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10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资深教授陈启伟先生的著作《西方哲学研究——陈启伟三十年哲学文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2016年6月19日，商务印书馆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联合举办《西方哲学研究——陈启伟三十年哲学文存》学术研讨会。本纪要是根据会议速记整理而成。个别属于口误的地方，执行主编做了简单修正。本期《外国哲学》辟专门栏目发表会议纪要，谨向德高望重的陈启伟老师表达崇高的敬意。

陈小文①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主持人）：我代表主办方欢迎大家的光临。《西方哲学研究——陈启伟三十年哲学文存》（以下简称《文存》）这本书是陈老师一生研究的结晶，非常重要。我想在座各位老师还有同学的研修比我深，我就不多说了。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以下或称“外哲所”）是主办单位之一，按照会议的程序，请尚老师致欢迎词。

尚新建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陈老师这本书我很早就拿到了。我们开这个会，是想请大家讨论一下现在西方哲学的研究在中国如何进行，因为陈老师的研究所走的路，其实也是20世纪后半个世纪西方哲学在中国所经历的整个过程。这个过程有很多经验，也有一些由众所周知的原因所导致的对西方哲学学科建设的阻碍。我们开这个会，是想促进一下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

今天请各位老师、各位学界同仁欢聚一堂，也是就陈启伟老师几十年研究的结晶做一些探讨。陈老师在外哲所的研究历程是很典型的：陈老师刚开始搞西方哲学史，后来又从事现代哲学的研究，他的研究是我们的榜样。所以，这次会议力图把陈老师的研究经验展示出来，也想请大家来谈一谈，将来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应该怎么发展，这是一个初衷。

最后非常欢迎各位到北大来开这个会议，预祝会议成功！

陈小文：谢谢尚老师！大家可能不知道，尚老师现在是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的所长，陈老师以前也做过所长。陈老师当所长的时候，外哲所是非常兴盛发达的独立机构，现在外哲所是属于哲学系的一个机构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客套的，咱们开的是学术会议，就进入正式的学术讨论。陈老师最后做一个发言，先由老先生发言讲话。

李毓章② 江苏泰县（今姜堰市）人，生于1937年11月。20世纪50年代前期在江苏扬州中学等学校读书，1956年秋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大学毕业后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研室副主任、主任，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北京市哲学会理事，《外国哲学》和《德国哲学》的编委和咨询顾问。：我是昨天才得到这个消息。谢谢会议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见面、交流！我那里有陈先生送的著作。陈先生这个著作很全面。我后来想了一个问题：在我们中国，西方哲学研究究竟是一个什么地位？陈先生算我的学长了，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这批人生活在那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之下，使我们想到反右，想到“文化大革命”。尽管那个时候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没有很多时间搞学问，但是，陈先生给我们做出一个榜样。第一点，陈先生是古典和现代相融合。这个问题现在不是很突出，现在搞西方哲学史的学者不多，但是大家想想，我们那一代人搞西方哲学史和搞现代西方哲学是界限分明的——搞现代西方哲学当时相当困难。陈先生开始也是搞西方哲学史，后来跟洪谦先生搞现代哲学，他对整个西方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都是通的，这给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值得我学习。后来我看过他的一些文章，发现它们跟中国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比如说他对“哲学”这个概念怎么传到中国的考察。这个融合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陈先生这一代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榜样去学习如何传承老一代搞西方学问的方法。我感觉到，在陈先生身上有很多研究西方哲学的老先生的风格、精神，很像洪谦先生、贺麟先生、郑昕先生，等等。当然我也多多少少接受了一些，但是，在陈先生身上这些是很突出的。

第三点，陈先生的学术研究很扎实，这本文集能够看到他的功力。他外文很好，理论功底厚实。研究哲学史不能没有哲学理论。没有理论，哲学史只能是零碎的东西，总得有个思想线索把史串起来。这种理论功底又和很扎实的文本研究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在今天更难能可贵。现在网上有些东西，包括有些论文、文章、研究等，我总觉得给人感觉有一些飘。这些作者不读文本，研究很不扎实。所以我觉得，陈老师的学术研究、他的著作，都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陈小文：谢谢李老师，讲得非常好！我们这个研讨会的题目是“学术、真理与人生”，我看李老师也没看这个题目，但是他讲的恰恰是这三个方面。可能李老师不知道，陈老师跟他的学生非常亲，而且陈老师对他的老师很尊敬，跟洪先生也特别亲，这是门风。

彭燕韩① 1956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国芝加哥洛约纳大学讲学交流教授，美国黑格尔学会会员、美国存在主义与现象学学会会员、印度尼西亚东南亚儒学儒教会会员，香港孔教学院荣誉院长兼台北分院院长。1988年应邀赴美国芝加哥洛约纳大学讲学交流；曾应邀赴美国出席世界黑格尔哲学大会并发言，美国一级学术刊物The Owl of Mineva, journal of the Hegel Society of America点名报道此发言；曾应邀赴美国出席存在主义与现象学大会；曾赴印度尼西亚参加国际儒学儒教大会。近年来致力于中国辩证法规律、体系的创新研究。论文数十篇收入专著《辩证法比较研究》，该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陈启伟教授是我的同班同学，我觉得他这么多年从事学术研究，有很多值得学习、效仿的地方。

第一点，他做学问，学识非常广博，学贯中西。他从跟随洪老师学习西方哲学开始，一直下来，对西方现代哲学有很深的研究，比如分析哲学、逻辑哲学论，还有很多其他的领域，他都有所涉及。而且他的外语非常好，懂英语、德语。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讨论会，他还做同声翻译。在陈启伟老师那里，外语跟学识并举。这是以往学者们的一个追求。现在有一些搞学问的人只搞某一个方面，不求深入，也不求广泛，拿一些外文抄抄，翻译翻译就完事了。陈启伟教授在这方面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

第二点，他在学术上面做了一些比较研究。比较是理论创新的有效方法。我看他这本书里边有西方哲学史、西方现代哲学，而且还有关于中国哲学儒家思想的一些文章。当然啰，还有很多东西他正在思考，以后还会不断有所创造，还有文章问世。我觉得，他所做的这种比较研究是很重要的。在我们学术界，在理论的创新方面，大概有两种类型。其中一种类型是不管搞哪一方面——经济学、哲学、政治学，只会单线研究。比方搞中国哲学就专门搞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我不去问及。这样做容易使思想变得狭窄，创作的灵感上不来。我觉得陈启伟教授发表的很多东西，都是有创见的，他的这个创见跟他的思路，跟他的“比较探索”的方法有很大的关系。黑格尔的成功得益于一个方法，那就是从各个方面、各个领域进行比较，所以他的创作思路来得快，高出于康德。

第三点，他比较看重学术价值观、国家民族的大义，对个人的东西比较淡薄。我觉得学者大概不外乎三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关注国家民族的价值观，以之为核心，他们的作品都使人深受启发。还有少数的一些人，比较注重个人的平台、名利等方面，这些方面往往限制了他们的创作，限制了他们的事业，使他们有才华也发挥不出来。第三类是中间状态。陈启伟老师比较可贵的是，他的学术价值观所追求的东西是国家民族的利益，我们从他这本书的“序言”中间就可以看出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对一些极左的思想进行了批判，进行了反思。这些批判反思，说明他的学术价值观上面的追求是要把学术作为中华崛起、民族复兴的实力，而不是作为追求个人东西的平台。恩格斯说过，谁要在理论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谁就要想到全人类，而不是考虑如何讨好上司。我觉得我们老一辈也讲“三基”“四性”。这些东西都是很可贵的。在这些方面，拿陈启伟老师来说，他做学问非常严谨，查东西、查资料，中文外文方面力求精确。我们拿出来的东西真的要有根基，自己的学识首先要深厚，这样，观点才能站得住脚；不是说把文章拼拼凑凑就可以拿出来。所以从他的学术价值观上，可以看出来他有国家民族的观念，国家民族崛起是他学术价值观的核心，他对个人的东西很淡薄。

陈小文：谢谢彭老师！彭老师对陈老师的研究，我个人觉得做了比较全面、比较深刻的阐述。第一点说到了陈老师知识广博，刚才也有人说到陈老师学兼古今中外。第二点说到了陈老师的学术创新，这也是非常明显的。外哲所有很多老先生，包括洪谦先生、任华先生，述而不作，著作不是非常多。事实上，我觉得这些老先生的目的是要创新，所以尽管他们学问非常深，而且听他们讲课简直是享受，但著作少一点，其原因就是没有创新他们宁肯不作。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刚才彭老师讲到学术创新，陈老师每一次写文章都有创新。第三点就是陈老师的学术里头有家国情怀，这是老一辈先生有的，非常重要。陈老师做学问，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有一个关照在里边。彭老师从三个角度对陈老师的学问做了非常全面、非常深刻的阐述，谢谢彭老师！

