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强烈

贵州文学界的许多朋友都给我说起过“卢惠龙才情”，但当时对我来说应该属于“传说”。我第一次真正领略“卢惠龙才情”，是他1992年接任贵州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后，以极大热情和气魄出版“贵州文学丛书”，以及他为该丛书所写的那篇“总序”。

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离开佛罗里达，我终于回到太平洋西岸。海明威毕竟与我们隔着大洋，他的年代毕竟遥遥而去。中国文学历史绵远，自有辉煌。贵州文学也并不晦暗。在浮躁的社会变革中，我们的文学也有迷失、尴尬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记住海明威海蓝色的眼珠。他全身都衰老了，眼神却是坚定的，深邃的，透露出生命的力度。我们有理由获得支持。要有一种深藏于内心的信念：在这样的年代创作是绝对的荣耀！

我当时就被一种内在的力量震撼，便以《记住那深蓝色的眼珠》为题，把卢惠龙的《〈贵州文学丛书〉总序》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后来卢惠龙告诉我，有一位贵州青年、卢惠龙女儿的同学，准备到武汉长江大桥上自杀，恰巧读到了这篇文章，然后改变了主意。一篇文章居然挽留住了一位青年的生命，正如卢惠龙所说，我们都为这样的“奇迹”感到欣慰：证明这篇文章充满了一种内在的生命力量。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我的原因，与卢惠龙“失联”了20多年。等我“重出江湖”后，又从朋友之间听到关于卢惠龙的“新传说”：老当益壮，大器晚成。我只是在心里为老朋友点赞。直到不久前，我一位同样“失联”了20多年的朋友、当时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后来的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在他宴请的一众朋友中，我碰到来自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戴俊，这才通过戴俊当即与卢惠龙恢复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