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艳玲

新中国第一次大裁军考察*

孙艳玲

1950年，为了恢复国民经济、节约经费、建设现代化军队，中共中央根据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决定裁军150万。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裁军，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军队建设的一项重大决策。朝鲜战争爆发后，裁军计划虽受到影响，但仍裁减近100万人，并为此后的裁军和复员工作积累了经验。

1950年裁军;精简整编;财经状况;国际形势;复员工作

1950年，中共中央对全军进行了精简整编。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裁军①关于裁军，严格的表达方式应是军备控制与裁军，一般指限制或削减武器装备和武装力量，但中国的历次裁军主要是裁减武装力量。需要说明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至1985年以前，中国对国内裁减军队员额的行动很少使用“裁军”一词，通常的表述是“精简整编”或“整编复员”。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其确有裁军的性质。因此，本文把它明确称为“裁军”。另外，1950年的精简整编包括精简和整编两项内容，本文的重点是精简，即裁军和复员问题。，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军队建设的一项重大决策。关于1950年裁军问题，一些论著和文章虽有提及②参见徐平:《50年前的中国军队大整编》，《文史博览》2006年第17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8—43页。，但研究并不深入。本文拟根据现有文献，对1950年裁军及复员工作的过程进行梳理，探讨裁军与财政经济状况、国际形势之间的相互关系，重点分析中共中央在处理裁军问题时的战略考虑和决策变化。

一、1950年裁军任务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国内局势的渐趋稳定和中苏同盟的建立，新政权面临的严峻形势有所缓解。但是，党和人民政府面前仍存在许多困难。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国民经济亟待恢复，而国家财政却困难重重，赤字严重。新中国第一次裁军的决策，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作出的。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财政经济状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各项工作的开展，国家财政支出日益增加。其中，军事方面的投入尤其巨大，这是导致政府财政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关于军事方面的支出，主要有两项:

一是对大量旧军事人员接收所需经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对一切不再抵抗的旧军队与旧人员采取一律包下来的方针，实行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政策，这使得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很重①《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70—171页。。1950年上半年，在全国900万脱产的军政公教人员中，500多万是军人，其中包括大量的旧军队人员，仅1949年2月至1950年5月的国民党军投诚、起义人员就有126万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805页。。为改造和团结旧军事人员、避免简单遣散对地方治安造成混乱、防止其成为匪患，同时松懈尚未解放地区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斗志，中央决定接收这些人并保证其生活与工作费用③《陈云文集》第2卷，第39页;《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84页。。

二是部队执行战斗任务所需经费。当时，台湾和西藏等地尚未解放，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还有国民党军队在负隅顽抗;在一些新解放区国民党残余力量同当地恶霸势力及惯匪相勾结，以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同人民政权相对抗。为解放全部国土，肃清土匪和反革命武装，中央执行“先军队，后地方”的开支原则，把军费全部包了，对作战费给以充足的保证④长江:《财经工作的新时期》(1950年3月10日)、中央财政部:《统一国家财经工作以来财政工作的执行情况》(1950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第591、732页。。

在此情况下，军费支出居高不下。在1949年财政支出中，军费居第一位，直接用于部队支出的，约占全部支出的60%，如加上为支援战争而支付的运粮等开支，比例还要更大些⑤《一九四九年中国经济简报》，《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120页。。在1950年预算中，军费开支仍居首位，最初定为总支出的38.8%，后又增加到43%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5页;《陈云文集》第2卷，第141页。。1950年初，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在全军后勤财务会议上指出:今年困难很大，“主要是财政经济的困难”:一是现有军费很难降低，因供给标准已经很低，官兵吃饭生活要保障，兵工生产也不能停;二是军队作战还要增加军费，“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经费几乎增加了三倍。第三野战军如果台湾打下来了，又要加倍，西北也如此，就东北、华北少些”⑦聂荣臻:《在全军后勤财务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1月11日)，《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314—316页。。

因军费等支出持续增长，而财政收入增速缓慢，导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当时，新中国继承的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萎缩、交通梗阻、物价上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国家税收甚微。加之中共刚刚接管政权，在很多新解放区还没有站稳脚跟，经济工作短期内难以很快展开。这些因素导致财政收入增速远落后于支出增速，赤字严重。1949年，全国财政赤字占总支出的46.4%，关内赤字达到2/3。⑧《一九四九年中国经济简报》，《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119页。中央不得不依靠发行钞票和公债来解决巨额财政赤字。1949年7月底，国家发行纸币2800亿元(旧币)，9月底发行8100亿元，10月底发行11000亿元，至1950年2月共发行41000亿元⑨《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页;陈云:《财经旬报二则二》(1950年2月1日)，《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117页。。1950年初，国家又发行了1亿分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⑩每“分”以上海等六大城市的大米(天津为小米) 6市斤、面粉1.5市斤、白细布4市尺、煤炭16市斤的平均批发价格的总和计算。《陈云文集》第2卷，第143页。。货币发行量的激增加剧了通货膨胀，物价几次发生大的波动。

关于新中国在财政方面的困难，1949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讲话中有过深刻分析:“去年预算增加五倍，今年增加一百多倍，各部门为了工作，预算都很大，但这个家当就这么大，只有这些钱，因此必须把支出和收入碰一下头”。“在收入项内，公粮收入占百分之四十一点四，税收占三十八点九，合计尚差一百一十二亿斤小米，就要靠发行公债来弥补这个赤字。在支出项内，明年准备养九百万人，其中军队五百七十万人”。“现在，我们的建设费只占百分之二十四，文教卫生费只占百分之四点一，军费则要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行政费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所以实际上这还是一个战争预算。”“今年票子发得多，又加上防疫，设立三道封锁线，因此使全国物价高涨”，“明年不能像今年这样印票子，否则物价还会涨”。①《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2页。