宋文淦①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今天我是以学弟的身份来致礼的，为了这本书，这是主要的一点。《文存》巨著，无论是对于启伟兄个人来说，还是对哲学史界来说，都是一件大好事、大喜事，甚至可以说大善事，应该祝贺！刚才说我们三个是大学同学，后来我还跟启伟兄一起念了四年研究生。我们是1952年进来的。1952年院系调整，那时候全国所有的哲学系都合成一个，就在北大——当时中国只有一个哲学系，就是北大哲学系。我们那年进来的大概有20个人左右，现在有的已经英年早逝了，有的杳无音信了。在我们20个当中，比较有出息的，或者说最有出息、最有成绩的，就应该算启伟兄了，还有叶秀山，武汉大学的刘纲纪也不错。在我看来，这三位可以算是佼佼者。这是公认的。我觉得三位共同的特点，第一就是用功、勤奋，第二是能埋头苦干、坐得住，第三是脑子也比较好使——这些不用多说了，我应该好好学习。

通知我来就是为了庆祝巨著出版，刚才还说要讨论西方哲学研究的发展，毕竟隔行如隔山，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还是请大家多谈谈，包括谈启伟兄的成就。——刚才说到了理想、人生。尽管我们最初同窗八年，但是后来就很少见面了，所以好多事我也不知道；刚才彭燕韩谈得很好，我也希望从大家那里知道更多消息。好，谢谢大家！

陈小文：宋老师这么讲以后，我才知道，当年哲学界里头顶尖的学者都是你们52级的。您刚才太谦虚了，像陈老师说的，你们每个人都是顶尖的学者——刘纲纪先生是搞美学的，叶秀山先生是搞西方的，陈老师搞西方哲学，但是陈老师的研究面比较广。

彭燕韩：受益于那些大师，像贺麟老师他们的学术价值观，还有张岱年，我们向他们学习了好多东西。

陈小文：52级全国总共才20多个人，现在一个老师带的研究生就十几个。您是全国里头顶尖的顶尖，所以能做出这么多的成就来，的确也是很了不起的。——我特别愿意参加老先生的学术研讨会，从中可以感悟到一些人生启迪，尤其是听到你们对往事的讲述，受益匪浅。谢谢宋老师，久闻大名，我们也是第一次见面。下面请杨老师讲。

杨寿堪① 1933年10月生，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校职称评审委员会成员。：我接到通知好几天了，就说几点吧。刚才前面几位都谈了，我也不重复他们的话了。第一个我想谈一下，祝贺陈启伟老师的《文存》的出版。我感到这个《文存》的出版，展现了陈老师多年来的学术成果，也表现了陈老师在研究西方哲学方面的贡献。另外我感到，《文存》对于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年轻人来说是一本好教材，因此，我衷心祝贺《文存》的出版，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要感谢陈启伟先生多年来对我的帮助。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毕业的。当时师范大学没有哲学系，我学习的主要是关于政治教育方面的课程，只是在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们系，也就是我们班，才开了一门选修课，叫作欧洲哲学史，请北京大学的任华老师到我们学校开讲座，每周只有两个课时。可以这么说，任华老师的讲课，使我受到一次西方哲学的启蒙教育。我毕业留校以后，由于自己爱好和工作的需要，我们系的领导要我搞西方哲学史——以前叫欧洲哲学史。但是由于我对西方哲学知识知之甚少，所以我们系的领导就让我到北大、人大去进修。那个时候到北大、人大进修是不脱产的。20世纪60年代初，我到北大、人大进修，时间大概是两年半，在这两年半期间，我主要是听北大张世英老师为进修班讲的专题和人大苗力田先生为研究班讲的康德专题。由于我在哲学史教学和研究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进修期间，我就经常向陈启伟老师、朱德生老师，还有人民大学的钟宇人老师请教。这里我还记得有两件事情，到现在我还很感谢陈启伟老师。第一件事情，是80年代初，也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几个师范类院校要编一个西方哲学教材，由我负责。当我写到关于国家学说研究的时候，有些问题拿不准，我就把稿子给陈启伟老师看。陈启伟老师非常负责任地看我的稿子，提出了很中肯的意见。这件事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第二件事情，是在1989年我要给哲学系开一门现代西方哲学专题课，为此我选择了一些西方哲学家，其中一个就是美国当代的逻辑专家蒯因。当时我看过他的一些书，但是对他的理解尚有很多不清楚。蒯因是美国很重要的哲学家，是绕不开的。怎么办？正好这时候，我看到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陈启伟和宋文淦等四人翻译的一本书，书名叫《从逻辑的观点看》。这本书对我帮助很大，特别是书中那个中文“序”。这个“序”是陈老师写的，其中讲了四个问题：第一个是本体论问题，第二个是认识论问题，第三个是语言问题，第四个是逻辑问题。我看到以后很受启发，然后才敢给学生讲蒯因。在这两件事上，我充分感觉到陈老师的学问对我帮助很大，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借这个机会感谢陈启伟老师和其他学友对我的帮助。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我要说几句人生的感悟。这不就是人生吗：我们都八十多岁了，在人生上已经走到暮年或者说晚年了！所以我就写了几句话，和陈启伟老师共勉，这几句话我用毛笔写了一下，送给你：“无悔昨天，不愁明天，过好今天，百年升天。”

陈小文：非常感谢杨老师！杨老师还带了礼物来。我刚才看了杨老师的签名就知道，杨老师书法特别好，一看签名就知道有功力。杨老师刚才讲得特别好，以一种非常客气的语言讲出来，事实上陈老师的教学、文章都给人以启迪。杨老师讲到黑格尔的国家学说，那篇文章我早读过，印象特别深，因为陈老师讲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时候，语言不拖泥带水。现在做学问，有人好像能从一句话中讲出一万个字来。读了陈老师的文章以后，感觉他用黑格尔的话把黑格尔的学说阐述得非常透彻。非常感谢杨老师带来墨宝，为我们的会议增添色彩。下面请杜老师。

杜小真① 1946年6月生于河北承德，1978年9月起任教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1993被破格提为教授，1999获博导资格。现兼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中国现代西方哲学学会理事，国际哲学学院（总部巴黎）通讯教授，法国巴黎七大葛兰言中心成员，加拿大魁北克哲学学会《哲学》杂志学术委员会成员，巴黎高师法国当代哲学研究所成员。曾多次在法国、瑞士、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做访问学者、客座教授，访问讲学。：我只能谈谈自己的一些感想。我和陈老师比较熟，而且陈老师也确实给我这么多年的帮助。我到北大外哲所的时候，三十岁不到，什么都不懂，因为各种原因一点哲学训练都没有。多亏了外哲所的同事和老师们，我才能够坚持走到最后，在这儿退休，所以我也是特别感谢。

今天看到陈老师这本书，觉得做得特别好，整个给我的印象与我心目中陈老师的学问是非常一致的。刚才彭老师说到他学术的功底，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陈老师的博学让我非常佩服。因为一般人，比如我，搞法文就只是法文，当然英文也懂一点，但是不是那种很有用的；而陈老师不但有英文，还有德文，而且还有法文。这也是陈老师那一代人，以及他的老师那一代人的习惯。非常棒。比如洪谦先生，洪先生说他英文不好，实际上他的英文特别棒，我觉得这在当时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特别有影响。

第一点，我觉得在学问上，陈老师对中国文化的熟悉和外国其他学科的熟悉，是特别难得的。比如说他的中国文化功底很厚，有时候从他的谈话中就可以看出来，从这本书里也可以看出来。他对中国诗词和中国历史非常熟悉，而且能够自然地将它们融合在他的研究工作中。还有一个是他对外国文学非常熟悉。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谈到法国哲学的时候，他特别谈到了德国的浪漫派，这对我特别有启发。一说起文学，大家都会说法国是特别浪漫的，但是德国浪漫派对法国的当代哲学其实影响特别深刻。这一点我特别佩服陈老师。

另外，陈老师参加过我请的几位法国教授办的讲座。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杜瑞勒的教授。这个人特别棒，他写新儒家，不知道陈老师还记不记得。因为这个人中文很好，所以他俩就用中文对话，后来陈老师把杜瑞勒说得无言以对。其实杜瑞勒讲得还是很不错的。由此可以看出，陈老师的谈话把很多书的内容都概括出来了，我个人特别佩服。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陈老师确实在坚持真理，这个方面我体会特别深。这么多年来，中国发生的事情特别多，我特别佩服陈老师的正义感以及他的问题意识。这些从他这本书里也可以看出来。虽然内容讲的是欧洲或者西方哲学，但是，对于一些有正义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背后观照的是中国，实际想的也是中国——讲的是西方哲学，想的是中国。在陈老师的写作和讲述中，我觉得特别可贵的是，他在很多事情上有自己的看法，就像利科所说的：有时候在没有正义的地方也要坚持正义。这点对我的教育特别大，而且我自己也受过陈先生的鼓励。讲一个例子，不知道合适不合适，但是我要说出来。80年代的时候，我在搞萨特，也是刚刚开始搞，我记得很清楚，在一个会上，陈老师说，搞萨特的人应该得到保护。当然有人有不同看法。我想，陈老师的话里面实际上有一种坚持，就是要维护学术上的一种正常状态。90年代末的时候，他给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坚持正义。我觉得陈老师真的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仗义执言。借这个机会我也想特别感谢陈老师！

