领域得到全面展开并进一步扩大。展望今后的达斡尔语研究，学界应进一步完善语言系统的描写，同时要更加注重语言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结合。此外，如何科学、有效地保护达斡尔语将成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我们应该注意达斡尔语已经显露的濒危趋势，充分利用规范统一的技术手段，发掘语言的经济价值，增强语言的生命力。总体来说，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达斡尔语研究取得的成就显著，虽在广度和深度上存在一定的弱势，但我们坚信在“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方针”的正确引领和语言资源保护工作东风正盛的有力推动下，达斡尔语语言与文化研究必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为丰富世界语言文化多样性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自己的民族经验和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