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娟

版本源流与底本甄别:陈望道《共产党宣言》文本考辨*

陈红娟

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通信记录，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初版时间可以精确到1920年8月17日前。当前，陈望道译本在全国共发现17种版本，考证其版本刊布，可见该译本传播时间久、范围广、影响大，且译本发行与传播受制于国内政治环境。此外，无论是陈望道本人的回忆还是陈望道译本与1906年日译本的文本比对，抑或是对译本术语差异的考究都佐证了陈望道译本主要依据的底本为1906年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日译本这一事实。

陈望道;《共产党宣言》汉译本;版本源流;底本甄别

我国至今发现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文全译本由陈望道翻译，不少学者围绕该译本展开分析①如王东风、李宁:《译本的历史记忆: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解读》，《中国翻译》2012年第3期;刘亚丽、秦真英:《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首译本》，《北京党史》2008年第1期;黄显功:《〈共产党宣言〉中文初版问世的经过》，《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16日等等。，研究侧重于翻译传播的史料性介绍、陈望道本人经历和贡献的零星梳理，在译本翻译的基本过程方面取得诸多共识。然而，陈望道译本首次出版的时间尚待精确，版本演变过程、依据的底本等尚缺乏深入考证。

一、初版时间再考订

学界对陈望道翻译《宣言》的过程基本达成共识②参见邓明以:《陈望道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陈振新:《陈望道与翻译〈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汉译纪念版》，中华书局，2011年，第67—71页等。，但对译本首次出版的具体时间存在一些争论。

20世纪50年代前，学界对陈望道译本出版时间认识较为模糊，主要以“一九二〇年春”说法为主。50年代至70年代末，学界以“四月说”为主，认为陈望道译本首次出版时间为1920年4月。1954年，张静庐指出“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文全译本，陈望道译，一九二〇年四月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上图为同年九月初版重印本书影”①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第7页。。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虽然结论为“四月”，但并没有具体的证据，而只列举了“九月”版“书影”。不过，之后不少学者还是沿用此说法，如丁守和、殷叙彝写道，“1920年4月在上海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陈望道翻译)”②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205页。。80年代至90年代初学界掀起关于译本首次出版时间的争论，“八月说”逐渐占据主流。持“八月说”的学者认为陈望道译本首次出版的时间为1920年8月。伍仕豪指出“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根据笔者的查考，认为应是一九二〇年八月”③伍仕豪:《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初版时间略考》，《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4页。。之后，杨荣华提出“‘八月说’否定了‘四月说’，我认为基本上是可信的”④杨荣华:《中译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初版时间订补》，《史学月刊》1983年第4期。，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任武雄、陈绍康⑤任武雄、陈绍康:《〈共产党宣言〉陈译本出版时间补证》，《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3辑，第132页。。当前，杨金海、高放、王保贤、陈家新等⑥参见杨金海:《〈共产党宣言〉与中华民族的百年命运》，《光明日报》2008年7月3日;高放:《〈共产党宣言〉有23种中译本》，《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王保贤:《译本·版本·版次:对〈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再清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19日;陈家新:《〈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和版本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8期等。均在文中肯定“八月说”，但具体在8月的什么时间出版，并没有更多进展。

学界研究陈望道《宣言》译本初版时间主要依据陈望道以及相关人员的忆述，较少运用共产国际相关资料。事实上，1920年4月末5月初⑦当前学界还没有对维经斯基来到上海的具体时间达成共识，但陈公培在《回忆党的发起组和赴法勤工俭学等情况》中指出“我在这年(1920)的‘五一’以前，在《星期评论》社碰到他(维经斯基)”。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64页。，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除了积极帮助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中国共产党外，他开展工作的目标之一就是以出版机关为中心协调各地多种多样的组织，召集会议以促进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社会主义者团结一致。为此，1920年7月19日，维经斯基委托陈独秀联络召集各城市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上海召开联合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郑佩刚回忆，会议决定建立印刷所秘密印刷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书刊文件传单等，“我便在辣菲德路成裕里租一房子，建立‘又新印刷所’(即‘日日新又日新’之意)，第一次印刷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⑧《郑佩刚的回忆(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月)》，《“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484页。。

