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几个月，不断收到作者稿件，颇为感动。今年的夏天格外长、格外热。整个夏季，京城像是一个大蒸笼，真是难为那些在蒸笼里挥汗如雨，却笔耕不辍的学者们。正因为如此，每拒绝一篇稿件，心里便泛起一种不忍，感觉自己像一个刽子手。也许是因为不忍，相较以往，本期录用的稿件多了一些。本期共有8个栏目：“学至乎没而后止”“中世纪哲学研究”“近代哲学研究”“现代哲学研究”“日本哲学研究”“印度哲学研究”“青年之窗”“海德格尔《黑皮本》”。

“学至乎没而后止”栏目刊登的是《西方哲学研究——陈启伟三十年哲学文存》研讨会纪要。该纪要根据速记整理而成。本刊之所以全文刊登会议纪要的原因如下：第一，陈启伟教授《西方哲学研究——陈启伟三十年哲学文存》是今天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收录于其中的论文是我国1949年以来西方哲学研究的一个缩影。这样说，并非夸大其词。第二，陈启伟教授的这本书体现了一个优秀学者用生命研究哲学的心路历程，当为后学之楷模。第三，陈启伟教授在书中所提出的问题，对一些哲学问题的思考，以及陈老师在研讨会最后的发言中对几十年来哲学研究的痼疾的分析，对读者，对后学均有醍醐灌顶之效。第四，与会者的发言，浸透着浓浓的师生之情、同窗之谊。透过发言者点点滴滴的回忆，该纪要清晰地展示出陈启伟教授的人格魅力和研究影响力。相信阅读纪要的读者会从中受益。

“中世纪哲学研究”栏目有三篇论文，分别是徐龙飞教授的《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神学》（下）、惠慧博士的《在爱中追求完美——托马斯·阿奎那的修道思想》、尚新建教授的《中世纪基督教是希腊科学的摆渡者——以“六日创世”为例》。

徐龙飞教授的论文在《外国哲学》第三十一辑中已经刊登了上半部分，该辑“执行主编的话”对这篇论文有过总体介绍。

惠慧博士的《在爱中追求完美——托马斯·阿奎那的修道思想》以清秀的笔触探讨中世纪托钵修士沿街乞讨的灵修方式。作者指出，中世纪托钵修士沿街乞讨的灵修方式，在13世纪出现时即广受质疑。人们难以理解修道士遗世独立、自甘清贫、专注冥想的意义何在。在13世纪巴黎大学关于托钵修会激烈论争的历史背景下，托马斯·阿奎那系统地阐释了托钵修士的修道理想，对种种质疑做出了有力的回应。在阿奎那看来，修道精神的实质不是与世隔绝的禁欲苦修，灵性完美的核心也并非恪守清贫的外在原则，而是在爱的诫命中实现自我。面对社会危机，修道人士应走出隐秘的静思，将冥想的成果通过教导和传道的行动与众人分享。阿奎那藉此鼓励人们摆脱贪欲与冷漠的束缚，努力促进人类社会共同的福祉。

尚新建教授的《中世纪基督教是希腊科学的摆渡者——以“六日创世”为例》，选择《创世纪》之“六日创世”这样一个具体的视角，探讨科学与基督教的关系，以期说明哥白尼革命不是突如其来的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基督教的结果。西方学界通常认为，自哥白尼革命开始，西方进入科学与理性的时代。科学是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分界线，是中世纪与近代的分界线。作者认为，西方近代确实可以被称作科学的时代，那是因为科学是近代的基本气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是近代的独创。事实上，近代科学与希腊科学和中世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夸张地说，近代科学有自身独创的东西，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经由基督教从古代社会摆渡过来的。如果没有基督教的摆渡，近代科学是不可想象的。

“近代哲学研究”栏目有刘哲教授的《德国新〈康德词典〉出版与中国康德研究之再起航——兼谈康德哲学transzendental概念》。作者指出，虽然中文学界引介康德已逾百年，然而康德文本所蕴含的陌生性，仍然是我们今天在深入探究其哲学理论时不得不首先揭示和克服的障碍。这种陌生性不仅展示在我们不同版本的哲学教科书中，而且展示在20世纪以来中文学界关于作为康德哲学基本特征之transzendental概念的解释和翻译的争论中。具体而言，这些争论一方面涉及康德哲学中transzendental和transzendent这两个概念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涉及transzendental和a priori这两个概念的关系。