在艰难的财政状况下，部队军费发放也出现困难。1950年3月30日，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向中财委、中央军委报告:“中南军区三月二十日来电，十五兵团二月份部队的津贴尚未发下，三月份的经费仅领到一部，伙食亦难维持。西北军区三月二十日来电，一、二月份所拨经费尚不足一个月使用，三月份经费尚未领到。西南军区来人报告，一至三月份经费，均各领到一部，无法维持。二月下旬，成都起义部队因无经费，曾发生一句怪话:‘三个月不发饷，不如找老蒋’。问题严重了，西南财委三月初才送去500亿，但其他部队仍很困难。”②杨立三、贺诚、张令彬:《呈中财委、军委的报告》(1950年3月30日)，《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123页。

面对严重的财政困难，中共中央认识到，在国家逐步转入以和平建设为主的情况下，军费支出继续占如此大的比重是不适宜的。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采取有力措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对现有军队员额进行裁减。

(二)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

当时，中共中央果断作出裁军的决定，除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迫切需要外，还基于对国际形势和战争等问题的判断。新中国成立后，尽管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实行遏制与孤立政策，但还是存在一些有利于新中国发展的条件和因素。

首先，从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来看。新中国成立前夕，即明确宣布将联合苏联，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一边。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得到苏联、东欧及亚洲人民民主国家和一些西欧国家的承认和支持。在“一边倒”的格局下，1950年初，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解决了国家安全和外来经济援助问题。关于这一条约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曾强调指出:“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③《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中苏条约及协定》，《人民日报》1950年4月13日。

其次，从党中央对战争问题的判断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了慎重的分析。1950年6月，毛泽东在提交给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④《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36页。在党的内部文件中，党中央更是明确提出:“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全世界人民反对战争，但是并不害怕战争。帝国主义以战争吓人，但是战争真的打起来，帝国主义必然灭亡。这是我们关于战争和平问题的全部观点，必须完全说明。”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212—213页。

可以说，削减军费、恢复经济的迫切要求，是中央实行裁军的内在动力，而对国际形势和战争问题的认识，使得中央能决心实行裁军。关于裁军与财经状况、国际形势之间的相互关系，毛泽东曾在1950年4月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深刻地指出:“人员与财政之间的矛盾，战争与和平的矛盾，这是问题的本质。两三年内是否会有仗打?可能几年内没有仗打，又有一种可能就是打。如果明后年打，留下四百万也够，足以应付必要情况。现在裁一点，以解决军事与财政的矛盾，即裁去一百五十万。”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109页。

二、1950年裁军的决策过程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就考虑过精简军队的问题，并有所实践。抗战时期，中共采取了精兵简政的措施。1942年9月，毛泽东指出，要精兵简政，只有实行这一政策，才能使革命力量轻快地与敌斗争并战胜敌人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46页。。抗战结束后，中共曾对晋察冀、晋冀鲁豫等解放区裁减了部分军队②北京军区战史编写组:《血路——战火中走来的“杨罗耿兵团”》，军事谊文出版社，2013年，第5—6页;《裁军与复员》(1946年4月)，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广东区党委文件)(1946.1—1947.7)》，1989年，第60页。，并进一步明确了有关建军原则。1945年12月15日，毛泽东强调:“兵贵精不贵多，仍是今后建军原则之一。”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76页。1950年上半年，为减少军费开支、推动军人复员返乡发展生产，同时建设一支精干的现代化的人民解放军，中央正式决定对军队员额进行裁减。

(一)1950年裁军的启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尾声，中央即开始考虑裁军问题，初步打算1951年进行裁军。1949年10月，毛泽东提出:“现在我们有四百多万军队，再过几个月就会有五百多万，加上政府人员就有九百多万人。这样大的数字，非一般国家所能支持，但是我们必须准备支持一个时候才行”。等到战争结束，“那时候，兵团根本就不要了，甚至军也可考虑不要，因为师减少了。干部到那时就可转出大批人来，现在到处缺人，因此军队的这些人，一定要想法很好地转”。④《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1949年9月—1951年12月)》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9—40页。他估计1951年“可以准备三百万人转入生产”，如果那时“能将军队从五百七十万减到三百万甚至二百五十万就好多了”。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52页。

在实施裁军之前，为减轻国家负担、改善部队的生活，中共中央提出让部分解放军参加生产建设。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颁发《关于一九五○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一九五零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1949年12月6日。。部队参加生产建设取得很大成效，但也出现一些问题，如“出现了拼命搞生产而忽视战备训练的现象”，在增加国家财富和减轻人民负担等方面作用也有限⑦杜平:《杜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第9页;《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1949年9月—1951年12月)》上卷，第129页。。为大幅削减军费、加速国民经济恢复，中央决定在解放军参加生产建设⑧当时部队生产建设仍继续进行，直到1950年8月，为准备抗美援朝战争，党中央才决定解除军队的生产任务，全面转入军事整训，准备作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95、102页。的同时，立即实施裁军。

1950年上半年，随着国内外局势的进一步稳定，实施裁军的条件已经具备。中央认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基本结束，除台湾和西藏尚待解放仍有严重的战斗任务外，全国已开始进入经济建设的新阶段，人民解放军也将随之从战争状态下转入正规建军的新时期。在国家生产建设开始时，人民解放军既必须进行一部分复员，去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工作，以帮助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复员工作的决定》(1950年6月30日)，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办公室编:《军队干部转业复员工作文件汇编(1950—1982)》，劳动人事出版社，1983年，第9页。

在此背景下，中央决定启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军队精简整编。1950年3月1日，陈云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委座谈会上表示:“除西藏外大陆已经全部解放，只剩下清剿土匪和掩护土改的任务，大批军队已经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现在，一个办法是军队地方化，军、师、团取消，化为连队;另一个办法是军队转入生产。”⑩《陈云文集》第2卷，第81页。3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也指出:“现在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经济建设。我们还有很大的困难，在我们身上负担有几百万军队、几百万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把国民党的烂摊子收起来了，这么多人要吃饭。今年要提出把这个负担逐渐减轻，以便我们能够投资于经济建设。”①《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99页。随后，中央提出军队分批复员，返回家乡发展生产和建设民兵，以减轻人民负担②《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77—78页。。