第三点，我觉得，陈老师的人生态度对于学生，包括像我这样的老学生，都是非常有启发的，而且他对学生的爱非常突出。比如我们有一些学生在特殊的时候要招进来，却受到一些阻碍，每到这个时候陈老师都是非常仗义执言的。对此很多学生都有体会。我其实算不上他的学生，但是在学术上、在一些生活问题上，他都是非常关心的，所以我也借这个机会，向陈老师表达我多年来心中的感激。希望陈老师健康长寿，能够继续给我们启发、教育。

陈小文：非常感谢杜老师，杜老师讲得真是特别好！给我感触最深的是“学术遮挡”。太难得了！我自己刚才总结了一个词——“学术遮挡”。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尤其是对这些老先生来说。在学术上有所遮挡，在当时是非常难的。那时候意识形态里面许多东西很纠结，有各种各样的斗争，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面临的很多问题，正如刚才杜老师讲到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9年以后。那个时代经常反复，西方哲学的研究如履薄冰：古代哲学还好说，有马克思做的结论；现代哲学没有马克思的结论，做起来就有困难。我们搞西方哲学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这个时候，一个有威望、有学术的人能够坚持遮挡，在学术上非常难得，尤其对青年老师、学生。所以在这个方面，学术的遮挡功德无量。陈老师在遮挡方面做的事情非常多，他始终坚持，非常难得。作为主持人，我可以稍微多讲一点。有一件事，熊先生经常讲。熊先生搞存在主义，存在主义本来就是受批判的，所以一看到有“运动”，熊先生就紧张。但是，陈老师当所长时，对外哲所所有的老师、学生进行了保护，让他们在外哲所工作、学习没有任何担心。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难能可贵。杜老师讲得非常好，感谢杜老师！

赵敦华① 1949年8月18日出生于江苏南通。比利时卢汶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兼宗教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荣获全国优秀教师、北京大学“十佳教师”称号。在学术界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和威望。研究领域涉及西方哲学、基督教哲学、中西比较哲学。：这是陈老师的新书研讨会，上一次外哲所给陈老师过八十岁生日，我写了一封信表示我的祝贺和感谢；这次我来，首先要回忆一下，陈老师在我们国家西方哲学研究这个领域，究竟应该有个什么地位。恰好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是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关系研究，内容涉及20世纪的哲学史和思想史。我做这个研究，也是效法我的老师陈修斋先生。他在1993年的时候有一个讲话，我还记得非常清楚。陈老师说，既然西方哲学还要继续研究，并且还要研究得更好，那么就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并且从中得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倾向，作为我们以后研究西方哲学的借鉴；这是很有必要的。我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考虑陈启伟老师的书和他在我们国家西方哲学研究领域的地位问题的。

中国的西方哲学史研究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20世纪初，从严复开始。严复从19世纪末就开始了，还有梁启超，他们在报刊上对多位西方哲学思想家和重要哲学家做了很精妙的介绍。一直到新文化运动之后，主要是围绕着西方的民主、科学这两个重点来介绍西方哲学，所以这个时候介绍的范围非常宽，当时德国的哲学、法国的哲学、英国的哲学和重要哲学家的思想实际都引进了。这可以说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应该从1931年开始。1931年实际上是一个转折点，九一八事变时中国的思想界、文化界有一个转折。国民党反共之后，共产党的思想和左翼的思想都受到了很大的压制。但是左翼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仅是作家，包括哲学的翻译、哲学的引进，其实也受到了左翼思想的影响，受到了苏联的影响。一些外国哲学的著作和文章也都翻译过来了。对此我感觉到很惊奇，因为我不知道康德的三大批判，还有黑格尔的一些重要的著作，当时基本上都翻译过来了。特别是黑格尔的翻译，我以为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才开始的，其实《历史哲学》1936年就出了，《逻辑学》全部都翻译了，我感到非常吃惊。当然，这个时候贺先生，就像刚才杜老师讲的一样，讲的是西方，想的是中国。贺先生写过一本书，探讨德国三大思想家在民族危难时候的思想。他自己也讲，中国当时的情况和德国在危难时候的情况类似，所以他认为德国对中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那个时候，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特别是西方哲学的翻译，已经相当有规模了。在翻译方面，像贺先生翻译的黑格尔的学术著作，还有其他人翻译的康德的学术著作，都能够把这两个哲学家的思想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

第三个阶段是新中国建立以后。这个时期，西方哲学的翻译和研究还是在继续，特别在北大。我找到一篇文章，是洪谦先生在1957年5月6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他讲得非常直率。他讲我们现在的西方哲学研究和西方国家的哲学研究相比差一大截，我们非常落后；不但落后，甚至比新中国成立前还倒退。他提了一些建议，包括引进外国最新出版的书；组织队伍，买期刊，买新书；还要把期刊这支队伍重新组起来。幸运的是，洪先生的三点建议在北大这个范围内，基本上还都得到了贯彻。因为那个时候北大还能够订一些刊物，还能买新书，洪先生主持的西方哲学研究选辑的翻译还在进行，任华等人写的《欧洲哲学史》也出版了。不管怎样，我觉得这是用中文写作的第一部西方哲学史，虽然里面有很多时代的痕迹，但是基本的框架，基本的观点已经建立起来了。

陈启伟：“文化大革命”中批判陈伯达，毛主席说要学点哲学史。毛主席用的是《欧洲哲学史》。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写了一本《欧洲哲学史》——就是后来1977年商务印书馆出的那本书，里边“中世纪文艺复兴”和“洛克到休谟的经验论”两部分是我写的。

赵敦华：第四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开始。这期间，北大外哲所在陈老师的领导之下。可以说，他不仅仅是学术人，在行政领导上他也是非常得力的，包括对研究所发展方向的把握。虽然陈老师自己研究英美哲学，但是在外哲所里面，英美哲学、德国哲学和法国哲学都具有同等的地位，都有同样的机会发展，也培养了很多的人才。北大的外国哲学在全国的地位非常高，处在一个领先的位置，所以，可以说在整个90年代，外哲所是全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的中心，并且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陈老师在外哲所研究现代西方哲学，英德法三家都涉及，很全面。到了21世纪刚开始的时候，教育部搞重点研究基地，那个时候陈老师已经退了，学校要把外哲所和哲学系结合，具体的结合方式是把我们系的西方哲学教研室和外哲所结合。但是结合不等于取消，当时保留了编制。这要归功于陈老师，因为陈老师在退之前和学校谈判、讲条件。当时的校领导不同意，后来外哲所评上重点基地，评选要求非常明确：基地和院系是独立的，基地不附属于任何院系。这一点当时教育部的文件规定得非常清楚。老一辈，特别是陈老师，打下的外国哲学研究所，我们没换名字。其他院系都新成立了什么研究所、研究中心，我们就是用这个名字。外哲所1965年就成立了，有光荣的历史，有优良的学术传统，大家都认可，这是全国唯一的外国哲学研究的重点基地。21世纪的时候形成了一个体制，它的好处是在体制内会给很多优惠的政策，特别是在财、物方面有很多政策。不好的地方是有的时候可能统得比较多，包括在思想上、管理上，所以就容易形成僵化。

现在我们国家的外国哲学研究虽然从数量上看有很大的发展，比如翻译，现在动不动就是全集；写书也是，动不动就是一大本一大本的。但是讲老实话，水分太大。读起来还是陈老师的论文集比较过瘾。虽然是论文，但是一篇论文可能就顶一个专著。陈老师论文的观点非常明确，并且都是从文本出发的，不像现在很多东西都是信口开河，没有文本依据，但写的却特别多。陈老师做了很多考证，考证德文讲了什么——既然讲哲学史，原文中的哲学概念是什么，首先要弄清楚。今天看到陈老师感觉很亲切，陈老师虽然退下来多年，我觉得他的这种文风依旧。熊先生写的也很少。有一次，洪先生告诉我，他的文集编好了，出版社管他要钱，要出版费，他说我哪有钱啊。高宣扬先生到他家去，高先生说你到我那儿去出。还有一些老先生虽然著书都不多，但是他们在翻译上确实有成就，这些成就是不能轻易推翻的。现在有人把德国古典哲学讲成是德国观念论。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黑格尔讲得很清楚，他讲的就是理念，怎么是观念呢？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来宣传推广这些老先生的成果。最后，谢谢你们商务印书馆，能把陈先生的这部书出版。另外，陈先生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原著选》是北大出的，我现在上课的时候还在讲，把它作为教材。谢谢！