2015年，德语世界全新三卷本《康德词典》正式出版。值此之机，文章首先介绍这部《康德词典》在康德语文学领域的独特贡献。其次，文章通过分析中文学界在上述两组争论中所预设的康德哲学根本问题的含义，试图揭示这部《康德词典》为我们当代康德研究所带来的关键启发和全新起点。第三，文章借助这部《康德词典》为我们理解康德文本带来的根本冲击，来初步进行关于经典哲学文本概念解释的方法论反思。文章最终论证，至少在康德哲学中，传统的transzendental（先验）、transzendent（超验）以及a priori（先天）翻译既不必也无需更改。这个翻译确定必须依赖于我们彻底分析和理解《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所提出的核心问题本身（“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在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方面的双重性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出版的《康德哲学》词典将成为整个康德研究世界的灯塔。

“现代哲学研究”栏目刊登了安娜·勒高芙（Anne Le Goff）的论文《将对所与的神话之批判进行到底：麦克道威尔与塞拉斯之异同》。作者认为，麦克道威尔（J. McDowell）在《心灵与世界》及之后的作品中所致力于回答的问题是：思想如何与世界发生关系？认识如何成了关于某物的认识？麦克道威尔以塞拉斯（W. Sellars）的继承人的身份自居，认为去认识（connaître）或思考（penser）世界蕴含了世界同心灵之间的联系。凭借二元论的方式，这些联系被视为心灵活动与“所与”之间的联系。不过，塞拉斯在《经验论与心灵哲学》中曾经指出，这样的认识论的“所与”，事实上不过是一个神话。麦克道威尔以这一反驳为出发点，提出了另外一个构想心灵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方式。他的目标在于表明，对所与的神话的拒斥仍然保留了一种“最低限度的经验论”。然而，在这一新的经验主义与塞拉斯自己的立场之间却存在根本分歧。麦克道威尔仅仅保留了对神话的反驳这一否定性的维度，而没有保留塞拉斯对意向性和认识问题所做出的建设性回应。实际上，他认为这些建设恰恰被塞拉斯的“科学主义（scientisme）”彻底歪曲了。不过，二者的分歧其实不只在于他们所提出的超越“所与”的神话的方式，而且还涉及神话的确切本性：尽管麦克道威尔暗示，他与塞拉斯对同一个神话进行了批判，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由此产生的完全合乎逻辑的结果便是，他们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

“日本哲学研究”栏目刊登了两位青年新锐的论文，分别是王颂教授的《日本华严宗传承谱系考》和王杰博士的《关于贝原益轩的神儒一体论思想》。王颂教授在《日本华严宗传承谱系考》一文中指出，日本华严宗在历史上虽然涌现出诸多重要人物，但学界尚缺少对其传承谱系的系统考察。然而，若欲了解华严宗的历史和其思想的整体发展脉络，不研究日本华严宗难以收获全功。同样，日本华严宗的研究也是日本佛教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者的论文根据《续日本书纪》《三国佛法传通缘起》等原始资料，系统考察了日本华严宗的传承历史和重要人物的事迹，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日本华严宗与中国华严宗的教义思想差异。

作者的结论是，日本华严宗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其一，法脉传承明晰，宗派意识浓厚。东大寺是华严宗的“本寺”，其尊胜院是专弘华严的道场。其二，中日义理传承有别。日本华严宗推崇法藏之学，这一点与中国华严宗颇有不同。

王杰博士的论文《关于贝原益轩的神儒一体论思想》指出，益轩在基于日本民族自有的特性将儒教日本化的同时，使神道具备了儒教的一些功用，同时又保持住了其自身特质的不变。不止如此，他还使神道摆脱了佛教的束缚，树立了自己的权威，使它成为王道政治的显现。但是，主张神儒一体的想法非益轩独有。早在江户时代初期，日本近世儒学的鼻祖藤原惺窝就在《千代本草》中指出，尧舜之道与神道同。其弟子林罗山亦批判神佛习合的历史不正常，并采用文献实证的方法，究明了习合以前的神道原本样貌，从而得出了神道原与儒学不矛盾、王道神道即是神道真正面貌的结论。此外，与益轩几乎同时代的山崎闇斋、山鹿素行等亦提倡神儒一体论。例如，闇斋认为儒教的天人合一之道与神道的神人理一之道在论理上是一致的；素行认为天之神道、圣人之神道以外别无神道，认为日本往昔的诸神建立了教，此教和尧舜之道相同。因此，益轩的神儒一体论思想仅是江户时代前中期此种思潮中的一朵浪花。

