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刚

中共与十九路军的重建问题探析
——以1936年陈铭枢的莫斯科之行为中心

王志刚

十九路军曾与中共处于敌对关系。但在福建事变前后，其与中共开始发生联系，并取得一定的了解。福建事变失败后，十九路军依托香港、梧州等地，积极推进反蒋抗日活动及军队重建。其间，中共白区组织和人员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对十九路军提供了支持。同时，随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统一战线策略的转变，其与十九路军也建立了联系。1936年，以陈铭枢为首的十九路军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并与中共代表团谈判，达成初步的合作协定。两广事变发生后，十九路军一度重建，而中共在白区的组织和人员也对其给予一定的支持。之后，中共中央与十九路军取得联系并开展合作，双方之间开始建立信任关系。

十九路军;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陈铭枢

十九路军不仅是民国时期一支赫赫有名的劲旅，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派别。而中共与十九路军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从以往情况来看，研究者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淞沪抗战前后;二是福建事变前后。其实，两者关系中还存在过一段重要插曲:中共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十九路军的重建过程。但截至目前，只有极少数研究成果涉及这一问题。例如，个别人物传记提到:中共人员宣侠父曾在“两广事变”期间参与了十九路军的重建。①参见金戈等:《宣侠父》，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5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9—40页。再如，个别著述也提到:陈铭枢曾在1936年代表中华民族革命行动委员会前往莫斯科，并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进行了会谈，双方还达成一定的合作协议。②参见黄启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6期;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7—138页。然而，这些研究成果中的相关记述都只是简单提及，对其来龙去脉并无基本的介绍和分析。为此，本文将依据各种史料，对这一问题进行较为详细的考察和分析，以求展现历史的丰富内容，并希冀对相关研究有所推进。

一、中共与十九路军关系的历史渊源

十九路军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孙中山于1920年底组建的粤军第1师，而其开端则是1925年广州革命政府组建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0师，其军长为李济深，师长为陈铭枢。该师成立后，历经北伐战争、宁汉分裂、粤桂战争等重大事件，建制上多次变更，到1929年演变成为国民党军第60师和第61师，其师长分别为蔡廷锴和蒋光鼐。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第60师和第61师加入蒋介石一方参战，并扩编为十九路军，其总指挥为蒋光鼐，军长为蔡廷锴。①关于十九路军的历史沿革，参见陈燕茂、黄和春:《十九路军史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23、24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

十九路军是国民党内一个重要的地方实力派，其领导层的基本班底是粤系集团中的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在国民党内部派系关系史上，十九路军的演变轨迹比较特殊。在淞沪抗战以前，十九路军与蒋介石的关系比较密切，在政治、军事上鼎力支持后者，成为南京政府的重要支柱。而陈铭枢一度担任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交通部长和京沪卫戍司令，成为国民党内炙手可热的中枢人物。在这一时期，十九路军与以胡汉民为首的粤系元老们及两广其他地方实力派的关系比较疏远。此外，陈铭枢与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的关系比较密切，双方还商定过在宁、粤两方之外另开局面，建立第三种势力的计划。②参见樊振编著:《邓演达年谱会集》，中国言实出版社，2010年，第264页。到淞沪抗战前后，十九路军与蒋介石的关系转向紧张，并在政治上分道扬镳。1932年夏，蒋介石首先撤销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同时下令将十九路军分调各地。由于遭到坚决反对，又改令其调往福建“剿共”。作为回应，陈铭枢向南京政府辞去本兼各职，并在辞职书以“祸不可挽，挽则横流”的字句公开对蒋介石表示不满。③参见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10—111页。随后，陈铭枢和李济深达成政治联合，李济深也随之成为十九路军的领导人之一。十九路军入闽以后，由于蒋介石采取各种手段对其不断进行逼迫和分化，双方的关系日趋恶化。④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中华书局，1979年，第81—83页。与此同时，十九路军与胡汉民及两广地方实力派逐渐接近，并于1933年春秘密签订粤桂闽三省联防草约。⑤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115页。由于和蒋介石矛盾的激化，十九路军于1933年11月发动了反蒋的福建事变，并联合第三党及各反蒋派别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1934年1月，福建事变被蒋介石镇压，十九路军的领导人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悉数流亡，而这支军队也被蒋介石改编、拆分，最终解体。

在对蒋关系上从拥蒋逐渐走向反蒋的过程中，十九路军对中共的关系经历了相反的一个先抑后扬的过程。在淞沪抗战之前，十九路军作为蒋介石的支持者，先后参加过对中央苏区的第二、三次“围剿”作战。特别是在第三次“围剿”期间，十九路军承担了国民党军右路集团军的主力角色，和红军之间也发生过激烈的战斗。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自然也对十九路军持鲜明的敌对立场。直到淞沪抗战期间，双方之间的敌对状态依然没有什么变化。中共虽然通过上海的群众组织对十九路军的抗战给予积极的支持，但对其上层人物仍然采取坚决排斥和抨击的态度，指责其为和美国勾结的反革命派别。例如，1932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在给各地党部的信中指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国民党的派别及反革命派别，“在反帝与反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这仍旧是我们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同时，信中还强调:“应该最坚决的反对那些把兵士工作当做同军官周旋的同志(如在十九路军工作的一些同志)，反对对于任何抗日军官的幻想”。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档案出版社，1984年，第35、41页。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十九路军被调离上海前夕，中共中央保卫机关的负责人之一潘汉年通过在神州国光社①神州国光社于1901年创办于上海，主要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和艺术画册。1930年由陈铭枢接办。担任撰稿人的中共人员梅龚彬的安排，与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徐名鸿进行过一次会谈。②参见尹骐:《潘汉年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32页。这次会谈虽没有取得任何收获，但至少为双方的继续接触埋下了伏笔。

十九路军入闽以后，随着对蒋关系的恶化，其对中共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1932年八九月间，已经下野的陈铭枢邀请蔡廷锴、蒋光鼐到上海商讨十九路军下一步的发展问题，最后确定:暂时维持原状，不卷入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同时着力整顿福建，以作为将来反蒋的基地。在此前后，李济深也辞职下野并避走香港，和蒋介石在政治上公开决裂。在去港之前，李济深与陈铭枢、冯玉祥、李宗仁等人协商，准备在南北各地发动抗日反蒋行动。但因无从下手，只得等待时机。③参见姜平、罗克祥:《李济深传》，档案出版社，1993年，第107页。从10月起，陈铭枢经香港前往欧洲游历。④参见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111—112页。在欧洲期间，陈铭枢不仅参加了一些国际性政治活动，而且开始考虑组织新党、新政府及联合中共的问题。⑤参见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115—116、146页。1933年4月，陈铭枢与旅欧的原神州国光社总编辑王礼锡，以及程希孟、林崇墉等人多次商谈，准备成立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反蒋活动。⑥参见潘颂德编:《王礼锡研究资料》，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4页。5月，陈铭枢从欧洲回到香港，随即与李济深协商决定:以驻闽的十九路军作为基本力量，同时广泛联系第三党、国民党内的反蒋派及民主派，发动抗日反蒋运动。另外，他们还认为应当争取两广方面或中共一起参加运动，并就此提出三种备选方案:上策是实现闽粤桂大联合，共同反蒋，可推胡汉民出面组织独立政府;中策是如粤方不同意，则联合李宗仁、白崇禧解决陈济棠，夺取广东，然后再反蒋;下策是如果粤、桂两方均不同意，则联合中共反蒋。⑦参见姜平、罗克祥:《李济深传》，第108—109页;李沛金:《我的父亲李济深》，团结出版社，2007年，第93—94页。