陈小文：非常感谢赵老师！赵老师心情比较激动，我们也感受到了赵老师的热情。赵老师从百年中国西方哲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包括陈老师在内的知识分子在这一发展史中的地位和陈老师在这个过程中所做的贡献，非常具有大局观。其中谈到北大哲学系的学科建设，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一点在哲学系现在的年轻人看来可能觉得没什么，但是在那个时候，这是开创性的。我大胆地说一句，可以说《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开启了中国人写作西方哲学史教程的崭新历程。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的西方哲学教科书一直用的是外国的，直到《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出版以后，才形成自己的西方哲学教学体系。这是第一点。我要说的第二点是，改革开放以后，1986年的时候，陈老师已经是所长了，他继承老一辈学者洪谦先生、熊伟先生等人的传统，在外哲所倡导翻译经典，这些经典对于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所起的奠定性作用和学科建设作用也是功不可没的。那个时候出版的译著，比如熊先生带领弟子翻译的《存在与时间》，杜老师参与的《存在与虚无》，陈老师自己翻译的蒯因、卡尔纳普等人的著作，到现在都影响着中国的哲学研究。

本来想休息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估计很多人都想说一说，上面正好到赵老师，都是老师辈的，下边我看了一下没有老师辈的，时间有限，每个人的发言尽量控制在十分钟以内。

韩林合① 199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我是洪先生的学生，也是陈先生的学生。这本书内容很全，基本上一网打尽——第一部讲西方哲学总体的研究，最后讲西学东渐，还有没包括的吗？前面的文章我大致看了一下，影响是比较大的。陈老师的工作毫无疑问是非常扎实的，从行文到表述，特别严谨扎实，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陈老师的研究范围也是比较大的，从古代哲学，包括德国古典哲学，一直到现代哲学，现代哲学是研究最多的，而且都有比较扎实的文章，无论什么方面的读者，从中都会学到很好的知识。几乎每篇文章都有他自己的观点，这也是难得的。因为陈老师他们那一代人受到政治方面的影响可能比较多，大部分人写东西不会像陈老师这样从学问的角度来提出自己的立场、观点、反思，一般都是盖一个帽子。实际上，不仅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好多人也都习惯于这样做。陈老师的文章，我翻了一下，几乎就没有这样做的，一般都是从学理的角度，从哲学论证的角度、哲学历程的角度来谈的，而不是从各个主义出发写东西，总结一下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实际上许多人差不多都是这样做的，但陈老师的文章不是这样的，基本是从学识的角度来批评、反思他所做的研究对象的观点是否立得住。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每一个人不可能独立于自己的时代、时代的轨迹，各种“运动”、一些做法，都会给自己留下印迹。从陈老师的文章中可以看到，这种印迹比较少，这是非常难得的。在学问方面、思想方面，我们不能不受时代的影响，要把这种影响降到最低，是不太容易做到的，对此我感触特别深。谢谢！

叶闯① 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我们看到好多那个年代写的东西，从总理到村主任全说一个话。现在是中国梦，村主任也说中国梦，总理也说中国梦。陈老师是那个年代的人，但他是没有那种套话的前辈，这个让我感触很深。那个年代，有陈老师，我才有可能来到这儿。像陈老师这样的老师，他们最大的不同在于比较有正气。现在的人为自己做人没有正气、很俗气找各种理由，政治的、体制的，找这些客观的理由为自己不断世俗化辩护。陈老师他们一直保持着正气。那时候，由于政治上的高压，他们最可以为自己的世俗化找理由，但是他们不找理由。这是他们跟我们现在最大的区别。这是一种很可贵的人格。他们有很多的客观理由可找，他们可以说自己本来可以怎么怎么样，他们可以说自己本来能做很伟大的工作，但是他们没有找。现在的人也没有做出什么伟大的东西，却想把自己说得很伟大，怕把自己说得不伟大。这是老一代跟我们现在的人很大的区别。我们现在想找理由的时候，其实没有理由。上帝是公平的。过去说我们跟国外交流很少，但是现在任何国外的文章都能下载；原来说我们没办公室，现在办公室也有了。所以，现在没什么理由为我们做不出啥东西来开脱。陈老师那个年代的人有很多理由，比如上五七干校，国外的资料看不到。现在没有这些理由。但是我们现在挺需要理由的，因为没做出啥来，希望找点理由为我们没做出啥来辩解一下。感谢陈老师，因为外哲所这个地方，至少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应该是最适合做学问的地方，所以我非常感谢陈老师，使这个有了可能。

李超杰② 199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我和陈老师接触比较多。虽然我的导师是张世英先生，但是从1987年到现在，近30年里，我觉得跟陈老师接触的时间，比跟张先生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这本书我大部分都看过，连讲“卫生观念”那篇文章我都看过。最大的感受是陈老师博古通今，他研究的范围，包含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英美哲学。实际上陈老师自己表达过对黑格尔的兴趣不亚于对英美哲学的兴趣，所以陈老师对于黑格尔的理解是很到位的。陈老师、在座的李老师、杨老师，当年都参加了张先生主持的《黑格尔辞典》的编撰，那个辞典我们是经常在看的。

前边的先生和老师都说了很多，下面我也是重复这样几点体会。

第一，陈老师治学严谨。这一点各位老师和先生都谈到了。他的严谨体现在几个方面，其中一个是注重文本。当然，这是老一辈师长的传统，陈老师当所长的时候，更强化了这一个传统。我们这些学生，都是跟着陈老师他们在课堂上，包括课下，读原本、原文，所以也重视文本。

第二，重考据。这本书里面我们看到，陈老师不是泛泛地讨论问题，所以现在我讲课还经常翻阅这本书。陈老师比较慎言：实际上他对中国哲学也是很通的——陈老师原来准备搞中国哲学，但是在这方面，陈老师很少讲；在比较哲学非常热的时候，陈老师也很少谈比较哲学；即使在西方哲学领域，陈老师也比较慎言。

第三，文字功夫。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望尘莫及的，一辈子也赶不上。陈老师的文字功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外文。包括小韩，我们上学的时候学了英文，学了德文，现在也就这样；但是陈老师还会法文——是不是俄文陈老师也懂？（陈启伟：我在大学时学了四年俄语课。）这是我们望尘莫及的。我做学生的时候，跟张先生一起翻译黑格尔的资料，很多东西要到陈老师那儿去请教。再一个就是中文的功夫。刚才叶闯说，外文的功夫我们可以找些理由，为自己辩解一下，但是中文的功夫我们找不出任何理由为自己辩护。陈老师写的东西，我特别喜欢，不但是用词那样老辣，而且笔记中的手写体，我每次看到都是一种欣赏。

最后一点，就是学术的传承。刚才大家都说到了对老先生，包括洪先生、任先生、张先生、熊先生的那种尊重。任先生很遗憾，到现在没有留下多少文字。他当时有一些手稿，我还记得陈老师费了很多工夫和他的家人联系，看能不能把他的手稿整理出来出书。现在有一些老先生要提职称，但是没写东西，陈老师甚至找我们这些学生，问我们有没有某某先生讲课的笔记。他这种对老先生的尊重，也是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陈老师对晚辈的提携和宽容也令人感动。我们刚见陈老师时，他是很令人生畏的，有一种威严在。熟悉了，就经常和陈老师没大没小的。

最后，我们应该向陈老师学习，但是这也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很多东西学不到了。寄希望于我们长寿吧，这样能多学一点。

徐凤林① 200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刚才李超杰老师说的很多话都是我想说的，我不再重复了，简单说两点吧。

第一点是学习。我也看了陈老师文集中的一些文章，觉得在学术方面，要向陈老师好好学习——无论是找得着理由还是找不着理由，都要好好地学习。最主要的一点是，陈老师把西方哲学融会贯通之后又清晰地表达出来的功夫，这是我们要很好学习的。我是做俄国哲学研究的，同样也跟西方哲学关系很密切，在这方面也有同样的问题——怎样把外国的东西用汉语表达出来，这需要理解和进一步研究。这个方面，从陈老师文章里面能够看到榜样，这对我的哲学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这方面不多说了。