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写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⑨《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1页。中，写道:“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继而，他对三个部门的活动详细记述，“出版部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几乎从海参崴寄来的所有材料(书籍除外)都已译载在报刊上。《共产党宣言》已印好”。

由此可知，陈望道《宣言》全译本第一次出版的时间可以更加具体，应在1920年7月19日的联合大会之后，又鉴于当前发现的最早版本末页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所以出版日期应为1920年8月以后，维经斯基写信之前，即1920年8月17日前。

二、版本源流

当前陈望道译本(1920年8月版)在全国共发现11本，分别藏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市图书馆、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市档案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局、延安革命纪念馆、山东东营历史博物馆、浙江上虞市档案馆、浙江温州市图书馆。该书封面自右向左依次横排印有几行字“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共党产宣言”“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并附红色水印的马克思半身像。该书没有扉页，无序言，无目录。全书32开，该书初版1000册，全部送人，“第一版印千把本，奉送，很多地方翻印。到北伐战争时印得更多，随军散发”①宁树藩、丁凎林:《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记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书籍采用竖体排版，三号铅字印刷，使用繁体字和新式标点，内文共56页，每页11行，每行36字，页侧印有“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说“我是从日文本转译的”②宁树藩、丁凎林:《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记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但在书中一些新名词、专用术语以及部分章节标题如“有产者”“无产者”“劳动阶级”“平民”“宗教”“社会主义”“贫困底哲学”等均用英文原文加括号附注。当时印刷比较仓促，错将封面的“共产党宣言”印刷成“共党产宣言”，且书中存在少量字体的残缺、错印，如第11页原文为“有产阶级颠覆封建度的武器”③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研究社，1920年，第11页。，笔者推测应该是“有产阶级颠覆封建制度的武器”，漏印了“制度”的“制”字;再如第44页“就是由自主义运动，渐渐逼紧来了”④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第44页。，笔者推测应该是误把“自由”印成了“由自”，因为之后书中又为“自由主义”。9月，社会主义研究社再版该书，印1000册，封面书名更正为《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肖像的底色也变成蓝色。不过，8月版中的字体残缺、错印等现象依然延续。

新中国成立前，陈望道译本在全国共发现了17种版本，具体如下:

(1)陈望道1920年8月初版的再版版本共12种，见表1。

表1 陈望道译本版本(非伪装本)

参考资料:范强鸣主编:《红色经典第一书:〈共产党宣言〉汉译图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年，第19—35页。其中，表格为笔者所加。

(2)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国内局势紧张，陈望道译本出现以下伪装本②伪装本又称“托名本”、“伪装书”，是将封面印以其他书名以掩饰其内容的书。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及其影响下的出版机构，为对付反动当局查禁革命、进步书刊，常常将书刊进行伪装传播，其通常做法是采取封面伪装、不断变化书刊名称以及伪托别的出版社名号等等。黄霞:《简述国家图书馆馆藏革命历史文献中的伪装本》，《文献》2003年第4期。。

①虽然标注为“中国青年社编译”，但经核对，确实为陈望道译本。该版本著者首次使用“马克思恩格斯”，总发行所为长江书店。该版本为上海一大会址所藏。1933年2月，书名《宣言》，“马克司恩格斯合著”，“仁子译”，上海春江书店印行，出版者魏寒涛，北平东安市场发行，代售处为全国各大书局。但翻开书籍，内为竖排《共产党宣言》。

②因为没有版权页，书名为《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宣言》，32开，60页，无译者，经核对为陈望道译本，推断该译本出版于1937年至1938年前后。封面印马克思和恩格斯圆形头像，底下自左向右印有红色字体“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宣言”，下面印有“目次”。排版存在一些错误，将“第一章有产者及无产者”标题“前置”于“共产党宣言”这一题目之后，省去了陈望道译本初版中对“有产者、无产者的解释以及英文注释”，直接对接“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等《宣言》的正文内容。

根据以上陈望道译本版本刊布①以上为目前在国家图书馆、上海一大会址、北京红展马克思主义文献珍藏馆等地可查阅到的陈望道译本版本。由于版本散落在全国各地，且个别版本由个人收藏，难以穷尽，不可避免存在漏遗之处。比如有学者提到的1923年，上海书店翻印了陈望道《共产党宣言》译本，署名陈晓风(参见杨金海、胡永钦:《解放前〈共产党宣言〉的六个中译本》，《纵横》1999年第4期)，因未能亲见，故不作统计。情况得知:

第一，传播时间久，版本多。译本传播的时间跨度大，从1920到1938年长达19年。事实上，1930年国内已经出版了华岗翻译的第二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即使如此，1930年至1938年间，陈望道译本仍有5个伪装本发行。陈望道译本传播时间主要集中于1925年至1927年，“民国十五年一月八版，民国十五年五月十七版”②马克思、昂格士合著，陈佛突译:《共产党宣言》，平民书社出版，1926年，底页。则说明，仅1926年1月至5月间译本就再版了10次，同时可以推断，截止1926年5月陈望道译本最少再版了17次。此外，伪装本第四种版权页的“1937.8.5初版1938.1.5再版”说明在1937年8月5日也出版了一次③1937年8月5日出版的版本，在他处也有印证。“1937年8月5日，延安的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与恩格斯之宣言》。次年该书又再次出版。《马克思与恩格斯之宣言》一书没有译者署名，但从译文看，显然是陈望道的译本。”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9—300页。。将当前没有发现，但从版权页能够推断而知的版本合加起来，陈望道译本至少应该有25个版本之多。

第二，传播范围广，影响力大。从版本演变与发行来看，1920年至1926年《宣言》都是单个书店或书社印刷，并由该书店发行，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两地。到1927年1月(湖北汉口)党化出版社版本的分售处为“各省各大书店”，从之前的上海、广州两地向全国拓展。到3月份，(汉口)长江书店印行的版本分售处则延伸到湖北、四川、安徽等地。后来，伪装本也在北京、延安等地传播。这19年间，《宣言》译本由一版到多版，由上海向全国各地传播，影响力不断提升。该译本在全国各地的传播影响了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当时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干部学校，对外宣称是外国语学社，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等都是其学员。那时，每个学员都发一本《共产党宣言》，并由文化教员陈望道给他们做讲解④陈振新:《陈望道与翻译〈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汉译纪念版》，第70页。。正如沙健孙所言:“《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出版，曾经造就了中国早期一代的共产主义者，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要知道，正是这些人集合起来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奋斗，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⑤沙健孙:《〈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出版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17日。。

第三，译本发行与刊布形式受制于国内政治环境。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撮合下国共两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实现了从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的第一次合作。这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的发行出版得到国民党支持，黄埔军校的学生也可以阅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书籍⑥《思想的历程》创作组编:《思想的历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传播》，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48页。。正是在此背景下，《宣言》才能在5个月内再版10次。而且表1中第四个陈望道译本即在1924年9月出版的版本，在第56页还印了“总理遗嘱”(孙文遗嘱)，表明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在理论、政策宣传方面相互合作，“国共两党报刊并肩战斗，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革命口号与思想，传遍全国”⑦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1页。。表1中第十一个版本的《宣言》封面印有“苏俄政策”，可见，《宣言》的学习、宣传与传播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相关联。那时，要“联俄”就必然要了解苏俄的政策与理论，《宣言》是一个重要切入口。这样，在北伐期间“随军散发”就不足为奇了。当然，伪装本也是对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应变”。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书籍、文章出版发行的管控。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制止共产党阴谋案》，规定凡经审查确为共产党之理论、方法、机关、运动，均应积极铲除。这导致《宣言》译本在传播中不得不采取伪装本的形式，版本梳理中亦可见，此后陈望道译本基本上以伪装本为主。

三、底本甄别

以往，学界研究陈望道翻译《宣言》的底本主要存在英译本说和日译本说①参见陈红娟:《新世纪以来〈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翻译传播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2期。。近来，有学者提出了英日俄底本说。现藏于上海龙华历史纪念馆的《俞秀松日记》记载:1920年6月27日，“夜，望道叫我明天送他译的《共产党宣言》到独秀家去，这篇宣言底原文是德语，现在一时找不到，所以只用英俄日三国底译文来对校了”②《附录二俞秀松的日记、书信、文稿选集》，《俞秀松传》编委会编:《俞秀松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0页。。王海军、黄家茂结合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历史语境，指出“1920年出版的全译本《宣言》，是陈望道在英、俄、日文版本基础上译成的”③王海军、黄家茂:《试论中国历史语境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早期传播特点——以〈共产党宣言〉为个案的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3期。。

