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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拆迁安置社区公共阅读研究

2017-01-26傅绍磊郑兴华

中国出版 2017年7期
关键词:图书室书籍居民

□文│傅绍磊 郑兴华

(作者单位:宁波大红鹰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宁波大红鹰学院人文学院)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和国家倡导下,全民阅读已经成为国家战略,是实现中国梦、民族复兴的文化基础,城市拆迁安置社区公共阅读建设是实现全民阅读一块重要而必须弥补的短板,有利于消除城镇化过程中的城乡二元化,推动农民向市民转型。截至2015年,全国城镇化率达到56.1%,年均新增城市居民在2000万左右,预计“十三五”期间城镇化率将突破60%,城市拆迁安置社区随之大量出现,社区公共阅读却至今没有引起学界重视。[1]本文结合文献和实地调查揭示拆迁安置社区公共阅读开展的基本情况,分析存在的不足,提出对策。

一、文化诉求与拆迁安置社区公共阅读

城市拆迁安置社区有着特定的文化诉求。

社区本土居民的文化诉求。一方面,社区居民主要是被安置的失地农民,在获得政府补偿金、安置房的同时却没有获得就业安排,就业压力大,急需相关知识充实、技能提高,为就业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农民进入城市,地理上的城乡距离消失,子女入学,文化上的城乡差异显现,由此形成强烈的弥补意识,积极为子女获取文化资源。[2]

社区外来务工人员的文化诉求。拆迁安置社区主要由政府出资修建,带有福利性质,房价、房租相对便宜,从而吸引不少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居住。这些居民多为农民工,文化程度较低,融入城市极为困难,用工单位和社区是最重要的所在组织,所以,普法、健康等相关主题阅读活动深入社区就成为重要的补充。

但是,因为受土地价格限制,拆迁安置社区基本上处于城市边缘地区,与图书馆、书店等城市公共文化资源存在相当程度的距离,对接不畅,居民信息相当闭塞,对于阅读意识淡薄、阅读习惯尚未形成的居民而言,尤其容易因为难以便利地接触到书籍而进一步忽视阅读。[3]简单地说,社区文化诉求难以直接通过城市公共文化资源等外部因素得到满足,所以,内部的公共阅读就必需而且迫切。

二、拆迁安置社区公共阅读主要形式

城市公共图书馆社区服务。一般由区级城市公共图书馆在社区设立图书室,按照规定保证一定数量的藏书可供借阅。社区图书室通过网络与公共图书馆连接,读者通过图书室就可以检索、借阅公共图书馆藏书。以宁波市为例,所有拆迁安置社区图书室规定藏书不得低于2000册,其中江东区新城社区更是开通“一卡通”服务,实现全市图书馆的借阅;此外,宁波市、鄞州区都有汽车流动图书馆服务,特别面向的是城市边缘地区的基层单位。

“农家书屋”的继续。自2007年国家“农家书屋”工程开展以来,农村陆续建立“农家书屋”,按照规定,藏书都不得少于1000册,报刊不少于30种,电子音像制品不少于100种(张),拆迁安置后,转型为所在社区图书室,而且与地方公共图书馆联动,采用的是地方公共图书馆二次提供书籍、设备,社会力量参与赞助建设,社区提供场地、人员进行管理、运作的联合建设模式。[4]

社区主题阅读活动。主导者为公共图书馆或者政府部门,属于文教普及的公益性质,公共图书馆的主要目的是营造阅读氛围,比如宁波市江东区图书馆举办的以旅游为主题的“探寻中国,对话世界”活动,福城等8个社区参加,介绍分享与旅游相关的各类书籍;政府部门则重在科普,多与相关机构合作,比如与医院合作的健康知识宣传,会有大量的医学读物分发,其中一部分活动专门针对拆迁安置社区而开设。

社会盈利机构营销活动。比如由书店、书吧、教育机构等开展的书籍展销、亲子阅读等,属于商业性质,以盈利为目的,对象主要是青少年,主要集中在教育层面,最突出的就是教育机构的阅读活动等。

三、拆迁安置社区公共阅读主要问题

社区图书室发展不平衡。全国不同地区因为拆迁安置资源的不同,社区图书室发展也大相径庭,东西部地区差异尤其明显,宁波市2001年就开始创建社区图书室,2011年,覆盖所有社区。2016年,示范图书室超过100个,比例在一半以上。拆迁安置社区也从中受益,江东区新城社区图书室等就成为示范社区图书室,藏书超过3000册,开通“一卡通”服务,与全市各个公共图书馆联网;此外,上海等地也都形成适合地方的发展模式。而在西部地区,随着近年来房地产开发的无序推进,大量的拆迁安置社区仓促落成,图书室建设推进迟缓。以兰州市为例,2006年,根据省民政厅《关于印发甘肃省2006~2010年城市图书室援建计划的通知》要求,2007~2010年每年分别援建73、47、84、99个社区图书室,但是,截至2016年,尚未建成图书室的社区不在少数,拆迁安置社区更是其中的重灾区。