1950年4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整编复员，在1950年内由550万人整编为400万人③《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1949年9月—1951年12月)》上卷，第135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109页。。4月12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的第四次会议时指出:“现在军队有五百六十万，可以减少一百六十万，即剩四百万。要加强空军、海军、炮兵、工兵等技术兵种，减少陆军。但并不是要大裁军，是把愿意回家、有家可归的送走，给路费，也要训练一下，并使他们家乡组织欢迎他们。将来国际环境稳定，我们全国实行征兵制以后，军队留二百万到二百五十万就差不多。”④《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114—115页。

当时，国民经济形势严峻，中央急迫地希望裁军计划能够尽快实现。1950年4月21日，中央在给邓子恢等四大军区领导人的电报中指出:“四月十二日林彪同志给邓谭赵陶关于中南区今年复员五十三万至六十万人的电报谅已收到。我们希望这个复员工作能于五月至八月四个月内做到，以便节省出九月至十二月共四个月的经费，减轻人民一部分粮税负担。”同时，还要求四大军区尽快电告中央，是否能于四个月内完成复员工作。⑤邓谭赵陶分别指邓子恢、谭政、赵尔陆和陶铸。《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78页。4月底至5月上旬，毛泽东又几次致电各大军区，询问军队缩编问题⑥《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1949年9月—1951年12月)》上卷，第134页。。

为贯彻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实行精简整编的决定，1950年5月16日至31日，中央军委召开全军参谋会议，研究、部署裁军问题。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分别在会议上就裁军问题发表讲话。5月16日，周恩来在会议上讲话指出:为了使开支好转，需要整编军队，复员一百多万人，这是我们目前的重大任务。⑦《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8页。会议经过讨论，确定了整编方案:整编的中心是实行复员和统一全军编制，方针是缩减陆军尤其是步兵员额，加强海军、空军及各特种兵⑧《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17页。。

很快，中央批准了全军参谋会议制定的裁军计划。1950年5月28日，聂荣臻向中央报送准备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作的军事报告的大纲。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各项原则，即可照此拟定编制表。”⑨《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1949年9月—1951年12月)》上卷，第144页。根据这一大纲，部队改编后，陆军统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两种。国防军，以军为指挥单位，各军直属各大军区;兵团和野战军机构，除参加攻台部队外其余均撤销。⑩《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148页。关于部队的具体编制情况，“依攻台两栖作战及我现有装备与生产条件，分为战时与平时两种。战时编制，以攻台作战所需之兵力与火力，尽可能保证充实。其他不参加攻台作战者，不分野战与地方，统一编制，其原则为保留架子，减少兵员，保留特种兵，减少步枪手，保留干部，减少战士。”“机关编制原则，为横宽纵短，减少层次，官多兵少。”按此大纲，裁减完成后，军队员额为400万人，其中华东99万人，中南98.7万人，西南78.8万人，西北59万人，华北29万人，东北9万人，军委直属及海空两军26.5万人。公安部队按4.5%的比例从400万人中抽调，共18万人。另外，铁道兵团保留1.8万人左右，仍称人民解放军，着军服，按军队供给制待遇，但在400万总额以外，由铁道部事业费中开支，实质上为铁道工程队。⑪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1949年9月—1951年12月)》上卷，第144—145页。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向七届三中全会提交书面报告，正式对外宣布:“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军应在一九五○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必须谨慎地进行此项复员工作，使复员军人回到家乡安心生产。”⑫《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394页。

(二)1950年裁军的主要特点

此次裁军的第一个特点是缩减陆军，扩充海空军和陆军技术兵种。中央决定: 大幅缩减陆军，精简幅度为 26.6% ，由原来占全军总员额的 98.19% 下降到 95.47%①《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 卷，第17 页。; 迅速发展海空军，将海军由目前的 3.8 万余人增加到攻台作战前的 5.5 万人，空军由 5.7 万人增加到 12.6万余人②《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 (1949 年 9 月—1951 年12 月)》上卷，第144 页。。

这一作法的主要目的是全面加强国防能力，以适应建设现代化军队的需要。当时，我军各军兵种极不平衡。陆军占绝大多数，主要为步兵，缺乏炮兵、装甲兵、防空部队等其他兵种。海空军处于初创阶段，总共才 9.5 万人，仅占全军员额的 1.72% ，且大多为国民党投诚起义人员，战术技术水平较低; 装备主要是从投降日军和国民党那里接收来的各种旧器材，数量有限，性能落后。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美蒋在海上的封锁破坏、空中袭扰侵犯，我军反击能力有限。对此，毛泽东感慨地说: “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就是对于头上的东西，没有办法应付，只得凭不怕死，凭 勇 敢，凭牺牲精神。然而在今天，我们有了建立和加强海空军的条件，因此也就应该着手建立起来。现在是把破烂的东西修理起来，并请专家，买飞机，以及尽一切办法搞好海军阵容。”因此， “海军和空军应该加强，尤其是空军，更应该要加强”。③《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 (1949 年 9 月—1951 年12 月)》上卷，第155 页。

