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 达 杨连星

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改革困境与全球治理理念的完善

雷 达 杨连星

特朗普政府的全球战略选择了反全球化加弃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组合，这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国际经济秩序几经调整均未取得理想效果，正在走向终结，亟待重构新理念。社会党国际提出的全球治理概念直接针对经济全球化之后出现的全球外部性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维度来看，它超越了国际经济秩序的概念，但受到社会党国际的国际影响力及传统意识形态的限制，其全球治理概念不仅没有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而且在探讨全球治理的具体实施手段时，被西方主流思潮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观点所淹没。因此，在未来全球经济秩序的改造和重建过程中，必须有针对性地根据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改革的困境，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完善全球治理理念。

全球治理；国际经济秩序；欧洲货币市场与债券市场；全球化的外部性

一、经济全球化与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冲突

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宫，美国的内外经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面对全球经济的日益融合，特朗普政府选择了“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反全球化政策，在“美国利益至上”原则下，拒绝为经济全球化提供公共产品，也不愿意为改善全球化的外部性承担任何责任。其中，2017年6月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便是一个最明显的佐证。特朗普政府的这一政策取向，不仅在美国国内备受质疑，国际社会也存在着普遍的担忧，这不仅会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同时，如果特朗普政府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安排搁置一旁，就将形成世界经济中国际制度安排的真空状态，进而可能引发国际秩序的混乱甚至加剧各国利益纷争。如果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不能对特朗普时代的这种局面加以修正，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形成的相互依存、合作共赢局面就极有可能被冲突与动荡的局面所取代。

特朗普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反全球化与弃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度安排，目的在于尝试用双边协议替代多边协议，用国内法替代国际法，用国别之间的博弈(国别间的威胁、恐吓、妥协、合作)来替代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和完善。从形式上看，它改变了自威尔逊政府以来主导世界的理想主义战略主张，但从实用主义的外交理念来看，特朗普政府不但没有改变外交服务于国家利益的一贯做法，反而进一步强调了“美国利益至上”的原则，并宣称能使美国再次强大。因此，特朗普强调的美国利益至上原则与美国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相吻合，只不过其反全球化和弃用现行国际经济制度的做法似乎是与美国主流社会理念相对立的。

在美国主流观点看来，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全球化浪潮，不仅使美国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持续时间最长的商业繁荣，同时也使美国成为世界信息通信技术(ICT)的研发中心，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1]另外，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度安排由美国主导、符合美国利益，因此，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调整可能并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

事实上，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不仅在全球范围分配不均，而且在美国也存在大量的经济全球化利益受损者，反全球化思潮在美国酝酿已久，无论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建制派，都曾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框架下尝试着有所突破，但是效果都不甚明显。因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不仅使得反全球化势力成为特朗普胜选的基础，也使特朗普选择弃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有了充分的理由和借口。

尽管目前美国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分化，但如果要在分化日趋严重的美国社会中为特朗普的当选寻找一个合理解释的话，那就是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正在走向终结，即现行国际制度安排不仅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看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从中心国家的利益出发，它也不能成为处理国际事务的规范和准则。

已有研究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探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缺陷的文献较多，而鲜有从全球化以及中心国家立场探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存在的缺陷。为此，我们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程以及美国政府在近30年的战略调整过程，来分析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时代局限性及完善全球治理的路径。

二、经济全球化的开端与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度调整形式

国际经济秩序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发起建立的，对国际经济事务进行管理的一整套制度安排。*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最初建立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具有三个关键特征：首先，美国是设计和执行国际经济规则的强力领导者；其次，无论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前还是之后，美元都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石；最后，三个国际组织，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各司其职，负责具体维持这一秩序的运行。从历史进程来看，这套制度基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瓦解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运行所依赖的外部条件，避免世界大战的再次爆发。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的成功实践，也是美国从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初期制度设计时就存在两个明显的缺陷：首先，这套制度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主要西方大国协商建立的，无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是最初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参与国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以及苏东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并没有参与其中，因此，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度安排最初并没有考虑参与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的差异。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度安排主要是针对各国“以邻为壑”的高关税政策，以及金本位制度崩溃后汇率制度的混乱，因此，这套机制涉及的核心旨在通过降低关税和建立稳定的国际贸易支付体系，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而国际资本的流动及其管理并不是这套制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