第二点是感谢。这一点是刚才几位老师说过的，李老师、杜老师也说过。我是陈老师当所长那年上的研究生，开始是学生，然后是年轻的同事，再后来又上了陈老师的博士研究生，又当学生，所以对陈老师的接触了解比较多。感谢陈老师对年轻老师的帮助——在学术上的帮助和其他方面的帮助，这方面我有很深的体会。比如我刚刚留在外哲所工作的时候，那是1989年，比较特殊的时期。当时有一个要求：年轻教师要劳动锻炼。各个系跟我一样的年轻老师都被分到地方，到外边去锻炼一年。当时陈老师没有像其他院系那样做，这对我们在学术上有很大的帮助。另外，我在外哲所的时候，遇到评职称的问题——我是两年半毕业，跟在学校的进度不同，时间上不够，所以应该是两年以后评副教授，当时我才一年半，而且恰好这个时候我又不在国内，在俄罗斯。为这个事情，陈老师也是做了不少工作，职称问题解决得比较顺利，跟他有很大的关系。另外还有一件事要感谢陈老师。我在读博士期间，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与宗教。那个时候，我对西方哲学的学习不是很深入。当时，我正在翻译一本俄文著作，其中对西方哲学史问题的表述，有好多问题都要请教陈老师。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拉丁文概念，有的中文翻译我觉得很生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请教陈老师，陈老师就给我讲这个词有什么起源，让我把这个概念一下搞清楚了，找到了更合适的词来翻译。所以，在学术方面也要感谢陈老师。

李国山① 1984—1991年在四川大学哲学系读书，先后获得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91—1997年在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1997—200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自2000年起任教于南开大学哲学系，现为外国哲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2005年起担任系副主任。：从我开始就站着说。我们都是陈老师的入门弟子。不知道是特意安排还是巧合，今天是父亲节；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祝陈老师节日快乐！我是南开大学哲学院的老师，2000年从这儿毕业，是外哲所最后一届单独招收的博士生。其实，陈老师在我们师兄弟眼中，首先是一位非常慈祥的父亲。当然，父亲这个形象除了慈祥之外，还有严厉。陈老师宛如严父的一面，我在北大读博期间深有体会！我举一个小事例。我1997年入学，和陈老师一起商定以前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作为研究方向。陈老师给我推荐的第一本参考书是罗素的《数学原则》，因为这本书是理解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必须读的。当时外哲所没有这本书，陈老师专门请资料室的杨洁老师到北图复印了一套英文原版的《数学原则》借给我看。大约一个月以后，我到外哲所的信箱拿信，碰见陈老师，他问我书读得怎么样了。我当时还没怎么看，就支支吾吾地跟他说，我又借了哪些维特根斯坦的书在看。陈老师当时就十分严厉地对我说，他问的是罗素的那本书我读了没有。我当时真的非常窘迫！回去后，我才开始认真地研读这本书。就是这件小事，体现出了老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叫你读这本书，你为什么在这里东拉西扯的！这件事深深地影响了我。不仅自己在求学和研究过程中，务求严谨，而且当了老师之后，也尽力像陈老师那样严格要求学生。我毕业后到南开大学工作，现在已经16年了。这期间，因为天津离北京近，我经常回来看望陈老师。我的博士论文出版时，请陈老师给我写了一个“序言”，这部论文集还收录了这篇“序言”。非常感谢陈老师这么多年来一直不断地教导与提携我，我会继续努力，做一名像您一样的好老师。谢谢您！

黄启祥① 200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我是2000年到北大外哲所读博士的。我来北大读书之前对陈老师仰慕已久。我选修了陈老师退休前教的最后一门课——《十九世纪英国哲学》。据我所知，这是到那时为止北大哲学系乃至我们国家第一次开设这门课。我当时有些不太明白，陈老师要退休了，为什么还要开设一门新课，因为开设一门新课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备课，而这门课只讲一次。虽然在参加陈老师的课程之前，我对陈老师的渊博知识已有耳闻，但是上课的时候，我还是为陈老师的学识所震惊。陈老师在讲课的过程中，英国19世纪诗人柯勒律治的诗句和卡拉尔的作品随口诵来，更不要说布拉德雷、格林、詹姆斯·穆勒和约翰·穆勒的哲学著作了。陈老师的这门课让我受益匪浅，对我写作博士论文帮助很大。陈老师当时身体不太好，血压很高。大夫劝他不要去上课，跟师母说要监督他。有一次上课，陈老师没有像往常一样提前来到教室，我们不知道原因。过了一会儿陈老师过来了，他说，家属监督很严，不让来上课，他是托词出去散散步才来到教室。陈老师的敬业精神令我们非常感动！因为说是散步，所以陈老师没有带任何书和资料，但是他却像平时一样为我们上课，依然是观念明确，条理清楚，引经据典，分析透彻。我实实在在经验到了“胸藏万汇凭吞吐”的含义，发自内心地敬佩！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

大概在今年一月份我就拿到陈老师的这本《文存》了，里边的文章我全都阅读了，我的感受和大家一样：陈老师学贯中西古今，从古希腊一直到现在，包括当代西方哲学；从古代的民族思想到当代中国，包括毛泽东的思想，陈老师都有非常深刻的论述。我真是望尘莫及。

我的第二个感受是，陈老师的许多研究都是开拓性的，这些研究将来我们中国写学术史时是不能绕过的。有一篇文章，论述的是维特根斯坦与詹姆斯宗教哲学的关系。在汉语研究文献里边，我检索后发现，这是第一篇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文章的分析鞭辟入里。《略论皮尔士的认识论》和《杜威关于语言和意义的理论》涉及的内容好像也是汉语哲学界此前没有研究过的，也是开拓性的。还有《诗人柯勒律治的哲学思想》也是汉语文献里边以前没有的，我检索了一下，它可能是目前汉语哲学界绝无仅有的论述柯勒律治哲学思想的论文。我原来读过好多关于从儒家思想推出民主的著述，而陈老师是中国比较早论述儒家经典中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学者。所以我想，将来写学术史的时候，这些著作都是不能绕过的。

第三个感受是，不仅陈老师的文章非常清晰、明白，而且陈老师翻译的书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翻译出版的书非常多，真正能读得通的不多。我读的汉译西方哲学著作里边，王太庆先生的翻译我觉得特别好，非常清楚，拿出英文版来对照，他的翻译最好，其次就是陈启伟老师的。把哲学深入浅出地讲出来，我觉得只有大家才能做到。

我的第四个感受是，陈老师研究学问之深入。有些问题，我读陈老师的文章之前，只知道一个方面，有时知道两个方面；读了陈老师的文章以后，才知道还有第三个方面。比如，我原来知道实用主义者是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也知道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实用主义；读了陈老师的文章后，才知道一些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例如陈独秀，实际上并不完全反对实用主义。

读陈老师的这部著作收获非常大，陈老师治学的方法、他的治学态度是我学习的榜样，也是我今后努力的方向。非常感谢陈老师在上课的时候给予我的教育，也感谢陈老师的《文存》带给我的启发，谢谢陈老师！

杨玉成① 1999年获北京大学外国哲学专业博士学位。2006年6月调任中共中央党校任哲学部教授。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中外哲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老师出了两本书，包括原来在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的书，我都认真读了，陈老师在北大上的课我也认真听了，所以在学术上陈老师对我影响非常大。我现在就职于中央党校，从事外国哲学研究。我谈四点体会。第一，陈老师这本书几乎每篇文章对我都很有启发。即使那篇论卫生的文章，都能够做到学贯中西，我读了感到非常震撼，能做到这个程度确实也是绝无仅有的。第二，陈老师的文字功底非常棒，我觉得他对文字的处理是非常干净的。第三，陈老师确实学贯中西，刚才大家已经说过了我就不重复了。第四，陈老师的境界，无论是学术境界，还是学术水平，都是我望尘莫及的，我没有学好。作为弟子，这么多年来没有好好地学，我感到很惭愧，可能这些年有时候也不太务正业。另外我也感谢陈老师。我的博士论文也是在陈老师的推荐下出版的，这个书里面也有他写的“序”。非常感谢！

周枫① 1959年生于福建福州。厦门大学经济学学士（1983年），北京大学哲学硕士（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2004年）。当过工人，干过银行工作，现任教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致力于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研究。：我跟陈老师往来比较多，虽然我不是陈老师的弟子，而是王炜老师的弟子。我在北大外哲所读的是硕士，所以主要是硕导王炜老师带我。那时候我也会定期到陈老师家去拜访，会聊很多。他讲了一个故事给我印象很深。他说，他过去是喜欢中哲，进大学的时候本想立志做中国哲学的研究；后来有一次在抽牌子决定将来的研究方向时，他刚好外出了，错过了抽到自己喜欢的学科专业来做研究的机会；最后轮到他抽的时候，只剩下休谟，只能选择这个。他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我不知道陈老师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但起码不是特别喜欢。他研究休谟的学术之路就是这样开始的。我的认识是，陈老师把学术当作一个事业，不管这个学科是不是他特别喜欢的，他能够做进去，而且把它做得那么精深。外哲所与我的关系是非常深的。我今天还把上陈老师课的一个笔记带来了，是记录比较完整的一个笔记。这个笔记里记的好像是1995年的课，当时陈老师好像没有给博士生上课，只给硕士研究生上课。如果外哲所有展览馆的话，这个笔记我可以赠送。

