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星

本书在复旦大学通识课“《三国志》精读”的内容基础上编定，选择以曹操父子、卞皇后及甄氏、何晏、华佗、诸葛亮、陆逊等人与乌丸、倭等民族国家的十篇传记为中心，深入浅出讲述三国的历史。与传统历史、史学史或通俗小说的讲法有别，作者于过去人们始终关心的政治、军事之外，更加重视文化、性别、民族等议题，在对《三国志》文本的具体解读中，借助政治史、女性史、文学史、思想史、医学史、民族史、东亚史等相应的视角，去复原陈寿笔下三国史绚烂恢弘的画面。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新刊

《三国志》讲义

戴燕 著

常利兵 冯玲

“洋犁入中土”：

晚清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的传播图景

近代科学技术不仅广泛应用于工业，也逐渐渗透到了农业活动之中，推动了农业科技的发展，于是产生了“科技兴农论”的农业发展思想。洋务运动的失败，也促使一些有识之士将目光回归到作为传统治国之本的农业上来，并再次掀起“重农思潮”，科学技术转而向农业方面拓展开来。而魏露苓著的《洋犁初耕汉家田—晚清西方农业科技的认识传入与推广（一八四○至一九一一）》（以下简称《洋犁初耕汉家田》）一书，即是对晚清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知识的传入与推广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研究的新作，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洋犁入中土”的精彩图景。

一

西方农业科技兴起于十九世纪，以机械化、电气化和农药化肥的广泛使用为特色。近代化技术使西方农业生产大为改观的时期，也正是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派出使臣处理外交事务的时期。出洋使臣们看到近代化农业科技的优越性，为之惊叹不已，并留下了宝贵的记录和评论等档案文献。《洋犁初耕汉家田》首先以“晚清使臣们对西方近代化农业的认识与思考”，叙述了使臣们初识的西方农业科技中以人力、畜力及蒸汽为动力的农具、近代化学肥料、优良品种、农业气象、农田水利、近代化温室、育种成果、外国丝茶业的挑战以及西方林、牧、渔的近代化理念。并且对先进的科学方法和管理方法及其对发展近代农业的重要性多有展现。但晚清使臣们对西方农业机械状况的观感也不尽相同。如在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天主教徒郭连城乘船赴欧，途经埃及，看到埃及引进的西方面粉加工机械装置，“火轮”的力量大大超过了“水轮”时，感到惊讶和不可思议。而像张德彝等人，看到美国的粮食储藏、运输机械化和英国的各式农业机械图纸，在感到惊奇之余，也认识到了农业机械化的先进性。还有一些使臣则担心其不合国情，不敢轻易引进。薛福成就指出：“中国人民之众，十倍于各国，议者谓：若广用机器，不啻夺贫民之生机，使之不能自食其力；故西洋以善用机器为养民之法，中国当以屏除机器为养民之法。”（32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晚清使臣对西方农业机械化仍存有的戒心，担心其会冲击中国劳动力市场，影响到社会稳定。在作者看来，晚清使臣对近代农业科技的认识并不全面，究其原因：一方面与外交使臣的知识结构有关，他们是在“经史治国”的教育理念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官吏，未曾接触过近代西方科学，在理解时难免不知其然；另一方面，由于职业和职责限制，早期使臣出洋主要是办理外交事务，而非专门考察农业，所以他们对西方农业科技的认识带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其所见之记录也带有一定的选择性。虽然外交使臣的记录不是西方近代农业的全貌，但却为国人了解西方农业科技提供了一个窗口，对近代农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关注农业科技的同时，晚清使臣也注意到了西方近代化农业的组织与管理。包括西方发达的农业机构设置、机构人员职责；有利于近代化农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对外经济政策、保护农业资源和鼓励发明创造政策；以及规范的学制、课程设置以及配套的实验室、试验场等近代化农业教育体制设置等。具体来说，在使臣载振、唐文治的《英轺日记》中，就详细地记载了大洋彼岸美国农业部的各部门职能，堪称晚清时期有关农书作品中记录最为详细的一部书。当时美国农业部设正卿、次卿各一人，掌管农业部一切事物；总办一人，负责本部书记以下员役及本部杂务；委任司一人，“承正卿命司本部与所属各官迁调、委派、裁撤之事及其公牍、文凭”；股长六个，天文、畜牧、植物、森林、化分、辨土股长，分管畜牧、瓜果、森林、化学、土壤等具体事物；总办八个，分别为验虫、体物、支应、纂修、记录、外国商场、书藏、道途司总办，管理病虫害防治、财政费用、书籍报刊纂辑、国内外农务畜牧情形、推广本国农产、书籍购存、教育农事等各项工作。可以说，美国看似庞大的农业机构，却分工明确、职能清晰，表明其农业生产与经营活动已从传统模式转向近代化阶段。为了促进农业近代化发展，西方国家近代农业组织机构设置之外，同时还制定和调整了与资本主义农业相适应的一系列现代政策。毋庸讳言，西方近代化的农业政策顺应了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具有相对于传统农业模式的优越性。而西方近代的农业教育体系，也多为出洋使臣们所关注。早在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外交家郭嵩焘在法国巴黎就考察了名叫“阿尔格立据尔堵尔”（agriculture）的“学馆”，即农学院。他在日记“所游历各学院”中，分别对农田机器图式院、地质土石院、谷种院、格致院等进行一一介绍，还记载了农学院的院系与课程设置等。而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外交使臣戴鸿慈也在《出使九国日记》中记述了他参观丹麦、德国和美国的农业大学或综合农学院时所了解到的内容，如丹麦农务学堂共分农科、兽医科、花草科、森林科和量地科等科目类别，而且各科目学制年限也有统一规定。认为美国“干尼路大学校”（康奈尔大学）设置有植物园、奶牛所、兽医学陈列室等，具有较强的农科学专业实力。综合来看，晚清出洋使臣所记录和介绍的有关西方现代农业政策及农业教育知识，对近代中国新式农业科学教育的兴起有较大的影响。