并且，不难看出，这朵浪花与其他的浪花亦有相同之处。例如，益轩亦主张尧舜之道即神道。既然如此，益轩的神儒一体思想是否就没有独到之处呢？关于此点，需要做大量的详细比较研究后，才可断言。不过，通过粗浅的比较，大概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益轩的神儒一体论，虽然没有像闇斋的垂加神道那样产生深广的影响，却抓住了天是人的根源这一根本关系，将天和人紧紧连接在一起，进而为人的存在意义以及人生方向指出了一条明确的道路。这是在其他的神儒一体思想中无法清晰看到的。其次，较之闇斋的垂加神道，益轩的神儒一体论更为易懂、易行，容易被社会各阶层接受，并集中体现了日本民族自有的简素精神。再次，较之其他的神儒一体思想，益轩的神儒一体思想更鲜明地体现出试图回归上古神道以及原始儒教的想法。因此，可以说益轩骨子里有很强烈的复古意识。但是，他的此种复古意识与古学派的代表者山鹿素行、伊藤仁斋等的主张是否有一脉相同之处，还有待详细考察。

“印度哲学研究”栏目刊登了杨祖荣的论文《两种“无我”：佛教与顺世论对婆罗门教“我”的反驳》。作者认为，婆罗门教“我”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大我”“小我”以及“梵我合一”之上。针对这一思想，佛教与顺世论坚持两种“无我”，给出了不同的反驳。就佛教而言，佛教一方面沿袭了婆罗门教的体系与框架，另一方面在细节和根本上对“我”进行反驳。通过对“三法印”“四圣谛”“缘起”“五蕴”等内容的分析，作者认为，佛教对婆罗门教“我”的反驳在细节上大体是成功的，但就整体而言，却在彻底与不彻底之间徘徊不定，使得“无”与“有”的争论如影随形。就顺世论而言，顺世论坚持感觉经验的立场，一方面不承认婆罗门教的体系框架，另一方面拒斥“我”“轮回”“来世”等相关内容。就其论证来看，摩达婆的描述略显极端，易受质疑，而普兰陀罗的材料则相对柔和，贴近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上述质疑。总体而言，顺世论的反驳是较为成功的。

“青年之窗”栏目由两篇论文组成，分别是蒋薇博士的《知觉表征及其界限——泰勒·伯奇的知觉观探究》和汪志坚博士的《为罗尔斯自然的不平等观点辩护》。《知觉表征及其界限——泰勒·伯奇的知觉观探究》一文认为，如何理解知觉的范围和结构是知觉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泰勒·伯奇（Tyler Burge）在这方面的考察十分有意义。作者力求解决三个问题： 1.知觉是一种表征（representation）；2. 知觉表征（perceptual representation）并不需要高级认知为基础；3. 感觉活动中存在感觉登录（sensory registration）和知觉表征的区分。正是通过这些观点的表述，伯奇逐步确立了知觉表征的界限。

《为罗尔斯自然的不平等观点辩护》一文表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部分以他对自然的不平等态度为基础。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为自然的不平等问题提供了一个折中的处理方式。极端自由主义者和运气平等主义者批评罗尔斯关于自然的不平等的观点，试图从根本上动摇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基础。然而，这些批评缺乏充分的理由。作者对诺奇克和科恩对罗尔斯的批评做了反驳，以期为罗尔斯辩护。

“海德格尔《黑皮本》”栏目，刊登靳希平教授翻译的马丁·海德格尔著《黑皮本》之《思索与提示》第三册上部。靳希平教授在“译者前言”中指出，这里呈现给读者的是海德格尔的第二本《黑皮本》（即《思索与提示》第三册），写作时间为1932年秋至1934年上半年。其中第9节前标有“出任大学校长时期（Aus der Zeit des Rektorats）”的文字，第112节第一行写着：“辞职讲话（eine Abschiedsrede）（1934年4月28日）”（即他辞去纳粹校长时的告别讲话）。担任纳粹校长期间写下的文字占到这册《黑皮本》一半的内容，所以，此册对了解海德格尔任纳粹校长期间的思想有参考价值。

杜丽燕

2016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