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诚

2014年10月，根据市委政法委部署，上海选择了六个区的检察院、法院试点刑事速裁程序。在试点工作之初，检察院、法院从自身的诉讼程序出发，单纯地压缩工作流程，简化庭审程序，以此减少案件在起诉、审判的流转期限。然而收效不大。案件在侦查阶段的耗时仍往往在2、3个月，取保候审案件用时更多，部分案件甚至用足一年才移送审查起诉。法院的庭审程序简化，造成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工作量增加。同时，在试点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速裁程序案件与简易程序案件一样——“都是案情简单且犯罪嫌疑人认罪的案件、检察机关在庭审前也都向法院提交了基于犯罪嫌疑人认罪的从轻量刑建议，起诉和判决的证据标准也相同”，由于司法机关自身搜集证据、办案用时的原因，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动接受司法机关在两个程序间的选择适用。那么在简易程序之外另设速裁程序有无必要？速裁程序作为区别于简易程序的一项新诉讼程序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速裁程序较简易程序在量刑上更加从轻的理论基础又在哪里？

随着2016年初，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时，高检院公诉厅将其作为今年的工作要点之一，明确要求“探索建立检察环节辩护律师参与下的认罪、量刑协商制度”。这些规定为刑事速裁程序的探索指明了方向——刑事速裁程序是借鉴西方国家诉辩交易制度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