我跟北大外哲所的关系、感情非常深，尽管只是读硕士。我跟老师接触比较多。过春节时，我就会和几个学生一道去陈老师房间拜访，聊很多话。毕业以后接触更多了。我觉得我们学生之所以跟陈老师的感情交集那么深，这里面带有刚才讲的对父亲的崇拜——这源自陈老师的慈祥，也源自我们对他的钦佩。陈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人格和做人的担当。我们毕业以后之所以和陈老师有那么密切的往来，几乎是每几个月就要聚一次，除了感恩以外，就是因为我们深深地佩服陈老师的学术人格和学问的渊博精深。我就说这么多。

王希勇① 商务印书馆编辑。：我是陈老师1994到1997的博士。感谢陈老师的帮助和宽容！这些年我们和陈老师的交集特别多，几个月会有一次聚会，所以对陈老师的了解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我觉得研讨会的这个题目非常好，陈老师的一生可以说是学术人生吧——一生都在做学问，做学术。做学术就是论理，就是追求真理，这一点在陈老师身上体现得很充分。前面各位老师讲的已经很全面了，陈老师的每一个观点，每一个结论都言之有据，在学术规范上，对后学有很大的影响。在陈老师所走的这一条路线上，后学再往前走，或者再往前去拓展，都很方便。陈老师的学术人生还包含人际关系方面。陈老师从来不从一个人的思想行为来评价，只是从学术、学理的角度来评价。这一点体现了陈老师的人格是非常高的，我们非常佩服。

冯艺远② 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就职于北京市第二中学。：我是陈老师1995年的博士生，在座的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在专业之外，我现在在北京市第二中学当政治老师。今天父亲节，祝陈老师父亲节快乐！陈老师又是老师，又是长辈，我作为学生，对陈老师的学术，对陈老师的人格，非常敬佩，非常敬仰！估计我可能做不到这么高的水平了。我只是想说两点：第一点，陈老师这本书我们每一个师兄弟从头到尾至少都读过一遍，今天在路上我还在不停地翻。陈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有一些文章我们已经接触过，但大部分文章还是这本书出版以后才看到的。无论对于学术界，还是对于我们学生，这本书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我看到陈老师正在整理其他的文件，我期待着看到陈老师的新著出版。第二点，我已经远离学术研究，但是陈老师教给我们的生活方式、做人的姿态，从来都没敢忘记。那是很真实的、很坦荡的生活。

张旭① 生于1971年，黑龙江人。1999年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所。2005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外国哲学教研室副教授，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法国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我现在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我是1996年到1999年在陈老师的门下学习。我想从我个人的经历谈两点。

第一点我想谈的是，陈老师当时领导的北大外哲所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圣地，陈老师为外哲所奠定了自由而热烈的学术氛围。作为一个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学生，我当年在准备报考博士的时候，唯一想要报考的就是北大外哲所。我当年为什么非要考北大外哲所，而不是考北大哲学系呢？因为在我这一代年轻人看来，北大外哲所是传播西学新潮的学术圣地。在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在八九十年代做西方哲学，尤其是做分析哲学，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学术姿态。那时候意识形态还无处不在，想要做纯粹的学术而不涉及意识形态是很难的。所以，选择做纯粹的学术，尤其是外国哲学，就意味着一种远离政治、远离意识形态的姿态，意味着一种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的独立姿态。在我们这代年轻人的心目中，外哲所就是中国传播西学的学术圣地，也是能够从事自由研究的学术圣地。从1986年到我入学的1996年，这十年可以说是外哲所的“黄金十年”，当时就是由陈老师主持外哲所的工作。老一辈的洪谦先生、熊伟先生、张世英先生，在座的杜小真老师，还有做海德格尔的王炜老师、陈嘉映老师、张祥龙老师，还有韩林合老师、李超杰老师、叶闯老师、徐凤林老师，都在外哲所。可以说外哲所聚集了当时国内最有才华的一批从事外国哲学研究的中青年教师，他们一起共同营造了一个思想宽松而学术严谨的研究、教学和学习的氛围。在当时的中国，这绝对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地方。所以在我准备考博士的时候，我的目标只有外哲所一个。陈老师主持外哲所期间，正是北大外哲所的思想贡献和学术声望遥遥领先于国内学界的“黄金十年”。在这期间，外哲所在整个中国文化界拥有一个象征性的地位。今天北大外哲所在学术研究上仍然维持了很高的水准，但是由于大量海归散布在各个高校，外哲所已经失去了外国哲学领域内的国内领先的地位；至于对整个时代的文化的影响，以及对于年轻一代人的影响，肯定是不能和当初相提并论了。正因为如此，我们对陈老师领导下的外哲所那十多年的历史都有一种深深的怀念，它为我们求学和研究营造了一个在当时独一无二的学术条件，它应该在中国近三十年思想学术史上拥有一席之地。

第二点我想谈的是，陈老师对我个人有许多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在做人方面的影响。在前年陈老师八十寿筵的座谈会上，张祥龙老师说陈老师是个“儒家”。就思想立场而言，陈老师当然并不持有儒家思想；但是就言行与人格风范而言，陈老师要比许多宣讲儒家思想的人更符合儒家知识分子的标准。张祥龙老师说陈老师不仅为人儒雅，而且一生道德操守清白严谨。这是立身践行意义上的儒家，不是理论立场上的儒家。我们和陈老师接触时，都能切身感受到陈老师治学的严谨与道德操守的严谨，它让陈老师有一种温和的威严。当时，我的师兄周荣胜不太同意张祥龙老师的看法，他认为陈老师还是更多地继承了他的老师洪谦先生那种西方知识分子崇尚思想独立自由的学术与政治的立场。我觉得陈老师为人治学兼有旧式文人推重道德操守和西式学者崇尚独立思想的态度。对我个人来说，陈老师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在为人方面的影响。我在这方面对我的老师理解很深，也充满了崇敬，我特别希望自己立身行事能追随陈老师的楷模。我现在也是四十多岁为人师的人了，但是在为人这方面松松垮垮，离陈老师的楷模相去甚远。在我们这代人中，我很难再找到像陈老师这样对自己有很高很严道德要求的人了。陈老师那一代人的道德风骨，尤其是考虑到当时那种社会环境，真是值得我们敬重和推崇。我以后要努力追随陈老师的为人楷模，做一个道德操守上清白严谨的人，不负在陈老师门下受教之恩。师兄师弟们都学有所长，可以将陈老师的学问传习下去，我个人则希望自己能将陈老师为人方面的气节精神保留一些下来。

最后我想说，陈老师爱护我们如子，我们敬重陈老师如父；在这个父亲节的日子，让我们献上子女般的敬爱和祝福，祝陈老师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陈小文：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旧事。冯友兰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批斗，红卫兵按着脖子把他按在地上。那个时候他在美国有很多朋友，他们就打算请冯先生到美国去，说把他的一切都包了。但是冯先生说，他不去。冯老师这样的人真是让人可歌可泣，这样一种价值观、人生观真是不容易。

马临真① 1995年9月，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1998年7月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华北电力大学教授，主要从事西方语言分析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我是陈老师1995到1998的博士生，现在在华北大学教哲学。1998年毕业以后，我拖家带口，带着我的老父亲，找了两间房子，住下一家人，一直到现在，我父亲已经去世了。我记得今年有一次聚会的时候，我喝的酒多了一点，跟陈老师说了我心里的想法，心里多年的想法。我母亲早就去世了，父亲去世以后，我平常想起父母亲，就会联想到陈老师，确实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上学的时候，陈老师对我非常好。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讨论卡尔那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因为我年龄比较大，所以陈老师对我也比较客气，叫我老马——我今年很快要55周岁了。可以说，那个时候我深受陈老师的学问的影响。陈老师的为学为论，各位师兄弟已经说很多，我在这里说一个故事，是熊伟先生对陈老师的评价。1988年是中英哲学学院第一期，那个时候在清华大学举办，当时我参加了，住在我隔壁的是一位兰州大学教西哲的老师。有一天晚上，他去拜访熊老师，回来以后非常激动，非常高兴，就跟我聊，聊到中国的哲学，特别是西哲的圈子。他说，熊伟先生特别推崇陈老师，说陈老师做人、做学问都特别严谨；熊先生尤其说到陈老师的学问，说陈老师的学问渊博、渊深。那个时候我对陈老师的了解不是很多，我只是看了陈老师译的《从逻辑的观点看》。陈老师为这本书写了“序”，那个“序”当时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从那次聊天以后，我对陈老师就特别关注，到后来就报考到陈老师的门下。我就说这么多吧。

邱文元② 任职于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我是1994级博士生，跟王希勇一届。我现在在曲阜师范大学教书。前面几位师兄弟都在西方哲学研究上做了很多成绩，我虽然还坚持做西方哲学，但很大精力转到了中国哲学的研究上来。我比较喜欢中国哲学这一块。虽然看起来这有点违背老师原来的教导，但是这些年我也是在实践老师教导的一句话。