社区图书室重建设,轻管理、维护。因为在书籍数量、场地空间等硬件设施方面国家有着明确的标准,所以,现有通过验收的社区图书室基本硬件设施齐全,都能够保持正常的运作,为居民提供基本的阅读服务。问题在于建成、验收之后就疏于日常的管理、维护,以宁波市江东区新城社区为例,据统计,2008年7月,图书室平均每周仅开放5~6个小时,每天读者不到2人,甚至连续多日没有读者,书籍种类单一,长时间得不到更新,与地方公共图书馆的业务交流极少,几乎孤悬在外;图书室管理人员少而且只是兼职,根本不可能进行图书室日常维护之外的任何公共阅读活动;图书室大量功能被闲置,读者通过社区图书室向鄞州区图书馆借阅图书等待时间过长,甚至超过一周,大大影响了读者的阅读热情。这是拆迁安置甚至所有的社区图书室的共同弊病,就连不少宁波示范社区图书室也是如此,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亟待解决。[5]

居民阅读氛围淡薄,缺乏阅读习惯。图书室与众多文化娱乐设施在一起,冷清与热闹形成鲜明对比,棋牌室、健身房等门庭若市,而图书室则门可罗雀。不少社区图书室甚至因为读者太少干脆处于关闭状态,需要读者联系管理员才开放。在调查中发现,公共阅读主体集中在青少年,时间则为寒暑假等假期,其他年龄段读者寥寥无几。

四、发展拆迁安置社区公共阅读的对策

政府统筹规划,促进平衡发展。在城市化过程中,拆迁安置社区有其特殊性,从本质上说,是“三农问题”的延续,应该给予充分重视。政府应该加强对拆迁安置社区公共阅读情况的及时了解,建立数据库,制定专门政策,加大扶持力度,特别是在资金、人员等方面进行一定的倾斜,改变重视建设资金投入而日常维护费用完全依靠原来农民集体经济的状态,提高图书室在社区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地位,比如将社区图书室与众多娱乐设施有效分离,避免公共阅读受到干扰,定期购置新书;进一步完善现有政策,加快“农家书屋”的转型升级,推动拆迁安置社区图书室与普通社区,与市、区级图书馆之间的联动机制,增加公共图书馆对拆迁安置社区图书室支持的密度,让各个社区图书室有限的书籍等文化资源互相之间充分流通起来,打破闲置与缺乏并存的局面,解决居民难以在社区图书室阅读新书的老大难问题,因为根据随机调查,书籍陈旧更新慢是居民对社区图书馆抱怨最多最集中的问题。

创新管理机制。目前各级图书馆都分属于各自地方行政部门管理,公共图书馆系统内部难以进行顺畅的运作,上级特别是市级图书馆甚至难以对社区图书室进行有效的业务指导、人员培训,更遑论开展合作,组织活动,由此形成的弊端在公共文化资源匮乏的中西部城市更加突出,因为区、街道公共文化资源极为有限,难以充分支持社区图书室的运作。[6]而就拆迁安置社区图书室而言,特别是由原来的“农家书屋”转型而来的,在城市公共图书馆体系中更加疏离,不少地区甚至尚未建立联系,不了了之。有鉴于此,在进一步完善城市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机制的同时,必须推动拆迁安置社区图书室融入公共图书馆体系的程度,加大公共图书馆特别是市级图书馆的支持力度,特别是业务指导、人员培训等日常管理、运作层面。

改革评价体系。现有评价标准、体系的重点在有形的硬件层面,比如场地面积、书籍、电脑数量等,所以,容易形成重建设、轻管理的问题,社区图书馆在经过上级部门验收之后,管理就逐渐松懈,甚至形同虚设。正因为如此,要从注重硬件到硬件软件并重,加大阅读主题活动、居民满意度等指标的权重,纳入到文化服务评价体系,从而转变社区图书室的管理、维护方式,让社区图书室真正成为积极为社区居民服务的文化资源,推动社区公共阅读向着常态化、长效化的方向发展。

加大社会力量参与的力度。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极力营造社区公共阅读氛围,培养阅读习惯。社区公共阅读的建设最终要落实到居民的参与上,所以,必须长期坚持大量的宣传活动,从而带动整个社区的公共阅读,而最直接的瓶颈就是人员严重缺乏,合理的解决方案是加大引入社会志愿者参与的力度,不但参与社区图书室管理,而且组织开展阅读宣传活动。活动围绕的对象应该以阅读主体青少年为主,以此形成连锁效应,比如书店、书吧主题阅读活动,教育机构亲子阅读活动等。选择对青少年影响力大的企业,比如肯德基等进入社区进行相关主题阅读活动,扩大公共阅读的影响力。借助社会力量的参与推动技术创新,实现社区公共阅读建设与社会机构盈利的双赢局面,比如引入通讯运营商主动向居民发送书籍信息的邮件、短信、微信,建立阅读虚拟社区等,从而让居民更加容易地获得阅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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