二

尽管洋务运动以破产而告终，但是随着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知识的不断传入，逐渐触动了晚清中国重农思潮的兴起。朝野中有识之士多认为有必要引进国外先进的农业技术，以重振中国农业新态势，最终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次次初具规模的推广实践活动。《洋犁初耕汉家田》重点对翻译西方农业科技著作、兴办新式农务学堂和农林试验场等做了论述，以体现晚清西方农业科技进入中土后的传播、推广实践及影响。

西方近代科学多是以实验主义和抽象理论构建为特征，这也体现在其农业科学知识的生成中。所以，在晚清翻译成汉语的农学专著中主要包括植物学、动物学、寄生虫学、真菌学、蚕体解剖学、蚕体病理学、土壤学、气象学以及林学等农学各专业的基础理论著作。与中国重实用轻理论的传统农业知识相比，作者认为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知识具有三大特点：第一，理论性强、近代化程度高，而且也是当时中国所缺少的生产技术。第二，不易推广传播。因为一些近代农业技术在实际操作层面与中国传统农业技术大同小异，所以有的人不愿花费时间去学习，加之有些工匠已习惯传统技术，对西方技术也表现出了比较轻视的态度。第三，还有一些技术的推广与中国国情不相适应。如一些园艺品种，由西方移植到中国来后无法适应中国的土壤和气候。可以说，西方近代农业科学理论知识能否被接受，就不只是一个单向的介入过程，更重要的是与当时晚清中国的教育水平和农业生产的实际需求相关联。因此，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当时虽有大量的近代农业理论知识与实践被译介至中国，但在短时期内却未必有很明显的成效。