在确定三种方案后，李济深和陈铭枢随即展开对两广方面的联络工作，同时通过若干渠道寻求和中共建立联系。这些联络渠道大致包括:其一，经谭平山推荐，派朱蕴山两次前往上海与中共方面接洽谈判，不仅要求其派出代表前往福建做十九路军的工作，而且提出由十九路军、红军和冯玉祥三方联合举兵，南北夹击南京政府的方案。⑧参见梅龚彬著，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4年，第82页;李正西、洪啸涛:《朱蕴山》，黄山书社，1988年，第76—77页。其二，先后派出梅龚彬、刘伯垂及刘树模等人，与在上海的中共组织取得联系，向其说明反蒋计划，并提出在红军和十九路军之间实现停战和合作的要求。⑨参见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121、124页;梅龚彬著，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第83页。其三，和第三党方面协商决定，派彭泽湘回上海，通过朱蕴山与中共方面见面，商谈红军和十九路军在福建停战的事宜。⑩参见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事变档案资料(1933. 11—1934.1)》，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6页。其四，应第三党方面的要求，委托陈公培设法在上海与中共方面取得联系。⑪参见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编:《纪念黄琪翔》，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91页;王大鲁、刘清云:《黄琪翔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68页。其五，委托丘东平从福州回到上海，通过周起应(周扬)与中共方面联系，要求派人员洽谈，并使已进至福建延平一带的红军东方军后撤。⑫参见许翼心、揭英丽主编:《丘东平研究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页。其六，派出陈公培、徐名鸿、陈小航等人，通过蔡廷锴、蒋光鼐的安排，从福建十九路军驻地两次前往中央苏区，与中共中央和红军建立直接联系，并提出联合反蒋的要求。⑬参见《福建事变档案资料(1933.11—1934.1)》，第262—275页;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页。

总体来说，对于十九路军通过各个渠道提出的合作要求，中共的回应和配合不够积极。在上海，上海中央局方面始终没有作出明确的表态，而且拒绝派代表前往福建做十九路军的工作。⑭参见李正西、洪啸涛:《朱蕴山》，第78页;梅龚彬著，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第82—83页。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上海中央局负责人受到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影响，对十九路军代表采取了关门主义政策。在中央苏区，双方之间的谈判和合作倒是取得一定的进展。1933年9月下旬，按照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彭德怀、滕代远和袁国平在福建延平王台的红军东方军司令部与前来苏区的十九路军代表陈公培举行了谈判，并向其提出关于停战和反蒋的三个具体条件。①参见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7—88页。10月26日，双方代表潘汉年和徐名鸿又在瑞金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其内容包括: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划定临时军事疆界线，恢复商品贸易，解除对苏区的经济封锁，释放在福建关押的政治犯等。②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253—254页。在此期间，周恩来专门负责对十九路军的谈判工作，毛泽东和朱德也会见了对方的代表。在毛泽东专门为其准备的欢迎宴会上，十九路军的代表深受感动，表示:“我们以为，毛是半土匪半游击队的头领，我们决没有想到，他竟是这样一位睿智的政治家”。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48页。双方签订初步协定后，中共中央还专门派出潘汉年、黄火青前往福州、漳州，作为中共驻十九路军常驻代表。福建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又于1934年12月决定派张云逸去福州，担任中央军委驻福建人民政府军事代表④参见《张云逸传》编写组、海南省档案馆合编:《张云逸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39—40页。;而十九路军也同时派出参谋处长尹时中前往瑞金寻求军事援助。但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始终对十九路军方面的反蒋抗日行动持怀疑态度，在是否向其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例如，福建事变爆发后不久，彭德怀就向中共中央建议:集中红军主力向闽浙赣边发展，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扩大赣东北根据地，以便支持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以打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⑤参见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2页。但是，这一建议遭到否决。再如，在1933年11月下旬蒋介石从江西前线调集大军东进由浙入闽时，中革军委又拒绝了朱德、周恩来提出的从侧面打击国民党入闽部队的意见，错失了配合十九路军对蒋作战的最佳时机。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58页。之后，虽有补救，但为时已晚。而由于十九路军反蒋的失败，国民党军也对中央苏区最终完成了四面合围的部署，致使中共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形势更加困难。

福建事变前后，中共与十九路军的联系和合作虽然不够理想，也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但相互之间取得一定的了解。而且，在福建事变前后，中共与十九路军领导人之间开始建立起若干直接联系的渠道。例如，事变期间，经潘汉年的委托，中共人员陈昭礼(陈希周)从上海回到福州。随即，由中共人员陈碧笙介绍，与李济深、陈铭枢等人进行了会谈。福建事变失败后，陈昭礼、陈碧笙又一起出走香港，继续开展对十九路军领导人的工作。⑦参见福建省革命烈士传编辑办公室编:《福建革命烈士传》(抗日战争时期之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6页。再如，当尹时中离开瑞金时，中共中央要求其向十九路军领导人转达关于双方以后继续合作反蒋的愿望，并提供了联系所用的电台呼号和密码⑧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113页。。又如，在从福州撤到香港后，潘汉年向曾担任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的梅龚彬作出指示，要求其继续留在香港，帮助李济深等人重整旗鼓，继续抗日反蒋⑨参见尹骐:《潘汉年传》，第139页;梅龚彬著，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第86页。。虽然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奉行关门主义的情况下，这些联系渠道一时还难以发挥多少作用，但毕竟为双方的继续接触和合作打下了基础。

二、十九路军继续反蒋及与中共合作关系的建立

福建事变失败后，李济深、陈铭枢等十九路军领导人并没有偃旗息鼓，而是以香港和李济深的家乡广西梧州为基地，继续联系各方，筹划抗日反蒋活动。

到达香港后不久，李济深和陈铭枢很快确定四项重要工作:其一，依托桂系，重新建立十九路军;其二，在福建进行军事策反，同时推动两广方面反蒋;其三，依托香港办报，推动抗日反蒋舆论;其四，建立政治组织，使其成为抗日反蒋的领导中心。在四项工作中，尤其以第一、二项为当务之急。①参见梅龚彬著，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第86页。可以看出，在李济深、陈铭枢等人的各项规划中，重建十九路军无疑处于中心地位。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除了福建方面的军事策反未获成效外，李济深、陈铭枢等人推进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