当年在北大读书的时候，脑子比较乱，看书也比较乱。我写过一个64小节的随感（算是我第一次尝试一个哲学体系）给陈老师看，陈老师给我写了一句话，说“你要‘求放心’”。后来我读《孟子》，才知道原来这是孟子的话。陈老师指出了我浮躁的病根，他的这句话对我起到了警钟的作用。从那以后，我就把自己的大部分功夫用到“求放心”上来了。这就是对中国哲学的兴趣转向的契机。

今天听老先生讲才知道陈老师是从中国哲学转向西方哲学的。我琢磨着我的学术研究的路径好像跟陈老师的方向是相反的。陈老师从中国哲学到德国哲学再到英美分析哲学；我正好相反，我是从分析哲学转向德国哲学再转向中国哲学。我读完博士参加工作以后，读了近十年的康德、黑格尔，主要是康德。康德、黑格尔比较难读。之所以要读德国哲学，部分原因是受前辈学者的影响，主要原因则是德国人能够整体看问题，方便我从德国哲学回到中国哲学。

这样一来，我做学问的途径跟陈老师的途径在方向上是相反的。细细思量一番，我觉得也是契合的。陈老师近几年在研究明清以来的西学传播，写了好多中西比较的文章。陈老师写出来我就看，从中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启发。我发现，在陈老师和我们身上，还是有一个初衷：做西方哲学研究，不仅仅是为了开拓知识，而且还是为了借鉴西方以提升我们自己，为了中国哲学的重建。这样，我好像也没有违背老师的教导。我就讲这么多。

陈小文：现在我们就请陈老师讲一讲！

陈启伟：首先感谢大家参加这个会！商务的小文同志主持了这个会。多年来商务的同志——小文、王希勇、关群德——对我的学术研究和我的译著，包括这本著作的出版，都非常关注和支持，我谨致以深深的谢意！哲学系和外哲所的领导，敦华同志、小靳、两位小韩，在我退休以后一直关心和支持我的学术研究工作，在这里也表示深深的感谢！

我一辈子搞西方哲学。我原来是想搞中国哲学的，阴差阳错走到西方哲学来了，就搞西方哲学，从大学毕业以后一直搞西方哲学。“文革”前我主要是搞西方哲学史，教西方哲学史，研究西方哲学史，也写了一些文章。“文革”后我从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教学转向了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教学，所以这三十多年，可以说我是全力从事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和教学。这是一个大的转折，是在工作上的转折。在思想上也有一个大的转折，这就是对现代西方哲学有了新的认识、理解。“文革”之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段时间我们开始改革开放了，在学术界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改变了过去几十年在思想文化，包括哲学学术上的很严重的“左”的，或者说极左的路线。就西方哲学来说，这条路线对现代西方哲学持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我估计它最初的来源是苏联，倒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不是我们党发明的，是苏联共产党发明的。苏联至少从19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就彻底否定，认为现代西方哲学各家各派都是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反动的、腐朽的、没落的思想。新中国建立以后学习苏联，这条路线完全是从苏联学过来的。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文革”前一二十年一直到“文革”后，这条极左路线一直占统治的地位。批判胡适也好，批判梁漱溟也好，都要批判西方哲学。1954年、1955年那一段时间，学术界对现代哲学的批判是很厉害的，因为跟胡适联系起来，跟梁漱溟联系起来，所以有些东西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反动的。我读大学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敢搞现代西方哲学。大学毕业之后，我考了研究生，做洪谦先生的研究生，研究方向是休谟哲学。当然休谟哲学也是唯心主义，但毕竟是古典西方哲学，联系不到现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反动哲学，所以我那个时候选的研究方向是休谟哲学。洪谦先生本身是维也纳学派，所以从他那里也接受了一些维也纳学派的知识。但我不会想到要去搞现代西方哲学，所以在研究生毕业之后，我一直搞西方古典哲学，包括1961年到1964年这三年中间我被调到中央党校去参加现代西方哲学史的教材编写。这个项目是教育部组织的，北大和人大两个学校出了一些人。我在那里边工作了三年，有时候回学校来讲课，也是讲哲学史。1961年我研究生刚刚毕业，第一次讲西方哲学史。当时北京师范大学也要讲西方哲学史，就把我弄过去了，讲了一个学期，从古讲到今——这个“今”不包括现代西方哲学，而是批判修正主义。

总而言之，那一段时间的全部经历都是搞西方哲学史。“四人帮”倒台以后，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改革开放了。学术界、思想界开始拨乱反正，对过去“左”的势头进行了清算、批判、否定。开了几次会，包括1978年、1979年的现代哲学研讨会，主题就是对过去那条“左”的路线加以清算和批判。从那儿以后，因为已经从哲学系转到了外国哲学研究所，我就主要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搞分析哲学。1980年到1981年间，组织上安排我到美国进修了一年，在那儿我可以全面接触现代西方哲学了，其他方面的课也听了一些。从那以后，这三十多年来我的全部精力都是用于现代西方哲学——当然也还写了一些哲学史方面的文章和其他方面的文章，但主要的精力在这个上面。

转向现代西方哲学，当时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或者说一个中心的问题，就是怎么样重新评价现代西方哲学。不否定、清算过去的极左路线，就不能重新评价现代西方哲学。我们外哲所内部也开过好多次会，大的就是1979年在太原开的现代西方哲学的会。我自己在思想上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想知道我们过去为什么要否定现代西方哲学，根子到底是什么，它的思想根源是什么。当时大家形成的普遍共识是，觉得根子主要在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因为按照列宁的说法，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是帝国主义时代，是资本主义的最高而且垂死的阶段；此时资本主义在各个方面，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是完全反动、腐朽、没落的；所以这个阶段的西方哲学，不可能有任何进步的、合理的、正确的东西，必须全盘否定。为什么会有那样一条“左”的路线？它的根本就在这儿，是这么来的。当时大家好像普遍都取得了这样的认识，认为清算过去那个“左”的路线，要从这上面着眼。

但是同时有些人，包括我自己，觉得这个问题好像不仅仅是从列宁、斯大林的帝国主义论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来的，好像还可以追溯得更远。其实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在思想文化方面，这条“左”的路线就已经有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那个时候的现代西方哲学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我这里有一篇文章，是给刘放桐写的，谈到了这个问题：这条“左”的路线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我在这篇文章里边引了马克思的好多话，说明他们对当代西方流派的批评、否定。但是马克思有一句话我没有引用，那一句话是很关键的。这就是早在《共产党宣言》里面，马克思就讲道：共产党人、共产主义革命要彻底地与以往的一切私有制决裂，彻底决裂；要彻底地与以往的一切传统观念决裂。就是这一句话：与以往的一切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你们可以查查，《共产党宣言》里面的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一直到列宁斯大林的时代，以至于到我们的时代，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盛行的那条“左”的路线的起源。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传统的东西，有许多话都讲得很好，说要批判地继承，等等，但是上面这句话无论如何是错的。后来，特别是十月革命之后，它影响了苏联最初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派。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口号就非常直接了，那就是对过去的一切，即所谓封建主义时代的文化、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过去那个时代所有的文化，全部否定。有的无产阶级文化派诗人大喊，要把普希金的诗烧掉，因为要彻底摧毁过去的一切嘛。列宁批判了这个错误。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这个极左思想，当时影响是很大的，在国际上都有影响。列宁当时在这点上很清醒，他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强调要继承人类历史上那些灿烂光辉的成果，所以无产阶级文化派当时给打下去了。但是，这个思想在当时苏共最高领导层里面还有它的代表，像布哈林、共产国际领导人，他们都讲了：对过去的文化、传统文化，要像对待旧的国家机器一样摧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对于旧国家要摧毁。布哈林讲，对待传统的文化也应该是这样子，要摧毁。所以它的影响非常之大。列宁虽然批判了它，但列宁并没有摆脱“左”的路线。他在1908年写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里面就讲，对于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能相信他们那些教授们所说的任何一句话。全盘否定了。对于当时所谓马赫主义、实证主义的思潮等，全盘批判了，全部否定。当然，这样做有党内斗争的原因。因为有些反对派跟列宁有意见分歧，他们就把什么马赫主义搬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要跟他们斗争，要彻底否定他们，所以专门写了这本书。尽管这样，列宁毕竟在这点上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思想。所以到了斯大林时代，就逐步形成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完全否定的局面。这个影响也波及我们，我们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也是按照这个路子对待现代西方哲学。当时我们对古典哲学，对哲学史，还是可以研究的，而且也做出了许多新的贡献，大大超过了新中国建立前西方哲学史研究的水平。至少就翻译来讲，大量的著作翻译了，例如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其中有多少西方古典的著作！但是现代西方哲学是不可以研究的。我到北大以后，到北大图书馆借书，发现所有“反动资产阶级”的著作都画了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卡片上都画一个“不借”的记号，包括胡适、梁漱溟的著作也都是不借的。这个情况一直到“四人帮”倒台以后才发生了变化。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一段，开始重新评价现代西方哲学，从我个人来讲，受的教育很大。对于过去那条“左”的路线的根子，我觉得是达到了刚才我说的那么一个认识。这个认识当然有一些同志也不一定赞成，觉得好像不能这样理解马克思的那句话，不能把“左”的根子追溯到马克思的头上，不能追溯到马克思的那句话。当然，大家可以有不同意见。