事实上，世界经济的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就逐步超越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其中，最为重要的特征是以货币形态为载体的资本跨国流动，使世界经济进入了全球化时代。相对于这一变化，现存的国际经济制度需要进行调整与修补，这一调整过程主要有两种形式，即在原有制度框架中的规则修订以及在体制外的机制补充。

(一)经济全球化内涵与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体系内的制度调整

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针对全球化的调整，主要是指1958—1960年欧洲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调整。这既是贸易和生产国际化的结果，也是经济全球化出现的重要标志。

首先，上述市场的出现直接反映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根据特里芬的分析，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至少存在以下缺陷：(1)作为维持国际贸易稳定的国际支付机制，初始主要考虑的是贸易平衡问题，忽略了国际贸易的不平衡现象，即一旦国别间贸易发展是不平衡的，那么，无论中心国家——美国处于贸易的顺差还是逆差，美元和黄金的固定汇兑比例都是无法维持的，存在着固定汇率的“特里芬两难”。(2)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变相的金汇兑本位制，随着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货币用黄金的增长会滞后于经济增长和世界贸易的增长，依赖于美国的黄金储备，很难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因此，特里芬在20世纪60年代就大胆地预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将崩溃。(3)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成员国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只考虑了范围很窄的失衡调整幅度，而对于贸易顺差所产生的非美国居民持有美元的投资需求，布雷顿森林体系是无法满足，为此，特里芬曾设想通过商业银行的借贷机制，引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调配成员国之间的官方美元储备，虽然他只是考虑了官方储备的生息问题。[2]

其次，欧洲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出现后，外汇交易开始脱离实体经济的贸易需求。欧洲市场上85%的外汇交易是出于纯金融目的，只有15%的外汇交易出于贸易目的[3]，这说明欧洲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出现的金融工具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化金融工具，而在此之前出现的货币资本的跨国流动只是外国债券。其中，欧洲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主要经营离岸美元债券，资金主要来源于非美国居民，而资金流向却分布于全球各地。这说明欧洲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是一个彻底国际化的市场。

第三，由于欧洲美元市场的出现，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日益加大，这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成员国的国内经济造成冲击。面对这种冲击，发达国家最初采用资本账户的管制手段来加以限制，但随着国际资本流量的加大，成员国管制成本日益增加，加之资本是要素流动的载体，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也会影响其他要素的跨国配置。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特别是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美国率先向金融自由化方向转变，以利率自由化、资产债券化、资本账户开放为内容的调整加速，这一制度调整也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倡导市场有效理论的现实佐证。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古典经济学复兴的现实基础不完全是美国凯恩斯主义的失败，而是美国国内制度应对欧洲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调整的需要。

由上可见，欧洲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出现，主要是为了满足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资本形态的投资需求，这种国际资本形态一旦出现，三种资本形态在国际范围内的并存和国际流动过程中时间上继起的条件也都已经实现[4]，而资本充分国际化的循环周转条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内涵所在。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货币资本国际化带来的全球直接投资浪潮，使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突破了资本短缺和外汇短缺的“双缺口”制约，同时，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也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工业化所需要的生产技术，因此，发展中国家比以往更容易发挥比较优势[5]或要素禀赋优势[6]。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创造出卓越的经济增长成绩，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这种发展路径参与了国际贸易活动和全球的价值链分工。而如果没有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时代背景，那么，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成功案例只局限于冷战时期地缘政治的边缘国家。

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格局变化，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对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造成冲击。在国际贸易领域，随着越来越多成员体的参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传统的关税减让、贸易产业的关注点、货物贸易的标准等领域开始产生分歧，而随着国际贸易量的增加，生产国际化所产生的外部性所导致的全球环境保护(例如关于海洋资源的保护)问题、服务贸易领域的知识产权问题等同样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特别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多有诟病，认为这是非关税的贸易保护手段。因此，自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后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一直致力于对贸易品生产实行统一标准，并试图建立有约束力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尽管世界贸易组织以自由贸易原则促进贸易增长，但实际上，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前身只是构建了一个各国贸易政策协调和博弈的平台[7]，在实际操作层面主要通过互惠原则、关税减让，使成员国在贸易利益的分配上达成妥协，避免再次出现以邻为壑的关税战。而随着经济全球化之后参与国数量的增加以及制度发展水平差异的加大，这种协调成本越来越大，各国在贸易利益上的协调越来越困难，这也导致“多哈回合”谈判几乎看不到成功的希望。