第一，在组织方面，以李济深、陈铭枢等人为中心，各派反蒋力量形成新的联合。福建事变期间，陈铭枢曾以参加事变的十九路军领导人、第三党及各派反蒋人士为基础，发起组织过一个生产人民党。流亡香港后，李济深和陈铭枢最初仍准备以生产人民党的名义进行活动。但由于该党只是一个临时形成的松散的政治联合体，其成员也已经在福建事变失败后分散各地，李济深和陈铭枢遂改变想法，开始酝酿成立新的政党。到1935年7月，李济深和陈铭枢在香港正式建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大同盟主席为李济深，委员包括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徐谦、冯玉祥、方振武、陈友仁、李章达、王造时、朱蕴山等，其成员除了原十九路军的上中层人物外，还有一些国民党内的各反蒋派人士。在机构上，其总部除设立中央委员会外，又下设组织、宣传、军事、民运(群工)、海外、总务等部门。②参见姜平、罗克祥:《李济深传》，第120—121页。在香港总部之外，又在全国各大区建立分部。例如，在天津，就成立了其北方组织“华北民族革命同盟”，由朱蕴山担任主任。③参见李正西、洪啸涛:《朱蕴山》，第80页。大同盟虽然只是一个政治团体，但其活动不仅有效地促进了各派抗日反蒋力量的联合，而且为李济深、陈铭枢等人下一步创建政党奠定了组织基础。

第二，在军事方面，通过与桂系的合作，十九路军重建的基础初具规模。这些基础包括:其一，1934年4月，陈铭枢在香港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组织十九路军革命委员会，并召集了一些离散在各地的十九路军军官，准备开展秘密活动。④参见王素秋、王俐:《蔡廷锴传》，哈尔滨出版社，1997年，第192页。其二，经李济深出面协商，李宗仁、白崇禧同意在梧州的戎圩为重建十九路军而专门组建一个独立团。其团长由原十九路军桂籍旅长谢鼎新担任，各级军官由原十九路军军官为主组成，士兵由桂系征集调拨，经费由原十九路军公积金支出。独立团于1934年5月成立后，其人员编制和武器装备都比较充实，很快成为桂军中一支具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⑤参见广西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新桂系纪实续编》(二)，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60页。其三，从1934年下半年起，李济深又以黄埔学生为联合对象，秘密建立黄埔革命同学会，并在梧州设立同学会的招待机构。经过宣侠父等人的积极联络和策动，一批黄埔学生脱离蒋介石阵营，并通过李济深介绍，暂时安排到桂系任职。⑥参见姜平、罗克祥:《李济深传》，第120页。其四，大同盟成立后，李济深、陈铭枢还派出人员前往山东、热河、内蒙古等地，发展民众抗日武装，力图在军事上有所作为。⑦参见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128页。

第三，在宣传方面，以香港为中心，抗日反蒋的舆论阵地基本形成。1934年夏秋，经陈铭枢具体安排，《大众日报》首先在香港问世。该报特色鲜明，销量很大，影响力很快波及华南和南洋。大同盟成立后，不仅将《大众日报》作为机关报，而且还创办了《民族战线》等期刊，并在九龙设立了半岛书店。此外，大同盟还在上海成立通讯社，专门负责香港和内地之间的联络工作。大同盟的报刊不仅在香港和海外公开销售，而且通过各种渠道秘密运到两广各地销售，还寄送给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和学生团体。通过办报，大同盟既扩大了政治影响，而且还吸收了许多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

对于李济深、陈铭枢等人推进的各项抗日反蒋活动，中共方面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配合。其一，大同盟成立前，中共人员积极参与其筹备，发挥了重要影响。特别是梅龚彬、宣侠父、陈昭礼等人积极参与讨论，提出建议，使李济深、陈铭枢放弃了立即组建政党的想法，确定了先组建政治团体，然后和上海的救国会联合成更广泛的抗日反蒋阵线的思路。①参见梅龚彬著，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第87—88页;《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5卷，第39—40页;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1901—1994》(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8页。其二，大同盟成立后，中共人员也积极参加其各级组织，承担了很多重要工作。在大同盟的中央机关中，宣侠父、梅龚彬和陈昭礼分别担任不管、宣传和民运部的部长。在大同盟的各家报刊中，不少中共人员也活跃其中。例如，梅龚彬和陈辛仁就分别负责《民族战线》的主管和编辑。②参见梅龚彬著，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第90页;陈辛仁:《陈辛仁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46—54页。

尽管中共对十九路军的工作在逐步推进，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中共及中国革命的发展却处在一个异常艰难的阶段。从1934年10月起，随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开始了艰苦的长征。而在长征出发前夕，由于上海中央局遭到国民党的严重破坏，其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停止了电讯联系。③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242页。而由于通讯设备的原因，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也完全中断。④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449页。这样，在整个长征期间及到达陕甘苏区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而在同一时期，由于白区形势日趋恶劣，负责领导白区工作的上海中央局(1933年春至1935年2月)、上海临时中央局(1935年3月至8月)以及各地的党组织也都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特别是在上海临时中央局按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下简称“中共代表团”)的指示停止活动后，中共在白区的组织只剩下零星的活动。⑤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上)，第246页。由此，中共中央与各地的人员往来和联系也几乎停顿。因此，这一时期中共对十九路军工作的开展，主要是靠白区组织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来推动的。例如，大约在1934年，上海中央局将胡鄂公、钱铁如派往香港，领导梅龚彬开展对李济深、陈铭枢等人的工作。⑥参见梅龚彬著，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第87页;《广东党史资料》第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6页。再如，1935年春，上海临时中央局派遣宣侠父，从上海前往香港，并根据有关指示专门开展对十九路军的工作。⑦参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5卷，第33—34页。

随着各项反蒋抗日工作的稳步推进和与中共人员的密切接触，十九路军也开始积极寻求与中共重新建立联系。到达香港后不久，陈铭枢曾派出陈公培再次秘密前往中央苏区。⑧参见王素秋、王俐:《蔡廷锴传》，第192页。大同盟成立后，他又专门派人前往川鄂交界地区寻找红军。⑨参见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128页。但是，在中共中央及红军开始长征，并深入偏远内陆的情况下，这些尝试都没有成功。因此，对于十九路军来说，与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建立联系，并通过其向苏联寻求援助，就成为一种更为直接和可行的途径。