首先，根据陈望道译本产生过程，译本参考的底本应只有英文本、日文本两种可能，俄文本应该只做了校订之用，且作用不大。因为陈望道在1920年三四月已经完成了译稿，而维经斯基1920年4月末5月初才来到上海，陈望道在翻译期间应该还没有接触到维经斯基。从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的信中“几乎从海参崴寄来的所有材料(书籍除外)，都已译载在报刊上”，可以看出，维经斯基来到上海工作任务之一就是将海参崴寄来的所有材料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已印好”的强调，则说明俄文版《宣言》也在所寄材料之中，在校订之时应该也作为参考，故才有俞秀松日记中所载之文。不过，陈望道、陈独秀不懂俄文，而李汉俊通晓的是日、德、英、法四国语言，俄文版的校订应是维经斯基一行人中既懂俄文又懂中文的杨明斋来完成。而且，俄文版的参考或校对影响有限，因为1920年9月上海《民国日报》在陈望道译本出版的报道是《共产党宣言》“经陈独秀、李汉俊两先生校对”④沈玄庐:《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觉悟》1920年9月30日。，并未提及俄文校对一事。

其次，陈望道本人的回忆中并没有提到英译本，而将“译文中不少名词的后面都用英文做了标注”作为译本所据语言的一个最直接的证据⑤王东风、李宁:《译本的历史记忆: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解读》，《中国翻译》2012年第3期。，则并不成立。因为日译本也有英文标注，存在将日译本中英文注释直接平移到中文译本之可能。最早发表在《平民新闻》周刊第53号(1904年11月13日)上的日译文《共产党宣言》是幸德秋水、堺利彦二人根据萨缪尔·穆尔(SamuelMoore)的英译本合译的，但《宣言》刊载时略去了第三章，之后，1906年3月在《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上刊登《宣言》译文时，进行了补译。查看收录于《幸德秋水全集》中的《宣言》日译文，可见文中存在多处英文标注，且与陈望道译本中的英文标注基本吻合，详见表2(其中略去了日译本中的注释部分，重复部分只用其一)。

从表2可知，两个译本出现47处英文标注中，只有梅特湼、共产党两处陈望道没有标注，其余标注位置完全与1906年的日译本相同。特别是最后一句，出现了惊人相似，日译本为“萬國の勞働者團結せよ!”⑥幸徳秋水全集編集委員会编:《幸徳秋水全集》第5卷，明治文献，昭和43年9月12日(1968年9月12日)，第508页。而陈望道译本翻译为“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⑦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第55页。。而该日译本与以英文为底本翻译成的陈瘦石译本中英文标注一致处仅有20处，主要是一些专有名词、人名等(见表3)。而且，陈瘦石译本最后一句与1906年日译本最后一句则相去甚远，为“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且无英文标注。

表2 幸德秋水、堺利彦日译本与陈望道译本英文标注对照表

堺译本陈望道译本封建社會主義①(Feudal Socialism)幸、堺译本陈望道译本幸、封建的社会主义(Feudal Socialism)農業改良黨(Agrarian Reformers)农地改良党(Agrarian Reformers)佛國尊王黨(Franah Legitimists)法国底王党(Franah Legitimists) Cracow克拉葛(Cracow)萬國の勞働者團結せよ!(Workingman of all Countries unite!)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Working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 !)

表3 幸德秋水、堺利彦日译本与陈瘦石译本英文标注一致表②事实上，华岗译本也是以英译本为底本，但因为华岗学习过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翻译中有所参照，所以此处选择非共产党人陈瘦石的译本为对比对象。

通过对比大致能够推断，陈望道译本的底本是日译本，而非英译本，否则不可能出现英文标注与幸德秋水、堺利彦日译本中英文标注的高度一致。如果是以英译本为底本，英文标注应该出现非常大的差异。毕竟，幸德秋水、堺利彦和陈望道分别于1906年的日本和1920年的中国进行翻译，不同语境下他们对英译本的理解自然不同，不可能出现同时认为该词生僻或者难以用准确术语表达而加上英文标注的“耦合”(一些专有名词、人名除外)。英文标注的高度一致只能说明，陈望道在翻译中将原来日译本中的英文标注原封不动移到了汉译本中，略去了一些国内知识分子已经熟识不需要再标注的词汇。由于中文与日文不同，不会出现平假名、片假名、英文同时存在的现象，所以陈望道也将日译本中用英文或者片假名表示的词汇都翻译成了中文，如加特力、蒲鲁东、改进党、社会改良等。