在译介西方农学知识的同时，各级官员也开始建立“农务学堂”和“农事试验场”，成为晚清西方农业科技推广的另一实践活动。其中较有影响的则是近代农业学堂建立和农业教育兴起、发展。一八九八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变法，倡导“新政”，改办学堂，教授西学，并创立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将农科设为该学堂的一个分支学科。与京师大学堂同年成立的农务学堂还有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湖北农务学堂”和杭州知府林迪臣在杭州创办的“浙江蚕学馆”等，这些均是近代中国最早产生的一批农业专科学校。在湖北农务学堂中，张之洞召集绅商士人中有志于农学的人进学堂学习，聘请美国农业专家白雷尔去做教习并筹办学校的试验场。应白雷尔的要求，张之洞改变了之前只招官、绅、商的孩子的做法，开始招收农民子弟来农务学堂接受教育，还把学校迁到农村，以减少城市对他们的诱惑。到一九○○年，罗振玉接手湖北农务学堂，对学堂进行一番整治，加强了对学生教学与纪律的进一步规制和管理，尤为注重制度化建设。湖北地区积极推广农业近代化教育实践，与其他省份相比，湖北农业科技知识的近代化发展之所以后来能够处于比较领先的水平，应该与当地早期的农务学堂办学和农场试验直接相关。

此外，各地开办的农事试验场既是中国近代农业教育的机构，同时也是直接试验和传播最新引进的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知识的机构。从一九○二年至清亡的几年时间里，大大小小的农林试验场陆续兴办，既有全国性的，也有省属和府州县等基层的试验场。这些试验场，有政府出资办理的，也有绅士或其他人员资助或集资兴办的。农场的科研实验活动主要在化肥、农机、作物良种、畜禽良种、蚕桑技术、林业技术等方面。这些试验场依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试验，推动农业科技知识的普及和传播。晚清传入的西方近代农业科技还被运用到农、林、渔各业以及丝、茶和粮油加工等行业，于是出现了很多与农业有关的公司，如灌溉公司、垦殖公司、渔业公司、蚕桑公司、茶务公司和农产品加工公司。他们较传统小农经济而言，呈现出了规模化、集约化和专门化的特点。虽然其在生产者中所占比例较小，经营理念也不太成熟，但却为西方近代化农机技术的引进与实践贡献了力量，也为西方农业技术在中国的推广起到了一定示范作用。

另外，在新式农务学堂与农事试验场的创办过程中，还形成了一种官绅联合推动的局面。在新的重农之风影响下，一些官员们积极献言献策，上报朝廷，督促所辖地方的下级官员深入乡村中抓农业技术的推广和传播。还有许多地方官员，为官一方，与当地的地方精英合作创建基层农务学堂或讲习所。如罗振玉领导东文学社，组织编辑发行《农学报》，将西方近代农业科技介绍到中国，地方官员号召订阅、传播。还有的官员利用出国人员的关系，购买最新的农书和仪器带回国内，供推广农业科技之用。可以说，各级官员的推广引介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西方农业科技知识开始日渐深入到了中国乡土之中。在传统乡村社会中，乡绅们在帮助政府行使部分统治机能和维护乡村秩序方面起着中介作用，向农民推广西方近代农业技术离不开地方精英们的力量，于是他们成为农业科技知识传播和实践的主要组织者。他们一方面向政府提供土地、出资购买幼苗和近代农业书报，如广东农林试验场在兴建时，粤绅张振勋向当地试验场献出八十亩，还有些绅士出资购买农学书报，义务向乡民宣传新理新法，然后筹款搞示范农田，让农民看到效果后再模仿；另一方面则协助地方官员组织办学、讲解、试种等实践活动，如江西新昌的绅士在该县创办了农务分会，邀请各乡的绅士，组织农务分所，讲习近代化农务知识；山东阳谷县的绅士，把《农学报》中有关生产方面的知识向乡民进行讲解。此外，为了进一步加大传播的范围和力度，地方士绅还积极利用基层组办的农业学校和试验场，通过兴办演说会等方式将西方近代农业科学知识展示给农民，并给他们送去了苗木和良种，作为推广之用。河北省丰润县县令将当地的旧式学校“浭阳书院”改造成新式学堂—“天算格致小学堂”，设农科，订购《农学报》，邀请当地绅士阅读报纸，并要求他们用通俗语言向农民传授西方近代农业知识。还有奉天在建成农业试验场和农业学堂后，兴起了重视和学习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的新风气，由绅商合办，搞起了“农事演说会”，向农民讲述农业知识。这类演说会，可以弥补农民因识字率低造成的学习新技术上的不足，同时还有助于学习西方农业科技知识之风气的形成。