就在十九路军走向联共道路的同时，随着1934年后共产国际逐渐确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代表团的统一战线策略也开始发生变化。1934年9月16日，康生、王明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在组织反蒋运动时，“请同志们注意的是不要像过去只等人家来找我们，而要我们去成为反蒋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者”，“在这运动中我们要利用一切可能反蒋的力量，即是军阀国民党内部的力量，我们都必须尽量利用”。⑩《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47页。之后，为了扩大对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思想的宣传和推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共代表团决定创办一份周报，编辑机构设在莫斯科，发行机构设在巴黎。并且，为了提升该报的写作水平和影响力，王明还特意通过旅居苏联的女作家胡兰畦的关系，邀请正流亡伦敦的原属十九路军阵营的作家胡秋原⑪胡秋原早年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放弃留学。随后，加入上海神州国光社，主持《文化评论》杂志。福建事变期间，曾担任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兼文化宣传部主任。前往莫斯科，一起参与办报。①参见张漱菡:《胡秋原传——真心直笔一书生》(下)，(台湾)皇冠出版社，1988年，第744—754页。从1935年1月起，经中共代表团安排，胡秋原成为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的特约编辑，②参见张漱菡:《胡秋原传——真心直笔一书生》(下)，第755、759页。并承担起《救国报》(5月15日正式出版，12月9日起改为《救国时报》)的撰稿工作和一些著作的翻译任务。

中共代表团邀请胡秋原赴苏工作一事很快引发十九路军方面的关注和反应。1935年3月10日，十九路军方面委托胡秋原，以“中国人民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递交了一封信件。

该信首先回顾了十九路军的历史，指出红军是福建事变期间其“唯一的同盟者”，同时强调福建人民政府的政治纲领已经承认“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反对日本的人民革命是当前中国的唯一出路”，“中国革命必然会走社会主义道路”。该信接着表示，十九路军人员目前正以“中国人民革命委员会”的名义继续活动，并达成了四点结论，包括“中国革命有无产阶级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最高的革命理论”，“为了保证中国革命的前途，今后必须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联合起来”，“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唯一真正的同盟军和今后我们与之联合的政党”，而当前任务是“加强我们自己的力量”和“扩大抗日民主运动”。该信还指出:蒋日联盟是“对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最大威胁”，“现在苏联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利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而粉碎日本对中国的进攻、推翻蒋介石的统治和瓦解蒋日联盟，是世界革命最迫切的问题之一;为此，需要“加强革命的力量”，同时联合所有抗日反蒋力量，应当加剧统治阶级营垒中的分裂，以使资产阶级内部的反对派脱离阵营。该信最后建议:中共“对于与之合作的友军在批评中需要体现出友好的情谊”，并“把民族自卫组织③应指1934年5月以后在上海等地成立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及各分会。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上)，第179—180页。变成一切党派的革命联盟，以便使所有抗日反蒋力量加入到这个组织”;同时希望中共在其是否需要组织政党的问题上提供指导，在组织各地联合战线的措施和方法上提供帮助，并在上海建立双方联合的印刷所的具体事务上提供资金和干部支持。④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366—372页。

从该信的内容来看，十九路军不仅表达了联共和联苏的意图，而且提出了具体的援助和合作请求。信中还急切地表示:“如果上述一切能得到充分理解，我们就想开始进行具体的谈判和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便在各地和所有工作领域共同进行斗争”。此外，在转交该信时，胡秋原还向王明、康生建议:最好能在香港举行关于军事方面问题的讨论。⑤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365、372页。

虽然信中的不少观点和设想与中共代表团并不一致，但对于正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共来说，十九路军无疑是一支值得关注和认真对待的重要政治力量。因此，中共代表团很快作出一定的回应。1935年三四月间，通过胡秋原和王礼锡⑥王礼锡于1929年下半年应陈铭枢之邀，开始主持神州国光社编务。1931年4月，正式出任总编辑。1933年3月，卸任编务，赴英国伦敦。同年10月，应李济深、陈铭枢之邀回国。之后，担任福建人民政府文化委员会秘书长兼民众训练处负责人。1934年以后，流亡英国伦敦。的推荐，王明、康生派胡兰畦前往香港，开展抗日救国联合战线工作，并向各方解释说明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新政策。

1935年初夏，胡兰畦到达香港，随即与陈铭枢取得联系，并逐步开展对十九路军的工作。⑦参见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1901—1994》(上)，第284—285页;张漱菡:《胡秋原传——真心直笔一书生》(下)，第769页。作为莫斯科方面的代表，她不仅参加了十九路军的许多会谈，而且在一些问题上发表了意见。例如，对于南京晨光通讯社与李济深、陈铭枢策划的刺杀蒋介石计划，她和梅龚彬就表示反对。再如，在大同盟筹建过程中，她也发表了意见。此外，她还曾前往广西会见白崇禧。而桂系的潘宜之也向她表明了成立独立抗日政府及联共的设想，并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⑧参见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1901—1994》(上)，第288—295页。

就在十九路军与中共代表团建立联系的同时，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也于1935年3月和6月先后派出潘汉年和陈云前往上海，以恢复白区工作及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张闻天还特地指示潘汉年:“你们如在上海联系不上，就得设法到莫斯科去”。①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74页。潘汉年从遵义出发，经广州、香港等地到达上海，并与上海临时中央局取得联系。因后者与共产国际暂时联系不上，又返回香港等候通知。在香港期间，他又通过梅龚彬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再次会面，希望能借助对方从两广方面寻找直接赴苏的途径。②参见尹骐:《潘汉年传》，第144—145页。就在这次会面期间，陈铭枢向潘汉年提出了访问苏联的愿望，要求转达给共产国际，并希望由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来领导全国反帝运动。③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451页。而蔡廷锴也就王明发表的文章表示:共产党人已经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正确地批评了十九路军;希望能够进行反日反蒋的斗争。④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54页。除了通过潘汉年外，陈铭枢应该还通过胡兰畦向中共代表团转达了访苏要求。⑤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61页;张漱菡:《胡秋原传——真心直笔一书生》(下)，第799页。

由上可见，随着中共代表团与十九路军相互联系渠道的建立，实质性的合作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而陈铭枢访苏要求的提出，也拉开了双方会谈的帷幕。

三、陈铭枢的访苏之行及与中共代表团的会谈

在陈铭枢提出访苏要求后不久，陈云和潘汉年就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先后从上海出发前往莫斯科。1935年10月15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非常会议上，潘汉年不仅转达了陈铭枢的访苏要求，而且汇报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共与十九路军、陈济棠的谈判情况。他还根据福建事变期间的教训提出:“如果我们真正同19路军实现了行动统一，蒋介石就不会那么容易进攻我们”;“如果我们正确地实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民阵线政策，那么今天中国的军事地图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我们会取得更多的成就”。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55页。