发展海空 军，也是解放台 湾 的 现 实需要。解放台湾，一直是中央考虑的重要问题。1950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海南岛及东南沿海诸岛屿，各项准备工作加紧进行。当时，解放台湾最需要的就是海军和空军，但其力量却相当薄弱。在 1949 年下半年几次渡海登陆作战中，由于没有海军，又缺乏空军支持，我军曾遭受重大损失。为此，1949 年 7 月，刘少奇在访苏期间曾与斯大林初步商谈了组建空军、创办海军和解放台湾等问题。④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 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отношения. 1946 - 1950 гг. Отв. ред.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 М.: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5， Кника 2， №№490、498，С.150、170 -172;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26、30、35 页。1950 年初，毛泽东 访 苏 期 间 也 与 斯 大 林 谈 了 以 上 问 题⑤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Т.V，Кника 2 ，№544，С.231 。。4 月 13 日，毛泽东又亲自致电斯大林，说明中国准备 1951 年进行夺取台湾的作战，希望向苏联购买空军使用的各种器材等⑥《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 (1949 年 9 月—1951 年12 月)》上卷，第132 页。。但后来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中央推迟解放台湾，建军重点由加强海军、空军，调整为加强空军、炮兵和装甲兵建设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4 卷，第184 页;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 卷，第48 页。。

在国家财政紧张的情况下，为了把有限的军费用于加强海、空军和陆军技术兵种建设，中央决心对陆军进行大幅裁减。关于这一点，聂荣臻曾指出: “国防力量的增强，不仅是一个数目的问题，而且还包括着许多方面。具体的来讲，我们要现代化，仅是五百五十万的正规军，既无空军、又无海军及特种兵部队”， “故我们必须要缩小陆军数目，减少财政开支，加强空军、海军及其他兵种建设。并使我们的陆军能与空军、海军及特种兵部队保持适当比例。虽然，我们才开始建立空军、海军，数目很小，只有十几万人。但是，其经费开支是相当大的，而且需要长期建设与培养。因此，缩减陆军减少财政开支，增加其他军兵种经费开支，都是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建设与国防力量”。⑧聂荣臻: 《在全军参谋会议闭幕会上的总结报告 (节录)》(1950 年5 月 31 日)，《聂荣臻军事文选》，第324 页。

此次裁军的第二个特点是，各军区的裁减比例相差很大。根据 1950 年 6 月 15 日统计的全军整编复员人数表 (见下表)，各军区计划裁减比 分 别 为: 西 北 6.5% ，西 南 35% ，华 东23% ，中南 30% ，东北 52.7% ，华北 21% 。可以看出，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四大军区裁减比基本在 20% 至 35% 之间，而西北和东北两大军区却比例悬殊。

全军整编复员人数一览表(1950年6月15日制)

西北军区此次裁减比例最小，复员人数也最少，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占地大兵员少，西北军区统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5省(区)，部队分布约占整个国土面积的1/3，且少数民族众多，情况复杂，但裁减前员额并不多，约占全军员额的12%;二是采取集体劳动的方式代替转业复员，1950年上半年，西北军区的生产建设取得很大成效，据此，西北军区提出让军队先参加工矿业、农牧业及铁道建设，集体劳动一段时间后再转成地方职工，这样做既可免除国家巨大退伍费，又可使之成家立业①《西北军区关于现有兵力及军队生产等情况向毛泽东的报告》(1950年3月10日)，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第3册，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第415—418页。。而这一点也成为第二次裁军时西北军区大幅裁减的原因之一，当时一些部队整建制转为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实施了集体转业②廖汉生:《廖汉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第322—325页;聂荣臻:《组成工程与屯垦部队方案的报告》(1952年1月2日)，《聂荣臻军事文选》，第362—364页。。

东北军区比较特殊，裁军前其员额虽然最少，仅占全军员额的4%，但裁军比例却最大，裁减后缩小到全军员额的2%。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从东北自身情况看，东北是最早解放的老区，已完成土地改革，工业恢复接近尾声，工作重点已全部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匪特等破坏活动也很轻，政治经济社会秩序都比较稳定;从国防上看，东北背倚苏联，毗邻朝鲜，中苏同盟和中朝友好关系使东北相对安全，属于战略大后方，不是国防和军事斗争的重点。③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4页。但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央转而加强了东北的边防，东北的国防力量又得到很大增强。

此次裁军的第三个特点是，首先裁减和复员原人民解放军中的老战士，尽可能保留起义部队和解放战士④解放战士，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经过教育，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原国民党军士兵。。这一做法的原因，主要来自中央对当时各方面复杂因素的综合考量，体现了中央周密细致的考虑和全面长远的眼光。

首先，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在全国解放的过程中，我们争取了大量国民党军的起义和投诚，并使之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关于其意义，毛泽东曾评价说:“这对于迅速地瓦解敌军及较好地维持地方秩序，是起了作用的。”⑤《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1949年9月—1951年12月)》上卷，第150页。因此，在他们的复员问题上，中央非常慎重。周恩来曾解释说:“起义部队一般不动。不应该刚来就要他们走。如果那样做，我们心里很不安。”⑥《周恩来在第36次政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0年6月24日)，转引自《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979页。“要向起义部队说清楚，使他们感到我们办事公道，因而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将来要复员起义部队时，就容易说话。”⑦《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25页。

其次，中央也考虑了起义部队和解放战士安置和管理的现实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不仅起义部队数量很大，解放战士也有相当规模，“在战斗部队，恐怕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其大都来自长江以南，西南也占着很大部分，“这一批人要复员回去，暂时无法安排”⑧聂荣臻:《在全军参谋会议闭幕会上的总结报告(节录)》(1950年5月31日)，《聂荣臻军事文选》，第325页。。同时，由于很多人带着不同的政治见解和认识，没有经过长期教育，觉悟程度还不高，“如果先把起义部队复员，这些人回去后是管不了的”①《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20、25页。。

再次，是对干部和劳动力的迫切需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都急需干部，特别是政治上成熟可靠的干部。为此，中央从军队中调拨了大量有觉悟、参加过长期战争锻炼的老革命、老干部去机关，“把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种机构都提高了”，“把先锋队的优良传统普遍化到全国”②《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11页。。同时，当时很多地方也非常缺乏劳动力，如华北地区，那里土改已基本完成，老战士复员回乡以后就可以参加生产，因此，“复员一部分老解放区的战士是必要的”③聂荣臻:《在全军参谋会议闭幕会上的总结报告(节录)》(1950年5月31日)，《聂荣臻军事文选》，第325页。。

