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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日本遣唐使的人员构成

2020-03-18韦婉

文教资料 2020年34期
关键词:使臣留学生

韦婉

摘   要: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繁华和开放的朝代。当时以开明的民族政策和开放的人才政策,吸引了许多的朝圣者和学习者。遣唐使作为传播唐文化的载体,将唐文化输入日本,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同时为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大的贡献。研究其构成及唐政府的管理,对当今世界一体化交流颇有裨益。

关键词: 使臣   留学生   留学僧

遣唐使起源于隋朝,兴盛于唐代,故而得名。历史上,东南亚各国都曾经遣使于唐以期学习并吸收唐朝先进的经济、政治及文化成果。遣唐使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对盛唐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盛唐一代,遣使中华成为一种潮流,其中尤以日本的遣唐使为甚,史载多达十余次,规模最宏大,使中国唐代文化的传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唐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地位较高的时代,唐朝以先进的政治体制、经济和文化政策吸引了周边的国家,其开放兼容的外交政策和大国的气度、风范使得“万国来朝”。其中,学习唐朝的主力是日本和朝鲜。“为了学习当时先进的中国文化,日本官方不断派出‘遣隋使和‘遣唐使,在当时已成为日本的既定国策。日本历史上称之为‘祖先之贻谋,也称为‘祖法”。遣唐使是日本政府为学习先进的唐文化而组织的大规模官方使团,有别于一般的使节往来,又区别于一般的民间往来,具有时代的特殊性。由于遣唐使的任務主要是学习与引进唐朝的先进文化与技术等,因此成员大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很多人都精通汉话,方便迅速适应新的环境,更快更好地学到先进的知识,这些人或为博学之士,或为专精之才,并且在风貌、风度上都较出众,代表日本国的形象。随着渡海西行求学目标进一步明确,遣使队伍逐步扩大,学习内容由最初的唐法律令转向各个领域,遣使人员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以663年的白村江海战为界线,遣唐使可以分为两期:前期多集中在七世纪,规模较小,人数也较少,一般只由2艘船组成,成员仅有250人左右,后期从八世纪初至九世纪末,即从第六次遣使开始,使节团的规模明显扩大,仅使船就有四艘,使节也增多了,随行人员更是多出近一倍。根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的考证,日本在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至昭宗乾宁元年(894年)期间,随十三次遣唐使入唐的留学生和学问僧就有149人。此后的几次遣唐均派出了大批的随行人员,多达五六百人。

一、使臣

遣唐使团中大体可分为使臣和随行人员两部分,具体可再分。使臣中一般有大使一人,副使一人,只有孝德天皇白雉四年(653年)派出大使、副使各两人。有时在大使之上还另设置执节使和押使,除了大使、副使之外,常设的使官还有判官、录事各一至四名,总称为遣使四等官。大使、副使、判官、录事构成了使节团的高层,是使团的领导核心,肩负着沟通唐朝与日本两国政府间的信息,交接留学人员等使命。大使、副使的选择非常严格,大多选择学识渊博、通晓经史、汉学造诣深厚、擅长诗文且相貌、神采、举止等方面十分出众的好学之士充任。除了对大使、副使的要求严格外,判官、录事作为协从,选择也十分谨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玄宗时期的几位判官与录事。这一时期的判官和录事多为唐日混血儿,如,日本入唐僧辩正与唐女之子秦朝元,阿倍仲麻吕的随从羽栗吉麻吕与唐女之子羽栗翔、羽栗翼等,不仅精通双语,而且掌握较先进的科技知识,加之生活在各种异元文化交融的环境之中,因而在中日交流中常常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唐代,遣唐使的繁盛期不仅表现在人员和船只的数量上,还体现在遣唐使及随行人员中,其中仪容端正、功绩卓著之士多而令人敬佩。这些人中有:才华和端正的仪容受到了高度赏识的粟田真人、大伴古麻吕,后留在唐朝获得荣升的藤源清河等。