在金融领域，由于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资本形态的出现，使得美元和黄金之间的固定汇兑比例越来越难维持。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61年建立了“8国黄金库总库”，用其他发达国家的黄金来补充美国黄金储备的不足，但是，黄金供给依然赶不上国际市场上美元的供给数量。1968年，国际货币基金又设立特别提款权，试图解决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基础问题，以维持战后建立的固定汇率，但这种尝试依然没有成功。1973年美国终于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国际货币体系进入用中心国家货币替代金本位的时代。但在这样一个时代，现行国际经济秩序至少面临如下问题：(1)中心国家的货币发行由谁来执行财政纪律约束；(2)如果美国的货币发行不受约束，浮动汇率下中心货币的剧烈波动给各国造成的外部冲击成本由谁来承担；(3)更为重要的是，金本位崩溃后，“黄金输出入点”对国际收支失衡的约束条件被突破，贸易失衡规模远远超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节范围，由贸易不平衡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协调机制中成为无法跨越的鸿沟。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秩序制度安排之外的协调机制

正是由于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应对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存在局限性，因此，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尝试在制度安排之外，用其他手段来解决全球化层面的问题。这种尝试并不是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替代，而是在功能上对原有秩序制度缺陷的补充，最基本的原则是多边、协商、利益共享和成本共担。制度安排之外的最早尝试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七国首脑峰会”，后来这种协调方式逐步发展到不同地区间以及有着共同利益的国家集团组织，如APEC、NAFTA、“金砖国家”机制性合作等组织。本文将这类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演化出来的协调机制，统一归纳为现行国际秩序中的非制度性协调机制。

非制度性协调机制与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直接针对经济危机，这也是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忽略的又一重大问题。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初期只是为了解决发达国家战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问题，而这种外部环境的改善能否消除实际商业周期的波动，并不是国际经济组织关注的重点，反危机主要是各成员国国内政策层面要考虑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能对成员国临时性国际收支困难进行救助。这样的政策分工在经济全球化出现之前也许是合理的。但在经济全球化到来之后，一国宏观经济政策通过资本和贸易渠道的溢出，不仅会使本国反危机效应下降，而且当一国宏观经济政策方向发生剧烈变动时，也会对其他外围国家经济形成冲击，成为危机加剧的根源。加之经济全球化之后，各国之间的经济依存关系日益密切，实际商业周期的同步性趋势也会逐步加强，因此，反危机成为世界经济参与国共同面临的难题，也是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必须面对的问题。

从上述角度我们很容易理解，最早产生的非制度性政府协调机制直接针对国际固定汇率制度崩溃之后的汇率和货币危机。七国集团协调机制最初主要针对发达国家浮动汇率制度下的各国汇率的稳定，以及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国别间传导的通货膨胀。尽管七国集团讨论的问题非常有针对性，但对于反危机的有效手段一直没有落实，西方国家在1973—1975年危机的泥潭中走走停停，经济增长波动不断，直到1985年七国集团中的美、德、法、英、日五国在美国纽约广场酒店签订了“广场协定”，才找到解决危机的出路。“广场协定”意在通过各国联合干预国际货币市场，在实现汇率稳定的同时，在国内反危机政策层面上进行协调，而美国作为中心国家紧缩货币控制通胀，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其中，美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带动了西方其他国家出口增长，而其他国家则需要在货币政策上配合美国的高利率政策，确保美元地位的稳定和国际资本向美国流入。