综上考虑，中央决定首先复员老战士，对于经过教育改造、愿意复员的起义部队和解放战士，也专门规定了他们的待遇:“起义部队，自起义之日起按人民解放军待遇”，“凡入列的俘虏，须一律以复员待遇。”④《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复员工作的决定》(1950年6月30日)、《总政治部关于部队整编复员的政治指示》(1950年7月7日)，《军队干部转业复员工作文件汇编(1950—1982)》，第15、18页。据此，各大军区都比较稳妥地处理了起义部队和解放战士的复员问题，如西南军区就保留了90万国民党部队的80%，将其经过改造编入人民解放军⑤第二野战军战史编委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325—329、366页。。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全军总员额和裁减员额数。从中央提出裁军开始，以上两个数字出现过几次变化。全军总员额分别有550万、560万、518万等，裁减员额数分别有150万、160万、138.5万、117万等。出现此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不断接收国民党军事人员，导致总员额和裁减员额数随之调整。二是从1950年3月起，全军普遍进行了整编核实工作，在编制上消灭了部分“空额”，缩减了大批人员。其中，仅西南部队就整编出10余万人的“空额”，如成都某起义的“游击师”原报了7000人，经过整编核实，实际只有3000人。⑥江横:《西南统一财经工作的情况》(1950年7月15日)，《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698页。根据1950年6月15日统计的全军整编复员人数表，全军总员额为518万余人，复员人数调整为138.5万余人，去除发展海空军要增加的21.6万人(其大部分来自陆军，由各大军区项内拨出⑦在制定编制原则时，中央规定:“为了建设空、海军，开办新的学校，和海空系统的编制均由各大军区数目内拨出”。《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148页;王定烈主编:《当代中国空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46页;杨国宇主编:《当代中国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8页。)，全军实须复员人数约为117万人。

三、复员工作的实施和结束

中共中央作出裁军决定后，复员工作即正式开始。为推进复员工作顺利进行，中央在组织、政策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但后来受到朝鲜战争的影响，复员工作提前结束。

(一)复员工作的实施

为加强对全国复员工作的领导，1950年5月，中央决定成立复员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聂荣臻为副主任，处理复员人数、时间、回家生产补助费、地方欢迎安置等项问题⑧《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1949年9月—1951年12月)》上卷，第141页。。6月24日，政务院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共同组织中央复员委员会。7月4日，中央复员委员会正式成立。此后，又组织成立了地方各级复员委员会。

1950年6月24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36次政务会议，会议通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复员工作的决定》，对复员工作的原则、组织、程序和待遇等作出具体规定。6月3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签署颁布该《决定》，主要内容如下。

1.关于复员工作的原则。总的原则是服从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军建设的需要，并使二者联系起来;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各级政府对复员军人必须妥为安置，使之各得其所;复员军人须经过一定时期的集中训练;地方政府和人民团体对复员军人，应给以应有的尊重和政治待遇;复员军人返回原籍后，应遵守人民政府法令;凡本人坚决不愿回乡者，人民解放军应协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妥为安置，或暂缓复员;人民解放军干部一律不复员;俘虏官兵，未编入解放军编制内者，不属复员范围①《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复员工作的决定》(1950年6月30日)，《军队干部转业复员工作文件汇编(1950—1982)》，第9—11页。。此后，中央又规定:凡部队或军事机关之雇员一律没有军籍，逃亡战士或开除军籍者，均不得按复员办法处理;中央公安部所统辖之18个师，其待遇与人民解放军同，地方公安武装不能按复员工作决定办理。②《中央复员委员会关于复员工作的指示(第一号)》(1950年7月15日)、《周恩来主任、聂荣臻副主任关于地方公安武装复员问题给公安部的复示》(1950年8月19日)，《军队干部转业复员工作文件汇编(1950—1982)》，第24—25、35页。

2.关于复员工作的完成时间。东北、西北、华北三大军区，应于本年9月底以前办理完毕，个别未遣送完者于10月份完成。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军区则应于9月、10月、11月、12月四个月各复员1/4，于年底完成。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复员工作的决定》(1950年6月30日)，《军队干部转业复员工作文件汇编(1950—1982)》，第12页。对于复员工作的时间表，中央此前曾几次推迟。1950年4月刚刚提出裁军计划时，中央希望5月至8月四个月完成复员。此后，中央又打算在9月底完成复员。④《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25页。5月召开全军参谋会议时，中央再次做了调整，预定西北为8月底，华东为本年内，中南6月底和10月底各复员一部分，西南为9月底⑤《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26页。。6月正式作出裁军决定后，中央又推迟到现在这个时间。复员时间之所以几次推迟，是因为在准备复员的过程中，中央发现这一工作相当复杂，各地情况不同，困难很多，不能急于求成。如关于解放战士问题，周恩来曾指出:“以军队的成分说，解放战士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他们多数是新区的、被国民党抓来的，原籍有的也不知道他们的死活，现在回去如果土改过了，不一定能分到地。”“这样一想，对复员工作我们需要时间、准备和步骤，并且要有恰当的待遇，要做很多工作，绝不是一纸命令就能解决问题的。”⑥《周恩来在第36次政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0年6月24日)，转引自《周恩来传》，第979页。