在听取潘汉年的报告后，王明于10月29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的信中，汇报了十九路军的近期动态和陈铭枢的访苏要求。信中说:十九路军集团同其他集团已经组建了一个新党，这是“一个具有更为激进的行动纲领的集团”，“他们打算一开始建立独立的西北中国，其中包括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如果顺利还包括绥远，并同中华苏维埃结成同盟，开始进行抗日战争”;然而，十九路军集团内部对于纲领草案还存在不小的争论，“对于取消封建主义的一条，在该党创始人的嘴里只意味着消灭封建行政体制，但决不触及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和封建乡村的基础”。信中还就陈铭枢访苏的要求询问道:“这位将军现在打算到这里来同我们(中共和共产国际)谈谈”，“他坚决要来，大概很快就会到这里。我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让他来这里合适吗?如果他还是来了，那么对他应当怎么办呢?”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59—62页。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共产国际同意接受陈铭枢的访苏请求。大约在1936年初，王明通过胡秋原将这一决定转告陈铭枢，同时希望其能代为邀请鲁迅一起前往苏联。⑧参见胡允恭:《金陵丛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8页;张漱菡:《胡秋原传——真心直笔一书生》(下)，第799—800页。

就在共产国际同意邀请陈铭枢访苏前后，中共代表团在统一战线政策上也实现了关键性的转变。1935年8月1日，根据华北事变以来的国内形势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中共代表团以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所作的关于反帝统一战线的发言为基础，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并于10月1日正式对外公布。这一宣言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提出:一切抗日的党派、团体、阶级和阶层都应停止内战，实现大联合，并建议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①参见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15—18页。12月9日，中共代表团又以红军全体官兵的名义公开发表呼吁书，提出:“我们希望同一切真正抗日的武装力量建立密切协作关系，不管它们过去是否反对过我们”，“我们建议立即举行各方代表的联合谈判，并在最短时期内召开全国怀有抗日热情的军人的代表大会”。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68页。

就在中共代表团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现重要转变的同时，其与十九路军及大同盟的关系继续拉近。其一，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十九路军成为中共代表团最重要的联合对象之一。例如，在《八一宣言》的起草过程中，王明特地征求了胡秋原的意见③张漱菡:《胡秋原传——真心直笔一书生》(下)，第785—788页。。再如，1935年11月，在《救国报》最后一期中，王明还以“明”为笔名发表《福建事变一周年》一文，文中作了一些自我批评。④参见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06页。又如，在1935年12月9日以红军名义发表的呼吁书中，陈铭枢、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及十九路军将士不仅被列入联合对象，还被放在国民党内各派力量的最前列⑤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66页。。其二，中共代表团还利用其主办的《救国时报》，对十九路军和大同盟进行积极宣传，从而表明了对后者的支持立场。例如，从1935年12月9日起，《救国时报》就在其“民族出路问题论坛”的栏目中，连续多期登载了陈铭枢的《“九一八”第四周年纪念感言》。其三，1936年1月4日，《救国时报》不仅登载了大同盟的《成立宣言》，而且还登载了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四人对时局的宣言。又如，2月4日，《救国时报》还发表社论，表示欢迎十九路军组织抗日军。

中共代表团对十九路军的支持，也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1936年3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一份关于中国形势和中共任务的指示文件草案中，也明确表达了对十九路军的重视和支持。该草案就中国近期的形势指出:“执政国民党的进一步瓦解和一系列反帝性质的政治团体和组织的出现，也有利于建立反帝人民统一战线”;中共“必须把所有表明愿意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人，吸引到人民统一战线中来，甚至包括那些暂时的、动摇的或不可靠的同盟者，而不管他的政治信仰、阶级和党派属性、宗教信仰等等”;开始同所有政党、群众组织、团体和一切军政人士“就组织联合行动和对抗日斗争的集中领导问题进行谈判”。在提到这些政党时，草案明确地把大同盟列为其代表之一。另外，草案还提到:“近来在中国报刊上出现了诸如章太炎、章乃器、陈铭枢等这样一些著名人士为共产党作辩护的文章”，“党应该全力支持并扩大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些政治活动家当中出现的为共产党人作辩护的运动”。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157—164页。

就在双方关系日渐接近的背景下，应中共代表团的邀请，大同盟于1936年初决定派陈铭枢前往苏联，同行者还有其秘书徐翔穆、胡兰畦等人。出发之前，陈铭枢还委托胡允恭前往上海，代共产国际方面邀请鲁迅一同赴苏，但被婉拒。⑦参见胡允恭:《金陵丛谈》，第178—181页。陈铭枢一行到达欧洲后，先在法国巴黎会合，并与负责救国时报社工作的吴玉章取得联系。之后，陈铭枢一行及与流亡伦敦的王礼锡等6人又在中共代表团的安排下，从巴黎出发，于4月13日抵达莫斯科。⑧参见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1901—1994》(上)，第296—297页。

陈铭枢到达莫斯科后，很快与王明、康生进行了初步会谈，参加者还有胡秋原和王礼锡。在这次会谈中，陈铭枢向王明、康生提出三个问题。其一，中共对重建十九路军的支持问题。他表示:蒋光鼐、蔡廷锴及翁照垣等十九路军将领，现在就要开始在福建组建抗日军队。其二，中国爆发抗日战争后苏联的援助问题。为此，他还向王明递交了一封由11位黄埔军校学员及国民党高级将领签名的信件，并表示:这些人拥护同红军和中共建立统一战线，要求他和苏联进行谈判，还要求苏联在对日作战开始后给予援助。其三，双方在国统区宣传鼓动工作方面的合作问题，即在香港、上海等地合作出版报纸和杂志。①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192—194页。

4月16日，王明、康生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与陈铭枢初次会谈的情况。报告提出:十九路军集团“现在已经没有真正的军事力量，但是由于它在上海进行过反日战争而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它作为唯一的政治军事派别比所有其他派别都更早和更公开地表示希望并准备同红军和中共缔结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报告建议:在近期计划中，应成立一个共同的政治组织，以便在统一的政治领导下，联合包括一切抗日力量和群众组织，首先是十九路军集团、原东北抗日将领、方振武集团;而在今天的直接行动计划中，应该“在我们的江西和福建的游击队同隶属于19路军集团的所谓人民军及其他队伍之间缔结统一战线，进行共同的抗日活动”，“同19路军集团和其他组织在抗日宣传和鼓动方面进行合作”。报告还对陈铭枢递交的签名信表示出怀疑，但同时认为:“在这些指挥官中，特别是在黄埔军校学员中确实出现了很大的骚动和反日情绪”，“这种可能性也许不能排除”。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193—195页。