从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协调机制来看，成员国就反危机的主要议题进行讨论、磋商，以签订协议的方式达成某种共识。协调的优势在于政策范围广泛、运行机制灵活，既可以利用现行的国际经济组织，又不受这些组织原有协调范围的限制；既可以就传统贸易，也可以就金融等新问题进行磋商；既可以协调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也可以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出建议。从“广场协定”的协调效果看，这种政府协调机制无疑是有效的。但是，这种协调机制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自身难以弥补的缺陷：首先，面对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环境，协调机制缺乏长远性，只有在全球经济出现重大问题才能达成一致。一旦问题的严重性降低，协调的效应也会随之消失。其次，首脑峰会协调机制缺乏权威性，政策协调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的“自动行为约束”，在共同行动中往往会出现协调目标与事实结果的背离。因此，这种机制的使命和作用效力主要在于反危机，功能上主要为弥补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缺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性问题，但从协调的效应上看，具有一定的应急性和短期性。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是，针对1998年危机和2008年危机的二十国集团协调机制，不仅反危机效果不如七国集团，同时，其管理国际经济事务的权威性和代表性也受到现有国际经济组织的质疑。[8]

三、美国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下的全球战略调整

经济全球化与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冲突，同样可以从近30年来美国政府的全球战略调整得到佐证。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浪潮以来，美国政府就一直困扰于全球化趋势与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矛盾与冲突，不同的政府在面对这一矛盾时，选择和采用了不同的全球策略。

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正处于信息技术创新的高潮时期，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经济全球化对美国意味着能够通过对技术标准的垄断，获得并配置更多的全球资源，在国内表现为以信息通信技术为主要炒作题材的NASDAQ市场，既有股票价格上升的财富效应，也有吸引全球资本带来的投资效应，这两种效应的存在，从投资和消费等领域推动了美国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持续增长。从美国经济运行的情况看，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并不相悖，因此，克林顿时代对经济全球化采取了积极倡导的政策[9]，其全球战略的实施主要依赖于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主张通过完善国际法来管理全球经济事务，推动世界贸易体系下的服务贸易和国际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是，克林顿政府的全球策略在国际层面并没有得到普遍响应，在克林顿执政后期，ICT产业的投资浪潮趋于减弱，美国的强大究竟靠什么力量来维持成为其继任者面对的首要问题。

继任的小布什政府选择将克林顿时期美国的经济技术优势转化为政治军事优势，在经济上开始尝试用贸易保护主义来增强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谈判能力，在政治上则采用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战略。与克林顿时期相比，小布什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更加混乱，美国越来越不能假设，全球经济参与国的利益是与美国利益相一致的，因此，美国政府开始采用单边和双边手段来替代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多边体系。从上述视角来看，弃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制度安排的始作俑者并非特朗普，而是小布什，在这点上共和党建制派与特朗普之间并无大的分歧，而建制派对特朗普的不满是政治立场站到了反全球化的一边。当然，小布什与特朗普之间可能在弃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程度上存在差别，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危机时，小布什政府又重新回到了多边协调的立场，它倡导将二十国集团的部长级协调升级为首脑级协调，以应对全球普遍的经济衰退。

奥巴马政府改变了小布什政府对全球化无所作为的态势，全面展开对全球化的干预，其干预的主基调是实现全球再平衡战略。在实际行动上，无论是重返亚太还是积极参与《巴黎气候协定》，都意在全球化问题上寻求新的解决方式。但奥巴马政府仍然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度安排搁置一边，以所谓高标准的TPP和TIPP来替代世界贸易组织，用国内的公平贸易法替代传统的自由贸易规则。奥巴马政府的全球战略存在两大问题。首先，在理论层面，公平贸易准则要求可贸易商品的生产在劳工、社会、环境、竞争政策上采取统一标准，这在国内层面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原理，但是在国际贸易领域，所有国家在边境内的政策上实现生产的统一标准，则是将国际贸易的基础由“比较优势”转换为“绝对优势”，在这种情形下世界贸易的领域和规模都会大大下降，无益于改善美国国内的就业状况。其次，在现实层面，美国将国内贸易法扩展到国际贸易领域，这是典型的单边一体化方式，是殖民主义时期宗主国管理殖民国家的一种制度安排，在TPP的文本中必然存在明显的权利义务不对等的内容，这也是国际社会对西雅图版TPP的最大担忧。[10]

综上可见，从克林顿到特朗普，美国政府一直困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应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困局。在经济全球化兴起的几十年中，美国政府尝试了不同的全球化战略，其战略实施的过程都与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突，从最初的倡导全球化到目前的反全球化战略，均反映出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确适应不了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到了必须进行彻底调整的时候。