此外，详细比对日译本与陈望道译本的词汇，至少有70多个术语相同或相近①王东风、李宁:《译本的历史记忆: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解读》，《中国翻译》2012年第3期。，同时还出现了很多大同小异的词。就表2来看，除了将“绅士”改为“有产者”，“平民”改为“无产者”，“同業組合員”改为“行东”，“被雇職人”改为“佣工”，外来词的翻译二者也基本相近或相同。这与当时社会主义思潮由日本传入中国的趋势相关，“大约直到1919年，即‘五四运动’那一年，中国人对欧洲各社会主义流派的了解，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日语，或是欧洲语言原著的日文翻译，或是日语的社会主义著作”②〔德〕李博著，赵倩、王草、葛平竹译:《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从词汇—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79页。。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日译本与陈望道译本确实存在一定的术语差异。例如，日译本中的“绅士”在中译本中改为“有产者”，“平民”改为“无产者”。事实上，任何文本都不是单独的个体，它存在于其他文本术语的谱系之中。陈望道译本产生于中国语境就意味着它不会完全“照搬”日译本中的术语，存在对同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术语借鉴之可能。

整理20世纪初至1920年间翻译成中文的《宣言》译文，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术语发生了由“绅士”“平民”到“有产者”“无产者”的变迁。

1908年1月15日《天义报》所刊民鸣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即为《绅士与平民》，文章中采用了绅士、平民、绅士阀等日译本中的术语。但在文后的“案”中用资本阶级概念解释了绅士阀，即“绅士阀”含有资本阶级、富豪阶级、上流及权力阶级诸意义。

1912年，广州的《民生日报》刊载的陈振飞所译《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译文亦是命名为《绅士与平民阶级之争斗》，虽然标题将bourgeoisie译为“绅士”，但内文中译成“资本家”的有38处，已经意识到“资本家”比“绅士”更为准确③邱捷:《1912年广州〈民生日报〉刊载的〈共产党宣言〉译文》，《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1919年5月5日至8日，《晨报》副刊分三期连载渊泉所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鉴于作者要讨论《宣言》与唯物观之间的关系，文中节译了第一节《有产者和无产者》中数段语录。译文中用“有产者”“无产者”“有产阶级”代替了“绅士”“平民”“绅士阀”等术语。此后这些术语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书籍中广泛使用。1919年5月和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5号和6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第五部分介绍唯物史观时，涉及《宣言》中8段文字，也使用了“有产者”“无产者”“有产阶级”等术语。1919年11月1日，《国民》第2卷刊登李泽彰摘译的《马克斯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继续使用了“有产者”“无产者”的术语，并用“无产阶级”替代了之前的“劳动阶级”。

可见，20世纪初至1920年间，马克思主义术语在《宣言》译文中经历了“去日本化”再“中国化”形成“中国话语”的过程。在此背景下，陈望道译本中必然存在“有产者”“无产者”这样不同于1906年日译本所用术语的现象，这并不能成为推翻其底本为日译本的理由。

总之，无论是陈望道本人的回忆还是陈望道译本与1906年日译本的比对，抑或是对译本术语差异的探究都能看出，陈望道译本主要依据的底本为1906年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日译本。

(本文作者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200241)

(责任编辑薛承)

Edition Origins and M aster Copy Discrim ination:Chen W angdao’s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Comm unist M anifesto

Chen Hongjuan

According to the communication record of Comintern representative G.N.Voitrngsky，it can be verified that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by Chen Wangdao was published before August17，1920.At present，asmany as 17 versions of this Chinese translation can be found，which proves to be the most everlasting，wide-spreading and influential version.It’s also found that the public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this translation has been closely restricted by the domestic political environment.In addition，thememoir of its translator，its comparison with the Japanese translation(1906)and the study of the terminological differences of these versions all jointly contribute to the fact that Chen Wangdao’s Chinese version of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was translated from the Japanese version published in 1906.

D231;K26

A

1003-3815(2016)-03-0079-09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研究”(14CKS00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