3.关于复员待遇问题。当时，军队复员费主要以生产补助粮的形式发放，粮食按原籍地区主粮计算，南方以大米为主，北方以小米小麦为主，东北为高粱米，按130斤折成小米100斤计算。大体分三档:第一档规定，1950年入伍者发350市斤，每早一年入伍，增发100市斤，1945年8月15日以后入伍者发850市斤;第二档规定，1945年8月15日以前入伍者发1150市斤，1944年入伍者发1450市斤，每早一年入伍，增发300市斤，1937年7月7日以后入伍者发3550市斤;第三档规定，1937年7月7日以前入伍者发4150市斤，1936年入伍者发4750市斤，每早一年入伍，增发600市斤，1927年入伍者发10150市斤。对于立功人员的生产补助粮可按本人入伍年龄递增一年。生产补助粮由本人持有关证明在原籍县政府支领当地主粮。除生产补助粮外，还给复员军人发放了衣料补助布和鞋、袜等物资。⑦《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复员工作的决定》(1950年6月30日)，《军队干部转业复员工作文件汇编(1950—1982)》，第13—16页。给复员军人发放生活物资的建议是周恩来提出的，他指出:“另外还要有鞋、袜、肥皂和布。血战归来，对老婆带几尺花布也是好的。”“袜子要厚点，能两面穿。”⑧《周恩来在第36次政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0年6月24日)，转引自《周恩来传》，第979页。此后，中央复员委员会又发布几个指示，对车船旅费、会餐费、治疗费、伙食费、照相费等费用标准进行了补充说明⑨《中央复员委员会关于复员工作的指示(第一号)》(1950年7月15日)、《中央复员委员会关于复员经费概算标准的指示》(1950年7月26日)、《中央复员委员会关于复员工作的指示(第二号)》(1950年8月10日)、《中央复员委员会关于复员工作的指示(第五号)》(1950年8月31日)，《军队干部转业复员工作文件汇编(1950—1982)》，第24—32、43—45页。。

此外，对于如何处理不良分子，中央复员委员会也专门发出指示，规定:正进行管训的国民党、三青团首要分子和重要特务分子及已有证据的各类政治嫌疑分子，应暂缓复员返籍，或将问题弄清后再议复员;已捕获的土匪头子、惯匪、特务行凶分子现尚未处决者，或因犯严重错误经军事法庭判处徒刑者，不得列入复员军人数内;经过改造教育确已悔过自新并经过事实考验的国民党、三青团中下级负责人和一般的特务分子，应斟酌情形，给予复员和遣送返籍;复员军人回乡后发生犯罪行为，应按政府法令予以处理。①《中央复员委员会关于复员工作的指示(第三号)》(1950年8月15日)、《中央复员委员会对犯罪军人和复员后犯罪行为的处理办法》(1950年10月19日)，《军队干部转业复员工作文件汇编(1950—1982)》，第33、53—54页。

除了普通战士的复员，中央还对部队干部转业问题作出说明。第一，人民解放军干部一律不复员，干部系指班以上而言，这些人原则上应全部保留在部队中，若有多余，可送到学校或训练班轮流学习，或编入公安部队与海空军基地的警备部队中去，惟连排班干部中如有个别不适合部队工作或家庭负担过重而又自愿回家者，可准予个别的复员。第二，原部队中排以上转业干部，一律保留军籍，为人民解放军预备役干部，须统一登记并分存于省军区或大军区干部管理部及军委总干部管理部，以便将来需要时之征调。②《中央复员委员会关于复员工作的指示(第一号)》(1950年7月15日)、《人事部总干部管理部关于军队转业干部登记的通知》(1950年10月10日)、《人事部总干部管理部关于军队转业干部登记的补充通知》(1950年11月1日)，《军队干部转业复员工作文件汇编(1950—1982)》，第24、51—52、56—57页。第三，干部转业应与复员分开，办法是:(1)一部分组织学习文化、政治或业务;(2)身体不好须休养、治疗者必须予以妥善休养、治疗;(3)需要与可能转业者，亦应经过一定时期的教育，然后分配工作;(4)连以下老弱残废，在能自谋生活与毫不勉强的原则下，能复员一部也好，其中参加革命多年而又无家可归，或家中缺乏劳动力不能养活的，由军队或地方政府妥善安置。③《总政治部关于部队整编复员的政治指示》(1950年7月7日)，《军队干部转业复员工作文件汇编(1950—1982)》，第19—20页。

为保证复员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央非常重视复员工作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当时有些战士不愿意复员，发牢骚说:“胜利了，我们吃不开了，不要我们了”，等等。为此，1950年5月，周恩来在全军参谋会议上讲话指出:“事前应充分估计可能遇见的困难。在政治上要把道理说得一清二楚，在组织上要做得很妥帖。”“总政治部及各级政治部都应作出计划，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宣传教育。”④《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24—25页。聂荣臻也指出:政治部应很好地进行宣传教育，不要使走的人员寒心，留的人员不安心，要避免给部队带来很大的波动，也要防止造成将来实行义务兵役制的障碍，征兵来源出现困难。⑤聂荣臻:《在全军参谋会议闭幕会上的总结报告(节录)》(1950年5月31日)，《聂荣臻军事文选》，第326页。6月5日，总政治部宣传部向全军下发了《部队整编复员教育大纲》，对我军今后的工作任务、目前为什么要整编复员、复员方法和复员军人担负的任务等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阐释。7月7日，总政治部颁布《关于部队整编复员的政治指示》，重点说明了宣传组织问题。《指示》指出:整编复员是一件精密细致复杂繁难的宣传组织工作，必须由各级首长亲自负责，各级党委随时认真讨论。工作首先要在领导干部中说明整编复员的目的和政策，此后，应在部队全体人员中，公开普遍进行动员教育，然后调查登记，了解个人情况，并进行有对象的个别谈话，征求本人意见，提出具体处理意见。然后以师或团为单位集中复员人员，进行一到两个月的训练教育。通过这一教育，启发并帮助他们具体讨论，订出回乡生产立业的办法，全体订立公约后举行宣誓，最后举行热烈隆重的欢送。⑥《总政治部关于部队整编复员的政治指示》(1950年7月7日)，《军队干部转业复员工作文件汇编(1950—1982)》，第18—19页。