二、随行人员

使节团中除了使臣外还有数量众多的随行人员,这些随行人员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航海人员,有知乘船事、船师、船匠、柁师、挟抄、水手长、水手等,主要是负责船只的航行与安全的专业船员,都具有丰富的航海经验;第二类是负责日常事务的译语(即翻译)、主神(神官,主要负责祭祀与朝拜的专人)、医师、阴阳师(通灵者,据说拥有与灵魂对话的能力的异能者)、画师、音声长等各方面的专业人员。以上两类人员主要是为了航海安全和处理日常生活事务而配备的,主要任务是运送遣使四等官和留学人员。第三类是史生(史官)、射手、音声生、杂使、玉生、铸生、细工生(细工匠)等负责杂役及手工业的人员,这类人员即旅途中的劳作者,同时为学习各种技艺而来,主要学习生产生活技能,特别是手工艺技术。随行人员中的第四类同时是最主要的、人数最多的就是留学人员,即留学生、学问僧及后期的请益生和还学僧,包括他们的仆人和随从,有时还配有棋艺能手等。据《旧唐书·宣宗纪》记载,日本王子随遣唐使入唐朝朝贡方物,宣宗设宴款待,并表演歌舞百戏等聊以助兴,因为王子擅长棋弈,宣宗即令侍诏顾师言与王子对弈。顾师言是唐朝的围棋国手,棋弈十分了得,但是碰到日本王子这样的高手,要取胜也并非易事,最后经过一场艰难的厮杀,顾师言险胜。由此可见,当时日本的棋艺水平已经接近于唐。

三、留学生

因为遣唐使的绝大多数或主要目的是学习唐朝的文化,学习的主力人员是这些留学人员,所以遣唐使的重要任务可以说是迎送留学人员。日本的留学生大都由国家推荐,多为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中层官僚子弟,与日本的皇室、皇族及朝廷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初留学生的人数并不是很多,但是学成归国后基本都受到了朝廷重用。后期遣唐使规模增大,留学生人数略有增加。这些留学生利用在唐朝学到的知识为日本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与他们入唐学习的目的达成了一致。例如,膳大丘在回国后,被天皇任命为日本大学寮助教,大大推动了日本奈良时代儒家学说的发展;吉备真备在长安苦读十七年后回国,由于学识渊博而被任命为右大臣,成为日本留学生回国后任职最高的一个。他还采用汉字的楷体偏旁创造了日本的新体文字表示法之一的“片假名”,对日本文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橘逸势虽然因为不精通汉语,而未能进入国子监学习,但他在长安拜访明哲柳宗元,并且跟随他学习书法,与很多文人结下了良好的情谊,最终成为日本精通书法的三笔之一。大和长冈在唐学习了十七年的律令刑制,成为日本律法界的权威,并与吉备真备共同删订了律令二十四条,对唐律引进日本并被日本吸收和应用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留学僧

留学僧主要是指唐朝时期日本派遣到中国学习佛教学问和专业研究的僧人,主要分为学问僧(长期)、请益僧(短期)和还学僧(短期),入唐的人数远大于留学生,总数约是留学生的三倍。学问僧指的是长期学习和在中国深造的僧人,他们入唐后的主要活动是朝拜圣迹,在各大寺院中寻师求法,参加各种佛事活动,收集各种佛经、佛画、佛具等佛事器物,并了解佛教的各种宗派,将其介绍回日本,除了参与与佛事有关的活动外,学问僧们还和一些中国文人交往,学习儒家学说等。这些学问僧在中国学习的成果是十分显著的,他们长期学习和钻研佛法,把中国的佛学佛法传播到了日本及其他周边地区,为佛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较著名的有道昭、道慈、灵仙等。道昭曾在长安师于玄奘,向玄奘法师学习法相宗,并在回国后建立了禅院,开创了日本的法相宗。道慈在长安研习三论宗长达十七载,深得教义精髓,颇得唐帝赏识,曾被选入唐宫廷中讲解经文。他回日本后,以西明寺为蓝本改建大安寺,并于寺中宣讲三宗论,十分有名气。灵仙入唐七年后在长安的礼泉寺担任翻译佛教的“笔受”,后又成为译语。笔受和译语都需要很强的翻译能力,灵仙凭借对唐音及梵语的精通成为唯一参与唐朝译经事业的日本僧人,足见学术知识之高。这些学问僧不仅带回了知识,还带回了大量的佛学经典著作,为日本佛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天长元年(824年)滋野贞主奉敕编纂类书《秘府略》一千卷,可想而知日本国内收藏中国书籍之丰富。