所以，这些年来，我搞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力求能够摆脱那样一种极左的观念，重新比较客观地把它作为一种学术来认识和研究。我做了一些工作，当然做得很不够，其中有一些就收在这个集子里面了，当然更多的是在我的讲稿里，书里边也有一部分。这些工作做得到底怎么样，到底对不对，还有一些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批评。

现在我们的西方哲学界，包括现代西方哲学、古典西方哲学，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或者说从80年代以后的情况来看，重点是在现代西方哲学，不在古典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史当然大家还在研究，有些同志做了很多工作，还翻译了很多书，甚至《黑格尔全集》也在出，但是学术界、哲学界主要的精力是放在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上。——我的这个说法是不是对啊？我觉得这是对的。应当把目光放到现代。你们可以回忆一下，中国在19世纪，那时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启蒙运动吧，包括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他们当时介绍翻译西方哲学主要是现代的、19世纪末的西方哲学，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赫胥黎、斯宾塞的实证论。这些都是现代哲学。在法国，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是孔德，当时西方主要的思潮就是实证主义。所谓老实证主义，主要人物包括穆勒、孔德、赫胥黎——赫胥黎还可以说半个唯物主义。这个思潮是严复他们这一批人最早介绍的西方哲学。民国以后，特别是“五四”之后，第一批涌到中国来的思潮是什么？也是现代西方哲学，包括实用主义、分析哲学、柏格森主义、生机论，等等。有的西方哲学家还被请到中国来讲学，比如奥义铿、罗素等；他们主要都是搞现代西方哲学，古典的很少。我想，一直到1949年前大概都是这样的情况。就西方哲学来讲，主要的注意力是放在现代西方哲学上的，而且现代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别的不讲，只拿金岳霖和冯友兰来说。在新中国建立前，这两位在中国哲学界可以说是领袖人物，他们都与现代西方哲学有关，都从现代西方哲学吸取营养，吸取要素，然后跟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造出了他们独特的，也可以说是具有中国气派的哲学体系——一个是新理学，一个是论道。由于这两个体系影响最大，所以可以说现代西方哲学对中国影响巨大。这样西方哲学史古典哲学方面就退居第二位，因为第一位是现代西方哲学。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仍然把西方哲学的研究重点放到现代，还是对的。

当然现在我们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从国内情况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有一个问题，过去我多次提到，开会或者文章里都提到过。我们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可以说是两股思潮：一个是人文主义思潮，再一个是分析哲学思潮。分析哲学思潮主要是英美或者英语国家，包括奥地利、加拿大以及北欧、挪威等。人文思潮包括老一点的像弗洛伊德心理学、胡塞尔现象学、存在主义，以及近期的一些思潮。至少从90年代以后，国内对于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趣，远大于分析哲学思潮，而且出的书也多，像海德格尔、尼采都成了显学。现象学的图书，拿北大图书馆来讲，你们现在可以去看看，有大批海德格尔的著作，全集几十大卷，胡塞尔也是几十大卷；而分析哲学方面的书就相对少些。北京图书馆我过去经常去，也是如此。我并不是说反对研究人文主义思潮，我对人文主义思潮是有兴趣的。我的导师洪先生是分析哲学家，像维也纳学派一样，他对于存在主义，对海德格尔带有一定偏见，觉得那不是什么哲学，都是胡说的。我没有这个偏见，我觉得海德格尔的很多思想是非常深刻的，要很好地研究。但是问题在这儿：我们不能太偏了。人文主义思潮这个方面，那么大、那么重；而分析哲学显得冷落。这个现象不好，我觉得对我们哲学的发展不好。

宋文淦：国外的情况怎么样？

陈启伟：英美当然还是以分析哲学为主，虽然这些年存在主义、现象学也有一席位置，但是从整个哲学界来讲，占统治地位的还是分析哲学。这一点没有问题，我80年代在美国，90年代在英国，这种情况很明显的。

宋文淦：是不是分析哲学搞起来比较难？

陈启伟：海德格尔的书好读吗？也是非常难读。

宋文淦：就是说分析哲学偏理科。

陈启伟：分析哲学毕竟是科学主义，对科学逻辑有要求。在这一点上，我想是这样。金岳霖先生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就讲过，中国传统哲学的缺点就是缺乏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当然他主要是讲西方分析哲学，所以他认为，中国应当在这个方面下功夫，加强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确实是这样，中国传统哲学中逻辑和认识论的内容比较少，对本体论、人生哲学的讨论比较多。我想中国传统哲学在今天要有新的发展就要看到自己还有不足，还有缺陷，因此我们应当对西方分析哲学给予足够的重视。倒不是因为我自己搞西方哲学，就这样讲，我觉得确实有这样一个情况、这样一个现象，应该引起注意。我就说这些吧。

陈小文：非常感谢陈老师！陈老师今天给我们上了一堂非常深刻的哲学课。我有二十多年没听课了，今天听了陈老师的讲话，觉得还是很亲切。我以前听陈老师讲课是在1989年，今天好像回到了我的青年时代。

尽管时间已经很晚了，程序还是要走一下。我们请尚所长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尚新建：陈老师讲的内容勾起我很多的想法。我现在说的不叫总结，就是最后做一个简短的发言。首先，回到最早第一位李老师的发言。李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包括陈先生在内的这一代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研究在整个中国的哲学研究中究竟占据什么位置？如果按照赵老师的划分，至少处于两个时代：一个是1949年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那个阶段，再一个是改革开放之后的这个阶段。我想，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严格地说，对于西方哲学研究而言，这可能是最严苛的、控制最严的时代。我想说，这一代知识分子，非常艰辛，非常不容易。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一些知识分子坚持从事西方哲学的研究。不仅是哲学史，甚至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我记得在“文革”后期，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编译了名为《外国哲学资料》的多卷本辑刊，内容基本上都是现代西方哲学。那时候，见到这些东西对于我们后辈来说，如获至宝——它们的确是很重要的学习资料。刚才大家还谈到，在学术氛围险恶的情况下，陈老师始终坚持学术的纯洁性和专业性，确实太不容易了。那样的环境，其艰难程度，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想见的；陈老师居然还能做出这样杰出的成绩，令人钦佩。所以，陈老师是我们后辈的楷模。

其次，陈老师刚才简短地把自己最近三十年，甚至更早的经历做了概括性的阐述，使我们对于《文存》有了更深的理解。可以看到，陈老师视野宽阔，不仅对西方哲学史，而且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甚至包含整个西学东渐的过程、整个哲学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解。这里我特别想强调，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以前似乎特别重“史”，对现代哲学理论的研究相对薄弱。的确，北大哲学系也是一直强调“吃史”，把“史”的研究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但是，陈老师特别强调以哲学问题为导向。我以为，这对现在如何搞哲学，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陈老师本身的研究就是一个范例。这里不仅是研究方法的问题，而且更主要的是对哲学学科的理解问题：当今的西方人怎么理解哲学学科？哲学学科的本质是什么？应当用什么方法去研究？现在的答案可能与古代有重要区别，甚至与19世纪之前都有巨大差异。陈老师恰恰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特别谈到分析哲学在整个20世纪占据的重要地位。我以为，我们后学对此估计不足，做的也很不够。现在，在包括德法哲学在内的大陆哲学中，分析哲学的要素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当然，这里不是指纯粹狭义的分析哲学，而是指一般的分析方法，包括在哲学史研究中所使用的这种方法。现代逻辑的出现究竟对20世纪哲学产生什么影响？它使哲学与以往有什么区别？陈老师提出的问题促使我们做进一步的思考。

最后谈谈陈老师的为人。在我的印象中，陈老师淡泊名利，宁静致远，心高豁达。平时陈老师看起来很严肃——的确，他一向学风踏实、严谨，但同时，陈老师为人也很亲切、很和蔼。陈老师是一位儒者。我以为，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人里面，儒者好像更多些。

彭燕韩：我觉得陈老师为人有四个字：重义轻利。现在很多人首先看利怎么样，然后才说情义，他不是这样，他对人非常讲情义，利的方面看得很少。这样子为人不容易。

尚新建：我基本意思就是这样。最后，我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第一，感谢陈老师出了本这么厚重的书，让我们有机会来进行学术讨论。第二，感谢各位老师、各位嘉宾来外哲所进行切磋和讨论。第三，更感谢商务印书馆。他们出版了陈老师的著作，并且建议开这个会，做了大量工作。在此，我代表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