为推动各地复员工作，1950年8月4日，中央军委转发十九兵团复员工作报告，推广其复员工作经验。主要有:(1)采取自上而下，先干部后群众，先党内后党外，逐级深入，打通思想，稳步前进的方法;提出做到复员工作与加强军队建设两者并重，不可偏废;有领导地评选复员对象，也给部队以强有力的思想教育。(2)复员人员离队前进行集训，各级军政首长亲临慰勉，讲明复员的重要意义，强调革命分工，宣布我们的方针是妥善安置，各得其所，负责到底，并教育复员人员回乡后处处为人模范，保持解放军的光荣。①《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1949年9月—1951年12月)》上卷，第178页。

由于复员工作的方针原则和政策正确，政治思想教育深入，工作细致周到，整个复员工作进展顺利。1950年9月6日，中央复员委员会办公室在报告中指出:全军复员的动员和教育工作很有成效，复员人员普遍感到满意。11月12日，中央复员委员会办公室在复员工作报告中又指出:“安置工作这是我们开始担心的问题，怕复员军人回家后在土地、房屋、婚姻等问题上与地方闹不团结。但由于这批复员军人经过部队一月余集训(是这次复员工作主要经验)的政策与法令的教育，复员军人回乡后一般态度甚好，收效很大。同时各地亦有充分准备，进行了或大或小的群众欢迎工作，许多地方县长、县委书记亲自到站迎接，替复员军人背行李，请他们看戏、吃饭，在群众会议上向复员军人介绍地方情况等。这样在群众中政治影响极好，教育了地方干部、复员军人与群众，加上复员军人回家时有粮、有布、又穿上新衣服，群众感觉当了人民解放军真是无上光荣，因此经过部队教育和地方热烈招待的场面下，大大地帮助了安置工作。复员军人对地方工作本有意见也就没有了，有些人在未参加人民解放军以前，本来是不积极生产的，这次回去也积极了。有的在集训时就订出了自己的生产计划，有的回家第二天就下地生产或拜访亲戚，写信给原部队感谢首长们的教育。”②《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4卷，第42—43页。

(二)裁军和复员工作的结束

裁军和复员工作开展以来，中共中央付出了很大努力。然而，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一次精简整编的计划没能全部实现。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战争爆发初期，军队复员工作并没有立即停止。6月30日，周恩来约见海军司令员萧劲光，介绍了中央的方针:在军事上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军、空军建设，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③《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2页。

然而，随着朝鲜局势的变化，中央不得不调整战略部署，开始作战争准备，并考虑减少复员人数。1950年7月1日，美军第一批地面部队进入朝鲜。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决议，授权美国组织“联合国军”开入朝鲜半岛作战。在全面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后，中央决定调整国防部署和军事战略，把重点转为保卫东北边防和在必要时支援朝鲜抗击美国侵略。7月7日和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保卫国防问题会议，讨论保卫东北边防问题。7月13日，中央军委正式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抽调第13兵团等部队共25.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同时拟由中南军区减少10万人的复员，准备补充。④《抗美援朝战争史》第1卷，第65—67页。

在进行军事准备的同时，中央对军队复员计划作出调整，决定去弱留强，保留战斗骨干。⑤周家鼎:《周恩来对新中国国防事业的杰出贡献》，《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522页。1950年7月15日，中央复员委员发布指示:关于复员条件，不应过于强调年龄条件，而主要看健康条件和对目前部队的需要程度来决定，身体很好即应留下，有专长对目前部队还很需要，如战斗英雄、爆炸大王、神枪手等则亦应放宽尺度，尽量留下。⑥《中央复员委员会关于复员工作的指示(第一号)》(1950年7月15日)，《军队干部转业复员工作文件汇编(1950—1982)》，第24页。9月18日，毛泽东对云南军区关于复员军人复审工作的报告作出批示。针对云南军区的经验，即复审中通过多方面的工作，将副班长以上干部和精壮战士，全部继续留在部队，毛泽东批示:“云南经验很好，请摘转各地。留下精壮是很必要的。”⑦《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1949年9月—1951年12月)》上卷，第214页。

1950年8月中旬以后，美军联合南朝鲜军逐渐击退朝鲜人民军的进攻，美国飞机还多次侵犯中国东北。为此，8月下旬，中央军委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加强东北边防问题。中央开始秘密增调部队加强边防军力量，部署二线、三线部队，制定空军和陆军技术兵种扩编计划，并进一步减少了复员人员。8月26日，周恩来在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复员委员会应该研究一下如何准备争取一批少复员的人员，以便补充部队。此事由傅秋涛同志研究办理。”①傅秋涛时任中央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47页。9月3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及刘少奇提交报告，准备动员11个军36个师连同特种兵和后勤部队共约70万人，加强边防军和二线、三线部队部署，还提出补充兵员的问题:“准备二十万人，从华东、西南保留复员壮丁十万到十二万人，从东北、华北等新区及河南于明年春季动员十万人。”②《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51页。

9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局势出现重要变化。在此前后，中央对战争问题有了更加明确的判断。9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指出:“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如果美国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我们要随时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来侵略”③《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1949年9月—1951年12月)》上卷，第201—202页。。9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庆祝大会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④《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4页。

1950年10月，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中央在暂时停止复员工作的同时，又对部队进行了扩充。10月10日，中央军委召开有军委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拟从西南军区再抽调3个军9个师、从中南军区抽调2个军6个师于1951年初出动;准备1951年在华东军区、西南军区、中南军区、华北军区增加100万武装，按照逐步升级、补充正规部队的方式实施。⑤《军委工作会议决定事项记录》(1950年10月10日)，转引自《抗美援朝战争史》第1卷，第172页。11月7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西南局综合报告中提出:应从战争作准备，积极支援朝鲜。除正规兵团充实编制外，立即开始扩大20万人的地方武装，以利巩固后方秩序和将来补充前线之需要。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662页。报告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指示各地:“我们认为邓小平同志在这个报告里所提出的各项意见都是正确的，请你们注意研究，在你区有可采纳者则酌量采纳之。”⑦《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661—662页。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请高岗同志加速对新兵的征集训练工作，争取于十二月中旬有几万人补入部队”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692页。。