留学生与学问僧由于学习内容较多较广,因此在唐停留的时间较长。到了唐中后期,跟随遣唐使而来的还有做短期学习的请益生或请益僧,这些请益的学生或僧人均在某个学术领域颇有造诣,到中国只是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还学僧则是为求解某些专门的疑难问题而来的,由于他们的目的明确,问题专业,只需专人回答解惑即可,待问题解决之后随着遣唐使一同返回故国,所以一般在唐停留的时间较短。

五、唐朝对遣唐使的管理

唐朝的机构中有专门管理外事的鸿胪寺,留学生一般归鸿胪寺统一管理。《大唐六典》卷一八《鸿胪寺》条载:“馆而以礼供之。”由此可知,这些留学生在唐的地位相当于外宾,享受的待遇也是较优厚的。唐政府对留学生的管理较全面,除了学籍登记外,还囊括了衣食住行,留学生们四季都能收到政府统一发放的衣物及粮食,不仅如此,政府还会定期给留学生赏赐绢帛,补贴生活。留学生主要学习的地方是国子监,主要学习的内容涵盖天文算术、经史子集、阴阳历算等学术知识及诗歌、舞蹈等艺术知识。唐政府对留学生的留学期限并不作规定,留学生可凭自己的意愿选择去留,如选择回国,回国的路费由唐政府提供。留在中国的留学生们也可以通过科考的方式考取功名,做官任职。唐政府考虑到留学生们的理解认知差异,特别设置了相对简单的宾贡进士考试,对留学生在科考方面给予了极大的照顾和鼓励。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很多留学生中的佼佼者都在唐朝谋到了官职,并担任了一些重要职务。其中最出名的是阿倍仲麻吕,他在长安学成之后,留任长安,通过出众的才华得到赏识,官至秘书监,主要掌管唐朝的文化事业,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推动者。唐朝对于留学生的各项鼓励政策,为当时的东亚各国培养了大批的文化人才,并且通过与遣唐使的交流将唐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特别是东亚地区,推动了整个东亚地区的文明发展及文化进程。

唐政府对这些遣唐使者们的友善政策,中国各阶层人士对他们的平等相待、团结共处,吸引了大批留学人员及遣使团。遣唐使团中的各类人员到达中国后,竭尽所能学习唐朝的一切先进制度、文化与技艺,收集各种有益的书籍、器物和工艺品并带回日本。他们回到日本后,将所学知识运用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并结合日本本土的实际情况作出调整,构建起符合本民族特性的文化体系,推动了日本的发展,使整个日本社会逐步摆脱了迷信神话和巫术的时代。遣唐使们在输入唐文化的同时,也输出了本土的文明和文化,这些外来的文化被唐人取其精华,融入华夏文化,丰富了中华的传统文化。长期居住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和留学僧们,与中国文人墨客、得道高僧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参考文献:

[1]余又荪.隋唐五代中日關系史[M].台湾:台湾商务馆,1964.

[2]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刘咰,等.旧唐书·宣宗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M].吴玉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5]释园仁,著.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等修订.入唐法巡礼行记[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

[6]韩昇.遣唐使和学问僧[M].北京:中华书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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