四、全球治理理念与现行国际经济秩序

无论是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度性调整还是非制度性调整，均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全球化以来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而特朗普政府的全球战略调整，选择了外交上的孤立主义、经济上的反全球化加贸易保护主义，这意味着美国在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上不会有太大的作为。但是，特朗普的孤立主义与美国建国初期实行孤立主义相比，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如果说美国建国初期实行孤立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出于对美国幼稚产业的保护，那么，特朗普政府的策略则是在“美国优先”和“使美国再次强大”的目标下，充分利用美国在经济和外交上的优势，在国际事务中争取对美国最为有利的结果。因此，特朗普政府在对待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态度上，只要不能充分满足美国的利益，一切现有的机制和秩序都可以推翻，任何理想主义的道德高地都可以放弃，但这种全球战略的行为后果，无疑会使全球经济处于更加混乱的状态。

当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调整逐渐走向终结时，其他国家和地区也越来越从自身利益出发，尝试着从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之外寻求新的协调国际经济关系的形式。但这些尝试均是根据各经济体之间的利益相关度，来建立双边或区域性的国际经济组织，本质上并未摆脱现行国际经济秩序追求扩大市场规模的思维模式，因而上述努力和实践既没有弥补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缺陷，也不具有替代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功能。最为明显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双边和区域间的各种国际协调机构和协议越来越多，但是国际经济秩序的运行状况却越来越混乱。因此种种迹象表明，用全球化时代的新理念重新塑造全球事务的管理模式已经成为时代的新要求。

全球治理与国际经济秩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其理念和实践框架最早是由社会党主席维利·勃兰特在1990年提出，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布的《我们的全球之家》对“治理”给出了一个比较权威的定义：“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及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一个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合作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那些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机构与机制，也包括那些人们和机构已经同意的或认为将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安排”[11]。因而，全球治理针对的是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外部性和所需要的公共产品。由于受社会党国际意识形态的制约，最初的全球治理概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并没有被普遍接受，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社会党的国际地位显著下降，导致其全球治理理念的影响有限。1990年社会党国际提出全球治理概念时，正值苏东解体、冷战结束。作为第二国际继承者的社会党国际兴奋异常，他们认为，“共产主义的垮台使社会党为其过去70年与之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所取得的胜利而骄傲”[12]。然而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席卷欧洲，不仅使共产党在欧洲受到冲击，社会党也难逃厄运。加之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党国际面临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威胁，有丧失自己身份特征的危险。20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由鼎盛时期的100万党员降到不足80万人；瑞典社会民主党由110万人降至26万人；法国社会党在1993年立法选举中惨败；意大利社会党出现分裂；长期执政的西班牙工党在1993年也失去了执政党地位。由于社会党国际的地位整体下降，使得全球治理的理念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十分有限。[13]

第二，社会党国际提出的全球治理理念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在国内政治舞台上，社会党国际面临来自右翼势力的冲击，以及传统苏东中央集权体系的崩溃，因此，在其提出的全球治理理念中，认为国家权力将会被彻底弱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管理职能应该由民族国家向全球范围扩展，即国家权力向上会向超国家机构转移，向下则会向公民社会转移。[14]上述理念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其一，超国家机构如何建立。在社会党国际看来，超国家机构主要是通过对现有的国际组织的改造而产生，例如对联合国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的改造，从这点来看，社会党国际全球治理的具体实施依然有赖于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制度安排。其二，公民社会的管理模式。社会党认为，西方议会民主方式是最有效的民主模式，这不仅在理论上回归到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也使他们的全球治理概念被西方主流理论所淹没。

第三，社会党国际全球治理实践仍然依赖于自由市场经济，其全球化纲领并不具有可行性。面对全球化的挑战，社会党国际在二十大和二十一大通过的《经济宣言》和《巴黎宣言》以及二十二大通过的《圣保罗宣言》、《社会党国际道德宪章》和《全球社会的治理——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中，阐述了社会党国际的全球化主张，主张实行全球治理。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机制，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其大部分政策目标根本无法实现。从经济学理论来看，全球化的外部性治理可以通过两种渠道：政府的公共政策与私人解决方案。根据社会党国际的阐述，自由市场制度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向，也就是说，只有在健全的自由市场体系下，交易费用为零时，市场本身才能够找到解决外部性的方法。因此，要解决经济全球化的外部性问题，必须有一个完善的社会制度——自由市场经济，这无疑又回到了“华盛顿共识”的立场。