1951年，为接收回国的志愿军伤病员，中央一度恢复了小规模的部队复员工作。5月15日，中央复员委员会发布指示，决定为去年尚未处理完毕的部分复员人员和今年一批老弱残疾人员办理复员。为防止影响其他工作的进行，此次复员力争于7月底以前办理完毕。因此次复员人数不多，时间不长，中央要求复员程序尽量简化，力避铺张。复员条件主要是以身体健康与否来决定，确属老弱残疾，不能继续留队工作者，方可办理复员;班级以上干部，原则上不复员，如某些干部确不适合部队工作，需要转到地方或其他企业部门者，则作为调动工作处理，不得办复员手续，只有个别实在无法留队工作、转业又不适宜、且有家可归、生活有保障、本人又坚决要求复员者，经审查批准，得个别复员。在复员军人待遇方面，做了部分调整，如军龄计算改为周年周月累进计算，副班长以上干部加倍发放生产补助粮。⑨《中央复员委员会关于复员工作的指示(第六号)》(1951年5月15日)、《中央复员委员会关于复员工作的指示(第七号)》(1951年6月11日)、《中央复员委员会关于复员工作的指示(第八号)》(1951年6月11日)、《中央复员委员会财政部联合指示》(1951年6月11日)，《军队干部转业复员工作文件汇编(1950—1982)》，第69—83页。

四、小结

1950年裁军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裁军，其人数众多，复员人员涉及全国各个新老地区。由于动员得法，处理恰当，没有对全军战斗意志、社会秩序产生不良影响，并为此后的裁军和复员积累了经验。通过对此次裁军过程的梳理，可以得出一些认识:

第一，1950年裁军是中央在慎重判断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做出的重大决策。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一边倒”的格局下，国际形势出现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趋势。随着中苏同盟的建立，中央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做出明确判断:虽然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一判断使党中央能够下决心实行裁军，加速国民经济的恢复。

第二，1950年裁军是克服财政困难的迫切需要。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国家财政非常紧张，其中军费支出巨大，在整个财政支出中占比最大。为削减军费、恢复国民经济，并使复员人员转入生产建设、加强生产建设的力量，裁军势在必行。对此，朱德曾指出:这次整编，既是为了提高国防力量，“也是为了克服我们的财经困难，使我们的财经更容易发展，使我们有很大的资本、很多的劳动力恢复生产，使国家走向工业化”①朱德:《精简整编提高部队战斗力》(1950年5月16日)，《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727页。。聂荣臻也曾强调:“不要简单认为是消极裁军，应该了解从国防前线转业到经济战线上去是为了从事经济建设”，“我们必须从生产方面着眼，才能解决各得其所的问题。”②聂荣臻:《在全军参谋会议闭幕会上的总结报告(节录)》(1950年5月31日)，《聂荣臻军事文选》，第324页。

第三，关于1950年裁军人数。此次裁军中央最初计划裁减150万人，后经核定人数调整为138.5万余人，去除海空军增加的21.6万人，全军实须复员人数约为117万人。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裁军计划受到影响，原定的军队复员人数不得不大大缩减。包括1950年6月底前中南军区和华东军区复员、资遣的30万人，1950年全军完成复员任务约60万人。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4卷，第43页。至1951年，全军部队陆军员额压缩、精简17.1%，约92万人④《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17页。。此间，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中央根据战争需要又进行了扩军，至1951年12月，总兵力一度达到627万人⑤《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261页。。

第四，1950年裁军是建设现代化军队的必由之路。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解放军中各军种力量很不平衡，陆军数量和比例过于庞大，在全军550万人中，98%以上为陆军，而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数量极少。为了建设更精练、强大、现代化的国防力量，尽快解放台湾，必须大量缩减陆军，加强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的建设，把有限的军费用在最需要的地方。经过此次整编，海军、空军及各特种兵有了较大发展，总兵力从1950年的10万人发展到1951年底的61万余人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4卷，第286页。，超出原定发展额40多万人，占全军比例由2%上升到10%。其中，空军人数由1950年5月的5.7万余人发展到1951年底的21万人;海军由1950年5月的3.8万余人发展到1951年底的10.3万人;陆军一些技术兵种或从无到有，或得到很大发展，至1951年底，我军有炮兵11.3万余人、装甲兵5.4万余人、防空部队6.2万人、工兵6.8万人。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4卷，第287页。经过此次精简整编，全军的军兵种结构得到初步优化。

第五，1950年裁军的一些做法为后来的裁军工作积累了有益的经验。这次裁军和复员工作，在动员、组织、各项政策、复员程序、安置办法、途中运输等方面，都做得非常周密、细致、具体。复员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有文件作出说明，对一些重要问题有时会接连发出几个文件进行补充说明，如关于复员人员的待遇问题，中央先后发出约10份文件进行说明。这些做法既保证了国家建设、军队建设的需要，又使复员者和接收单位感到满意，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可以说，1950年裁军是军队建设的一次重要探索，为后来人民解放军的十次裁军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但是，由于档案材料的缺乏，目前本文对1950年裁军的研究还存在薄弱环节，如各大军区分别裁减了多少人员，具体时间点是什么时候，裁减的军队员额在节省国家经费方面发挥了多大作用等。笔者期待着更多档案材料的公布，可以推动裁军问题的研究走向深入。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副研究员北京100080)

(责任编辑薛承)

The Study on the First Disarm am ent in New China

Sun Yanling

In 1950，in order to restore the economy，savemoney，and build amodern army，the Central Comm ittee of the CPC，according to the judgment o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decided to disarm 1.5 m illion.It is the first large-scale disarmament in the history of PLA，and amajor decision of army building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After the Korean war broke out，the disarmament plan was affected，but still disarm nearly 1 million，which accumulated experience for the later disarmament and demobilization.

D232;K27

A

1003-3815(2016)-03-0015-13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2014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