大约是在初次会谈之后，陈铭枢又向中共代表团递交了一份书面报告。报告提出:大同盟希望在四个方面同中共进行合作。其一，在组织方面的合作，具体包括:吸收一定数量的中共代表参加大同盟的委员会;在必要时，召开大同盟中央执委会与中共中央的联席会议。其二，在建立统一战线和成立国防政府方面的合作，具体步骤是:先由中共、大同盟、东北抗联、学生界代表成立发起中心;接着在国内外建立初步的基础，以便向全国推广;然后在6个月内召开代表大会，以便为成立国防政府奠定组织基础。其三，军事方面的合作，具体包括:双方联合组织一支由原十九路军中、下级军官组成的1000人的队伍，先派到香港秘密进行培训，后派到各地参加作战行动;由大同盟集中十九路军余部和民众武装力量，并派人参加红军及其他军队的作战行动;联合十九路军、红军和其他军队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在必要时派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于学忠中的一人去苏区或适当地方，同红军共同成立联军总司令部;由大同盟派遣人员进行瓦解敌军工作，并与中共在敌军中的秘密工作人员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等等。其四，在文化组织系统方面的合作，具体包括:由双方及其他进步文化人士成立文化方面的民族斗争同盟，以上海、北平、香港和国外作为初始行动地点;大同盟的所有文化组织与中共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吸收中共人员加入神州国光社的管委会、香港《大众日报》的编委会和菲律宾《先驱日报》的工作，在英国创办由中国人民之友协会出版的英文刊物;双方合作在文化中心建立青年教育机构。报告还提出了人员和资金援助的请求。在人员方面，具体包括:请中共派代表参加大同盟的委员会;请中共派代表与大同盟代表一起到国内各地做组织和领导工作;请中共派人在文化机构中做军事训练工作。在资金方面，则要求能给予大同盟10至15万中国元(应指法币)的资助，以用于军事、文化及事业性开支。③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198—203页。

在收到陈铭枢的书面报告后，王明、康生和陈云很快将其送交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并开始着手准备与陈铭枢谈判协商的具体方案。5月26日，王明又致信季米特洛夫，要求对谈判给予指示，以便尽快结束谈判并进入实际工作。④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04页。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到6月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就与陈铭枢的谈判问题，向中共代表团发出指示。指示提出，中共代表在与陈铭枢谈判时应当遵循四条原则，包括:(1)“考虑到陈铭枢集团中有相当多的无原则的政客，要加倍小心”;(2)不能让陈铭枢集团认为谈判是在苏联领导人知情，并给予支持或批准的情况下进行的;(3)“不要把陈铭枢集团看作是全国范围内形成的救国同盟，而应看作是原19路军和前福建政府的拥护者集团”; (4)“大力提高中共作为一个独立因素的威信和中共中央作为一个拥有全权解决与具体实施抗日统一战线策略有关的问题和以共产党名义承担相应义务的唯一机构的声望”。指示认为:中共代表应满足陈铭枢集团缔结合作协议的愿望，但同时说明关于具体合作形式的谈判只能在中国国内由中共中央特派全权代表进行。指示指出，中共代表应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同陈铭枢集团达成口头协议，包括:(1)关于加强和扩大活动问题，以及对香港《大众日报》、菲律宾《先驱日报》和上海《大美晚报》提供资金支持问题;(2)关于在香港成立培训民族革命干部学校的问题;(3)关于由中共派干部帮助大同盟的机关报编辑部工作和在香港组建学校的问题;(4)关于加强在法、英两国华侨中的共同活动，特别是加强中国人民之友协会的问题。指示还特别指出:可以从中共的经费中拨出2万美元，以对大同盟的机关报和干部学校提供财政支持。①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05—206页。

大约在6月下旬，中共代表团与陈铭枢进行了正式谈判，并达成初步的合作协议。7月初，陈铭枢偕胡秋原、王礼锡及胡兰畦离开苏联，前往法国巴黎。②参见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1901—1994》(上)，第304页;张漱菡:《胡秋原传——真心直笔一书生》(下)，第804页。

在离开苏联之前，陈铭枢于7月1日以个人名义专门起草了一封给中共中央委员们的信件，并委托中共代表团转交中共中央，以作为双方下一阶段在中国国内进行正式谈判的蓝本。

陈铭枢在信中首先阐述了大同盟基本的政治立场和行动纲领，以及当前形势下的八条行动纲领。其中，第5条为“恢复19路军，扩大民族抗日战线”，其内容指出:“19路军在中国民众中是对日斗争的象征，而19路军的战士一如既往地眷恋和忠诚于自己的军队。为了联合抗日力量和取得人民大众的同情，我们必须尽力恢复19路军，恢复19路军的运动就是集合抗日力量的运动”。而第8条为“联合国际朋友，保证中国领土完整”，其内容指出:“苏联是我们最可靠的朋友，我们必须与它缔结同盟。此外，同英国、美国、法国和其他在远东同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的国家也要建立正常的关系”。接着，他表示:“贵党是中国目前唯一一个最伟大和最巩固的政党”，“你们的武装力量无疑是抗日民族解放武装斗争中的一支主要的伟大力量”，“贵党的新政策是走向中国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我们真的理解和尊重贵党的诚意”。然后，他又以中共的《八一宣言》和王明的《抗日救国的政策》小册子为基础，提出了双方合作的六个基本点，包括:在政治方面，召开人民代表救国大会，筹备成立国防政府;在军事方面，参加彼此的作战行动和组建抗日联军，联合开展敌军工作和培养干部;在群众运动方面，组织救国会等群众组织，相互参加彼此的组织;在文化方面，组织民族文化同盟来统一文化运动，相互进行资金和干部援助;在组织方面，邀请中共代表参加大同盟上层机关的工作，相互掩护对方的组织;在活动方面，由大同盟在其统治地区为中共的组织、运动和干部提供保护。

在信的末尾，他还诚恳地表示:“我不谙理论，缺乏经验”，“我要忠实地同我忠诚的、始终不渝的同志们一起在需要我们的地方，沿着贵党同志的足迹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而奋斗”，“我衷心地希望，你们这些拥有丰富经验并掌握彻底理论的同志们，给我们以领导和指示”。③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10—219页。

应该说，陈铭枢的莫斯科之行和与中共代表团的谈判取得一定的成果。虽然中共代表团没有代中共中央签订正式的合作协议，也未在重建十九路军、苏联援助等关键性问题上作出任何承诺，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以人员及资金援助的方式对十九路军及大同盟表达了基本的支持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谈判也标志着中共与十九路军之间的联系开始走向高层，并为双方进入实质性的合作创造了前提。

四、十九路军的重建尝试及与中共的继续合作

按照陈铭枢和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谈判时达成的协议，包括双方军事合作问题在内的正式谈判，应当是由国内的中共中央和十九路军选择合适时机和地点来进行的。但是，由于1936年6月1日发生了两广事变，因此，在与中共中央还未建立联系的情况下，十九路军的重建就迅速展开。