从社会党国际提出的全球治理的理念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抽象的概念上，它抓住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问题，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在具体的治理政策上，他们所提出的措施并没有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无法正面回应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质疑。最明显的事例是，美国政府一直无视全球治理的概念存在，在美国政府公开的政策文件以及包括总统和国务卿等主要政要的演讲和声明中，基本没有对全球治理的清晰或明确的表述。

因此，要突破社会党国际所提出的全球治理概念，首先要接受和承认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维护经济全球化的良好势头。尽管目前经济全球化的内涵是以三种职能资本在国际市场的并存和跨国流动为主要形态，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与旧殖民体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相比，经济全球化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创造了最为有利的经济发展机会，这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面对经济全球化挑战时，采取了比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更为积极态度的原因所在。

其次，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事实已经表明，经济全球化能够包容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和制度差异。现实生活中民族国家的存在决定了各国政府既是国家利益的保护者，也是全球治理的主要参与者与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者，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所需要的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民族国家政府的职责是无法替代的。当然，在处理经济全球化的外部性问题时，非政府组织和不同层次的地方政府也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后，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所共同面临的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面对经济全球化应该形成新的共识。但这种新共识不是用一种文化替代另一种文化，用一种制度替代另一种制度，其核心问题在于摆脱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束缚，尝试在制度差异和文化多元化前提下，提高全球事务的参与和治理国的能力。因此，在多边框架体系下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15]，是构建全球治理模式的正确方向。这一方向的正确性在于，它是用依照经济全球化的新理念构建的新制度和秩序去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不是用现有的制度和秩序禁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由此可见，特朗普政府的战略选择只能说明美国对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秩序调整进入“瓶颈”期，但不能就此断言经济全球化发展面临终结。尽管中心国家放弃对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但从趋势上看，用全球治理的理念去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的根本方向不会改变，也正是在美国政府消极推卸国际责任和义务的背景下，中国政府积极倡导和践行的全球治理理念才更显珍贵。

[1] Bergsten, C.F.“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Economy: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for the Next Decade”.Peterson Institute, 2005.

[2] 特里芬：《美元黄金危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 奥林·戈莱比：《国际金融市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4]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 张幼文等：《要素流动与全球贸易》，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6] 斯蒂格利斯：《让全球化造福全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7] 贝格威尔：《世界贸易体系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8] 《20国集团峰会》，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2010。

[9] 周建明：《全球化与美国的战略选择》，载《世界经济研究》，2004(2)。

[10] 雷达、朱丹：《TPP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挑战》，载《国际经济评论》，2016(1)。

[11]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urGlobalNeighbourhood:TheReportoftheCommissiononGlobalGovernanc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12] 唐贤兴：《全球治理与第三世界的变革》，载《欧洲》，2000(3)。

[13] 孙君健：《社会党国际的全球治理思想》，载《河南社会科学》，2004(1)。

[14] Little, J.“Socialist International.Mission to Spain”.SocialistAffairs, 1976,26(2).

[15] 《习近平：中阿共建“一带一路”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06/05/c_1111000517.htm?prolongation=1。

(责任编辑 武京闽)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and Improvement of Global Governance

LEI Da1, YANG Lian-xing2

(1.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2.School of Economic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has been playing a significant part in world economic growth since WWII, yet it has failed to produce positive results in the new globalization trend even after several adjustments.Trump administration’s discard of exist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combined with his anti-globalization initiatives, reveals the doom of the old Order and calls for new measures to manage international affairs.Global governance was introduced by the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to target the issues like externalities and public products supplying of globalization process.Although by definition Global Governance goes beyo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t has not been accepted on global scale, and when it comes to taking actions to manage global affairs, it was overwhelmed by market fundamentalism and other mainstream opinions.This paper emphasizes that during the process to reframe and restructure the world economic order, global governance should be improved at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evel.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Euro currency market and Euro bond market; externality of globalization process

雷达：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杨连星：经济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晨晖学者(上海 200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