三

当然，我们对近代西方农业知识传入中土的历史过程也不能想象得过于单一和线性化，事实上可能是一个复杂多变交织的综合演进过程。就像作者在书中所论述的，晚清赴欧美、日本处理外交事务的使臣们亲眼看到了西方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农业管理机制。这些都是他们在启程之前不曾想到的，甚至也是无法想象的。面对西方社会之繁荣景象，使臣们自然会感到震惊和慨叹。他们的所见所闻，虽然事实上大多只是走马观花，但足以让他们增长知识，认识到学习、引进西方农业科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以，在清末国内掀起了学习近代西方农业科技的重农思潮，也就不足为奇了。随着各地农业试验场和农业学堂纷纷建立，对先进的西方农业科技进行了探索性的学习和推广、实践。尤其是农务学堂和农业试验场作为一定的组织实体，在工作之余还能够为附近农民提供相关咨询服务，遂使得农业科技风气日渐开启，进而为更大范围的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的传播和深入建立了通道。可以说，由于晚清政府的倡导，特别是一些有才干的官员，积极致力于提倡和学习推广西方农业科技，而作为地方精英的士绅，则起到了上传下达的重要作用，使清末在推广农业技术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概言之，晚清学习西方农业科技知识过程中出现了历史上的“两个第一次”，实现了“一次突破”：首先是第一次以发达国家兴办农业教育的经验和办学模式为样本，建立起高、中、初三级近代农业教育体系；其次是第一次把西方近代农业技术送到乡村社会，让农民看到了与祖宗之法截然不同的生产技术，起到了开启民智的作用。与此同时，在传播和推广西方近代农业知识中突破性地产生了一些农林企业，这也是农业经营模式上的一大进步。

但是，相对于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而言，以上的推广实践成效并不足以改变晚清中国农村、农民和农业所面临的落后现状。从内在原因来看，首先表现在经济方面。晚清中国积贫积弱，再加上不平等的贸易关系和巨额的战争赔款，导致国家财政赤字极为严重，因而对农业的投资很少，影响到了近代农业科技的推广与发展。其次是人口问题。中国人口众多，人地关系紧张，传统农业又多讲求精耕细作，而以节省劳动力为特点的西方近代农业机械化在传统中国难以推广开来。第三则是观念问题。传统中国民众乡土观念浓厚，固有的小农私有和保守心理，在客观上也阻碍了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的引进、传播和推广。最后是基础建设方面。近代以来中国基础工业和设施建设处于不发达状态，相对于西方先进工业基础则薄弱、落后得多，没有相应的强大工业基础做保障，以致限制了近代化农业科技知识的进步和发展。另外，还有一些外在原因也影响到了晚清西方农业科技知识的传入和推广。如，当时引进的近代农业科技知识，其理论化程度相对高深、抽象，理论性往往大于实用性，而且在操作技术层面又与传统中国农业技术在表象上似乎差别不大，从而影响了农民的接受程度。在译介西方农学知识的过程中，因翻译水平和中英文词汇对接使用的限制，使得近代农业科技译名生疏，显然也会给传入和推广过程造成很多的不便。除此之外，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知识也有一定的地域性限制，有些先进农业技术未必适用于中国的乡土社会，于是对于刚刚传入中国农村的西方农业科技，在推广时难免出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机械僵化的教条主义，所以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影响了其效果。

清末中国，由于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学习西方农业科技方面难免走马观花，西学知识的传入更多体现为一种启蒙状态。而真正意义上将西方农业科技知识由引介到本土化发展，则在民国时期。大致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间，中国的近代化农业科学技术基本走完了从启蒙到体制化的过程。今天再来回顾这一段农业科技发展的历史，探讨技术的社会性，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及中国革命的现代性同样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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