两广事变的发生，既是日本侵华导致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结果，也是蒋介石与两广地方实力派矛盾长期发展的产物。随着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以后，蒋介石的统治逐渐深入华南和西南，严重危及两广地方实力派的生存。特别是1936年5月胡汉民去世后，由于蒋介石借机提出取消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等五项条件，以消除两广的半独立状态，两广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的矛盾迅速激化，最终于6月1日联合发动了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发生后不久，陈济棠派代表前往香港，劝蔡廷锴入粤协助。大同盟随即提出合作条件，其首要者为:允许蔡廷锴到广东重建十九路军总部，召集旧部，恢复军队。①参见王素秋、王俐:《蔡廷锴传》，第198页。但由于蒋介石策动粤方内部倒戈，陈济棠于7月18日下野，十九路军依托粤方重建的机遇转瞬即逝。

粤方失败后，解决两广事变的重心移至广西。面对蒋介石以大兵压境，准备武力解决桂局的高压势态，桂系一面扩充军队，作军事准备，一面邀请救国会、乡建社、第三党等各派力量及反蒋人士入桂，以壮声势。对于十九路军，桂系作出积极争取的姿态。早在6月中旬，桂系就已经把以原十九路军军官为骨干的独立团扩充为“国民革命救国军新编第一师”，以原十九路军将领翁照垣为师长。②参见《新桂系纪实续编》(二)，第461页。7月下旬起，桂系又致电李济深、蔡廷锴等人，邀请其前往南宁议事。

由于桂系作出的联合姿态，十九路军方面开始积极推进重建事宜。7月间，十九路军在梧州设立临时办事处。8月上旬，十九路军又公开发表宣言，宣布重建，并号召原属将士迅速入桂集中。李济深、蔡廷锴等人抵达南宁后，又设立十九路军总指挥部，恢复三个师的编制，以翁照垣、丘兆琛、区寿年为第60、61、78师的师长，另在玉林设军官团。至此，十九路军恢复编制，并轰动一时。

受各种因素所限，虽然中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都没有介入十九路军的重建，但中共在香港的组织，以及在大同盟、华南救国会及桂系中工作的一些中共人员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十九路军和大同盟给予了支持。其中，经李济深推荐，宣侠父被桂系委任为广西绥靖公署上校参议。他不仅与谢和赓积极推动李宗仁、白崇禧支持十九路军恢复番号，而且担任了新建第61师的参谋长。③参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5卷，第39页;广西军区政治部等编:《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15—216页。

由于蒋介石和桂系最终达成妥协，到1936年9月中旬，两广事变以和平解决而收尾。随后，经与桂系协商，十九路军宣布取消总部及军官团，并将新组建部队裁并为一个师，归入桂系建制。至此，十九路军的重建也戛然而止。

十九路军的重建虽然未能实现，但中共方面与十九路军及大同盟的合作仍在继续。两广事变结束后，李济深设立大同盟梧州市委，宣侠父、金城(方可纫)分别担任主任委员、宣传部长，很快在当地掀起抗日运动。④参见金城:《为党交游六十年——金城文集》，华文出版社，2008年，第251页。同时，中共人员张威也担任了李济深的秘书，并提出了改组大同盟的建议。11月，李济深派张威到上海，设法与中共及救国会取得联系。之后，中共在上海的组织派人随同张威返回梧州，与李济深初步建立联系。⑤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第14辑，1982年，第44—45页。

除了白区组织外，中共中央与十九路军在这一时期也逐步建立联系。大约是在1936年7月下旬或8月初，中共代表团致电中共中央，简要转述了陈铭枢致中共中央委员们信件的内容。⑥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36—237页。8月9日，受中共代表团委派回国的潘汉年也辗转到达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对于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指示，并汇报了他在南京同国民党当局联络国共合作抗日谈判的情况。由于潘汉年在回国途中停留香港期间，曾与十九路军、桂系、救国会等方面，以及梅龚彬等人有过会谈和联系，他应该也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两年来白区组织及人员与十九路军方面的合作情况。①参见尹骐:《潘汉年传》，第153页。同日，张闻天就白区党派统战等问题，向正在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发出指示信。信中特别提到:“同其他各党派的统一战线，亦应具体进行。陈铭枢派应很好的与之合作。”②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第248页。

就在获知陈铭枢在莫斯科的活动情况及来信内容的同时，中共中央也派代表前往两广，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云广英到达南宁后，先后同李宗仁、李济深进行了会谈。李济深在会谈中表示:“中共所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正确”。9月中旬，在云广英离开南宁前，李济深还委托其向毛泽东转交了一封信，其内容是:拥护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愿意与中共合作进行抗日救国运动，并希望在军事行动上与红军密切配合。③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39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13页。

在中共中央派出代表后，李济深、李宗仁和白崇禧也派代表钱寿康，携带由十九路军和桂系共同拟定的《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于8月30日到达陕北。④参见姜建、王庆华:《李济深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6页。毛泽东不仅会见了钱寿康，而且将其带来的协定草案略行修改，签字生效。在钱寿康于9月下旬离开前，毛泽东还委托他向十九路军及桂系领导人转交中共起草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和两封个人书信。在致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的信中，毛泽东还说明了对南京政府的新的统战方针，提出“蒋介石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并表示:“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一俟确定之后，双方根据协定一致努力，务达抗日救亡之目的而后已”。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1页。在致蒋光鼐、蔡廷锴的信中，毛泽东则对十九路军的继续奋斗表示赞赏，表示愿同其互派代表并择时于适当地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他还询问说:“真如先生(即陈铭枢)何时回国，深以为念，弟等甚盼其迅速回国，从事统一战线之伟业”。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73—74页。

中共中央和十九路军及大同盟建立联系后，虽然双方间的正式谈判一直未能举行，但仍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合作。其中，对晋绥地方的统战工作就是一例。

早在1936年2月，朱蕴山就曾受大同盟委托前往太原会见阎锡山，希望其与十九路军进行合作，组织中国民族同盟，并说明应当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⑦参见李正西、洪啸涛:《朱蕴山》，第84页。朱蕴山此行也为十九路军及中共建立了一条联络晋绥地方的重要渠道。10月22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指出:“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民族革命同盟(即大同盟)如有些力量，须好好联络，首先推动他们赞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根据这一指示，北方局通过华北联络局系统，委托朱蕴山再次前往太原同阎锡山会谈，并达成三项协议:取消山西的反共组织;取消对陕北苏区的封锁;组织抗日民众团体，发动民众，开展抗日运动。⑧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63—164页。12月2日，由于陕甘宁苏区形势危急，毛泽东又于两次致电刘少奇，指出:“急须同晋绥当局建立友好关系，以便利红军行动”，“速从民族解放同盟(即大同盟)或其他关系与晋阎(即阎锡山)、绥傅(即傅作义)接洽”。⑨《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第169页。在此前后，由于绥远抗战爆发，大同盟还致信中共中央，希望对晋绥方面给予援助，并问及红军在西北的战略意图。12月22日，毛泽东就上述询问回信说:“我们坚决申明:完全同情于晋绥当局及军队与人民真正抵抗日寇捍卫疆土的决心和行动，我们愿以全力为他们援助”，“如果晋绥当局真心抗日，而又于他们认为必要时，红军当与之订立合作协定”;“红军的唯一企图在保卫西北和华北，目前是集中于陕甘宁地区，首先求得国民党军队的谅解，在合作基础上共同进入抗日阵地，舍此并无其他企图”。他还在信中表示:“希望双方结成坚固的阵线，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到底，并望你们推动各方首先是晋绥当局迅速执行抗战并成立各派的联合战线”。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73—474页。

除了在对晋绥地方的统战问题上外，双方还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进行了协商与合作。1937年3月，救国会成员杨德华从上海到达梧州、香港，向李济深、蔡廷锴及大同盟人员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解释说明，以及关于联合各阶层各党派抗日救亡的政策要点。随后，李济深、蔡廷锴委托杨德华携带其致周恩来、叶剑英的信件前往西安，希望中共能够考虑采纳福建人民政府曾经提出的大政方针，迅速召开全国政治会议，并表示愿破釜沉舟，随时赴延安出席会议。杨德华经西安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向他表示:希望李济深、蔡廷锴暂缓来延安，仍安心在国民党区域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并希望在吸取以往国共合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诚布公，长期合作。杨德华返回香港复命汇报后，李济深、蔡廷锴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随即召开新闻界座谈会，并安排杨德华对西安事变的情况和在延安的参观见闻作了介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社会影响。②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等编:《李济深纪念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7—80页。

五、结论

作为民国政坛上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十九路军在福建事变后坚持从事抗日反蒋活动，并为重新建军而作了持续的努力。尤其是陈铭枢1936年的访苏之行及其与中共代表团的会谈，不仅是十九路军争取外部支持的一次重要尝试，也极大地推动了其与中共关系的发展。

但事与愿违的是，十九路军最终未能实现其重建计划，而其与中共的军事合作也未能展开。这种局面的出现，主要是由如下因素决定的:

第一，苏联、共产国际的因素。20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苏联、共产国际逐渐确立在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中共代表团也随之改变了以往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策略，转而积极寻求与国内其他各阶层和政治派别的联合。由此，为寻求外援而主动采取联共政策的十九路军就自然成为中共代表团重点考虑的联合对象。而同意陈铭枢访苏并与其谈判谈判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但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苏联、共产国际在建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最看重的是与蒋介石的联合。而就在陈铭枢访苏前夕，国民党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和王明接连举行了三次会谈，从而开启了国共再次合作的谈判之门。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共产国际刻意回避与十九路军代表团见面，并指示中共代表团对其采取有限支持的原则。这种支持只限于宣传与组织工作，而远非十九路军方面最为期待和需要的军事援助与合作。从这个方面来说，陈铭枢的莫斯科之行，并没有取得多少真正有价值的成果。

第二，中共的因素。土地革命后期，由于“左”倾路线的危害，中共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十分艰难的发展阶段。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后，中共中央及红军放弃中央苏区，进行了为时数年的艰苦的战略转移。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白区组织之间的联系又长期中断。与此同时，中共在白区的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在各地的活动基本停滞。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中共在白区的组织和中共代表团逐渐开展了对十九路军的工作，并进行了初步的谈判，但中共中央与后者之间直至很晚才得以建立联系。而且，对于长期难以获得稳固立足点的中共中央来说，或者联合西北地区的东北军、十七路军以及临近陕甘宁地区的华北各地方实力派，实现反蒋抗日基础上的“西北大联合”，并借此打通国际路线，或者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与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达成妥协，实现国共再次联合，才是这一时期其考虑的重点所在。而与前两者相比，联合远在两广且缺乏立足之地的十九路军，并与之展开正式谈判和以军事为中心的合作，既非当务之急，也缺乏推进的渠道和手段。从这个方面来说，中共与十九路军在各自的目标和需求上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

第三，十九路军自身的因素。在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民国政治博弈中，军事力量的强弱是衡量各政治派别实际权力大小的最重要的指标。十九路军曾经是民国政坛上一个重要的地方实力派，但在福建事变以后，随着其军队的瓦解，已经转变为一个缺乏武力支撑的政治派别。这种政治地位的变迁，也严重地削弱了其参与政治博弈的能力和手段。因此，十九路军只能一方面依托于桂系来维持其剩余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通过与其他政治派别的结盟来保持自身的政治影响力。而只有获得外来援助和合适的历史机遇，十九路军才能实现重建军队的目标，重新恢复原先的地方实力派之一员的地位。但是，正是这种受制于人的困境和较为宽泛的政治结盟，也导致其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混杂，缺乏真正的号召力，而组织上也比较松散，且地方色彩也比较浓厚。对此，在中共代表团与陈铭枢会谈之前，共产国际所提出的关于谈判的四条原则就充分体现出其对十九路军状况的清醒判断。另外，潘汉年1936年从莫斯科到达香港后，也在7月1日致王明的信中表达了对十九路军的类似看法。他写道:邹韬奋的《生活》日报“可以完全由我们来领导，这个团体要比民族救国同盟集团(即大同盟)好得多”。①金炳镐编著:《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第1编，第287页。《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22页。

尽管未能实现重新建军的计划，但对十九路军来说，其与中共的合作仍然是有意义的。经过数年的接触，双方之间逐渐形成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并建立起一定程度的信任。这种信任的形成，不仅为作为政治派别的十九路军的继续发展获取了重要的外部支持，也为其与中共继续进行的政治合作奠定了基础。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副研究员北京100080)

(责任编辑薛承)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CPC and the 19th Route Arm y Reconstruction——In the center of Chen M inshu’s visit to M oscow in 1936

Wang Zhigang

The 19 th Route Army was in a hostil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PC once.A fter the Fujian Incident，the 19th Route Army made contact with the CPC，and they knew each other.After the Fujian Incident，the 19th Route Army，based in Hongkong，Wuzhou and other places，actively promoted the Anti-Japanese activities against Chiang and the army reconstruction.During the period，the organization and personnel in the KMT-controlled area，in the situation of losing the contactwith the central comm ittee，provide support for the 19 th Route Army.At the same time，with the united front strategy change of the CPC’s representative group i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the CPC also established the contactwith the19th Route Army.In 1936，the19th Route Army delegation led by Chen Mingshu visited the Soviet Union，negotiated with the CPC delegation，and reached a preliminary cooperation agreement.After the Guangdong and Guangxi Incident，the 19th Route Army was rebuilt at one time，and the organization and personnel in the Kuomintang-controlled area gave them some support.After that，the CPCCentral Comm itteemade contactwith the 19th Route Army and carried out cooperation，and the two parties started to establish the confidence.

D231;K26

A

1003-3815(2016)-03-003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